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会的人在山下分成了两拨。一拨上山，一拨在山下闲逛。

　　上山的，有五六个爷们跟着两三个娘们，像中了邪一样，往山上跑去。

　　我在山腰上慢慢走着。回头，一个披猩红披肩的女人也在后面。

　　走着走着，那披猩红披肩女人突然靠近我，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看。我楞着，也直勾勾地看她。

　　“快，求你件事。”她说。

　　我心猛猛地狂跳，咬着下嘴唇，眼睛快瞪裂了。

　　“我要小解。”她在我耳边结巴地说。说话的热气刺得耳朵眼痒痒的。

　　“你去吧，把我当看门狗了。”我红脸了，像泄了气地皮球。

　　那女人疯了，身上的望远镜、披肩、大黑皮包和风衣，一阵“噼呖啪啦”全挂在我的身上，转身到身后的树丛里去了。之后，传来了一阵激流击打草叶的悦耳声。

　　那女人从树丛后出来了，边抻着粉色内衣边斜着眼睛看我说：“转身过来吧,还挺正经！”

　　我也斜着眼看她，在空中颤啊颤的大卷发和一张像李纹的脸，黑眼仁多的大眼睛，白白的，细高的个子，心里想瞅刚才这个泼劲，准是个混子。

　　“谁知道谁是不是坏人,我都不知道自已是谁。”我说。

　　那女人整理完装束，懒懒地走过来，我以为她要拿回搭在我身上的衣物，正要把衣物递过去，她却大方地挽起我的胳膊。

　　她白了我一眼说：“以为你是谁，黑道上大佬，不就是个写散文的亦心吗？昨天我就问过于贵主编，哪个是你？他用手一指，我一看那五大三粗的熊样，正喝着的满口水，一下全喷到老于的脸上。就你，还能写出隽丽温美的文章？。”

　　她笑，还是笑，笑得花枝乱点，黑发在飘，粉内衣裹住的浑圆的胸在颤，身体不停地抖动，眼泪竟笑得流出来了。

　　我哭笑不得，转个话题问：“你是？”

　　她戛然而止。停了好一会，她说：“梅子。”

　　我一愣，向她伸出大拇指说：“好锋利的笔，写随笔的老姑奶奶。”

　　那女人有些生气，挣开我要独自往山上走。

　　我一把抓住她胳臂，低声说着：“我最喜欢你写得《家庭婚姻危机之出路》的系列文章。你真是如来佛祖，什么事都看得那么透，花花招也多，竟给被压迫的妇女同胞们出馊主意，够出轨的人喝一壶的。”

　　梅子听了很受用，笑盈盈地看我，回转身，用右手腕挽着我的左手臂，说：“就你嘴会说，你真看了？”

　　“小瞧人，你！”我生气了。

　　她又撅着嘴说：“狗嘴咬人，人家有那么老吗？”说完，笑吟吟地用手撩一下额前的黑发，随即在我的腰部狠狠地拧了一下。

　　我“吭哧”一声，不再说话了。

　　俩个人都默默地向前走着。

　　远远地往山上望去，男爷们、女娘们像果树上一群蠕动着的虫子，向月牙山顶上爬去。

　　十月的月牙山，满山是橘黄色和红色的茶条槭树的锯齿叶子。间或有几棵树姿优美，树冠圆满，枝条紫褐，叶片光滑的紫椴在一拐弯处相拥而出，但却又被枝叶扶疏，姿态优美，亭亭玉立，洁白雅致少女般的白桦，在旁夺去风景。

　　阳光泻到树林里被树的叶子档住了，光线就如舞动的射灯一样把光柱打到草上，斑斑驳驳。风吹来，树叶“哗啦哗啦”地闲聊着。一股树叶的清香混着花草的芳香飘过来。

　　远处阳光照得山上一枝一叶是那么清晰，山下的一片小房子，蜿蜒的河流、公路，也尽收眼底。

　　那女人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就用手搭个蓬，乜着眼看我说：“你以为走桃花运了，在胡思乱想吧？要不是读过你的文章，哪个混蛋愿意自已找上门来，听你的损话。”

　　她不解气，还是照准了软腰一拧。

　　我又闷闷地“吭哧”了一声。

　　她得意了，扬头看我汗雨淋淋的样子，捂嘴“哧哧”地笑了。

　　我深深喘口气，把包和风衣往她怀里送。

　　她眼睛眯成一条缝，调皮地看着我：“要不，我们各走各的。”说完假装要抽出胳臂。

　　我只好又把衣物搭在自已的肩上。

　　她不闹了，扯上了正题说：“年年开会高谈阔论什么文学的走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火花派、荷花淀派。不管你写得是什么派，你写不出东西，顶屁用。写出的东西软绵绵的，于世何补。不如写点随笔来得痛快，于人于已都是劝世良方，家庭生活的消炎药。”

