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老奶奶对小姑娘说：太阳累了，就有阴天。

　　小姑娘一直记得老人这句话。那时几户人家拥挤在一个大杂院，老奶奶偶尔对各家的孩子说上几句硬邦邦的话。邻居的小男孩晚上不敢出门，怕鬼，老人说：鬼不可怕，人可怕，你出门要小心人。几十年过去了，小姑娘也是奶奶的年纪了，一次聚会上，她听说我就住在那条弄堂附近的一个小区，便回忆老奶奶说过的几句话。她说，她在书本上没有读到这样的话。

　　我后来路过，在弄堂门口站了片刻。这位老奶奶是在下雪的冬天去世的，她在雪地上摔了，坚决不肯去医院。老人躺在床上说：我的骨头没有断，是枯了，冬天走，路上不干净，我身上干净。大概一周后，老人安详地睡去。出殡，太阳出来了，街道两旁的雪七零八落融化出污秽。我想想，这位讲故事的朋友应该在出殡的人群中。这位奶奶的几句话，把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了。

　　几年以后，也是一个下雪的冬天，而且似乎是江南几十年罕见的大雪。我原本是回老家过年的，但高速公路已经无法行车。我于是重新安排寒假，在书房里回忆和写作自己的1980年代。我好像在后记里说，我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围墙上垂挂的冻丁丁，遥想着故乡屋檐下类似的情景。我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在屋檐下等我们。

　　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悖论。如果那个地方不成为故乡，我也就没有我后来的1980年代思想生活和记忆。当我在文字或想像中返回故乡时，我不得不警惕一种庸俗的“乡愁”。如果可能，我想在这两个时空中结构成一种关系，它们彼此参照和解释。记得写完这本书的跋，我走上了大街，迎风踏雪，我看见年轻的我向我走来，我看见中年的我在年轻的身躯中蜕变。这如同大雪消融后麦苗起身了，树干利落了。麦苗是青年，树干是中年。人老了，就如同太阳累了。

　　现在大雪纷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们还好吧？我今年无法在你们的照片前鞠躬了。等大雪过后，坟上的青草就逐渐绿了。奶奶弥留之际，没有给我留下遗言。我对旧秩序的了解和部分循规蹈矩，完全是奶奶教导的结果。她一生都在捍卫她过去的秩序，因此家族矛盾丛生。奶奶让我一直记得的那句话是：小人得志不长久。在我和奶奶已经能够相对平等交流时，奶奶历数了她和我熟悉的村镇人物，在这些人物命运的沉浮中，奶奶得出了“小人得志不长久”的结论。尽管我后来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和奶奶有些不同，但奶奶这句话的原则意义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

　　我很少说到我的外婆，她平静和微笑着度过了一生。我带着相机回去的那个暑假，我和外婆坐在天井里聊天，觉得应该给外婆拍张照片。我选择房子的外墙做背景，在聚焦时发现风化的砖墙特别显眼，就找来床单挂在墙上。外婆在我的镜头面前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一年后，这张照片成了外婆的遗像。外婆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有意义的话，但想起外婆的微笑，我就知道微笑在平凡生活中的意义。我现在微笑着，多少年以后，我希望后生们就像我看微笑的外婆一样，他们也看着微笑的我。

　　我路过了那个弄堂口，但我忘记了朋友说的那个在冬天去世的奶奶。那时，我的思绪在故乡的雪地，然后又很快回到了江南。这两块重叠的部分，我无法说清楚是阳光还是黑暗，是清洁还是污秽。在回到19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有很多幻觉。那个青年的我似乎是一群人，男生女生。那是单纯吗？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们从来没有斑斓过，因为无知，我们简单了。越来越多的简单凑在一起，村庄的一切才是那样凝固。如果没有知识，更没有思想，人生经验成了最宝贵的财富。老人被尊重并不是因为德高望重，除了伦理使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人在活过的年月日里累积了或多或少的经验，或者他的老人传授给了他一些经验。如果不是时势，我就是这些老人中的一个。我虽不一定儿孙绕膝，但肯定坐在门前晒着太阳。这可能的前景现在却被另一种可能替代。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个奶奶的话，我们能不能干干净净地老去。优雅地老去是以干净为前提的。我看到我熟悉的一些人在老去，但谁都可能有的邪恶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被风吹雨打去。如果我想优雅地老去，那就得设法让自己干净再干净。

