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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和我前妻上床——那时候刚和她谈恋爱——看到她的肚脐眼儿后，我俩原本一气呵成的关系在那个瞬间停顿了一下。那是一个健康、干净的肚脐眼儿，微微外翻，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坡降式下凹，像翻过来的窝头底儿，这很符合我内敛的性格。我是第一次在异性身上看到人生经验之外的世界，陌生而恐惧，手掌惴惴不安地在她胸腹上滑动，每次快到那里的时候，都拐弯绕过，好像那里矗立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当时我把这种不一样理解为南北差异，我是北方人，她是南方人，两域大夫接受各自的医学传承，处理脐带手法迥异。

　　事后，我盘算摸一下那个看上去敞开怀抱的肚脐眼儿，试图南北融合，最终还是鼓不起勇气。南北谈和非一朝一夕，索性细水长流，跟她上床也不是图一时之快，更是打算长久相伴度过此后的日日夜夜。同时我也隐隐觉得，肚脐眼儿的天壤之别正表明我俩不是一类人，未必能过到一块儿去。但我不相信感觉，是年我三十岁，觉得走在路上、睡在床上、饭吃进嘴里、工资领到手，这些才是真实的，潜意识不过是种多愁善感，如同火锅汤上漂浮的泡沫，只会干扰事物本质，把它捞走、甩掉就可以了，或者索性不管它，只要锅足够开，它就被顶到一边儿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多年从事着同一份工作，图书编辑。我前妻也是做这行的，所以我俩很快就搞到一块儿了。两个三十岁的编辑，已经各自确认并确信了很多事情，无须再试探、试验，合二为一乃势在必行。九年后，在我即将四十岁之际，和前妻达成分手意向前，倏然明白，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像一篇自鸣得意的小学生作文，以为真理在手生活无忧。我改掉了爱给生活下定义的习惯，动辄就要概括生活只会像幼儿园的男孩发誓要娶邻桌大眼睛的女孩一样可笑——但不应该被取笑。

　　我和前妻离的时候没扯什么皮，都说好了，房子卖了，钱一分，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走，互不影响，轻松开始各自人生。在好合好散这件事情上，我俩又成了同一类人。因为想快刀斩乱麻，卖房的时候也没抻着价，比市场价略低就出了手，家具一件不搬走，合同签得也利索，不像有些房主，老怕卖亏了，临签合同又给买方涨几万。这栋位于北四环外一点，我俩合资购于八年前的房子，尚未还完月供，我们用买家的首付款结清贷款，剩余房款到手后五五分，从此分道扬镳。在一起九年，本来就够累的了，不想让如何才能分开搞得更累。没想到这却成为我俩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当拿到属于各自的那份卖房钱后不久，北京房价一路下跌，五环里的一套房子，平均市价少了一百万。不知道有没有这时候要离婚的夫妻，为了房子又不舍得离了的。由此看来，我和前妻也算善缘了。

　　离婚让我觉得生活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控制它，而是失控，就像万花筒，一幅崭新而惊艳的图案又出现了。越失控，越有惊喜。所以离完以后我的心情没有太糟糕，相反，好像又回到青春期，未来像一个谜语，吸引着我去破解，使我精力充沛。我甚至有种开始初恋的感觉，每天能不太晚就自然醒。

　　离婚后我搬到了公司住。我供职于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几年前这家公司就要上创业板，至今仍在规划中，希望越来越渺茫，纸质书出版走下坡路好几年了。公司最兵强马壮的时候，成立了好几个品牌分公司，原来的那层写字楼装不下，就在总部附近又租了几处地方。我在其中一家分公司看稿，是否有出版价值，他们听我的，管我叫主编。分公司经营好了，我的奖金也高，经营不好，我只拿底薪。现在行业不景气，我们这里刚裁了员，但办公场所没缩小，这是门面。时不常会有券商来考察，看总公司是否有上市价值，他们不管我们出版的书是否点亮了人类思想的火花，只看办公面积够不够大，办公桌够不够多。减少领工资的人员，保留办公桌椅，是总公司的意思，如果空壳都没给人留下好印象，别的更难留住了。人一少，办公室空出几间房，我便住了进去。我一点也不觉得主编住办公室丢人，那帮“90后”员工还觉得这是件挺酷的事儿，甚至有人提出想陪我住，下了班回到睡觉的屋里，开几瓶啤酒，边喝边聊，就当文学系男生宿舍了。真变成这样也挺好，但我没答应，毕竟这里是公司的门面，我能保证自己的生活用品不露在明面儿上，不能确保其他在这儿睡觉者的内裤袜子枕头也能收拾妥当。而且年轻小伙子睡过觉的屋里气味儿重，不适合办公，我快四十了，年轻人特有的气味儿正渐渐在我身上消失，我在这儿睡不会影响翌日办公，还能监督打卡。那段时间第一个出现在办公室的人只能是我，谁第二个到，谁第三个，最后到的是谁，我如果想知道，会一目了然。

