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印象应该是这样的：披了一身烟熏火燎的外衣，孤独且沉默。砖缝或者瓦顶荒草茂盛，木质的窗棂或者还有雕花，门也应是全木结构的，都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经年未扫，立柱，穿廊，牌匾，随你在脑海里增减，蛛网时见，虫迹遍地，偶尔有鸟飞过，或者驻足在某一棵庭树上啁啾，游子伫立其间，徘徊良久，凝视叹息。这样的老屋，大可称为祖屋，少说也该有百八十年的历史。

　　这么说起来，我家的房屋还真就不够老，还不足以用老字来定语它。若从八十年代某年计算，到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四十年光景。这确实不算老。可就是这不到四十年的光景，已经使它映现出苍老的模样了：粉白的墙体挂满灰尘，悬空的水泥开始剥落，窗格漆皮开裂，地板粗糙不平，总之，一身疲惫，通体无光。从前人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倒觉得，屋犹如此，人何以堪。从灿新到灰暗，从热闹到清冷，它承载了我半生的记忆，这记忆派生出情感，这情感让我不得不称它为老。据说，鸡鸭的平均寿命只有七年，而羊狗却是十几年，大象可以活到七十岁，某些鲸类则动辄数百龄，正所谓此之享年，彼之壮岁。当一切建筑栋榱崩折时，万里长城还屹立在那里，埃及人甚至宣称：人类害怕时间，而时间害怕金字塔。因之，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定义什么，时间给于我们的也许只是冰冷的符号，而状态和变化却给了我们丰富的情感。

　　我并非一出生就有老屋陪伴。如果上溯，老屋的前身是六间土坯的瓦房，如果再往上，是两眼窑洞。我出生以及幼年的光阴都是在窑洞里度过的。土院很开阔，两株槐树，一株臭椿，都粗壮而高，茅厕边立着一株石榴，走道边或许还有一株杏树，我印象模糊了。这些树生长在院子里，与我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院前那片林子，构成了我的乐园。雨天，我故意躲在树荫下，名曰避雨，晴天，我会像猴子一样爬上任意哪颗树的枝杈，院子和林子的角角落落留下我欢快的影子。那是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

　　瓦房的存在似乎也并不长。门楼朝南正对着小巷，用角铁做框中间固定木板的门扇，每晚入睡前，父亲把它闩住，然后总用一根一端有杈的木棍顶住，以防夜间大风拍打。那时爷爷住东屋，我们住西屋。天还黑着，暴躁的马蹄表把我和哥哥吵醒，在腻黄的灯光下，我们迷迷糊糊穿上衣服去学校，这时，爷爷已经在扫院了。南墙根盖了一间鸡舍，母亲养了几十只鸡，此外，院子里还摇晃着几只鸭子，紧靠山墙的猪圈里养一头猪。鸭子在鸡舍外一块几尺见方的水洼里扑腾，猪呢，每到夏天，就躺在门楼下凉快。哦，对了，还有一只小羊羔，它像狗一样粘着我，在我躺在台阶上的时候，它会跑过来四蹄立在我肚子上，我出门玩耍，它就紧跟不舍，我没有办法，只得抱着它，把它的头塞进西屋一堆斜靠的椽空空当中，然后撒腿就跑，它在后面追得比我还快，我拉开门来不及闭严，它的脑袋或身子就被夹住了，拼命往外挤，于是，我又抱起它，把它的羊头往椽空空塞得更里了，再次撒腿就跑，往往这么几次，我才能成功逃脱。现在想起来，我脑袋真死，为什么就不能让它跟着我到外面玩呢？至今，我记得那只小羊被我甩掉的可怜相，等我回家再次相见，它又会蹦跳着奔过来蹭着我的腿，咩咩的叫。

　　童年的末尾，瓦房拆了，在原有地基上新式现浇房开始兴建，那是青砖砌墙混凝土封顶上带瓦坡的结构，院子狭长，门楼朝东，这就是现在的老屋。当然它那时并不老，它像处子，筋骨矫健，透着一股力量，还被当作样板，招来了一些羡慕的眼光。它虽未见我呱呱坠地，我却看着它如何诞生，如何在日出日落中，我从小学升入初中，再外出求学，再就业结婚。老屋毫无争议的保持着唯一中心的地位，那是给我爱和宽容的地方，是可以抱怨和回归安宁的地方。老屋兴建时，父母比我现在还年轻，我看见的是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和从不抱怨的生活态度。可惜，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孩子也在城里入了学，老屋不能天天陪伴了，但它的中心地位还没人能撼动。我们隔三差五的回家或者住两晚过星期天，后来拉的越来越长，我看着它随着我的成长而无声喘息，也看着父母随着我人到中年而日渐憔悴。及至后来，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必须回家的节日时，我们才像走亲戚似的突然发现，是好久没有回去了，回到老屋了。