　　在沪上一座公寓，老先生看书下棋，他的夫人坐在卧室的轮椅上看电视，但她谁都不认识了。老先生从卧室门前走过，她听到了脚步声还是看到晃过去的身影，突然喊道：你是谁？老先生笑着回答：我是某某某。我当时毫无凄凉感，仍然能够有相互应答的晚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老先生中青年时期的文字特别优美浪漫，我觉得青年的他应该有过美好的感情记忆。于是，我斗胆问：您年轻时候有过特别喜爱的女孩子吗？老先生哈哈大笑，然后说：当然有过。他悄悄告诉我，有一年他还去外地见过这个已经不是女孩子的朋友。我为老先生的坦率和赤诚感动。他爱着身边的人，心里留着曾经的美好。我熟悉的一位老先生的夫人，也是老年痴呆，但她一直记得老先生年轻时候有过一位恋人，已经年逾九旬的痴呆老人经常不肯老先生出门，生怕他去会那位曾经的恋人。其实，那位恋人早已离世。爱让人广博又让人狭小。

　　我经常在校园里匆忙走过，越来越多的陌生年轻人从面前走过，我熟悉的那些人都开始逐渐老下去。在闲庭信步时，我特别渴望见到已经退休的老朋友，但邂逅的概率很低。很多朋友退休后几乎不到学校了，所谓“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或者出门旅游，或者……有一天，会突然看到讣告或者接到电话，多年未见的老友患病去世了。大学就是一本书，一页一页翻过去。可能只有当政者和问学者会留意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有没有自己的痕迹。我记得，我多次在发言中说，学术GDP都会过去，校园里能够留下的只是关于人和品格的传说。我在文献里见过这个校园中传说的许多人物，他们都往生了，但他们在传说中，其中的一些人如费孝通如杨绛等，我们还在读他们的文章。在美国，我见到张充和先生，她回忆自己从九如巷骑自行车到天赐庄东吴大学校园的情景。已经九十多岁的张先生期望能够再回到天赐庄看看，我们约好了时间，但她最终未能成行。就是在张充和先生的寓所，我见证了何为优雅地老去。

　　在波士顿的那些日子，我差不多每天从住所往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次看见一位老太太几乎像趴着走路，如果在国内街上见到这样的老人我应该会去搀扶。这位老太太身躯萎缩了，哈着腰，右手提着一只包，我在旁停下，看她艰难而稳步向前。一会儿，在一辆车子旁驻足，缓慢地打开车门，缓慢地坐进驾驶位置。我惊诧的那一刻，车子徐徐向前驶去。如是，我见过七八次。这是一直让我感慨的场景。我有时推着坐轮椅的妈妈在小区走动，便会想起美国的这位老太太。一位国内大学的朋友也在哈佛进修，住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个公寓。我时常在晚餐后散步去看他们夫妇。房东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据说是二战时的空军飞行员。我按门铃，有时候是这位老先生开门。熟悉了，老先生偶尔也会和我们一起晚餐。就像朋友说的那样，老先生用餐时特别细心地用刀叉，几乎听不见他咀嚼食物的声音。在说到他的经历时，他不像用餐时那样安静，声音洪亮，脸部表情丰富。我想像，他年轻时候应该喜欢唱歌。我在他客厅的角落看见了一部留声机，还有吉他。留声机和吉他上布满了灰尘，老人可能很多年没有放过唱片没有弹过吉他。过了几年，我重访哈佛，先去了我曾经住过的那个房子，住户是一个年轻人，门外还是我熟悉的一小块草坪。然后我又去了老先生的那幢房子，在门口朝里面看了看。我没有按门铃，过了几天发微信问国内的朋友，她说这位老先生去世了。我们又回忆了这位老人用刀叉的样子，朋友说，这可能不全是文明的问题，老人老了，如果不切细食物，吞咽有困难。

