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擅长写过去的故事。她的大多数作品都与当下生活有种距离感。在贫瘠的西海固，在群山的褶皱里，一个叫扇子湾的小小村落成为她闪转腾挪的文学根据地。不过是再日常不过的故事，却自有一股打动人的温情在里面。她写记忆中的农事、劳作，写人在清苦的生活中彰显的隐忍与坚韧。土地与粮食在这里依旧保留着最本初的意义，这让她的小说在一个符号消费的时代里显得别具一格。

　　《流年》是马金莲一篇小说的名字，也可以视作对她写作的某种概括——在对过去光景的深情重现中，传递出城市化时代对于文化原乡的怀旧。这篇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包产到户不久的八十年代，讲的是倔强的爷爷和一头犟乳牛的恩怨。红乳牛体态健朗、气韵不凡，一度让爷爷自得于自己挑选牲口的眼光。然而它不碾场，更要命的是不会下牛犊，而且很有气性。于是只得扎鼻钻子：用铁丝穿过牛鼻骨的薄弱组织。这对于牛来讲，简直是一场酷刑。看守牲口的过程中，“我”与红乳牛“幽幽的，忿忿的，显得孤单，旷远……”的目光相遇，“我”“头一回发现牲口会有这么动人的目光”，感到心里难过，心里发疼。孩子微妙的细腻的情感被马金莲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红乳牛足足被我们喂养了九年，直到颗粒无收的年馑，爷爷才不得不将它痛心卖掉。多年以后，在用机器碾场的时代，看着突突冒烟的蹦蹦车，爷爷对红乳牛泛起悔恨与怀念。

　　时光推移，记忆淡化模糊，但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驻留过的事物并没有被遗忘，如“虚幻的东西在幽深处漂浮”，不经意间牵动起人们的神经。马金莲在往事中捕捉温暖和爱，生长出了文学的新意。这使得她的写作与苦难文学或底层文学区别开来。她的小说不展示惨兮兮的伤口奇观，不教人恨也不勾引人施舍的冲动，而是牵动人的恻隐之心，教现代人坚硬的内心变得柔软，重新获得共情的能力。

　　这种文学气质充盈在她的“年代系列”里面。这是一组以年份为标题的小说：《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88年的风流韵事》《1990年的亲戚》以及《1992年的春乏》。评论素来慎谈“最”字，但我还是想说，年代系列可能是最契合马金莲的气质和禀赋的小说。尤其是与她新近结集在《午后来访的女孩》里的几篇小说对比来看。后者对城市男女的隐秘心事固然也有精妙的描写，但给人的感觉是抱定追赶当下生活的理念然后去刻意表现。追赶的姿态本身，已经暗含了一定的迟滞感，反倒不如怀旧式小说读来自如。

　　年代系列的时间地标也与《流年》接近，都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乡土往事。对于生于一九八二年的马金莲而言，叙述者和作家在年龄和经验上实则是同构的，都是由接近少年期的儿童的视角展开。相对于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老故事以及近年关注的当下生活，马金莲此间的叙述有高度的混融度和代入感。

　　在这个年龄阶段，虽然心智尚且不能驾驭稚气，但自然和游戏已经不能完全占据儿童的念力。作为成人世界的局外人和观察者，她们凭着微妙的直觉，体现出对于人情凉薄的敏感。如同小说中历练般的行走，儿童开始跌跌撞撞地闯入未知的世界。

　　马金莲尤擅写不谙世事的儿童在陌生环境中的局促。《1992年的春乏》中，无所事事的儿童遭遇的是漫长的春天的午后。突然进入一个陌生而富足的家庭让马东无所适从。大人世界的奥秘虽不能完全参透，但他显然察觉到由自己而不是叔叔陪同新妈（婶婶）回娘家，这个妥协方案将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的内心为篱下之感所激荡，体会到了平生的第一缕忧愁。《1990年的亲戚》中，六个半大的孩子跟在爷爷身后，组成了一支赴宴的“民间使团”。孩子们不明白此行背后关于“礼仪”的较量，只是为浪亲戚而新奇，为吃油香而激动。但是在等待的时间里，这些贵客因慢待而消磨掉热情。年龄小点的最没城府，总将大家心里的问题和盘托出。年龄大点的故作镇定，收敛住性情。那种虚张声势的成熟真是写得绝妙。

