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门柳》

张炯

    明末清初，这是个风云突变，山河易帜的时代。明代统治者的腐败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不但激起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而且引来满族铁骑入关，有如摧枯拉朽，使朱氏王朝迅速瓦解，并导致清王朝的建立。在这世积乱离，历史变色的年代里，一般老百姓固然灾难深重，即如知书识字的士人和女子，是官宦人家也罢，不是官宦人家也罢，由于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大多长期依附于当权的统治者，也不能不经历痛苦的蜕变。可以说，天翻地覆，纲纪崩解，革故鼎新，一切都被历史无情地重新安排的这个年代，人人都面对生活的严峻考验，显现自己不同的人格和品行，或美或丑，或善或恶，或美丑相兼，善恶相杂，令后世为之感慨叹息，乃至为之切齿痛恨，为之潸然泪下!刘斯奋的《白门柳》写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大变动的时代。作品分《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部，共计126万字，围绕复社君子与秦淮名妓在那个时代的曲折命运，反映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忠臣义士与宵小权奸相对抗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着重塑造了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方以智、余怀、侯朝宗、龚鼎孳、李十娘、顾眉等士人、名妓的生动的形象;此外，对史可法、马士英、阮大铖、洪承畴等历史人物也做了相当有深度的刻画。全书写到的人物多至上百，时间虽只涉及三年，故事的空间却从江浙、两淮直到北京等地，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展开主要人物的浮沉、离合和悲欢。作者整整花了16年岁月，才把全书完成。他曾赋《踏莎行》题《白门柳》的付梓:
    钟阜斜阳，秦淮别浦。薰风醉杀花无数。一从鼙鼓渡江来，漫天翻作惊红舞。　　秃管争晨，孤灯夺暮。华年心力甘分付。妍媸异代未招魂，琵琶一曲凭谁诉。
    其历史感慨之深，呕心沥血之苦，溢于言表。刘斯奋原是学者，对古典诗词与书画均深有造诣。他从36岁到53岁，为这部书真正是付出了自己最好的年华，那种对文学孜孜不倦的坚毅精神实足以令人钦佩!
    当今，历史小说的创作已经十分繁荣，作者之多，题材之广，说部之长，都引人注目!概而言之，创作路数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严格忠于史实，不但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上实际有的，即使生活细节的描写也经过仔细的考证;另一种是主要的人物和事件是历史上实有的，其他人物和故事则属虚构;再一种是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概属虚构，只是把背景放到以往的历史舞台上罢了。《白门柳》虽非没有一定的虚构，但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一种路数。作者在《跋》中说他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并说他“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历史事件，小至人物的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应该说，这是符合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但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同于历史著作。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自己所展开的故事和人物，以及相应的环境和细节的生动描绘，为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思，还能给人以审美的情感冲击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一切而仅仅保有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作为历史著作则可，却不一定足以称为小说，更不用说是好小说了。因而，作为历史小说家，就不独要求有史识，包括丰富的历史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宏观地把握历史趋势的理性能力，还需要有从审美视角穿透生活的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活跃的艺术想象力。我们读《白门柳》，感受到的正是作者确实兼具史家的严谨器识和小说家的艺术思维，从作品中，人们不仅会获得丰富的历史认识，而且会获得令心灵为之悸动和颤栗、感情为之强烈共鸣的审美魅力。
    《白门柳》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非偶然。总体上看，这确实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历史小说巨著。恩格斯曾指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追求现实主义的作品，《白门柳》的构思宏大开阔，所述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正是相当典型地再现了历史的环境，人物的性格刻画大多也相当丰满生动，力避简单化。特别可贵的是，小说有丰富的十分真实的历史细节的描写，像秦淮名妓的门庭饭局，像南京乡试的考场风习，像史可法阅兵大校场的威武氛围，像钱塘江上两军对垒厮杀的胜败场景与气势，……如此等等。莫不都有基于历史考证的细腻描绘和着重于文化意蕴的多方开拓。在小说艺术中，细节的描写常常起着点染时代氛围和深化人物性格刻划的重要作用。所谓故事易编，部件难求。没有由许多部件构成的丰富而真实的细节描写，单有故事支架，就如同缺乏繁枝茂叶的枯树那样，难以苍郁地森然成活。可以看出，刘斯奋在细节描绘方面下了许多工夫。他不仅阅读了许多史料，有些地方还亲自踏勘过。他的艺术描写可以说调动了自己的全部学识，也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文学素养和才能，语言典雅流丽，既讲究洗炼清新和用典的严谨，又注意吸收现代汉语词汇丰富，表情达意细腻致密的特点，从而使小说展现的整个艺术世界异常鲜明生动。