　　我住公司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省事儿。我完全可以在公司旁边租个房，但搬家太麻烦，上一次和前妻往我们卖掉的那套房子里搬的时候，我俩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收拾，现在我一个人了，更怵这种事情。虽然离完婚后属于我的东西所剩无几，但网上发求租帖子，没完没了地接中介电话，跟着中介看房，这些事情也让我厌烦。快四十岁的人，对生活有要求了，差一点的房子也看不上，不花上半个月恐怕很难找到，索性我就先住公司了。我打算一步到位，还是要在北京买个房。我没有再婚的打算，一个人住，小一点没关系，手里的钱够首付的，目前的年薪还贷压力也不大。

　　我不是一直在这家出版公司，刚毕业的时候，先在出版社做助理编辑，说白了就是负责校对和整理文件。那是十七年以前的事情了，回想起来，做的像是史书里看到的事情。彼时很多书稿都是作者写在稿纸上，我没有作者资源，拿不到书稿，书稿都是老编辑拿来的，拿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复印，以防原稿丢失。那时候的丢失是货真价实的丢失，不像现在还能数据恢复，还能同步到“云”上。后来老编辑退休了，对接的作者转给我，我有了作者资源，编了几本还不错的书，就跳槽到另一家民营出版公司，这样能多挣点儿钱。当时我特想买房，留在北京。再后来，现在这家民营出版公司有个更高的职位招人，年薪也更高，我应聘成功，便留下了。一干就是五年，然后当了旗下分公司的主编。我在这行做得还算不赖，从业近二十年，出过十几本小有影响力的书。我前妻也做得不错，在另一家公司当营销总监，她是从编辑转到营销的，脑子活，善于跟媒体打交道，却不善跟我打交道。人不由自主会把工作上的专权用在家庭生活中，最近几年，我俩的问题日渐肿胀，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出了很多问题。身边同龄的夫妻朋友也遇到这种事情，他们有孩子，最终都会以一切为了孩子好，作为和解的基础。天伦之乐会使他们觉得，比起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和孤独，牺牲个性是值得的。我和前妻在人类最佳生育年龄时都忙于工作，埋头在理想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当意识到这个年纪的人该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俩已经对对方丧失兴趣，但没发展成互相厌恶——已经没有力气留给对方，劲儿都使在公司了，爱和厌恶都生不起来。我们不认为对方能教育好孩子，也自觉不配当父母，于是就不打算当了。夫妻生活一年屈指可数，破天荒地那几次，她的肚脐眼儿也让我越看越别扭。终于，又一次吵架后，我提出：咱俩要不然算了！她说，算就算。我俩都是行动派，开始争分夺秒地为自己赎了身，面对可分割的家产，拱手相让，一方面不觉得那有多重要，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另一方面也不想跟对方太算计，日后还在一个圈子里混，为了自保也得给对方留个好印象——我听到过太多同行夫妻因“分赃不均”，分开后把对方说成下三烂，每当这时候，我真替对方高兴，终于躲丫远远的了。

　　我十年前的预感应验，南北可以交流，但差异始终存在，不可磨灭。这足以让我尽情地嘲笑三十岁的自己。

　　婚离完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让自己去想离了到底对不对。下班后，我可以想干吗就干吗了，不用再想该回家了，或者家里的人还没回来这些事情。我突然觉得，此生最自由的时候出现了。当然，这也得益于在老家的我爸身体尚可，不需要我操心。

　　也许我爸现在身体健康也得益于我没有把离婚的事告诉他，但我估计告诉了，他身体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就离过了。我猜想，我的现状只能让他对自己三十年前的选择更加释怀，现在喝起酒来更肆无忌惮。