　　儿童和成人在同一个时空的不同频道。如同李健吾对萧乾《篱下集》评论：“成人并不更坏，不幸心头锁满了人世的坎坷；他以为无路可走，儿童却认做头头是道，因而分外悲哀。儿童并不更好，这只是一个儿童，生活是一团朦胧的氛围，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流年往事中，无数类似的时刻为马金莲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绝佳的写作素材。《1988年的风流韵事》写的就是儿童历经的一场成人世界的风波。呼德的姐姐传出风流韵事的流言，代行父责的二伯为维护门面，气势汹汹地带着一群亲戚赶去捉奸。呼德带路，以为是去浪亲戚，行前想的是换上姐姐缝的新衣服，一件上衣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还要找姐夫寻个珠子嵌到脬牛的底部。他跟在大人的后面，急急地行走，一双眼睛摄入周遭的纷扰，成人的形色以及他们由于过于激动而漠视的细节，悉数被他收入眼中。姐姐误穿了一只男士的袜子，姐姐淡淡的笑容透出一股故作的矜持和漠然，锅台帘子的后面就是一处可以隐藏的秘密空间……他比所有人知道得更多。然而并不言语。捉奸之行以失败告终，呼德不知道自己的沉默是否做错了什么。这个小小的困扰被偶然得到的弹珠冲散，于是“心里装着快乐，就把另外的事情都忘掉了，包括一路上的奔波和揣测”。小说在脬牛无忧无虑的旋转中戛然而止，就像电影《盗梦空间》最后一个镜头。脬牛终究会停下，呼德也终究会成为一个大人。但至少在这个时刻，儿童的纯真与善良被定格了下来。

　　相对于流年所标记的时间维度，空间或许是马金莲小说距离感更为根本的原因。现代化的边缘位置和地方性的经验，让马金莲与普遍意义上的“80后写作”相去甚远，其守成的姿态反倒在感觉上更接近于50后一代。这一问题只能在西海固这片无鱼的旱海中寻找答案。

　　西海固是现代生活的迟到者。马金莲自述：“西海固的落后和淳朴，导致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化很慢，当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扇子湾人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具还是很早时候继承下来的。包括居住的地方，大半是黑乌乌的窑洞，里面盘着土炕，炕上有土墙，铺着竹篾席子。装清油的坛子、换水的粗瓷水罐、母亲的雪花膏和银粉……我喜欢这些东西，常常抚摸着它们，我觉得一个瓦罐上闪烁的光泽里浸润着岁月的汗渍和呼吸。我借助着这些古旧的器物，让自己一遍遍回到过去的岁月当中。”①

　　较之外面的世界，“时间”在西海固步履蹒跚。在时光的缝隙中，西海固的生活保留了乡土中国正在流逝的经验。在《物忆》这篇小说中，同为西海固作家的石舒清将黄花被、老木床、大立柜、雨毡、椽子、四十房土蜂、衬衫、信件、银牌、古董等童年生活中的事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一个物件，一段往事，曾经的生活再度被激活，如在目前。虽有小说之名，倒有些散文的味道。马金莲的器物美学与此颇为相似。牛学智注意到，马金莲小说受到了石舒清的影响，“注意排除知识、观念对直觉的拆解和更改，索性只用直觉、潜意识的召唤，哪怕不惜牺牲情节的完整、故事的饱满，把小说写得很琐碎。”②在小说中，马金莲不断地提供给我自行车、浆水、酸菜、脬牛、孔雀菜……这些日常的物象。物件是记忆的阀门。借由这些老旧的器物，马金莲得以激活无法复刻的体验，在文学中重建过去的生活，复现那已经流逝了的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

