说起来也是有缘，我曾经去过一次赤坎。那是2016年的春天，我去广州开会，朋友问我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其时我刚刚看过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对电影里面的碉楼印象深刻，一查取景地，原来是赤坎。于是就说去转转吧。驱车过去并不太远，那天天公作美，还下了点蒙蒙细雨，在清冽的寒气中看了几座碉楼，转了几条小巷，也参观了著名的钟楼和司徒氏图书馆，然后在一家简陋的大排档吃到了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吃的煲仔饭——鳝丝煲仔饭，至今让我念念不忘，每一想起就不禁口舌生津。我游赤坎只有大半日的时间，当然只是走马观花，但仅从朋友只言片语的介绍以及目睹的并不完整的建筑景观，已经震惊于赤坎的历史与人文，直觉这背后有说不尽的故事和写不完的传奇。从写作学的角度看，这是一座题材和故事的富矿。所以当我听说作家熊育群要写一部以赤坎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小说，一方面觉得他颇有眼光，另外一方面也对这部作品有了不一样的期待。2022年岁末，熊育群完成了这部作品，名之为《金墟》。（1）部分章节发表于《花城》《作家》《当代》等重要文学期刊，获得了关注和好评。我也在第一时间读完了这部作品的全稿，我匆匆一游的赤坎终于在熊育群的笔下获得了全面且丰富的表达和形塑。对我来说，这一次的阅读是一次更有深度、有价值的旅行。

　　一 虚构与非虚构

　　熊育群在《金墟》的创作谈里首先就谈到了自己的困惑：“长篇小说不同题材创作手法完全不一样，几无经验可循。赤坎之神奇，我欲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创作，动笔时却陷入了沉思：赤坎历史和现实的勾连如此梦幻，如果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魔幻反倒失真了，缺乏力量感。另外，我踌躇着，用不用真实的地名、家族名和现实事件：不用，会失去很多精彩的内容，特别是小说求‘真’的品性、真实的气息；用的话，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中人和事的关系，我可能会被卷入现实的矛盾中。再者，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又将如何处理？”（2）熊育群的困惑其实是这些年当代小说写作的普遍困惑，一方面随着“非虚构”的兴起，作者和读者都对材料、调查有着更高的兴趣和要求，这也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非虚构”的层面，往往又难以完成审美的飞跃，“非虚构”容易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事实，而无法完成小说作为“人类心灵秘史”的要求。实际上，对“虚构”和“非虚构”做一种人为的划分伤害了当代写作的综合性，我曾经在一篇长文中专门指出：“‘非虚构写作’其实有两个指向，行动指向的是经验，而经验却需要想象力来予以激活和升华，这里面有‘非虚构’和‘虚构’的微妙辩证……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不仅仅是虚构’。它需要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借助虚构和想象力。”（3）也就是说，在理想的写作中，“虚构”与“非虚构”应该是互为依托，互相成全，最终互为一体。熊育群所谓的“抹去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大概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在《金墟》里，“非虚构”的元素不但体现在真实的地名、景观、族群，更体现在历史的细节。为此熊育群做了大量的深入生活、调研考察的工作：

　　最初的采访我并非目的明确，但凡重要的都想了解。一年多时间，我走访华侨村，跟随渔民海上捕鱼，有时凌晨四点起床，到新郎家参与婚礼仪式，有时跟道士半夜来到河边送鬼魂，参加建房净土仪轨，还跟道士做亡人道场……

　　采访砌匠、灰塑大师、烧窑师傅等各种人物，在工地看砌匠如何砌砖、拼图；跟随灰塑工艺大师，徒手爬上高高的坡屋顶，看他在屋脊塑出花鸟虫鱼；远寻窑址，在白沙水边废弃重又修好的窑里，观看烧窑。

　　旧金山、洛杉矶是两个家族最早的落脚地，我深入美国西部华侨家族走访，住进华侨家里，登上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来到百年前华侨工作与生活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遗址……（4）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一位协助熊育群在赤坎调查采访的人通过旁观者的视角也记下了这些“非虚构”材料获得的艰辛。（5）正是有了这些扎实的第一手采访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式经验，熊育群获得了《金墟》的物质架构和情感共鸣，并以家族故事的“虚构形式”将赤坎的百年历史转化为长篇小说。由此小说里面出现了两种叙事声音，一种声音是讲故事的人的声音，他带有偏见、立场和情感的投射，是一种相对主观的声音；一种声音则是“调查者”的声音，他执着于真实、细节和具体，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互相缠绕，高低应和，贯穿了整部长篇作品的始终。这正是“虚构”与“非虚构”在小说叙述学层面的体现，在这一点上，《金墟》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范例。