　　我孑然一身正准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总公司有了新决议，我们这个分公司除了出版以前那种文史类书籍，还要出版一些适合中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阅读的书籍。现在只有这帮孩子会在纸质书上花钱，以前供成人阅读的文史书籍越卖越少，公司需要保证码洋的增幅，为上市做最后一搏。分公司的经理接受了总公司的安排，想保住职位，他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我是主编，负责内容，新的内容让我陌生，也不是我想干的，便辞了职。我喜欢这个职业，近乎信仰般热爱，不想掺进杂质。辞职前夜，我躺在公司的沙发上回想近二十年的职业历程：竭尽所能，倾注热情，也收获颇丰，变成现在的自己，没有一天日子感到后悔，现在快四十了我不能越活越抽抽儿。

　　我在朋友圈发了离职的消息，要不然总有人管我要书和问版权的事儿。有些朋友私信我，问我是不是另谋高就了，我实话实说，打算先回老家，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再说，马上也年底了。一个朋友问我愿不愿意去他的公司，他们是做影视的，需要个文学策划，内容上总体把关，年轻编剧有技术，没方向，得有人指导。他们觉得我做文学书这么多年，能胜任这一职位。这些年我也替出版公司卖过一些小说的影视版权，和做影视的打过交道，深知这行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内容发愁，挺好的小说变成影视剧，都减分了。也不乏拍得好的，凤毛麟角。我不太想蹚这浑水，又怕开了春还找不到工作，万一买到合适的房子，没能力还贷，便没有直接拒绝，留了活口儿，说年后再议，马上过年了，心思飞了。朋友说那你也别闲着，先帮我看点儿东西，年后能来上班，入职就按现在的时间算，来不了，也不白看，会有审阅费。我不便再拒绝，就应了这事儿，然后坐高铁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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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回家过年，离婚的事儿我爸自然就知道了。他说没事儿，有合适的，不带孩子的，再找一个。三十年前他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指导起我来，轻车熟路。

　　我妈是在我八岁的时候走的，原因是跟我爸过不下去了，觉得他不思进取。这是我妈的原话，临走前她把我叫到屋里，像以往她上班要把我锁家里前嘱咐我不要玩火碰电一样。那时候我不知道她已经和我爸离婚了，还纳闷怎么突然说起这种我听不懂的成语。她还说好男儿要志存高远，教我别像我爸一样，只知道吃饱了混天黑。然后就走了，我再没有见过她。两年后，我从邻居叔叔阿姨们的聊天中，得知我妈去了南方。在洞悉这个消息前，我爸已经领了一个女人回家住了，让我管她叫阿姨。起初不见我妈回家，我爸解释说：你妈出差了。当我看到邻居家小孩出差的父母相继回来后，又问我爸，我妈出差什么时候回来？我爸说，快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我妈出差太忙，不要我俩了。听完我就哭了。号啕大哭，一半为我自己，一半为我爸，觉得他也够可怜的。直到他领回来那个阿姨，我才知道，白为他哭了。当晚，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得更凶了。

　　那些年我们家这边的公园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有碰碰车、激光打靶什么的，还弄来几架电动设备，最招人的那台叫“登月火箭”——一个倾斜的转盘，连接着十架不同颜色的火箭，尾部的铁皮上画着喷射的火焰。火箭的膛儿是掏空的，有两排座椅，家长和孩子可以同时坐进去。这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七岁，不敢自己玩，我爸陪着，我坐第一排，他坐第二排搂着我，我才敢开始“登月之旅”。在众多运动方式简单的游乐设施中，这家伙占地面积大，视觉冲击力强，启动后火箭自下而上一圈圈转，速度越来越快，对那时候的孩子来说这可太刺激了。当然票价也贵，所以后来我没再要求爸妈陪着玩。那时候的周末，只要作业写完，他们就会带我去那个公园，把所有免费的游乐项目玩一个遍后，我才让他们买“登月火箭”的票，这是周末的压轴节目。火箭颜色各异，如果上周坐过红色的，这周我就会坐蓝色的，同时看着前面那架绿色的暗下决心，下周末抓紧写完作业，过来把绿的也坐一下。对我来说，“登月火箭”除了刺激，还有一种“超越凡俗”的意味，游戏的形式是坐着火箭飞走，尽管只有七岁，我也知道能离开地球是件伟大的事情。