　　在城里住着，不能说怀念老屋，因为老屋还在，它矗立在村子中央，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去亲近，但我可以说怀念老屋陪伴我或者说我陪伴老屋的那些时光，那些回味甜美的时光。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院里花圃里的两颗梧桐已然亭亭如盖了，那是父亲从集会扛回来的两根直溜溜的树苗，一经栽下去就开始抽叶，第二年拔高，很快便一年一个样了。其时，我们已经吃过中饭。大人们都坐在走廊下说话。两个大点的孩子正上六年级，一个小点的也上了四年级，他们正在院子当中玩红灯绿灯小白灯游戏，规则是，单脚着地，在一人口号指挥下行动，喊绿灯，是点着往前或往后，喊红灯，是马上停下来，喊小白灯，是原地蹦，不能走也不能停。总之，不管是哪种灯，要始终单脚着地，一旦两脚同时踩地便输，几种灯可以随意喊叫，时间也可长可短。那个最小的孩子才五岁，他也加入他们当中玩。可他太小，单脚蹦不起来，也不会蹦，一蹦，另一只脚便踏在地上，走了起来，像个小瘸子，惹得他们三个一阵大笑，把游戏也扰乱了。他们连喊带蹦带笑，头上冒着汗，一会儿工夫便都累了，不蹦了，又教那个最小的学，他还是不会，光提了屁股了，就是蹦不起来，一家人都笑了。这时，他们的爷爷起身走到西边去，他回来手里捏着几块石膏，他让几个孩子在地板上写字，让他们把背诵的唐诗写下来。几个小孩于是一个学一个地蹲下，把自己背过的诗都笨笨拙拙的往地板上写，字和行有横有竖有斜，有的伸出长腿踢了一脚，有的枕着人家，有的闪了腰，有的歪着脖子，有的像受了惊吓，甚至有的像长腿鸟，像瘪乌龟。他们的爷爷站着边上，看哪个太难看，就也蹲下，教他们这个字哪个笔画该长哪个笔画该短，哪儿该窄哪儿该宽，哪儿该上哪儿该下，示范一个工整的字。最小的小孩也拿起一块石膏片，在空地上画圈圈，他画的是那种不断线越画越大的圈，像蚊香，他说那叫画蜗牛，把人家的字都画进去了，爷爷笑着骂开了：胡闹，写你会写的字，写你会写的字。最小的小孩留在家里的时候，爷爷就教会他认了好些字，有一百多个，而且很多字他会写，比如：一到十、百千万、大小山、人口手，上中下。这时候，他大概不情愿了，在捣乱。那个蜗牛越画越大，大到足以把他们四个都驮起来……

　　好了，我们该收拾收拾回城里了。

　　庭院又安静下来，几片桐叶飘落。

　　这仅仅是无数片段中的一个，也许给我终生的记忆，只因母亲的那句话，那句立即让这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的话。母亲说：娃们写的字还在地上，桐叶盖着，可娃们一个都不见——。我知道这是母亲来回去西屋取柴生火时看到的情形，我感受着母亲的伤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近年来，老屋渐渐失却了它中心的地位。每到春节前几天，父母都被我们接到城里，除夕那天，我和儿子或侄子会回去，把对联贴在大门两侧，把门前和院子草草打扫一遍，然后又匆匆赶回家。家的概念转移到了城里。

　　去年一冬无雪，父母进入腊月就来城里了。大半年时间，父亲咳嗽已经住了两次院，时好时坏，就在前段，父亲转院去了运城。临行前，我们给他拾掇了大包小包，像一次小型搬家：姐姐买的新暖壶、水杯、父亲用的几件厚衣服、奶粉、干馍片、拍的片子、药，都堆在沙发边。八十岁的父亲坐在小卧室，母亲在沙发上：以后就恓惶了，院子那么大，我一个人看怎么过，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那么大的院子……哎，人老了，就恓惶下了……一向坚强的母亲哽咽了。我强忍着，笑：你看你，说那干啥？没有那么危险。

　　老屋的命运注定不可逆转，它终归走向寂寥，长久的寂寥，伴着风中吹来的种子随即扎根继而野蛮生长；孩子们都大了，他们不会把老屋认作家，城里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只会跟着大人偶尔回去一趟，在他们地道的祖屋停留半天，至多吃两顿饭。即使我们，也把在老屋过一夜看成犯怵的奢望。

　　那个在老屋徘徊的游子会是我吗？虽然我算不上真正的游子。这真是个无聊的猜想，也太过沉重，但我唯愿这猜想延迟下去，一直延迟到梦里。生活不还是美好的吗？眼下也才是仲春，一切都欣欣向荣，可以想见，广袤的原野即将展现燕归柳荡的七彩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