　　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地域、宗教文化符号也可作如是观。吃油香——一种回族的传统油炸面食，意味着喜事与盛宴，是小说中的儿童无比向往的事情。平静的生活常为这样一件小事搅起波澜。礼迪格尔——掬一捧温热的清水从前额沿正中间一直往后摸，摸到后脖子再分开两手，分别从左右划回到前面来。再分别沿头发畔划到耳朵碗里，轻轻剜一下耳朵碗，再从耳朵背后顺耳根滑落下来，嘴里同时念着清真言。这样一套带有宗教性的礼拜动作在《一抹晚霞》完全被日常化为生活的一个小小程式。舍巴尔奶奶几十年来每天重复这个动作，直到这一天僵硬的双手忽然间触不到脑后。她遭遇了衰老，一个缓慢的生命过程被突然发现。再如耶提目（孤儿）的身份，无论是蹭饭的奴海子（《1985年的干粮》）还是借自行车的跛脚舒尔布（《1986年的自行车》），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最后一线体面和尊严，虽然在温饱边缘的时节加重了生活的负担，我们终将待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善良。弱者的遭际尤其能够见出世道人心和人情冷暖。

　　农事作为乡土经验的核心构件，自然也成为了马金莲重点表达的对象。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引农事入小说并不鲜见。只是书写农事背后，作家的理念往往表征着时代性的症候。以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来讲，农事从来不是如其本来意义那么简单。对于劳动美的张扬，确证的是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因而，改天换地的革命意志，改写或重组了乡村的时间。《金光大道》（第一部）不乏春耕描写，但冯少怀、张金发野心勃勃的劳动与贫下中农无力撒种的困境构成了鲜明对比，证明了土改完成建立互助组的必要性。播种、耕种、沤肥、灌溉、打场……农事活动对于翻身的农民而言是一道道难关，只有通过“组织起来”，自觉纳入到新型的生产方式中，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被剥削的覆辙。以社会主义改造为终点，“时间”被赋予了线性的、目的论的形态和意义。乡村的风景也被附着了政治隐喻：“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腾腾升起，喷射出千万道光芒，给宽阔平展的大草甸子和古老村庄的砖房草屋，镀上了一层金黄。”

　　马金莲的农事书写与这种文学传统要隔膜得多，反而更贴近民间歌谣中农事诗的传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七月》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逐月铺展，在节气时令划分出来的时间段落里，反映出周人与自然相谐振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马金莲《永远的农事》尽可以视作对《七月》的摹写。“我们一年四季的农活是按节令安排的。”小说由此展开了对农事的细致描绘：拉粪、耕麦、种胡麻豌豆、扬粪、打胡基、收获庄稼、碾麦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节气时令作为时间段落的标尺，构成了乡土生活的内在韵律。年复一年，亘古如是。在这恒定的规律面前，人事悄然发生变化。起初，“我”对姐姐有个不雅的称呼——烂眼子，因为她人前乖巧，暗地里却总欺负“我”，显得很有心机。人物的成长融化进农事与劳作中，隐然成为一条线索。烂眼子不知不觉间变得温柔，隐忍，抿着嘴角悄悄笑，手里做着一双鞋子——有媒人来登门了。在这里，一代人局部的生活经验与恒定自然规律的律动被巧妙地融为一体。社会学发现了乡土中国，政治学改造了乡土中国，而文学，将乡土中国交还给自然。

　　综观马金莲的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现代化进程对于人情伦理的冲击、社会与宗教结构中的性别问题以及城市生活的新体验等等，都构成了她小说的基本面向。本文所截取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断面，讨论马金莲对于乡土中国的回望。这些经由儿童视角讲述的过去的故事，让她的小说氤氲着一种怀旧的基调。如同《流年》中谈到的：“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头上脸上衣着神态上总有一股与泥巴掰扯不断的气息，这气息，叫人无法说清，但能感觉得到，准确无误地感觉出来。我们身上都有这种气息，深深地潜伏在全身上下，神态举止里，汗水血液里。”这种泥土的气息简直浸润在马金莲小说的字里行间，形成了她独有的文学气质。乡土中国还有多少剩余的故事可讲？这一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焦虑。但至少在马金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文学势能还远未枯竭。

　　注释：

　　①马金莲：《我所留恋的岁月》，《文艺报》2014年9月25日。

　　②牛学智：《“80后”与马金莲》，《文艺报》201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