　　我无法了解这位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家庭背景，更无法知晓他们和子女的关系。在国内，观察老人的状况通常是和评价子女的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在故乡的那条河越来越浑浊，桥上走过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时，北桥头下面的河坎上，有一位老人用砖头和木板搭了一间小房子。老人白天在桥上晒太阳，和行人搭讪，晚上就住在桥下。这大煞风景的事，在我清明回去扫墓时遇见了。我们这个村庄在1990年代以后衰败了，之前总是这样那样的典型，所有的人都爱惜村庄的集体荣誉，至少在我工作以后的那些年还是这样的。这位老人是“土改”时的农会会长，当年忆苦思甜能说会道，他的几个儿子都自食其力，有能力赡养老人。我不知道老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也不知道他的几个儿子对待老人的态度。我母亲说，他几个儿子并不希望老人这样。我相信母亲说的是真的，至少在场面上没有谁愿意自己的父亲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但这位老人还是在这里终老了。我记得那次我从桥上走过时，他喊我的小名，说他给我吃过糖。我喊他农会长，他很开心地说：你还记得我做过农会长。当下的乡村有许多问题，而重建乡村人文秩序无疑是比经济发展更为艰难的问题。

　　在莱顿大学附近的咖啡馆，我们和匆匆赶过来的佛克马先生夫妇见面了。他穿着浅色的西装，好像扎了一根红色的领带。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佛克马先生的学生，我们因此有机会见了这位比较文学界的大学者。佛克马先生精神矍铄，可以想像他年轻时的帅气。在我的印象中，佛克马先生远没有他夫人健谈。我特别留意老年学者的精神状态，我想像自己未来的状态，我羡慕佛克马的自然、节制和从容。我的几位老师退休后，仍然安静地读书写作，见面时这几位老师还像中年时上课一样，兴奋地说自己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们没有失落和恐惧。有失落和恐惧者，可能无法安静地读书写作。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想方式。生活着，思想着，你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没有错落。落寞是因为结构关系错落了。所有人都有落寞的日子，抵抗落寞的方式不是凑热闹，恰恰是适应独处。

　　我坐在张充和先生的对面，她告诉我，她经常一个人坐在这里想这想那，想想就睡着了，醒了以后再想。我是跟随海立、晓东夫妇去看张先生的，之前听海立讲他父亲罗荪、讲他妈妈熟悉的萧红，听晓东讲她父亲靳以、讲她父亲与其他文人，现在，在张先生的客厅又听到他们说现代文学史的那些文化人。这些人似乎都没有老去。张先生指着我的位置说，沈从文住在这里时，就常常坐在你那个位置上。我这个时候有点恍惚，我也理解了张先生想想就睡着了醒了再想。她其实处于恍惚之中，当她在“想想”中和她的那些故去的朋友相遇时，她内心并不孤独。我看她走向写字台的背影是落寞的，面对她时我看到了她眼神中许多人物的眼睛。也是在客厅里，我突然想到了晓东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跟我说的一个细节：在请张先生为靳以百年影像题字时，晓东想请张先生为纪念馆写幅字，张先生说“我跟鲁迅没有关系”。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感慨现代文人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关系，道不同未必要恶言相加。宽容，其实就是一种优雅。优雅并不是随老之将至才有的风度，优雅是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炼成的品格。

　　我们是从费城开车去纽黑文的。回到费城后，我坐火车回到波士顿。我从地铁口出来后，站在一处抽烟，突然有个老人走到我面前，他比画了手势，我给了他一支香烟。他转身走了。过来一会儿，他又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打火的动作，我给他点燃香烟。这位老人消失在人群中时，我突然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在一个卖麦芽糖的老人面前伸手要一块糖。老人给了我一块拇指大的麦芽糖，笑着说：你的牙齿都蛀了，少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