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中国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 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 妻子王德芬，前妻萧红，私生女鲍旭东。

　　萧军于1907年7月3日出生在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 由于家境贫困只上过小学。1925年开始军旅生涯，担任过见习官、军事及武术助教等职务。写作生涯是在军队中开始的。1932年，萧军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一起共同开展文学艺术活动。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萧军参照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1988年6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萧军：大连丸上

　　朋友W，送我们到船上他就走了，还不等待我们和他告一声别！

　　船的名字是“大连丸”。

　　还不等我们习惯习惯这舱底的气味，他们便围拢了来。

　　我和妻正准备摊开自己的行李。

　　“你们到哪里去？”这是一个矮胖胖的人，他问我。他的背后另外还有四个人：一半是穿警察制服和挂着手枪；一半是平常的衣服。

　　“到青岛去——”我心脏的跳动不平均了，虽然这检查早知道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一想到海的那岸就是可爱的祖国，一到了祖国便什么全得了救，只要这检查不要太烦难、太……那就好了。

　　他们和狗用嗅觉一样，用手和眼，在开始去接触我们的行李和我的周身。

　　妻的脸色白白地，病后的眼睛更显得扩大和不安。我们这好像开始在什么魔鬼的嘴里赌命运。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哈尔滨。”我的血流强制着安定了一些。

　　“在哈尔滨你们是干什么职业？”

　　“XX部里做办事员。”做办事员的只是一个朋友，现在我竟冒起他的职业了，我早就是个无职业的人。

　　“XX部的‘司令’姓什么？名字叫什么？号叫什么？他多大年岁？……”

　　我的血流又开始不受约束了，它似乎要迸出血管那样狂暴地流走着……

　　“他姓X，名字叫XXX，号叫XX，今年……他……大概是50岁！”

　　“怎么是‘大概’呢？”他的眼睛一向是细着的，现在圆起来了。脸上的肉一向是皱折着的，现在是铅一般地平展开；他身后的人们也同样睁好他们不同形的眼睛——我还看到了挂着枪的，用手去抚摸他们的枪；手里有棍棒的，也颠动了两颠动……

　　妻的眼睛更扩大了……

　　“他去年是50岁，今年该是51。”我说。

　　“怎么，连你长官的年岁全忘了吗？你为什么要到青岛去？那个女人她是你什么人？”

　　“女人是我的妻子——到青岛是回家。”

　　“怎么？你是山东人吗？你的口音？……”

　　“不，我是‘满洲’人——”我又开始平静。

　　“你，你为什么到山东去回家？”

　　“我的父亲在那里。——”

　　“你父亲在那里做什么？”

　　“开买卖。”

　　“什么买卖？”

　　“钱庄——”

　　“什么字号？”

　　“XXX——”

　　“XXX！什么路？”

　　“XX路——”

　　“你为什么要回家？”

　　他的问话又折了回来。

　　“我们是新婚——要回家去看看老人。”

　　“新婚？”他瞟瞟我的脸和妻的脸——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否真像一对度蜜月的人呢？

　　“你请长假，还是短假？”

　　“长假——”

　　“拿你的名片和假单给我验看验看。”

　　他的手伸在我的眼前了。——那是一只肥厚的、有点凶残意味的手。

　　“没有——”

　　“什么也没有吗？”他的手重新投入裤袋里。

　　“没有——”

　　沉默了，全船的人声沉默了，微微听到海水激荡着船底的声音。末春的阳光和着风，愉快地从舷板上的圆孔窗投到舱内的席子上。

　　“这些对于我没有必要吧？我并没有穿着官吏的衣服——似乎不必用它来证明我的身份。”

　　“不——我看你不像正经好人——”他从我的脸一直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反回来，恰好我们的视线遇到一起了。

　　“就冲你的眼睛，也不像好人，好人没有这样的眼睛——跟我来——”

　　我知道我的眼睛顶撞了他。

　　在那面我被问讯了近一个钟头。最终他要带我到岸上去问——记得当时我已经什么全绝望了，只要他把我带到‘水上警察署’，只要橡皮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只要那煤油或辣椒水一注入我的鼻孔……便什么全完了！人在知道了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反而是平静的、勇敢的，当时我是很爽快的走在他前面——在还没走出舱门，他又止住了我：

　　“不要——这边来——”于是我又随了他的手势到这边来，我想出这许把妻也一同带了去，这样也好哪！死，死在一起，坐监，监在一起……

　　妻这面询问的人已经走开，她正在扒着舷板的圆窗，样子像在看海！我端详她病后的脊背，胸里微微感到了刺痛！

　　“把你的东西全拿过来，我要检查——”他简直在命令。

　　我搬过了我们所有在身边的东西——一只中型的帆布箱和一只柳条篮。挂枪的，和提着棍棒的人又转过来……

　　矮胖胖的人，检视我每件衬衫和袜子，他相同一个买故衣者，又相同一个典当业的店员那样仔细。不相同的只是我们没在论着价钱。

　　把一页页雪白的信纸，全是面了阳光看了又看。当时我真佩服这是一条忠实而仔细的狗！

　　什么全检查完了，他看我吃起苹果来了，他们说：

　　“你倒很开心哪！”

　　在临走出舱门，他们在频频回着头，好像迷恋着我一般地说：

　　“我总看他不像好人——”

　　钢链铰咬着的声音发出来了，我们知道这是在起锚。

　　海是多么美丽和广茫！我们的心和整个的身，却始终是狭窄的，被什么封锁了一样。

　　妻望望我，我望望她，谁也不说什么，只是看着海，无边无际的海……想着海的那一岸。

　　“明天什么时候能到啊？”

　　夜了，甲板上再也看不到第三个人，妻才倚近我的身边，颤着声音问我。

　　“大约10或是12点钟。”我说。

　　她的手抚摸到我的手，我的手死死捉着船甲板的栏杆，我说：

　　“如果！……”

　　我们全回过脸去——甲板上也还是没有第三个人。

　　“如……果……再来麻烦我……我是要投他到海里去……叫这些狗骨头去喂鱼！”

　　妻的脸色在星光中似乎又增白了。

　　“你——你胡说什么？”

　　我知道她又感到了不安。

　　夜间波浪击打船身的声音，显得急躁，风也不再温暖。回到舱里，妻睡过来，我听着海叫的声音——在我们统一席面上，一个老妖样的婆婆，正在悄静地吸着鸦片烟。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像梦一般地这样叫了！

　　1935,5,2，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