　　二 历史与当下

　　《金墟》以赤坎古镇的兴衰发展为叙事主线，“着重写了兴于民国十五年和新时代的两次赤坎城镇建设，以司徒氏两代人，主要是司徒文倡和司徒誉两位代表性人物贯穿起来，写出了两代城建的艰难和业绩。历史上赤坎墟第一次兴起于明代海上走私贸易，第二次兴起于关氏牛墟和司徒氏东埠市场，第三次依靠华侨兴起于民国十五年的城市建设，三起三落，直至新世纪来临的再次兴盛。在新的历史时期，赤坎将按照浙江乌镇模式进行旅游开发，打造起一座新的百年古城，定位为中华历史文化名镇复兴新标杆，建设成为富有侨乡特色的智慧小镇、绿色小镇和人文小镇”。（6）历史虽然长达百年，但《金墟》没有主次不分，而是将重点落脚于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司徒誉的曾爷爷司徒文倡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收到家乡贤达的邀请，从广东省建设厅离职，回到家乡主持赤坎的城市建设。第二时段是司徒誉在新时代——根据小说中所言的碉楼申遗成功三年的时间来推算，大概是2010年——担任赤坎镇镇长，主持赤坎镇文化改造项目，试图将赤坎打造为世界级文化旅游胜地。“要点是突出华侨和华侨文化，把赤坎打造成华侨文化地标，按世界级的文化休闲旅游地标准来开发，把它建成粤港澳文化旅游度假中心。”

　　从历史背景来看，选择这两个时段颇有深意。第一时段的1926年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关节点之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并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经济繁荣期，其中尤其以广东、上海的发展为甚。《金墟》对这一时段的书写不仅仅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司徒文倡的生活经历，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做了勾连，如宋教仁被刺、省港大罢工等。这些构成了司徒文倡返乡的动力，他目睹了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腐化，觉得在当时的“体制”内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试图换一种方式。司徒文倡的思考和选择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子夜》做一对读，茅盾痛切于民族资本无法真正改变中国，拥有“骑士”气质的资本家吴荪甫最后功败垂成。作为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的司徒文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同样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转而寻求其他的道路。在《金墟》中，他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家乡为自己的最终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司徒文倡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道路选择，也暗含着一代人的人生进路。第二时段的核心人物是司徒誉，与他的曾爷爷司徒文倡不同，司徒誉担任镇长，具有合法的法理身份。他不仅仅是以司徒家族后人的身份来主持赤坎的开发重建，更是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代表着国家意志来对其进行规划。这是《金墟》重心的重心。通过这一重心，《金墟》锚定了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规划远景，如新城镇建设、绿色环保发展理念、大湾区核心区域建设等。

　　无论是司徒文倡在20世纪20年代的赤坎建设，还是司徒誉在21世纪初期的赤坎改造，其内在的理路，都是赤坎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城市构成了现代化的基石，在现代史上，巴黎旧城的改造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开端：“奥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重新设计巴黎城市空间……在奥斯曼的手里，巴黎出现了惊人的改变，在景观与功能上，都成为一座旷世新城。……奥斯曼—巴黎现象，是现代性登场的典型一幕。”（7）赤坎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虽然无法和巴黎相比，但是享有共同的现代性理念，通过对旧有城市或者乡村的重新建设和规划，完成小到一栋建筑，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司徒文倡和司徒誉的行为由此具有了互为镜像的意义，虽然相隔了四代人，跨越了80多年的时间，但对现代化的追求却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司徒誉的新规划具有了一种象征性的“重复”意味。柄谷行人对历史的“重复”有着敏感的认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暗示了一种历史的重复性，但历史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得以“进步”。（8）司徒文倡和司徒誉虽然重复着“现代化”的热望，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困难，比如协调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的矛盾，比如建设过程中面对的琐碎沉重的日常工作，甚至包括复杂的人事关系带来的伤害。但是，在历史的变迁中，主体已然有别，相对于司徒文倡，司徒誉更是一个21世纪的新人，他回望历史但不被历史牵绊，他执着当下但目光深远。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司徒誉这个人物，《金墟》将当下延伸到了历史，同时又从历史里生长出了新的当下。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现代化正是在历史与当下的互搏中不断地成长和完成。

　　三 “到世界去”与“寻根”

　　在《金墟》中有一段司徒文倡漂洋过海远赴美国的描写：

　　船一进入太平洋，司徒文倡想的全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大海让他感到恐怖。蒙鸿初开的世界，人比尘埃还要微小，船如汪洋一片中的落叶。日头从升起到坠落，也跃不过海的疆界。每天天亮一睁开眼睛，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模一样的。夜晚，满天星斗“刷刷刷刷”随船移动。司徒文倡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控制，脑海反复出现“天地不仁，以万物如刍狗”，又想到一首儿时唱的歌谣：“水路先从上海过，横滨过了太平洋。烟云黑暗鱼龙啸，洪涛大浪水茫茫。人在船中齐颠倒，劳劳碌碌打秋千。头晕目眩心中闷，频频呕吐不成眠”。