　　她顿了顿，看看我，又说；“昨天晚上酒桌上的男人嘴里说着是文化人，可是眼睛却像色狼成精一样。说话，恨不得趴在你脸上，牙上菜渣，嗓子眼下面的胃，都看得一清二楚。口臭味、烟油味、汗臭味、狐臭味、大葱大蒜味、脚臭味，臭男人味。更令人恶心的是他们的眼珠子好像就要掉到你的乳房上。这种行为久了，就是婚姻生活出轨的定时炸弹。”

　　一枚茶条槭鲜红的叶子，轻轻地飘落到她的黑发上，她没有觉察到。顺着那叶柄的指向，我目光移到她眼晴上，她的眼晴黑白分明，黑黑的眼毛像毛笔尖一样向上翘着。小巧的鼻尖上渗出了些小汗珠。

　　梅子又撩一把被秋风吹得有些凌乱的头发，抬起头看着蓝蓝的天空，继续说:“跑到山顶上的是几个超美女作家。在后面追的是一群，恨不得把自已的裤头都印满什么理事﹑会长﹑秘书长﹑主席等等头衔的人。”

　　她快乐地吹着口哨，说：“你坏？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追着女人倒酒，而是堆在墙角那，像笨熊似的。”

　　“我长相太次，怕吓着人家。”我说。

　　“你坏？为什么不去追她们?”她说。

　　我困惑地摇摇头。

　　那女人用手指往山顶上，指了指说：“在前面跑的叫风儿和影影的女孩,穿着低腰的牛仔裤，露着浅浅的沟。”

　　我怔怔地听着，抻着脖子向山上看去。一片黑点。

　　她扬扬得意地说：“你不去追，证明你能守住道德的底线，你的婚姻就不会亮红灯。”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掏出一看是秀。梅子有意躲开了。

　　“你在哪儿？”秀问。

　　“我在丽市公出。”我说。

　　“我想过了，研究生一毕业我就在鹿城找接收单位，你能调过来吗？”她说。

　　“不去。我早想到了，是你的同学伟的那个设计院。”

　　秀沉吟了半天，问:“你的胃病好了吗？”

　　“这么多年，相互之间的性格都知道，想怎样就直说吧。”我生气了。

　　秀哭了，低泣地哭，她呜咽着说：“好分好散吧！”

　　手机挂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山风吹过来，我的心乱极了。

　　月牙山快要临顶的地方，有一块七八米高的石头,墨绿色,风蚀过的石面，嶙嶙峋峋，好像写满了蝌蚪文。那石头硕大的头,特像南极仙翁，当地人尊称它为月佬。

　　梅子看着我的脸色不对，没敢多问，她夜莺般唱起了李叔同的《送别》的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我心烦，说：“梅子，这首歌太低沉了，别唱了。”

　　梅子假装不看着我的脸，转过头说：“听人说月佬石很灵，在它面前起个誓，就能沾上仙气。人家都千里迢迢来这里拜。咱们拜了，以后就能扬名立腕了。”

　　我拾起了笑容说：“行吗？”

　　她来了兴致牵着我的手，小心地拨开了一簇铃兰花丛，迈过去。她说拜吧。我们双双对月佬石顶礼膜拜。她俩手合十高高举起，嘴里不知在说什么。

　　我小声说道：“我和她就是对比翼鸟，天天栖息在连理枝。”

　　梅子听了，乐得双肩一耸一耸的。我却弯腰捂口不敢笑。梅子不作揖了，凑过来用手拧起我的耳朵。

　　两人在山腰上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

　　笑声传得好远好远，在山角那边树的波涛里的一群鸟都被惊飞了。

　　会议散了的中午，名家的男男女女们喝得前仰后合，拥抱的，签名的，手牵着手，难舍难分。但谁也没把自已的纪念品---一块端砚，扔下。

　　我和梅子都没喝酒，只匆匆地吃了碗扬州炒饭。因为我从湘市回到贺市要坐客车，而梅子从湘市回到丽市要走水路，我要送她一程。我们提着各自的包，携手挤出又是叫，又是笑的扎堆人群。

　　从月牙山酒店到清水港，要经过广德广场的一个半里地长的文化市场。我们看看表,时间还够用，就顺道一起去逛一逛。

　　花花绿绿的人群中，人如鱼入水一样游来游去。

　　一个小矮个子﹑秃秃的头顶﹑五官笑得都快挤到一块了，拿着插着竹签的竹筒的老头，拦住梅子的去路。

　　他念念有词道：“面相好，好面相，抽签算命啦 ！算命啦！算婚姻爱情算前程啊。两元钱 ，你是幸福美满的。五元钱，直接让你结婚啊！来一卦，卦钱你随便赏。”

　　因为人太多，梅子往旁边躲不过去，她稍一犹豫，无奈地抽上一签。

　　抽得一签为：君来问会卦无妨 事未相投不要忙 再忌土煞来克动 寅申巳亥百事昌。

　　那先生故弄玄虚了一会，用手挠挠冒油的秃头说：“此卦好像婚姻的未来存在变数。”然后又讨好地，看着梅子的眼睛说：“卦钱就免了罢。”