　　这种快乐在我十岁的时候终止了，我爸爸带回来的那个阿姨就是在公园负责启动“登月火箭”的，“登月火箭”旁边有个玻璃门小屋，她就坐在里面按按钮。她姓肖，我爸说，以后让肖阿姨带你去公园，想玩几次玩几次，想坐什么颜色的就坐什么颜色。可是我再没有坐过，甚至那个公园都很少进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有种挫败感，觉得自己和同龄人比，已经输了。究竟输了什么，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不快乐了——这个权利被命运剥夺了。一网打尽的说法就是，被我爸我妈和肖阿姨这三人夺走的，而始作俑者，是我爸。如果不是他不思进取，我妈也不会离开他，肖阿姨也不会走进我家，只会坐在操控室老老实实地开关“登月火箭”，我也能继续沉浸在离开地球的快乐中，不会开始想那个年纪并不该想的事情。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怎么爱玩了，开始认真学习，不想将来成为我爸那样不思进取的人；同时也觉得，只有学习好了，有个好出路，才能在我已经输掉半程的人生里扳回一局。后来我考到了北京的大学——志愿表里填的都是外地大学，这样就能不在家住了——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心想做一名好编辑，再然后，我离了婚，现在回到老家过年。回家的高铁上，我还想到了前妻，她和我一样，都是为了“赢回来”而常年北漂，现在这个局面，算赢了吗？

　　过去的二十年，除了亲友结婚病故我回趟家外，只有春节才能回来待几天，有时候去老婆家过年，春节也回不来。带前妻回来过年的时候，我俩住宾馆，我跟肖阿姨至今都不太熟，加上前妻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家庭的起居。为了愉快度过那几天，我拒绝了我爸和肖阿姨让我们住在家里的邀请，坚决住在外面。这次回来，我一个人，再住外面有点儿说不过去，便跟着我爸和肖阿姨住，我打算过完元宵节就回北京，凑合一个月得了，顺便增进些父子间的交流，我都四十了，以后还是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回来几天，我爸七十出头，可交流的日子就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

　　我爸和肖阿姨于十年前搬进这套大两居，他们卖掉我爸的老房，拿出全部储蓄，换了这套房子。我爸说，已经做好将来死在这房子里的准备，如果他先死，就让肖阿姨继续住，等肖阿姨也死了，房子才能给我自由支配。他俩婚姻合法后没有要孩子，我爸懒，抚养我使他有了养育孩子的经验，非常清楚身边不宜再添一个更小的孩子，那会扰乱他养尊处优的日子。不知道肖阿姨对嫁给我爸这件事情是否后悔过，从那时候到现在，据我观察，家里的活儿一直都她干。我妈离开前，家里的活儿由谁干，我还真没注意过，那时候小，注意力不在这些事情上。但肖阿姨进门后，我发现她把活儿全干了，因为她越这样干，我越觉得她是在讨好我，一看到她干活儿，我就回到自己屋，关上门，表明态度。后来我上了大学，放假回家，发现肖阿姨一如既往地在干活，任劳任怨，我渐渐才理解这事儿。她当年是公园的临时工，来自外县，也离过一次婚，未生育，跟我爸一起过，相当于在本市有了稳定保障。虽然我爸只是啤酒厂的普通职工，但单位分的那套小两居足够为肖阿姨遮风挡雨，让她不必再住园林局的集体宿舍，饭也可以现炒现吃，不用再端着饭盆卡着点儿去漏雨的食堂打饭。为了让这样的日子一直保持下去，肖阿姨主动承担起家务活儿，极大迎合了我爸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作风，这也是他俩能白头偕老的原因。

　　这次在家住了几天，发现我爸的好吃懒做比以前更甚了。早上起来，自己先下楼转两圈，看到想吃的东西，就买回来往门口一堆，等着肖阿姨收拾打理中午端上桌。桌上摆着一瓶本市产的白酒，酒盅倒扣在酒瓶上，第一个菜炒好，他就会自觉坐到桌旁，翻过酒盅，倒满，边喝边等后面的菜，永远吃热的。中午也不多喝，三盅白酒，不到二两，等肖阿姨吃上饭的时候，他已经去睡午觉了。下午醒来，他会把电视打开，无论是足球、篮球、台球，还是《非诚勿扰》的重播，都能津津有味看到吃晚饭。晚饭当然也要开着电视，里面的内容供他喝着酒评头论足。吃完一抹嘴，又去楼下的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下棋了。如果在他出门的时候，门口的油瓶子倒了，他也不肯弯下他高贵的腰把它扶起，还会嫌挡了路，得一脚踢开。两个小时后，肖阿姨可能还没收拾好厨房，我爸下棋回来了，这项脑力劳动似乎使他疲惫不堪，往沙发上一躺，蒙头便睡，但一定得开着电视，关了他就醒。人不怕有缺点，关键是也得有优点，我确信我是他亲儿子，还真找不出他优点何在。这一刻，我理解了我妈，也理解了肖阿姨。听着我爸的呼噜声和厨房锅碗瓢盆的声音，我有些难过，决定还是搬出去住吧！

