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运龙的长篇小说《两江风》讲述了一个“扫黑除恶”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故事。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中国持续创造“两个奇迹”夯实了社会基础。相应地，扫黑除恶与发展经济也成为文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信息资讯内爆，特别是自媒体如短视频、直播和微信发达的今天，文艺创作特别是文学书写不是变得简单而是变得更难了，在思想提炼和艺术表达等多方面都对艺术创作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提出了挑战。在数字化的信息社会，现实主义创作如何向我们说话？如何在信息泛滥中吸引读者？《两江风》启示我们，一部作品能够为时代发声和受人瞩目，从而实现与时代同频共振，首先要明白为谁写作、为谁代言，是沉溺于杯水风波的一己悲欢，还是融入人民生活的海洋。“为谁写作”不仅决定作品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品格，更是对作家责任和艺术能力的检验。只有把艺术追求与时代主题在相互切近中，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展现出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力量，才能写出肩上的道义和胸中的乾坤。在艺术创作的道义制高点上，《两江风》以其精神境界的开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而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信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守江山就是守人民的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高扬文艺人民性的创作与党的初心高度契合。回到作品本身，小说没有回避现实矛盾，对黑恶势力及其成因有着深刻认识，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为人民之心，使作品洋溢着向往光明的崇高之美。

　　一、现实题材与作家的艺术审美想象力

　　何谓现实，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实际上却不然。严格意义上讲，作家面对的所有东西都是现实，都有其现实性，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对于有着现实主义眼光的作家而言却又不尽然。显然，现实有着复杂的内涵、多重维度和无限性旨趣，理解现实、把握现实必然要高于现实。这个“高于”就是作家与现实互看的对象化能力，是作家应有的艺术审美想象力，正是这个“高于”要求作家执着于现实题材创作。所谓“现实题材”不是现实生活现成地摆在那里等待作家去发现和反映，而是以艺术的眼光，经由作家的情感、心理、思想、精神的浸润，使现实内化为主观化的“现实经验”，才能作为一种“现实题材”进入文学艺术。这个过程也是思想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相互寻求与契合的构思过程。它是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和文学艺术的自主表达，是作家介入生活、发现生活、把握生活进入创作过程的结果。因而，现实题材关联着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对艺术效果的诉求，是现实感的获得和艺术性的张扬。现实题材意味着作家对待生活和创作的某种态度，它既是一种文艺形态和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精神追求。何谓现实主义？秦兆阳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指出：“现实主义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们的世界观，而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可见，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高度介入生活，“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作家和人民大众一同跃动着脉搏，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作家关注现实题材要倾听时代的声音，以文学的感悟力和艺术想象力回应时代之问。现实主义从不避讳艺术审美想象力，其可能性立基于现实性之上，从中体现一个作家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当下，一些以扫黑除恶为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风靡市场，都有着良好的口碑与不俗的热度。大多数创作素材都取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案件。艺术创作如何把一个政治命题（典型案件）转化为一种文学叙事，是对作家的哲学思考与艺术表达能力的考验。源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案件，在技术处理上细节多采用艺术化处理，同时，为增强观赏性和娱乐化色彩，往往在严肃题材中加入适量喜剧元素，展现人性之美。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两江风》带有更多作者生活的历练、真切的人生经历和身边人的故事，因而在艺术表达上更为真切与可信。

　　两江是码头，也是江湖，自然有着江湖人物的种种传闻。但这传闻在现实的两江县并不虚，那就是黑老大熊天坤和霸道贺胡子密织的蛛网。小说第一章起笔不凡，呈现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半岛市两江县污浊之气氤氲的时代背景，从而为主人公出场渲染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他们和当地一些官员沆瀣一气，编织出一条条无形而又韧性十足的绳索，有时还会变成美女蛇或蜘蛛精，缚住对抗他们的手足，扼住将发出正义之声的喉咙。”正是在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留下悬念、为高潮埋下伏笔之际，小说的主人公党一民作为两江县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县长人选，在这种氛围中揭开了时代大幕。在两江县的权力真空被常务副县长白海峰把持半年多后，半岛市委左书记的话又在党一民的耳边响起：“两江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还老百姓一个平安的生产生活环境，难点在于如何打击黑恶势力。市委选中你，是权衡了很多利弊的。你年轻，有脾气有血性有胆量，这是你的长处和优点，也是你在两江立住脚的本钱。但同时也是你的缺点。脾气大容易得罪同志，血性盛容易鲁莽行事草率决策。所以，关键时刻一定要冷静下来，遇事多和班子成员沟通研究，多向县委请示。特别要多和郝书记商量，他对两江的情况熟，工作经验丰富，办法多。要多向他请教和学习。”