　　我连忙替她付了卦钱。对她说命由天定，运由心生，由它去吧。梅子说了句瞎掰，淡淡地笑笑走了。

　　离开了卦摊，走到了市场的中心。我才知道这是个旧货古董市场。只听到音乐声﹑大喇叭声，相当热闹，整个场院满满当当的，上百个摊位交错摆放。有卖旧书画﹑笔砚﹑佛珠﹑古钱币和瓶瓶罐罐什么的，物品繁杂。

　　今天赶上一个大晴天，秋高气爽，正午的太阳把旧货市场照得一片耀眼，热烘烘的。

　　我在旧书摊上选了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选》，买了。

　　梅子说她外祖父生前是搞古董的，自小在外祖父身边长大，略微懂一点欣赏，就在古玩的地摊上转悠。

　　她看中了一支尺把高，脏兮兮的画着深兰色龙凤飞舞图案的青花瓷瓶。她说插上蒲棒或者青蒿什么的，放在书桌上，好有韵致。

　　摊主是个脸上皱纹比瓷瓶还古老的五十来岁男子。他胖胖的老婆斜躺在他身后的干草垫子上，脸上脏兮兮的汗水，像两条分支的河流沿着眼窝嘴角和脖子，向下流动。又胖又圆的脸泛着亮光，像一颗硕大的红萝卜。

　　那男人把价让到五百元后死活不吐口了。梅子每还一个价，他就一摇头，然后用脚踢一下那女人肥肥的屁股，嘴上跟着骂一句懒猪。那女人就哼一声，厚厚的嘴唇就“吧嗒吧嗒”两下，身体转过去又睡着了。

　　如此反复七八次，那男人也踢了女人七八脚。

　　梅子有些不忍，说不买了，你也别踢了。

　　那男人果真不踢了，说你再还个价。

　　我掏了三百元给他。他还是摇头，还要抬脚踢那女人。

　　这时，梅子忽然从提着的包里，掏出开会给的纪念品—那块端砚。我挡住她，把我的那块掏了出来，递过去。

　　那摊主接过来，仔佃看了好一会后，一把捋过我手中的钱，飞速地塞到他内衣的口袋里。找出些报纸飞快地把瓷瓶包好，递到梅子的手中。

　　离开那古董摊，梅子的眼神好奇怪，总是用她那大黑眼仁盯着我怯怯地看。看得我心里发毛。后来她几次要摸包里的钱，我明白了。我握住她的手，不让她的手动，说：“别动！你上了我的当了！”

　　她还是用大大的黑眼仁盯着我。

　　我附在她耳边说：“这是求婚的嫁妆。”

　　她这次没有用手拧我，而是大眼毛忽闪忽闪地眨动着，傻傻地笑了。笑之后，胸一起一伏，脸红红的，潮潮的。

　　到了清水港，客船就要出发了。梅子只匆忙地向我挥了挥手，就急忙上了船。

　　我站在码头上，傻傻地看那船离开了港口，渐行渐远。

　　梅子回去后的第二天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那件瓷器，太精典了，老公喜欢得不得了，插了绢花，摆在了正厅的写字桌上。我说是一位朋友送的，他说这玩意寓意很深，象征两个人的生活，会更瓷实，古典，像那瓶子的年代一样久长。还说那位朋友来丽市他一定要好好与他喝一顿。”

　　我沉默了好一会，吞吞吐吐地问：“他，他是，做什么的？”

　　梅子爽朗地笑了，说：“我们逛了一天，家中的背景还都不知道呢。我在一家中学教历史，老公是一个机关单位的业务局长，很喜欢我写东西。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平时由奶奶带着。”

　　她反过来问我：“你呢？”

　　我结巴了一会说：“我在一家纺织公司调研室工作，她原在市电大上班，现在在鹿城读研。她昨天来电话说毕业不想回来了。我现在不知道我们两的关系何去何从。”

　　梅子听了轻轻叹了口气，劝我说：“你听妹妹说几句，感情是互动的，既然两个人走到一起，那就得珍惜……”

　　梅子足足给我说了半个小时，她说得太有道理了，很多观点都让我内疚。

　　那天，一夜我都没有睡好，翻来覆去，一会想我和爱人之间，我都做错了哪些，一会又想梅子她现在在做什么。

　　梅子在丽市, 我在贺市,两个城市，相距七十多公里。俩人相识了，就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

　　每年我们都聚上一两次，或者我去丽市喝一喝咖啡，听一听她朋友的胡扯。或者她来贺市，逛一逛风景，吃上一两顿饭。

　　时常是梅子当教授讲，我当学生听。有时，她会点着我的脑门，用粗粗的嗓门装长者，告诉怎样做一个心的男人。我们大笑不止。

　　在秋雨霏霏的一天，我去了丽市。

　　那天梅子在她朋友潮儿开的咖啡馆里，正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吃杏仁坚果，闲聊一些报纸专栏随笔的话题。

