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1947年10月生于哈尔滨，满族。全国最美志愿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哈尔滨市《新晚报》副主编，哈尔滨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报告文学奖获奖者。

　　1997年调入中国作协，先后任《文艺报》副社长、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等。作品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盾文学奖、“国庆60周年优秀中短篇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奖等。其中《牛玉儒定律》《丛飞震撼》《海雀一棵树》发表后，主人公均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或“时代先锋人物”。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集、短篇报告文学集、戏剧作品等近30部。

　　蒋巍：阜平的新生

　　战火中的“树叶训令”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过去，这里石连石、山连山，种地就是搬石头、刨大山，农家的住房是石头加草顶，吃食是玉米、土豆加野菜。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游击队建立起来后，生活极度困难。有一年闹春旱，部队和百姓的存粮都已吃光，只好到处挖野菜、摘树叶。为此，边区政府特别下令：凡距村庄5里之内，所有政府人员和部队不得摘取树叶，都要留给乡亲们当吃食。这一纸训令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感动着今天的人们。抗战兴起后，阜平成为晋察冀边区首府，两万多阜平子弟参军参战，5000余人壮烈牺牲。当年在阜平战斗和生活了11年的聂荣臻元帅一直牢记着这一切。上世纪80年代末，电影演员田华到这里体验生活，回到北京，拿出两个黑乎乎的野菜饼子给聂帅看，说现在阜平人民吃的还是这东西。聂帅不禁掉了泪，说：“当年，9万阜平百姓养活了我们9万军队，他们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阜平不富，死不瞑目！”

　　阜平，就这样成为党和政府始终不忘的牵挂和关怀。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考察，也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动员令。

　　彻底改变太行山区的穷困面貌，谈何容易？阜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阜平的日子和山路都蜿蜒在悬崖峭壁和石头缝里。这些年政府搞招商引资，外地老板来考察，有的小车在山道上走了不到一半路，连吃饭的小店都找不到，就掉头回去了。重重大山封闭了道路，也封闭了阜平人的梦想。大部分年轻人都跑到外地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连耕地都撂荒了。

　　总书记的到来，极大激励了21万阜平干部群众的斗志。

　　千年穷困史，到底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彻底结束？这是历史的沉重追问，更是新时代的严峻考卷。

　　行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阜平干部带上行李卷，住进每个村，一户户走访调研，登记造册，问计问策；来自党和政府的暖流，一股股流向远乡僻野，包括只有三五户的小山村。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家行动”，而且，干部住农家吃的每顿饭、每一宿都要交钱。3年过去了，干部要轮换了，很多“结对子”的干部和农户成了经常走动的“亲戚”。一位干部带他上中学的女儿来看望农户，出了门，父亲给女儿讲了战争年代“树叶训令”的故事。女儿说：“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父亲问为什么？女儿说：“长大后，我要来帮助他们。”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阜平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干部深入基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过后，一个历史性的大讨论摆到每个干部面前：阜平已经穷了上千年，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把阜平推上致富之路？老同志摇头者多：“我们以前试过很多办法，比如县里曾大力推广过‘两种两养’，就是种核桃、大枣，号召养牛和养羊。可力气没少下，效果很一般。这些年产业没少搞，赚钱却很难。”

　　调研越深入，县委县政府越痛切地感到：一是地处山区、普遍贫困的阜平困难确实不少；二是很多发展项目推广下去，依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抗灾能力差，打进市场难。结果上上下下对拔掉阜平穷根越来越缺乏信心，一个个脱贫项目还没见成果就半途而废了。县领导班子意识到，阜平要脱贫，最重要的是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如今，科技化、产业化已成为国家发展大计，我们不能再唱千年不变的老戏本，致富一定要找新路子。

　　于是，县里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农林牧业各方面的专家，把阜平走了个遍，果然有了新主意：专家们说，阜平山多坡多石头多，耕地零零碎碎，这样的地域条件，种玉米土豆只能糊口，如果大规模改种食用菌，就可以扬长避短了。

　　一个建议，惊醒了全县！经过市场调查，县领导们大喜过望：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14亿多国人都在吃蘑菇，正是很热门的一项好产业啊！

　　不过还是有人担心，广泛推广种蘑菇在阜平是个新鲜事，作为一个新产业，把大量土地和人力物力投进去，风险太大，一直穷得叮当响的阜平可经不起折腾啊！

　　县委县政府铁了心，立下“军令状”。

　　但是，因为以前吃过“两种两养”的亏，阜平老百姓普遍有顾虑，干部下乡搞动员，好话讲了万万千，村民们兴趣不大。

　　很快，县里专门成立了食用菌领导小组，时任县长刘靖亲自出任组长。领导小组提出一个新思路：“企业干两头，群众干中间，科技打头阵，保险担风险，金融做支撑，政府当靠山。”简单地说，就是乡亲们只管种菇，管理、收购、科研、技术推广等等都交给企业来办，实行一条龙管到底。