　　小说的主人公党一民是一个不忘初心、崇尚使命的党员领导干部形象。这样值得讴歌、值得学习和尊敬的形象，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太少了。相对于知识型作家，作为官员型作家的谷运龙做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有着丰富深厚的生活经验积累和人生历练的旷达。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与情怀自然地显现于文学创作中，并成为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自觉追求。同时，也促使其把目光投向现实题材，其作品透露出强烈的泥土气息，从中生长出扎根大地、致敬光明的人生葳蕤，在把握现实中彰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这是其作品人民性彰显的源泉所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此前他关注生态环境危机的小说《几世花红》，该作品不仅文采斐然，在文字的灿烂中还有一颗忧世之心和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文情怀。今日的《两江风》更是在文字的遒劲有力中直面地方黑恶势力的猖獗，以现实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以强烈的使命感还人民一片净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文艺作品要赢得人民的认同，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为人民发声，为人民代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②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关注现实题材，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谷运龙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在访谈中说：“观照现实、反映现实甚至于批判现实将和自己结伴前行，终此一生。”《两江风》源于生活，自然有着现实生活中泥土的粗糙与野气，但其中的质朴与真诚使其对现实题材的发掘始终保有艺术性的文心，各种机缘的杂糅共在促使作品实现了中共党员的初心与文学初心的交融，在作者的深刻思考与人生哲理熔铸笔端中实现了小说文心与党性的有机统一，这使《两江风》有着一种卓异的风采。谷运龙在访谈中说：“这个形象还不够丰满，还有不少需要打磨和雕琢的地方。但有时粗粝也会是一种风格。”党一民形象的塑造尽管略显粗粝，却是鲜活的、立体的、有尊严的、有追求的、活着的人，他可以和我们交流对话，诉说人生的悲欢离合与不屈的抗争，向我们传达共产党人应有的信念，为官一任就要担起责任，就要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装在心中，哪怕自己付出儿子、爱人的生命也决不向黑恶势力低头。在一定意义上，小说诠释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③。揭露黑暗是为了展示光明，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阴暗面，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责任感的作家总是以光明驱逐黑暗，用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乐观主义精神对待眼前的不如意，以文学的温情和浸润人心的力量，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因为他们懂得“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只有塑造最美的人物、讴歌奋斗的人生，才能以文艺的力量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小说中党一民赢得民心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胜利。它说明现实题材没有过时，现实主义创作也不会过时。

　　二、当下现实主义精神应有的价值指向

　　在各种资讯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一个作家而言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时代的“记录官”显然是不够的。如何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中彰显现实主义精神，是对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的考验。诚然，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必须关注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一种深刻的、历史的眼光，从生活的芜杂和琐碎中，在各种生活场域和人物命运的展开或人物性格演变中展现出某种普遍性规律或本质性价值，并借助各种细节或场景彰显某种内在的意义。文学史表明，那些有着内在的意义或灵魂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康德认为美的艺术品作为天才作品除了合于鉴赏的尺度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它须有“精神”或“灵魂”。所谓“精神，在审美的意义上，就是指内心的鼓舞生动的原则”④。这个原则不是别的，正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把审美理念表现出来的能力。在他看来，取悦感官的“快适的艺术”除了供人们一时的欢娱和消遣外别无深趣，而以反省的判断力而非以官能感觉为准则的艺术则“促进着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康德心目中的艺术指向的是有灵魂的、美的艺术，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中弘扬主旋律，坚持艺术为人民的属性，而不是图解政策。这在今天仍是何谓好的作品的一个尺度。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从来不是花里胡哨的能指的漂浮，而是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导向。事实上，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相对于对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悉心领会，什么不是现实主义则可能更为清晰明确。“图解现实、概念化、机械化、简单化的写作不是现实主义；投机性的迎合政治的功利写作也不是现实主义；高大全、空心化、模式化、生活等级化的写作更不是现实主义。”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⑥所谓现实主义精神是作家在作品中对人的命运和生存境遇的一种真切关注和深刻的感同身受，体现出一种基于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的高扬，一种直面现实的批判与抗争而生成不屈的意志，以及在理念上把人民装在心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这使作品的主人公能有尊严地从作品中向我们走来。好的小说一定能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所谓鲜活独特一定是带有时代特征和时代气质，从人物形象中解读出时代精神和时代独有的印记，这样的作品才能紧紧抓住时代。就此而言，《两江风》在抓住时代中成为一部直面现实、揭露黑暗、伸张正义、展示光明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