　　我私下想，这就是什么文化沙龙吧。

　　梅子一直在接着一个什么《女人之家》编辑部的电话，好像联合一个妇女权益协会，组织婚姻家庭讨论会，会上让梅子讲座。

　　在场的男女大都穿着修闲装，支着二郎腿，口若悬河。听着他们好像都是与梅子发言有关的话题。之后，他们见梅子还在接电话，就又说些什么豆腐渣工程，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假烟假酒事件。

　　一会像是狗咬狗似的，相互辩论着；一会又悄无声息好像都睡着了一样。

　　我悄悄地与一个叫泉子的男人交谈，才知道梅子的关于家庭婚姻的杂文，笔锋犀利，针对现实问题解析得相当透彻，受到好多女性读者的热捧。一些报纸的老编们都与她约稿。她还身兼妇联等女性权益组织内的好多职务，讲座，写稿，上电视，忙得脚打屁股。

　　我想把自已家婚姻破裂的事告诉她，又怕被她数落，自觉着没趣，就偷偷溜了。

　　由于梅子常常要忙于给七八家小报专栏赶稿，与她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偶尔通通电话，问候一声，逗个玩笑，开开心。

　　那天，梅子突然想起了我家的事，在她追问之下，我说出了实情。梅子火了，她说我根本没有把她当朋友，当时要及时告诉她她会有办法的。她又说我们分手与我刚愎自用的性格，大男子主义有关，与我的自私有关，她说一个男人什么都成功，但婚姻失败，那就是一生的败笔。

　　我激了，说梅子，你乱扣什么帽子，我们俩有我们俩的特殊性，你用公式乱套，乱下定意。假如我们是一家，我在鹿城读研，我有外遇了，就是要与你散，你怎么办?

　　梅子愣了，半天没缓过神了，她伤心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是为你好。你却拿我打起比方来，怎么能这么比呢？

　　梅子越说声音越小，把电话挂了。

　　我把自已骂得狗血喷头，这张臭嘴，怎么就伤了她呢？

　　梅子真生气了，好久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敢给她打，怕她瞧不起我这种人。

　　后来，我还是去了一趟丽市。她说早把那事忘到天涯海角去了，她也纳闷，为什么她那天心是那么脆弱，挂下电话，她哭了好久。

　　我连连道歉。

　　她说都过去了，就别提了。她还说有时忙累了会偷偷想起我这个可怜的男人。

　　我心里激动了好一阵子。

　　就这样，光阴一晃，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年年末，因为公司组织到乡下进行纺织品促销宣传，走哪儿住哪儿，有时在农村一泡就是七八天。公司的头就说，你那个手机号太难记，你换个号吧，有事好找你。他又说我小舅子在移动公司管号，我打电话给他你去选个尾数三个一样的“豹子号”。

　　我照办了。下乡忙得我焦头乱额，一直忙到过春节才结束。

　　过完年，一上班，办公室的小苑就说去年大约年底，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你。我说她说是谁了吗？小苑说她没有说是谁，我也没好意思问。小苑又说她当时留了个号码。她翻翻办公桌上本子，找了找，没找到。我也没想起了谁来，就没当回事。

　　转眼就开春了，那天天气太好了，太阳一出来，空气就热烘烘，仿佛真到了春天了。

　　小苑搞室内卫生了，擦到办公桌的时候，她一扫办公桌下面，扫出个纸条来。觉得眼熟，展开一看，是手机号码。她一拍脑袋想起来了。忙喊我看。我一看，坏了，是梅子的。一定有重要的事，要不她从不往办公室打电话。

　　拿着纸条我想了半天，这么长时间了，一定得罪她了，不能打电话，还是亲自去一趟吧。正好朋友于二要去丽市进一些复印机耗材什么的，我就顺路搭车去了。

　　到了丽市已是中午了。丽市下着的小雪。梅子接到了我的电话之后，先是沉默不吭声，低泣，之后用沙哑的嗓子说：“你还想起我吗？我以为你壮烈了呢。”

　　我不敢吭声。

　　她说，我们在阳帆大街潮儿的咖啡屋见。

　　雪渐渐停了，天已放晴，灰亮的颜色，太阳毛绒绒的，空气湿湿的。雪象棉絮一样，落在树冠上，房檐上，栅栏上，又好像一朵朵白白的蘑菇。气温好像比下雪前暖意了许多，向南朝阳的角落边的雪下草坪，已经探出了一簇簇的嫩绿的草芽。

　　三个四五岁大的孩子，穿着红红黄黄衣服在堆着雪人。

　　上几次都是匆匆来，没细看。潮儿的咖啡屋是个百十多平方米的店，店的正堂中间挂着女老板潮儿与某个洋爷们的合影。胖胖女店员罗嗦了半天，我也没有记住那个的洋明星的名子。

　　那些什么沙龙的人们早已不见了踪影，一片寂静。橙色的实木柜台被店员擦得铮亮。大大的玻璃厨窗上放着一大束怒放的玫瑰，让人心情舒畅一些。音箱里放着萨克斯吹的《永浴爱河.》。