　　本来我想熬到初十，不等元宵节了，就回北京。结果春节前突然闹出疫情，省市之间限制人口流动，人和人的关系变成口罩这边和那边的关系，一时难以复工，我不宜回到北京，也无法和我爸一室生活下去，只好租个房子临时过渡。

　　我在网上发了帖子，也去了中介公司找房源，中介小哥告诉我，现在都不流行拿着钥匙领人看房了，又累又容易传染病毒，让我下载个“快手”，关注他们公司的号，里面有各种房源视频，看上哪套，价格能接受，再去实地看房。我知道“快手”上都是些简单、闹哄但很真实的视频，一直排斥给手机里装，现在为了能尽早搬至心仪之处，只好也装一个。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是一套海边的小两居，这房子的视频让我心动了。视频里中介小哥举个手机拍完屋里设施，走到客厅窗前，画面突然一亮，窗外一片明晃晃，手机自动调节曝光，暗了下来，窗外清晰了，远处一片湛蓝色的海——我的老家是一座北方海滨城市——占据了视频的上部。画面中部和海平线平行的是金黄色的沙滩，烈日当头，沙滩空旷，没有人。画面下方是小区里的另几栋楼，路面整洁，绿化尚可。窗户拉开，风声和海浪声灌进来，这声音听得我一麻，赶紧在“快手”上给中介留言。

　　房子是去年春天新装修的，租给过夏季的游客，现在是隆冬，加之疫情，租金不贵，比起北京算很便宜了。简单收拾后，我就搬了进来。当晚，在楼下小馆吃了口东西，我就去海边了。海风湿凉，耳畔呼呼，浪大了起来，正要涨潮，拍打着礁石，零星的杂物被卷上来。许久未曾这么强烈地感受大自然的声音了，北京的生活滞涩僵硬，这声音让人血液通顺。

　　小时候我老来海边玩，有点儿玩腻了，此后二十余年里，也很少再来。没想到人近四十重返家乡的时候，竟然又热爱起来。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站在窗前对着大海的时候，一半世界空了，心里一下就能少想一半的事情，这未尝不是一种美景。

　　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我爸，没有北京的事情，诞生了难得的安静。每天上午我坐在阳台看会儿书，看累了就出去买菜，中午自己做饭，吃完睡一小觉，下午上会儿网，晚上时间机动，有时候去海边发呆，有时候去我爸那看看，或者不出门，在屋里下个电影看。有一天傍晚，晚霞艳丽，粉红色的光映到阳台的墙上，我突发奇想，要不然去海边跑会儿步吧！

　　退潮后的沙滩柔软有弹性，不会带起沙子，像踩在新铺的塑胶跑道上，不硌脚，腿上肌肉能收到沙滩的回馈，越跑越想跑。每落下一步，鞋底挤压潮湿的沙滩，发出嚓嚓嚓的声音。退潮的海浪尽管很小，依然无拘无束，一茬接一茬，随性翻滚，浪声带出节奏，像电推子一下下掠过头顶，又让头皮一阵发麻。跑到二十分钟，身体微微发汗，神清气爽。再往后腿就开始发软，我又坚持跑了二十分钟，因为我看朋友圈晒跑步的都跑一小时朝上，我生性不愿输人太多。回屋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脑中突然闪过一念：最近收获了北京不曾有的东西。或者说，又找回了丢失的东西——快乐的权利。我可以一直拥有大自然，终生拥有七岁坐“登月火箭”的快乐，然而我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大概是成长中的新事物让我产生恐惧下意识想去抓住些什么——便忘了曾经最热爱的东西。这种生活已让我陌生，但隐隐觉得，它又开始吸引我。

　　从这天起，我每天都会来海边跑步。

　　……

　　（全文请见《当代》2021年5期）

　　【作者简介：孙睿，祖籍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作品发表于国内各大文学期刊，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选载，入选各类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