　　大规模种植食用菌，需要大面积建菇棚，建菇棚就得通过流转把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县里很快出台了新政策：流转一亩地，每年补助1000元。乡亲们掐指一算，有了流转金，就等于这一年旱涝保收，再去食用菌企业做工，干一天就能拿一天的工资，何乐而不为呢！

　　种好食用菌，必须靠技术。于是县里聘来许多专家，分村分组，进村入棚，手把手帮助指导菇农解决遇到的难题。有一次，史家寨乡农民李向文的几根菌棒变红了，明白人说，那是患了“红粉菌”病，传播很快，搞不好就要绝收。消息迅速报告到县里，县长刘靖立即拉上专家侯桂森往史家寨赶，侯桂森把治病方法详细讲授给李向文。交代清楚后，几个人正要上车，李向文拦住他们道：“得了红粉菌，已经亏了，要是施了药还治不好，亏上加亏，算谁的？”侯桂森一愣，刘靖拍了拍李向文的肩膀说：“你就听侯教授的吧，放手去治，真出了问题，我担着！”

　　这时，一位前来看热闹的菇农突然问：“种香菇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为啥不见村干部来种？”

　　这句话把刘靖问得心里一震。是啊，看来好事要办好，也需要干部带头，乡亲们心里没底，更需要干部带头。这以后，每周二、周五晚上，食用菌领导小组都要开会，并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和家人要带头种、做表率，给乡亲们当好开路先锋。两年后，菇棚普遍挣钱了，想承包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的菇棚不够分了，县里又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村干部，把自己包的菇棚让出来。

　　不少村干部想不通，刘靖在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大家还记得抗战时期的‘树叶训令’吗？当年晋察冀边区闹灾荒，聂荣臻司令员命令部队，村庄附近5里地的树叶，碰都不能碰。为啥？不与民争食！战士们宁肯饿着肚子打仗杀敌，也要给乡亲们留口饭吃。现在我们号召干部给群众让出菇棚，跟革命先辈比起来，这算事儿吗？”

　　种菇产业发展得越来越红火，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但管理技术也需要更快提高。食用菌领导小组很快制定出一整套菇棚工作流程。从菌棒入棚、出菇管理，到每个菇棚放多少菌棒等等技术指标，都做出明确规定。农民李向文按照专家侯桂森传授的管理方法，那一年不仅没亏损，还赚了几万块钱。尝到甜头的他，对县里的产业思路更有信心了。他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实现了种、管、收、卖一条龙，眼光和市场大大地开阔了。当时，外地很多地方种的是传统口蘑，两年才出一季菇。在阜平，专家们研发出系统化的食用菌高效生长技术，一年可出一季菇，村民的收入大为增长。

　　科技一向是事业发展的先导。专家侯桂森又提出新主意：“现在阜平一年出一季菇，要8个月时间。还有4个月菇棚是闲置的。如果建成温室型出菇棚，可以两年出三季菇，这样大棚就不会有闲置期了。”

　　全县农民手里都有了“闲钱”，温室型菇棚很快推广开来，棚内还普遍配备了立体床架、微喷、风机、水帘等设施。此后阜平很多农村合作社升级为食用菌生产企业，采用了全自动灌装制棒、净化制冷等先进技术，建成了智能化养菌车间，跨进了工业化管理和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一朵朵美丽香菇，就这样富了大山里的阜平！

　　时至今日，阜平县的食用菌产业覆盖了140多个行政村，受惠群众5万多人，超过全县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阜平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3262元增加到2021年的12342元，整整翻了两番。

　　初心——永远的牵挂

　　治穷先治愚，扶贫须扶智。一位老党员义务支教18年、用音乐改变乡村的感人故事，就发生在阜平大山深处。

　　这位老党员叫邓小岚，是老区时代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的长女。小岚生于1943年，因父母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不得不把她委托给阜平的一户农家抚养，直到北京和平解放才进了城。也因此，小岚一直把阜平当作自己的“第一故乡”。有一年，她回到马兰村，给太行山上的革命烈士扫墓，马兰小学的孩子们也参加了。邓小岚倡议：“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唱国歌吧。”没人吱声。邓小岚问：“没有老师教你们唱歌吗？”孩子们摇了摇头。邓小岚深感痛心。她知道，马兰村曾是晋察冀日报社驻地，抗战时，乡亲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跟着报社同志学识字、学唱歌。那时的太行山天天歌声飞扬，唱出了老区军民同仇敌忾的气势，更唱出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生活条件好多了，山里娃反而不会唱歌，这哪行呢？