　　梅子来了，衣服是白色的羊绒大衣，黑亮黑亮的皮裤，带着一副大墨镜，背着大大的黑皮包。走过来，坐在了我的对面，淡定地看着我，大大的黑眼仁有些逼视，我看不过她，避开了。

　　我有些诧异，试探着说，我们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很好吧！

　　她笑，苦笑，放下包，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吐着烟圈，说：“好什么呀！变化大了。”

　　端上来的白瓷的杯子，装着褐色咖啡，没有加糖。搅动着，泛着的土黄色细细的沫子。

　　她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扯住我的手，用她的纤纤细指往我的手心，划着圈。

　　她讲了起来：家中的先生原来是一个局的副局长，总是升不上去。管的业务还是清水一池，自以为矮我一头。但夫妻却相敬如宾，每到有朋友请吃饭，他带着我。在酒桌上人家都知道我好写文章，总在报纸上发一些有见地的言论稿，就当着他的面赞扬我是当代的鲁迅。他听了很自豪，每次都满面红光带头喝酒，第一个醉的总是他。即使到第二天酒醒之后，还当着我九岁儿子面把我抱起来，吻我。气得我儿子直打他屁股。

　　那时他在他那个局班子七个领导中，排最末把手。咱们家没有钱，又没有后台。他天天总是打不起精神来。但自从他的朋友当着面，夸我之后，他又来了劲头。他也喜欢文学，但他念的大学是理工类电子专业，所以写作与比还差一截。但是他喜欢读，他开始关注我发的稿子了。那时，稿费一凑个三百二百的，我们全家三口人就到一个叫南洋肥牛火锅店，去乐一次。日子虽然清贫，但全家却很幸福，很知足。

　　说到这里，梅子掐灭了烟，喝了一小口咖啡，把左腿放在右腿上翘了起来说，但自从他弃官经商开起了什么科技开发公司，性格变了。他可能是在机关穷怕了，打拚打拚，去南方进货，没黑没夜地打拚，心眼里想眼睛盯的就是一个字，钱。

　　她一口气把杯中的咖啡都喝下去，喊服务生又端上了一杯。把右腿又换过来压在了左腿上。

　　我说，你不舒服我们可以上那边的沙发上去聊。她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打断她。

　　她顿了顿，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说，钱是赚到了，他人也变了。有一天深夜，他满身酒气，醉得连路都不能走。被司机搀回来的时候，我正趴在床上写稿。他先是把头插到卫生间的的坐便池里吐，然后，把我正写的稿抢过来撕了，又从皮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沓沓子钞票，摔到床上，说写他妈的什么稿，咱有太多太多的钱。

　　第二天我才知道，他为了显富，竟把原来他们局的班子的那六个人，请到丽市最好的比利时大酒店，为了报复人家，把他六个中除了一个当时喝尿裤子被当场抬走外，其余那五个全都喝住进了医院。

　　更没有想的是，钱多了的他，竟整天与生意场上的狐朋狗友，喝酒打麻将。原来在机关，女同事一开玩笑他就脸红。现在，他却偷偷给打麻将的女人过生日，送玫瑰﹑香水、耳环﹑内裤﹑文胸。与她们喝什么交杯酒﹑比翼齐飞酒﹑海誓山盟酒，洗鸳鸯浴。我曾经找到他打牌的地方掀翻过桌子。

　　梅子竖起细细的眉毛，瞪大了眼睛楞楞说，打完掀完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平静。他就在家躺着装死狗，装老实，给我儿子看。我不能天天把他锁在家里吧。男人吗，还得干事业。放虎归山。可是，他们就是一条条狗永远改不了吃屎。我打过他的耳光，扯掉过那个与他相好的叫小红的女人的头发。

　　她说到气忿处又点燃了一支烟 ，眼泪从眼睛里默默地流出。她低下头狠狠地吸了口烟，继续说，我最狠的时候，扬言要去他原来的局去将他的馊事说给大伙听听。可是他还是老一套，下跪打自已的耳光。我心软，主要还是看我的儿子的面。但他的公司总不能关门吧？男人总要干事业，养家糊口。我的儿子，还要上大学，将来，落到某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成家，购房，买车。

　　我家的先生对我的儿子，还是相当疼的。他从不在我儿子面前，与我吵架。儿子的玩具是最好的，上千元的遥控直升飞机，穿的都是牌子，一件动则四五百元。光学校他就花钱转了两三个，最后还是落在诚功的私立贵族子弟学校。一年的费用，就近万元。