　　所谓现实主义绝非照镜子式地反映生活，而是以艺术理想、审美理念和价值诉求烛照生活，从中体现出忠于生活基础上应有的价值指向与典型性，这是对作家艺术构思能力、审美表达能力和把握时代的哲思能力的检验。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它既是一种题材的选择，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生活和坚持文学介入如何表达的态度。对于现实主义，恩格斯在1844年4月的书信《致玛·哈克奈斯》中，有一个经典论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扎根脚下的土地，文艺作品才能灌注生气。之所以强调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追求，乃是表明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勇气和气魄，从而把自己摆到人物命运的起伏中，以平凡表现伟大，以作品赢得读者，而不是肤浅地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文似看山不喜平，好的小说一定是在情节冲突和一系列事件中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两江风》有一系列冲突和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如霸道的贺胡子在公安局门口的大街上修房子，贺胡子的跋扈形象跃然纸上，也把矛盾冲突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对党一民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如何处理矛盾冲突和事件？拆除贺胡子的违建房，惩办菜霸任春光，化解高利贷危机，收回熊天坤的矿山，等等，都是在与黑恶势力的正面较量和主动出击中争夺民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斗争中，党一民越来越讲究策略，他在政治上和性格上越来越成熟；同时，作为县长他还要抓经济发展，上水电站项目，引导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推动县域国企改革，抗洪救灾，坚持依法治理，等等，都是在提高老百姓收入和把人民大众装在心中，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民心，同样是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夯实。这一系列的情节演进和性格塑造，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才华和凌云健笔，也使党一民的形象立起来、立得住。《两江风》把扫黑除恶与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关联起来，不仅关乎现实中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和治理能力，也关乎文学叙事如何合乎逻辑地展开，从生活真实迈向艺术真实，从而聚焦于人物形象塑造，在矛盾冲突的情节展开与情感起伏的波澜中使主人公党一民的形象进一步饱满，也显现出作者笔力的遒劲。

　　大踏步地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作品也深刻揭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付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党一民为了与黑恶势力作斗争，为两江县的发展创造好的条件，付出了血的代价，经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也锤炼了党一民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和理想信念。小说在人物性格刻画和事件冲突中塑造了拥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正是无数普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是他们在实践中践行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同样，也正是精神力量使这部作品焕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文笔的汪洋恣肆中荡开一种艺术的境界，在真切地触动心灵中感受着人物命运的起伏和情感变化的波澜不惊。它启示着我们，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依然是有力量的，优秀的文艺创作依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精神向时代发言。

　　三、在彰显文艺的人民性中书写现实主义精神

　　新时代为什么还要倡导现实主义创作？吴义勤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了怎样的新时代，现实主义仍然是无法替代的，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仍然是我们最为需要的。“首先，现实主义文学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殊视角和重要工具，是它让我们获得了对于现实身在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能力，是它提供了超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迷茫的可能。其次，现实主义是最能唤起我们审美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文学形态。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兴盛既是中国特定的时代需要决定的，同时又是中国主流文学观念和审美心理主动选择的结果。”⑦现实主义是一种时代要求，历史地看，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文艺创作不能徒有其表、花里胡哨，而是要在文字、色彩和线条中注入真诚的为人民的心。“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⑧新时代文艺要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⑩人民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两江风》是一部张扬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

　　初来两江县的党一民经历了叵测又惊心的“县长选举事件”，小说的一干人物悉数登场，展示了一个有利于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特定环境。人物与环境一同成长：在为人处世中形成饱满的性格，在扫黑除恶中实现两江县的河清海晏。这一幕既是给党一民的“下马威”，也定格了党一民处事不惊的历练与担当，同时也揭示了环境的恶劣与人心叵测。黑恶势力的猖獗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预示着对民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其实黑恶势力的恶并不全然写在脸上，俨然不是江湖码头的打砸抢，甚至还披上了公司合法化的外衣。小说即使书写黑恶势力也没有符号化，尽管有着某些套路的痕迹，却写出了一种复杂性与变化起伏。两江县县长党一民与黑老大熊天坤第一次面对面，就揭示了黑恶势力公司化的面孔以及如何渗入地方经济社会运行。有真实的环境才有可信的人物，英雄是在平凡中炼成的。“一个县的两个当家人就这样被钱的问题套得牢牢的开不了工，管着几千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却被如何让这片土地富裕和美丽起来深深地困惑着。还不如一个熊天坤，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沙石、矿山、电源点，这些本该造福两江的资源，却如流金淌银的河，哗哗地流进他的私囊。”在小说中，水电站事件不仅串联起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国家部委的支持，还把党一民的人物成长摆进去了。从初来的被动到主动打开局面，在与黑恶势力的斗智斗勇中展示了人物的历练和心理的起伏，使人物形象没有止步于扁平化与定型化，这是成为好作品的基础。文学介入现实必然要写出生活的复杂。小说在担当和造福一方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成长，也塑造了颇具典型性的社会环境。“市委任命一民为两江县委书记，白海峰转任两江县政协副主席。”党一民在历练中对政治有了更多的领悟，“政治是一片开阔的旷野，让你的胸怀和格局变得更大，同时又是一片高远的蓝天，让你的境界变得更高，更是一个浩瀚的海，让你的情变得更深。”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这种政治观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同样，文艺创作也必须坚持高扬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仅党一民的形象具有性格与精神的成长，贺玲玲同样也不是一个符号化或扁平化的人物，而是有着情感波澜、心理变化与性格的发展，是一个有个性的新女性。虽然天下黑社会套路差不多，但小说也描绘了黑老大熊天坤在挖政府墙脚与政府争夺人心中的谋略、手段，其势力之大和对沙矿石资源的控制已经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令人对党一民的安危（大民之死、秀玉发疯被害）揪着一颗心，从而定格了一个迎难而上的共产党人形象，以及背后以郝书记、左书记为代表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