    无独有偶，我国当代著名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写的也正是《白门柳》所反映的那段历史。但姚雪垠的重点在于歌颂农民起义，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中国农民何以陷入一种怪圈———扯起反封建压迫的旗号，到终了却仍然无法突破封建思想羁绊并走向起义失败的悲剧。而《白门柳》的重点却在写知识分子和附着于他们的女性，同样于比较宽广的历史背景里写他们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非常处境中的悲剧。乍一看来，《白门柳》似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实际上它的笔锋对历史的剖析要深刻得多!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的阶层，大概从孔夫子的时代或更早起便习惯于依附统治阶级。也许是中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儒家教条的毒，除了找一个主人而事之，当个忠臣贤相乃至幕僚、门客之类的准奴才，求得从统治者那里分一杯羹以养活家口或享所谓荣华富贵外，大多便少有其他的想头。只有沉迷道家或佛门的读书人才有出世隐遁于山林或变为居士、和尚，寄望于来世。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虽出身下层，或无赖或农民，都敢于想当皇帝;一些武人，包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到手握兵权的赵匡胤，对皇帝也都想“彼可取而代之”。唯独满腹经纶而又手无搏鸡之力的读书人在封建时代鲜敢有这种想法的。有之也多难以有什么作为。《白门柳》写的正是这样一群形形色色的士人，再加上他们所喜欢并依附于他们的女子。《李自成》写那个时代想造反的知识分子牛金星、李岩也只好去依附闯王。所以，《白门柳》写到的大小士人，从史可法、马士英、洪承畴到所谓“复社诸君子”，也都要找个主子来依附，崇祯皇帝死了，便捧出颟顸无能的福王、鲁王，乃至去投降清室，便不奇怪了。这种情况正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精神性格的软弱和可悲!
    《白门柳》对笔下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描写，笔墨虽多少不一，大多都入木三分，栩栩如生。作者在竭力写出人物性格本色的同时，正毫不隐讳地把人物性格正负面都剖析给读者看。史可法是《白门柳》所着重歌颂的人物。他在南京入阁拜相，本来权望都很重，应是社稷所系的栋梁。但他却谦和地拱手让出中枢权力给马士英，自己出镇扬州;既然手握重兵，本该严整军纪，却又怯于属下跋扈之将，组织不起坚固的防线;后虽拒降于多尔衮，大义凛然，城破身殉，壮烈千秋。然而小说中的史可法形象正告诉读者，他的这般结局与他精神性格软弱的一面正分不开。马士英和阮大铖都属知识分子中的小人，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其人格自不可与史可法比。南明福王的政权落入这般人手中，自然非亡不可。马士英后来削发为僧，被清军捕获杀死。而阮大铖降清，随军南下，病死于仙霞岭。这都是尊重史实的写法。这类知识分子的结局，同样暴露出他们实际地位的软弱和性格本身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洪承畴则属于另一类知识分子。他堪称一世英才。原想当忠臣，结果却成了贰臣。其用兵确不乏雄才大略，然而性格深处的软弱也正是使他失节降清的关键。降清之后，由于依附新的主人、新的社会结构，代表了一种尚处上升时期的新的社会力量，他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是在本民族却落了个历史的骂名。小说所着重刻画的钱谦益，既是复社名士，又曾官拜南京礼部尚书，而且家财豪富，却也是首鼠两端的软弱角色，在家里对待姬妾是如此，在社会上对待马士英、阮大铖也如此，乃至既抗清又降清，降清之后又想复明，更说明他缺乏坚定的意志，骨子里投机取巧，甚至口是心非。但他救董小宛于危难，宽允柳如是偷汉并深为自责，晚年在柳如是的支持下仍秘密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小说又写出了他仗义、宽宏和坦诚的一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和发展变化。《白门柳》的另一主人公冒襄，作为世家公子，复社领袖，既丰仪俊美，又风流倜傥，深孚清流之众望，抗清复明似应有所作为。然而他实在也是个内心自私而软弱的人物。于国事虽也曾慷慨陈词，但为了把父亲从危险的前线弄回家里，不惜偷偷去打关节，求助于一度当了南京兵部尚书的熊明遇，而后，清军未到便举家逃难，从江北逃到江南，乃至逃到海边的小村，投亲靠友，颠沛流离，可谓狼狈周章之极!表面上似乎忠孝两难，实际上他从不曾真想尽忠过。他骨子里的自私，从对待董小宛的态度也不难窥见。董小宛那么爱他，可以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他却先是考虑自己的家世门第，不愿小宛入门，后来甚至还虐待打骂小宛。最终他虽然没有降清，对董小宛的态度有所转变，并以明遗民终其一生，然而他那种类似“言词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格也不过令人可悯罢了!《白门柳》所写士人中思想性格最有光辉的要数黄宗羲。他不但善良、憨直，而且果敢、坚决，遇事敢作敢为，最终还敢于举兵勤王，投身战场。这样的人物在复社中实不多见。由于他接触到传自西方的人文思想，可以说是较早有了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了。他不仅看透明王朝腐败的大局和必然灭亡的趋势，而且对忠君的思想破天荒地提出了质疑。应当说，黄宗羲是那个时代的新人，是属于个性坚强的先进知识分子。小说《附记》中说，浙东失守后，他“仍坚持继续抗清，直到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才基本停止活动，转向著书立说，对封建制度进行系统批判，终于成为我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学问家。”然而在《白门柳》的艺术描绘中，黄宗羲始终把自己的历史角色定位在君主扈臣的轴线上，仍然难免有一介书生的迂执和忠君复明的思想局限。
