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在的生产大队共由九个生产队组成，我家是第一生产队，位于南沟子的最东头，其他的生产队就都是沿着这条沟子，弯弯曲曲地向西，几十户人家为一个村落，断断续续地排列着，一直穿过火车道，大约有十五六里地的那么远狭。

　　南沟子是一条季节的小河，夏天两岸都生长着柳毛子，冬天开阔一点的地方还可以打出溜滑。学校、供销社和生产大队都集中在居中的第五生产队，就是冯继海他家的所在地，距离我家总有六七里，甚至还要远一些的路程。小孩子们上下学，觉得有意思，不怕绕远，就沿着南沟子走着玩儿。大人们忙，来来往往便从后岗上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穿过，但即使是快走，也要大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冯继海是生产大队的拖拉机手。我跟他认识是缘于他们开东方红拖拉机翻地，到我家吃派饭。大家都吃完饭，东倒西歪地在炕上休息，只有他靠墙坐在炕沿边上踏踏实实的一个小伙子，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冯继海是我表侄的小学同学。我们那里的小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初中。一是农村中学路途远，一个公社就那么一所，全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车轮辐辏，少说也有十多里；再加上一家人兄弟姐妹好几个，念不起书。冯继海上完初中一年级也下地干活儿了。我家那里是东北大平原，要率先实现机械化，从官道上一台接一台地“老红”拖拉机开进来，都是75马力，54马力的早已经被人家看不起。生产大队要增加人手，冯继海就去开拖拉机了。

　　那时，我还在我父亲的木工厂里干杂活儿。晚上下班，听说城里演好电影，就三五个人一起，骑自行车，看到半夜散场才回家。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都是那时看到的。自行车坏了，就推着走，凯旋般地站在西南山往南沟子下望，一个接着一个的沟上人家，寂静的梦，月色轻柔，可以看见熟睡人家的酱栏、窗户玻璃的闪光和走失的牲口到田地里刷刷地吃庄稼的声音，土桥底下沟子里的流水，浅渐的滴答，是那么迷人。

　　偶尔，厂里听说人家城里的工厂还有公休日，厂长也大胆地放过几回假。我攒的几个钱，就都跑到一个县城只有一个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杏花雨》，王汶石的《雪夜》，魏钢焰的《黄河船夫曲》，后来才买到贺敬之的《放歌集》。我自己打了一个小书架子，除了这些随时买到的书，有几本还是我家人从她同学那里借来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书前几年已经收入70年70部长篇小说合集了，还有被团乱得没有了封面的中译本《冰河》。

　　我的书架子，成为了我们大队的第一个书架子。

　　冯继海再来我家吃派饭的时候，吃完饭，他不再是靠墙坐在炕沿上，而是帮我家人撤了桌子，立在柜跑前看书架子上的书了。我有一次说，我喜欢“铁马冰河入梦来”，他便从书架子转过脸拿着书坐在炕沿上，半侧着头背诵了陆游《游山西村》的全诗。我惊诧的，是他把“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浑”和“豚”两个字眼咬得那么准确和清楚。这在我们公社里，在我们县新华书店里，也是未曾听到过的。

　　从此，冯继海便成为了晚上到我家聊天的常客。

　　他有时穿着整齐干净，从我家的后园上下来；有时也带着拖拉机的油渍，匆匆忙忙的；有时是赶人家的随礼路过，但这个时候是很少的，大多时间还是晚上。但他不是看书，而是聊天。我们那时聊天的内容很茫然，但心里都在互认着上进和文学。后来，还有一些比他距离远的，或更远的，晚上也来聊过。但这直到恢复高考我上大学，他还在当拖拉机手。我表侄说，冯继海打听过你好几次。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叫我表侄给他捎回了哪些话，或者我表侄以后出去打工再也没有见过他。

　　聊天的散会，都是因为我父亲不喜熬夜，每每他大声困倦的呵欠，就在明告着我们该散会了。冯继海走出门去的时候，并非如我们看电影那时的皓月和土桥，土桥下的小河，旖旎的风光，却常常不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抑或是一推开门，门便被飓风刮回，他于是就顺势关门，阻止我送客。

　　但我还是在飓风中，一定要坚持看他躬行的风姿，想他前头还有六七里的回家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