　　你说我写了这么多年劝世良方，针砭时弊的文章，透视这个那个社会的怪现象。可是到头来，我自已却解不开这个结。都是那个叫小红的女人把他缠上了，他脱不开身了。

　　她茫然地看着前方，心里说不出什么样滋味。

　　我们匆忙地在一家西餐厅吃了点鹅肝，喝了点红酒，就告别了。

　　上车了，梅子忽然回转了头问：“还记不记得那支青花瓷瓶？”

　　我说：“记不得了。”

　　梅子从白花花地上捡了团雪，团了个团，又顺手扔到了道旁一棵银中杨的树干上，说:“前一阵子，我们俩人吵架时差点没碰掉到地上。那天晚上好奇怪，我作了个梦，梦到了我的外祖父，胡须银白，用一本书点着这个瓷瓶。我觉得不是好兆头。因为如果说青瓷瓶打碎了……，我不敢往下想。”

　　梅子勉强笑了笑，其实说笑，也就是嘴微张一下露下牙，说：“这东西怎么说也是你给我的嫁妆。想到这些，就她把它从家里带来了，放在车的后货箱了。”

　　我笑着说：“太唯心了罢，再说送人的东西哪有取回来的？”

　　她没理我，走到后备箱，捧出一个纸箱来。

　　我接过她递过来装着青瓷的纸箱，看着她的车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分手后不久，梅子给我寄了一封信。

　　在信中写道:

　　“心，你好！

　　我想通了。稿写得再好有何用，自已的家事都搞不明白。钱再多又有何用，人由穷到富的过程，幸福却一哄而散。

　　先生已经N次跪在我的面前，交过了N张悔过书。他乖，他很乖，家务活干得特别多，连我的内衣内裤都抢着洗。但是同样也对别的女人乖，也同样给别的女人洗内衣内裤。

　　看他乖是因为看在儿子乖的份上。女人出一家容易，进一家也容易。可是儿子却是生命中不可乎视的个体。

　　我已经没有力量写随笔了，只好无聊地填起了歌词。已经在《雨花》、《青青文艺》上发表了二十多首。其中的《梦中的云杉》、《晚风》、《祝福海鸥》等五首已朋友谱了曲，将要被刚刚电视走红的某位女歌星相中，经济人已经打了来了电话。

　　现在，学校也不忙，孩子由他奶奶带着。我没事的时候，就到姐姐菊子的羽翔广场边茶社去坐。早已不去那个咖啡沙龙了。”

　　此时，一个披着大红披肩，白色的牛仔裤，眼睛弯弯地笑着奔跑在绿草如茵的原野上的梅子，和一个手夹着烟头，坐在咖啡屋内忧伤过度的梅子出现在眼前。我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在贺市，老巴家下水馆﹑肥三杀猪菜﹑王者烧烤大全等等特色饭店，没有不熟悉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总是梳着油亮的大背头，提着张鲇鱼嘴的全子的。因为自从这个混蛋，当上我们同学联谊会的秘书长之后，大家就没得安生。好好一群群同学，被他搅得一锅粥似的。要说全子色，那是屁话。人家全子的老婆是什么系统主管上访的，虽然眼睛小一些，但是一说话有水波纹，嘴唇虽然厚一些，但抹上唇油，一撩那叫动人。老少爷们上访户，说也说不过，让她一个眼神，就都迷迷糊糊回去了。

　　老全好酒。他要喝酒就开始利用同学会都是男女同学搭配这个毛病，用兵法了。

　　什么过生日，夸官，中奖，乔迁，外国情人节，中国情人节，乱点鸳鸯谱。他没事到处乱窜，听风就是雨，诸如张花问李狗狗最近在忙什么，他马上就给李狗狗打电话，说张花想李狗狗了，事没点成，酒局必成。同学都喜欢定期派对聚一聚。因此，只要他吃狗肉了，就会心生一计，凑个故事，弄几个去狗肉馆开喝，反正钱不用他掏，人家事主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可他早已把自已喝倒了。

　　他喜欢还收藏研究古董，还是经常去省里开会，说是省级的会员。他还喜欢读读写写古诗词。每次聚会前老全总要做几首古风﹑七绝﹑七律什么的。吟咏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吟咏之后，众人总要拍掌闹哄哄的喝倒彩，因为没有几个愿意欣赏他那东西，只有我附庸风雅地连举大拇指，连说高。老全此时就相当得意，频频举杯。

　　一次聚会，喝了两三杯衡水老白干后，醉意中的我就问：“全子，我有一件一尺左右高的青花瓷，不知值多少钱？”

　　他用瞪着眼睛看我，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也搞这玩意，懂个屁。”说完就瞎忙活给靠近他的女同学肥肥倒酒去了。

　　我有些不服。酒席散了，大家你扶我挽着东倒西歪找歌厅时，我对老全说我家有好酒，扯着上了他，上了出租车直奔我家。

　　蓝蓝龙戏凤的瓶子，豆绿的地儿，就在眼前。全子带着厚厚的镜子，看了看，睁大了三角眼睛，贴在瓶子上看。不过瘾，索性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然后，又用手机给他的哥们打了几个电话，谈了些关于青花瓷的事。