　　回到北京后，邓小岚久久凝视着父母留给她的一枚印章——“马兰后人”，这枚印章，镌刻着父母对她的最大期望啊！那一刻，她毅然决定：退休后就回马兰，用自己的专长，为老区乡亲们做点实事好事！

　　从那时起，邓小岚每年就像请探亲假一样，总要回马兰，到当地小学开展义务支教。那时马兰村的教室很破旧，邓小岚自己掏钱，把教室翻修一新。她又从同事、好友那里募集到各种乐器，运到马兰，成立了一个马兰小乐队，教孩子们唱歌和演奏乐器，并发起建立了“马兰儿童音乐节”，带孩子们到各地演出。

　　随着时间推移，“马兰儿童音乐节”影响越来越大，竟引起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导演组的注意。2022年2月，在邓小岚的带领下，44名阜平娃登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大舞台。孩子们头戴小红帽，脚蹬虎头靴，一曲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唱得声情并茂，令全场观众为之动容，也赢得全世界观众的喝彩。

　　不久，马兰村里建起了月亮舞台，修建了音乐广场，不仅有名声在外的马兰小乐队，还成立了马兰艺术团和马兰秧歌队。逢年过节，来自全县各地的演出邀请一个接一个。乡亲们说，物质上富裕、精神上富有，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3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阜平做工程的父亲带他到村里玩。村外山水风景如画，村里新楼栉比相连。村边有一大片空地，上面盖着新土。牛童问父亲：“这里是准备做什么的？”父亲说：“以前这里是座荒山，以后要搞成耕地了。”“山呢？”牛童惊讶地问。“被移走了。”父亲云淡风轻地说。

　　见儿子不解，父亲接着解释说：“阜平县一向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面积太少了。所以县里下决心把一些荒山削平，拉来泥土，再改造成耕地。”

　　牛童听得目瞪口呆。他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想不到，古代传说中的故事就在眼前上演。太行山穷是穷，可这里的人有雄心有魄力，山都能移，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牛童激动地对父亲说：“我在国外见识了很多现代化技术成果，我想在这里租一块地，做生态农业，在阜平县带个头。”父亲很高兴：“你的想法很好，我支持。”

　　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动员过来，组成一个团队，把行李搬进阜平的大山。数年间，他们种了3000多亩黄桃、3000多亩苹果，在山里打造出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智慧果园”。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县委书记刘靖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他们一起来到智慧果园，把果园转了个遍，最后走进中心控制室。那里摆着一排排仪器，还有一个电子屏幕，屏幕上不断闪动着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是啥意思？”刘靖指着屏幕问。“这是我们设计的智能系统，用来观测果园的温度与湿度。”牛童骄傲地介绍说，“比如这串绿色数字，就是土壤湿度。如果这个数据偏低，就意味着果园应该浇水了。”“听说你们坐在电脑前，就把地里的活干了，是真的吗？”刘靖又问。“有些工作，比如水肥浇灌、虫情防治，不光坐在电脑前，就是出差在外，点开手机里的APP，也能远程操作。”“你们的果子卖得咋样？”“阜平的土质因为靠山，矿物质特别丰富。今年黄桃大丰收，在北京的超市里，上架5个小时就卖光了！”“好！”刘靖举起大拇指高声点赞说，“你们这个果园，亮点就在‘智慧’两个字，证明科技兴农在阜平大有可为！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吸引鼓舞更多的年轻人，在阜平这方沃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整整10年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翻山越岭、进村入户时留下的殷切嘱托，仍然时时回响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正在太行山下变成壮丽的现实。过去没见过汽车、火车的山里娃，如今套上工作服，走向纺织、制衣、食品的流水生产线；过去一个个泥浆满地、荒草乱飞的老山村，搬进了高楼林立的新社区；过去那些老旧寂寞的小镇，如今出现了一个个欢声笑语的文化站、新学校、幼儿园、养老院……

　　只要说起这10年，这里的人们都笑容满面、激情四射：“过去，我们做梦都梦不到山外头，因为我们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啥样。如今，世界已经走进我们山里头，吸一口空气都比城里甜。”不少农家新房盖得像小别墅，院里还停着私家车。到一个农家做客，主人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放心，都是自家种的纯绿色，我们的炊烟也比别处香呢！”

　　是啊，此来太行山，走访新阜平，好些人在说，十年巨变越千年，千年梦想在实现！10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阳光已铺满阜平大地。党和政府的温暖正涌向一个个新村、一家家农户，多少人的命运已经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在此实现……

　　是啊，新时代的壮美生活正在我们身边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新的幸福将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