　　这一段描写充分体现了司徒文倡对大海的“不适应症”，这种不适应症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另外一方面可能更是文化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大陆、平原和内河为中心，并形成了以“乡土”为信仰的书写谱系，直到现代，中国的精英知识者们才意识到这一以“乡土”为中心的文化结构的偏颇，开始了睁眼看世界，同时也积极地走向世界。但实际情况是，在民间，因为生活的压力，“到世界去”一直绵延不绝，广东、福建等地区借着近海的便利，一代代人远赴南洋、西洋，务工、经商、开埠拓市，形成了规模庞大、地域广阔的华侨部落。《金墟》中赤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赤坎人“到世界去”的历史，只是这一段历史往往被湮灭在“现代化”的宏大叙述里，里面的悲伤、痛苦、无助也在时间中被稀释。《金墟》通过一种“非虚构”的方式将这一段历史又推到了我们面前，这不仅仅扩大了当代小说写作的地理版图，将传统以乡土为中心的家族叙事拓展为“乡土”与“海洋”的互补，同时也呈现了赤坎作为一种文化样本的意义所在：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交融中，赤坎才得以葆有其生机和活力。

　　司徒文倡远赴海外其实是一种被动行为——这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同构的，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也是在近代被动“卷入”现代化的。但到了司徒誉这一代，虽然同样要“到世界去”，却已经化“被动”为“主动”，化“客体”为“主体”，司徒誉虽然对大洋同样有着不适，但这种不适已经完全是生理性的了。从文化的角度看，他充满自信，相信赤坎的文化改造能够最终得到各方的支持并顺利完成。先辈们的背井离乡、四海飘零在今天也已经不是问题，正如小说中所对比的：“他（吴容志）又拿自己举例，他来开平办厂的时候，太太坚持带女儿去美国读书，后来移民美国。他的情况跟司徒誉非常相似，太太去了美国，他在开平建瞻园，互不影响。他现在是洛杉矶、香港和开平三地跑，一样生活得很好很充实。”中国（人）已经不仅仅是“到世界去”，其实已经“在世界之中”。从司徒文倡到司徒誉，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扭转。

　　无论如何，历史真实又痛苦地发生过，并留下了召唤的结构。“到世界去”也就意味着可能的“返乡”和“寻根”。在《金墟》的开篇，关氏家族的后人关忆中在赤坎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似乎感觉到了“重重的秘密”，而这一秘密其实和他的名字有关——忆中——回忆中华、思念故土。这是一代人的“寻根”情节，关忆中在赤坎找到了他的家族、血脉和文化之根。如果仅仅是关忆中回到赤坎寻根，这寻根难免有点单调且容易落入窠臼，《金墟》意识到了“根”的流动性：“司徒天宇问‘何谓华侨’，当中国人都分布到世界各地了，很多人四海为家，就不再是从前的华侨概念了。”“寻根”由此变成了复线的行为，不仅仅是关忆中从海外返乡寻根，同代人的司徒誉则逆向而行，从赤坎出发，去寻找散落在海外的亲人之“根”。“寻根”不再是单向度的、固定不变的、以传统为旨归的，而是流动的、迁徙的，以不同文化的交融互惠为指向。小说尤其叙述了司徒誉在天使岛、唐人街、各种公馆会所里对家族先辈足迹和事迹的追寻。无论是司徒族还是关族，通过血脉、族谱和文化，建构了一种小说中司徒誉所谓的“秩序和文明”。正如司徒誉充满感情的表白：

　　全体族人参与了这一场生命的大书写。这是一种世代约定，我认为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文明。前人定出班派，后人执行，这种约定和期许超越了时间和生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司徒氏生命延续过程，我们的血脉在一代代传递下去。这也是社会秩序的建构。

　　这与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里的精彩断定异曲同工：“在建造与重建巴黎的过程中，我们也建造与重建了自我，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9）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金墟》从城市的重建与改造这一物质指向的书写又回转到了“人”的层面，正如卡尔维诺在其天才之作《看不见的城市》中所隐喻的，人们去寻找梦中之城，最后，他们找到了彼此。赤坎的建设也是一场浩大的寻梦之旅，在此，世界与中国，乡土与海洋，个人与家国，都在不断寻找、调整、确定其恰切的位置。

　　2023年2月4日改定，北京

　　注释：

　　（1）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联合出版，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4）熊育群：《抹去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1期。

　　（3）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5）见一木秋：《从村野草木间与砖瓦缝隙里窥见时代》，《当代》2022年第6期。

　　（6）胡平：《百年古镇的精彩呈现——读熊育群〈金墟〉》，《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1期。

　　（7）唐晓峰：《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序一，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见〔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9）〔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第65页，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