    人物描写的最高艺术追求当然是真实。而深刻的真实正在于要描绘出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赋予的特定人物的本质。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附属于统治者的，即使他参与统治，也不过是君主的扈从。这种软弱的社会地位及其性格的软弱性，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关系所规定的。统治阶级的腐化必然影响到为之服务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腐化，而作为统治阶级扈从的知识分子的腐化，也必然加速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这种腐化的社会结构的解体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即使有个别优秀人物企图加以挽救，也无能为力。《白门柳》实际描绘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过程。朱明王朝的瓦解，跟为它服务的许多士大夫同流合污正分不开。马士英、阮大铖这般腐败人物与福王一起当权误国自不必说，就是复社诸君子，号称清流，钱谦益、冒襄之辈，不也是狎妓娶妾，钻钻营营，苟且偷生而无所作为吗?像史可法那样的忠义之士固非没有，毕竟是少数。整个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使依附于这个结构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胸怀义愤如吴应箕、陈贞慧者流，也难以阻挡滚滚的历史车轮，更有许多人张惶失措，或逆来顺受，或被压得粉碎。《白门柳》所描写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因自己社会地位和精神性格不同程度的先天性软弱，而注定在那个动乱时代里扮演了大大小小的悲剧性角色!这正是个相当严酷、也相当真实的历史过程。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往往美化笔下的主人公，竭力将人物理想化，即写乱世也往往安排个大团圆结局的套子。《白门柳》没有这样做，刘斯奋以新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意识去观照生活，根据史实，将现实主义的笔触去冷峻地剖开人物的复杂性格。虽然，他的同情是在那些忠臣义士、才子佳人身上，却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对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作了自己的褒贬，也无情地将他们各人的精神弱点、包括精神的丑恶揭示给人们看。我以为，这正是这部历史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超越于前人的重要所在。
    小说对女性的描写也保持现实主义的特色。秦淮名妓个个写来性格不同。特别是被浓墨重彩所写的柳如是与董小宛:一个工于心计，敢作敢为，柔媚中见刚烈，虽是钱谦益的姬妾，却实际成为钱府的当家人与主心骨，她坚持民族气节，不屑丈夫降清，简直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慨;另一个却属柔美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纯情女子，乃至逆来顺受，为爱情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当然，这两个女子最后的命运都不好。小说《附记》说:董小宛“随冒襄返回如皋后，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五年后因劳累过度，死于疾(热病)，年仅27岁。”柳如是则“积极辅助钱谦益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多所谋画。钱谦益死后，因侄孙钱曾嗾使族人逼债，谋夺家产，愤不受辱，悬梁自尽。死时46岁。”在封建时代，依附于男人的女性，名妓也罢，姬妾也罢，正多难以逃脱类似的悲剧性命运!令人可叹可悯!
    《白门柳》有许多儿女柔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更有庙堂庭争面折，暗室勾心斗角，疆场铁马金戈等多种场面的笔墨。它对历史诸多细节的描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烹饪、科技、教育、法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它既是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百态图，明代乱世仕女悲欢离合的风尘录，也是一个庞大王朝土崩瓦解的哀痛挽歌和百科全书式的史诗画卷。它的许多片断写得如诗如画，极富艺术功力，耐得人们把卷反复观赏;而小说又像文学史上许多厚重的作品那样，内涵十分丰富，读后往往令读者感念天地之悠悠，为之掩卷沉思不已。尽管，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结构方面尚可以提炼得更精致灵动，更惊心动魄，避免有些地方叙述的略嫌板滞，也使人物性格获得不同个性的更鲜明突出的刻画，并获得艺术感染的更大张力，但它业已达到的成就说明，这样的小说确是作家具有执着的思想艺术追求并富于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难得的优秀之作，也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