　　良久，累得一头汗的全子说：“渴了，拿水。”

　　我急忙端来一杯凉茶给他。他一仰脖子，“咚咚咚”象牛饮似的一干而尽。他放下水杯大口喘着粗气，好一会才说出话来。

　　“我的娘哟，真过瘾！”他边说重重地向我的胸部打了一拳，“你这个混蛋掏上了，一会大大的馆子请我喝酒。”

　　我愣愣地看他。他指着瓶子说：“这是正经的清代乾隆的东西，真品，市场上少说也值十六七万。我拿我这颗智慧的人头担保。”

　　我吃惊地张着嘴看他。他不耐烦了，替我用纸包起青花瓷瓶，放到书柜里，然后拉着我找饭店去了。

　　好久没有给梅子打电话了。手机打通了，我刚要把瓷瓶的事告诉她。那边传来了俩个人的吵架的声音。我听好像说到离婚的什么事。手机挂断了。

　　不一会，梅子又打过来，是她懒散的声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问：“有事吗？”话听起来好陌生。

　　我迟疑了一下把瓷瓶的事告诉她。她却假做没听见说：“要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夫妻炒股与我有关系吗？正好我家的先生，有些不耐烦了，要去把那那支瓶子取回来验一验，看什么货色。”

　　我还想说什么，她的手机传来了“嘟嘟”的挂机声。

　　我给全子打了个电话，把这事原原本本地与他说了。我们俩分析来分析去，梅子要离婚，还是给她留点后路吧。于是就让全子找一只形状图案，相仿的赝品，速送到我这里。

　　不一会，全子拿了一只瓶子，屁颠屁颠地来了。我还没把这件事的原委给他讲完，手机响了，梅说他们不方便来取，让我们打出租车，把瓶子送到贺市通往丽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

　　全子开着老婆的白色马自达骄车，拉上我和瓶子，一路上滴滴答答地按着喇叭，向那儿飞快地奔去。

　　黑白杠铁管子，海兰色铁牌子，写着“距贺市市区0.5公里处，打渔人家酒店”的橙色的字，一幅红装美女怀抱金色鲤鱼的大照片。下面,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旁边站着三个人。戴着宽边黑墨镜，头发张扬而美丽,穿着褐色的大风衣的是梅。梅子左边的是一位米色风衣,带金丝眼镜,苍白的脸,洋毛卷头发的中年男子。他们的后边，站着一位有些猥琐的秃顶老男人。

　　我在前面走，老全踉踉跄跄提着瓶子跟在后面。他边走边嘀咕，这他妈的好像黑社会的在接头。

　　梅子眼皮有些浮肿，笑容好像被风刮走了，眉头皱皱的，若不是开口说话露出那排亮晶晶的牙，可能想不起是她。

　　梅勉强地笑了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知道，她的先生叫启子。那老头是个搞古董的。

　　我给全子使了个眼色，他把那支瓶递了过去。那老头凑过来，使劲揉了揉眼睛，看着那瓶正发呆。

　　梅子突然疯了一样，冲上来，举起了瓶子，狠狠往地上一摔。“咵嚓哗啦“一地碎片，闪着蓝莹莹的散碎阳光。那残瓶的嘴没有碎，，好像一个小丑在张着嘴无声地嘲笑着谁。

　　在场人全惊呆了，看着愤怒的她。她老公启子近乎疯了，举着双拳，打着自已的胸膛。

　　梅子转身回到了车上。

　　那老头定了下神，笑嘻嘻，不慌不忙地走到碎片旁，看看瓶子底，又看看那瓶口，摇摇头，神气地对启子说：“我早就对你说，来一趟，都不值车油钱。他们懂个鸟？这种东西，文物市场用火车拉。天上掉下饼，笑话。”

　　启子听了，问：“当真？”

　　老头还是摇头笑，说：“三个无知就是一个白痴。”

　　他们转身上车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心中虽然惦记，但由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很紧张，所以始终没与梅子通过一句话。

　　那天周日的上午，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正坐在办公室与同事们扯牛皮。手机响了。那端传来了很有磁性女性声音。她说，你是亦心吧。我说是。她说我是菊子，梅子病了很久了，你能来一次丽市吗？她告诉了我茶馆的位置。

　　我坐车去了丽市，小雨还是不停地下着，下得让人心烦。

　　我在羽翔广场边找到了小小茶馆。

　　说是茶艺馆到不如说是棋艺馆，八九张桌子，几个老头边喝着茶水边下着象棋。

　　菊子四十多岁的样子，显然没有梅子个子高，白净净的皮肤，头发齐整地向后梳着，在后面有力地挽了一个发髻。她把我让到了里间，然后回头轻声轻语告诉服务员给我上一壶好的碧螺春。她笔直地坐在那，两只手柔柔地搭在一起，放在膝上。娓娓地说出了近一年多的变故。

