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没有姓名,题目就是“今天你悲观了吗?”在他看来,智者往往忧心忡忡,愚者往往信心满满!为什么智者容易悲观———因为他看的比你远!为什么愚者容易开心———因为他只看今天,活着就是开心!一般的人悲观不了,没有这个资格。有句话说,“智者容易悲观,愚蠢的人不配悲观”。真正对未来悲观的,是需要慈悲、善良与胆识的;因为看得远,因为明白,所以慈悲。有的人智商不够,只能和正能量相配。
这一套理论把我给整糊涂了,“颠覆”了我对悲观的原有看法。照这个理论,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因为他对将来革命的未来看得太清楚,如果是这样,毛泽东还用得着长篇大论地讲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
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人,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次全国武装起义。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说: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可见林彪是因为看不到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所以才悲观。如果他对未来都看得很清楚,他应该信心满满才是,就不会忧心忡忡,也不会给毛泽东写那封信。9,13事变前,林彪在《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中写道:"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毛泽东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相反,同在井冈山的朱德、陈毅、罗荣桓、粟裕等人,并没有林彪这样的悲观情绪,反而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抗日战争初期,对中日战争前途的一个观点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为了批驳社会上弥漫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论持久战》不仅指明了经过持久抗战中国人民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光明前景,而且提出了在战争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持久战不断削弱日军优势、壮大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策略,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2021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