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过8年露天电影，至今一过去40多年了，那段经历至今却记忆犹新。

　　那是1975年底，临进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同学宗西亭悄悄告诉我说，咱还得在一块待几年。我说毕业了，各回各村，从此天各一方，哪有待在一起的机会？他说公社要调我们去电影队，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消息，我有些不相信。

　　第二天早上，果然有老师通知我们去电影队报到。我们立马回家告诉父母，赶到泰安县电影管理站。经过两个月的技术培训，成为让人羡慕的电影放映员。

　　那时没有电视机，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乡亲们那个热情啊！我们拉着地排车走在路上，不住地遇到人在问：“去那庄放电影啊，演什么片子呀？”一路问，一路答，没完没了。刚开始有些烦，可一想从前自己不是也这样问吗？于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

　　到了下午，选好场地，埋好木杆，挂上银幕。吃罢晚饭，早已陆陆续续来了观众。大人来到孩子早就占好的位置坐下，来得晚些的站在后边。再晚些的，站在凳子上，甚至树杈上、墙头上也挤满了人。正面人满了，还有人看反面。尽管大风刮着银幕变了形，人是反的，字是反的，也没人在乎，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放映的影片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也看不烦。偶尔演一回《桥》和《卖花姑娘》等外国片，更是稀罕的了不得。

　　天气晴好，看电影的不少，有时多达几千人。放映中，突然下起小雨，也没人舍得离开，戴着草帽，披着雨衣，打着雨伞，也坚持看完。大家夏天不怕热，冬天不怕冷。热了，忽闪着蒲扇；冷了，跺脚取暖，总不会因冷热而终止了看电影。有的年轻人，这庄看了，跟着去下个庄看，直到背熟了影片中的台词，会唱影片中的歌儿，还是看个没完没了。

　　我们备受人们爱戴，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大队干部、企业干部、单位领导热情招待自不必说。行驶在路上，有学生帮忙推车；偏远山区，村里派人迎送；埋杆子，有人帮忙挖坑；挂银幕，有人帮忙扔绳子。放映期间，换片慢些，没人催促；机器出了故障，没人起哄，总是耐心等待。一旦发电机坏了，开汽油机、柴油机、拖拉机的师傅便主动协助检修，一忙就是大半个时辰，从不怨天尤人，直到突然一声“嘟嘟”响，把一场电影演完……

　　当时，县电影管理站提倡“自炊”，我们向公社党委书记戴有奎汇报，他说不用“自炊”，只是不要挑剔，粗茶淡饭吃饱肚子，不扰民就行了。征求村干部意见，村干部生怕我们吃不好，说，一个月才来一两趟，还管不起几顿饭？我们提出白天参加生产劳动，乡亲们也舍不得我们吃苦受累，不让我们晒着太阳干活。那八年里，只记得与宗德彬在姬家庄子跟一大帮子妇女锄过一头晌地。我俩不会锄地，我们在前边锄，有人在后边跟着“捡漏”，也没人笑话，更没人嗔怪。

　　我们在公社领导呵护下，在乡亲们的珍爱下，给精神上“饥渴”的人们放了多少场电影，送去了多少欢乐，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社队干部对我们的好，父老乡亲对我们的爱。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到科协编辑《徂徕科技报》。再后来，做了专职通讯报道员，离开了我钟爱的电影放映工作。

　　随着社会进步，电视机迅速普及，露天电影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好多人还在怀念露天电影。其实，我们放映员更忘不了那段日子。

　　作者简介

　　朱绪厚，字千重，号万载。笔名：朱旭，肥厚。微名泰山松。中共党员，山东省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早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自幼酷爱文学，喜欢写小说、散文、故事，偶尔尝试诗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