　　原来三四个月前，梅子就离婚了。她的丈夫启子虽然想和梅子和好。可是那个小红竟跑到梅子的学校去闹。当着那么多师生的面，掀开白晃晃的肚子，露出奶子，竟说是她的肚子有梅子丈夫启子的野种。她要把孩子生下来，抱到市中心广场，让丽市的全市三百万人民看看，这是梅子的丈夫启子，与她奋战三个三百六十五天的杰作。这下把梅子惹火了，她伸手就把那女人打了。梅子找到启子，签字，离了。

　　离了。人家的爷爷奶奶死活要孙子，启子也舍不得。也许那孩子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习惯了，被梅子扔时间长了。孩子也点头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梅子伤心透了，清身出户，只带了几十本书和日常穿的衣服，就搬到我这了。

　　菊子没有表情，只低着眉眼静静地述说。她见我香香地喝茶，喊了声，上茶。

　　上了茶后，菊子接着说，离了之后，梅子性格变了，向校长请了长假，天天呆在我的阁楼里，头不梳脸不洗，足不出户，拿着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翻来翻去。一会笑，一会哭泣。后来，我哄着她去了医院，代夫看了说是重度抑郁症，还有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迹象。

　　菊子顿了顿，喝了口茶。我看她的脸是那么憔悴，目光木然地看着地。

　　菊子突然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肩一耸一耸的。

　　我轻轻拍了菊子的肩，问：“怎么了？”

　　菊子说：“那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清晨，我起得特别早，在楼下给孩子包粽子。只听“咚”的一声，对面过桥米线家的二嫂起得早，急匆匆地进来告诉我，说梅子跳楼了。”

　　我蹭地站了起来，忙问：“梅子，在哪儿？”

　　菊子说摆摆手说：“早已住院了。”

　　我忙坐下。

　　菊子抬头看着我，说：“当时是左侧先着地，左腿的大腿骨骨折，左侧身子碰上了花坛，肋骨折了两根。”

　　我忙问道：“一花了多少医药费？”

　　菊子抬起头看着外面说：“当天住院就花了一万多。这些日子的住院费都是东拚西凑的，还有一部分是高利贷抬的。那天，启子知道了，拿支票过来看梅子。结果差点没闯出大祸来。梅子见他来了情绪波动大了起来。她竟抄起旁边的水果刀子要自杀。梅子警告我，如果她一旦发现她的住院费有启子的钱，即使她伤好了她还会跳楼。启子哭了，跪下也不顶事，只好拿着支费走了。”

　　菊子神经质地搓着自已的两支手，说：“我知道梅子有你这么个好朋友。有一次在阁楼上哭的时候，曾经念过你的名子。我是在她的手机上找到你的号码。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

　　我们相对看着，沉默了一会,我站了起来,对菊子说:“你别担心,等着我回去一趟,会有办法的。”

　　离开了茶馆，走在大街上雨停了。雨打过的春天大街银中杨、山桃的树上的嫩叶，如一团团绿雾。也许是在茶馆中太压抑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把心中的郁闷痛痛快快地吐出去。

　　回到贺市，我急忙给全子打电话，说：“这次请你这王八喝顿大酒，带三陪的，一条龙服务。但你得先办件事。我急着用钱，把青瓷卖掉，上次你说的那个数，少两三万也行，要现金。”

　　老全骂道：“狗东西，你放血，你疯，你就跳楼，少给我扯，货又涨了。”说完，电话放下了。

　　我急了，又打过去，骂道：“你这王八在哪儿，我揭了你的壳。放下尿壶，我他妈有正事要办。办完，包喝死你。”

　　全子见我怒了，只好放下电话来了。

　　过了两个多小时，老全来电话了嗡声嗡气地说：“成交，照先说那个数，亏四个。”

　　”我说：“成。”

　　买主也恰巧在丽市。我和老全驱车带着物去了。

　　交易完我将一部分钱存在就近邮政储蓄所里。用手机给菊子打了个电话，问明了住在哪个医院，就赶紧去了。

　　梅子静静地躺在那里，床边挂着两支吊瓶，一个黄头发的小护士在给她量着体温，菊子在用毛巾为她擦着脸。

　　我以为她睡了，其实她并没有睡，看见了我，她睁着的眼睛急忙闭上，假装睡着了。我俯下身子时候，她纤细的手却突然从被子里抽出来，紧紧抓住我的手。

　　梅子用怯生生的眼神看我，问：“哥，打碎了的瓷器，还是瓷器吗？”。

　　我轻轻地说:“你那支碎了，我那支还在。”

　　梅子的大黑眼仁，紧紧盯了我一眼，又闭上了。合上眼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顺着眼角流过青青的发丝，又淌到了淡粉色的枕巾上。枕巾很快就洇湿了一大片。她玉质般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在抖动着，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深深地嵌入我的手背皮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