　　小说叙事始终保持在“扫黑除恶与坚持依法治国”的一定张力内，菜霸、保护伞、集资、群体上访、安置下岗职工、解决就业、办戒毒培训班、发展经济、建原生态文化试验区，只有收回沙场，斩断黑社会财路，才能摧毁滋生黑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政府对老百姓而言是真正的天和地，天朗气清，万物才能生机盎然。”小说艺术地呈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文字的汪洋恣肆并没有冲击文本应有的理性认知，可谓“斜逸并不旁出”，小说叙事始终合乎生活逻辑展开，有一种从容的克制，这是艺术扎根生活的体现，更是作者基层生活的厚积薄发。“只有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才装得下天下！只有满怀真情的人，才消化得了罪恶！”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小说叙事张弛有度，节奏感把握得很好，接地气的语言为小说增色很多，如贺玲玲是“春光在她脸上摇曳出浅浅的微笑”，任春丽是“她那饱含着晨露的目光和闪耀着秋韵的神采点燃了玲玲秋山的霞彩”。从容悠然的笔法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很强，情节设计跌宕起伏、戏剧性冲突也很抓人，使“扫黑题材”的艺术性创作有了提升，显现出一种单纯政治性诉求和商业娱乐相融合之上的艺术把握，使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彰显。显然，《两江风》是作家谷运龙下了很大功夫也颇见功力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一部有着现实主义精神追求的优秀文学作品。基于作者多年深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是以艺术观照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审美想象力的艺术构思，以其创作题材“扫黑除恶”和改革发展的艰难触及人心，它是文学又是生活，是高于生活的文学，其复杂的能指不能简单地贴标签。因此，对它的理解和定位要放在现实主义文学版图中来思考和展开，在多维度的解读中阐释作品的丰富意蕴和创造价值。谷运龙以其作家的良知和很高的政治站位，在彰显问题意识和人文情怀中高扬了文艺的人民性，在为人民抒怀和为人民抒情中真正践行现实主义精神，凸显了文学的魅力。《两江风》以其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对艺术卓越性的追求赢得读者的喜爱和认同，它使我们看到了人民精神的成长，相信它既能赢得读者的口碑和评论家的认可，也一定能通过市场的检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现实主义文艺无疑是铸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最好方式和路径之一。

　　小说文本结构独具匠心，双重线索相互交织的复线结构使整个小说漫而不散，犹如一首不老的川江号子，在作者用心调度中张弛有度。一条明线是代表两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党一民和黑老大熊天坤围绕沙石（矿山）资源控制权展开的激烈争夺，沙石资源是盘活和发展两江县经济的命脉所在，因此对沙石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结构全篇的轴心。整部小说围绕沙石资源的争夺展开人物命运的刻画，成为各种矛盾冲突和情节展开的斗争场域；一条暗线是有情有义的主人公的个人情感的波动，围绕党一民与三个女人（妻子秀玉、同事贺玲玲和初恋任春丽）的情感纠葛及其对个人品性、道德操守与人间真情的讴歌，展现了人性渐趋丰富与性格的饱满。当然，小说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都有不断生长的内核，和可以升华到哲思境界的“文心”。就此而言，《两江风》的“文心”还有待进一步凝练和明晰化。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④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⑤吴义勤：《通向现实主义的路到底有多远？》，付秀莹主编《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⑦吴义勤：《通向现实主义的路到底有多远？》，付秀莹主编《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页。

　　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⑩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