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1）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故事，具有酽稠的东北味。津子围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他对东北这片土地不仅熟悉，而且也充满了感情。这部小说或许是他倾诉这一乡土情感最放肆的一次写作。津子围爱他的家乡，爱他家乡黑油油的土地。但津子围其实是一位很有理性的作家，他讲礼貌，懂得节制，仿佛是一名儒者，我很少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他放纵自己情感的叙述。哪怕他对东北文化很熟悉，但他在小说写作中似乎也不会刻意去强调这一点，因此他以往的小说不会给人具有突出地域文化色彩的印象。我想，也许是他特别珍惜自己所掌握的东北文化资源，他不愿意随意地挥洒掉。他在深思熟虑，不断地消化，一再地酝酿。终于，他出手了！他一下子打开了闸门，蕴藏在心中的对于东北的文化记忆、知识积累、情感积淀汇聚在一起倾泻而出，从而就有了这部《十月的土地》。我得承认，这是一部只有在东北土地上才能长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一位作家对东北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验才能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小说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东北地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初始时刻的原生状态，围绕人与土地的关系书写东北历史风云和人物命运变迁，是一部关于东北土地的魂魄书。

　　《十月的土地》书影

　　津子围充分发挥了他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特长，写了数十位性格各异的人物，精心塑造人物，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小说以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东北某地章姓家族的命运变迁为主要内容，书写了一个与土地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故事。津子围重点写了章家三四代人的生命延续，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土地魂魄的主题。

　　章家的爷爷章秉麟是当年闯关东的一员，他的创业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传奇，津子围讲述章秉麟的创业故事时故意语焉不详，因而章秉麟在后代的眼里也成为一个神奇的人物，关于他的创业故事演绎出了很多神秘而又荒诞的传说。但无论如何，他攒下了丰厚的家产，成为那一带最大的富豪。津子围以这样一个地方上的富豪家族为书写对象，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为这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民国初年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东北社会的主流。这个家族里的不同人物又各自体现了不同阶层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章秉麟追随和信奉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把自己关在玄薇居草屋里，这座草屋的门上挂着“读舍”两个字，他是相信天下是属于读书人的。他看上去推崇儒家文化，但也不尽然。他受东北民间神秘文化的浸染也颇深，他的文化心理可以说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两相中和的产物。章秉麟虽然仍是章家最具威权性的人物，但他越来越游离于世事之外，竟在后辈们为他举办的寿筵上失踪了。这似乎暗示了过去主宰东北的传统文化意识已经无法掌控急剧变化的现实情况。

　　章家的第二代是章兆龙和章兆仁两位堂兄弟。他们都是土地的获益者，但他们对待土地的态度截然不同。章兆龙虽说是大掌柜，但他对土地上的农事毫不感兴趣，把运作农庄的事情全都交给章兆仁去打理，而把精力和心思主要用在生意上，当然章家的生意做得也红火，如百草沟金矿、绥芬河货栈、三岔口油坊和烧锅等。章兆龙也根本看不上自己的堂弟，认为他除了开荒种地，别的什么都不懂。当然他有理由看不上章兆仁，因为他的生意远远要比章兆仁的农事赚钱赚得多。他总能抓住时代的机会，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在追赶中他也越来越远离了土地。更决绝的事情是他还把章兆仁赶走了。但是他没想到当他这样做时，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他后来惊恐地发现，离开了章兆仁后，章家的农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过去他根本看不上的章兆仁，才是为章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这时他迫切想见到章兆仁，可是一切都晚了。章兆仁则是把自己绑在了土地上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土地上度过的，他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

　　章兆龙和章兆仁这一代人明显是属于土地的一代，土地是他们的根。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章文智和章文德等人，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一个新的世界正逐渐在他们的面前打开，这个新世界与他们脚下的土地并不接壤，它从西方飘过来，充满现代气息。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便是他们不能再像老一代人那样平静地守着土地过日子了。他们必须面对现代性的入侵。现代性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来势汹汹，要取代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农业文明。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一代人便处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而且他们也将成为新旧激烈争斗的主力一代。章文智和章文德则分别代表了两种类型的人物。章文智属于亲近现代性的类型。这得益于他较早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他喜欢这种现代气息，并被这种现代气息搅得神魂颠倒，比如虽然他的生活仍然与土地有关系，但他对种地不感兴趣，而是对农作物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显然他一知半解地学到了嫁接的知识，于是他把茄子嫁接上辣椒，把洋柿子嫁接上黄瓜。他的这种反常行为被他的妻子看成是魔鬼附身了。章文智曾迷上了两件来自西方的洋玩意儿，一件是瑞士的座钟，一件是放大镜。没想到正是这两个小物件泄露了章文智这一类型人物的内心。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时间观念，瑞士座钟代表了现代时间，但依存于土地而生活的人们所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津子围最精彩的一笔是他写章文智仿佛是被座钟精制的结构和神奇的功能勾住了魂儿，他为了探其究竟，竟专门磨制了一把螺丝刀，将座钟全部拆开，但他怎么也没能把这座钟复原。也许通过拆解座钟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章文智在时间上的错位。事实上他在精神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又怎能按照现代时间的序列往前走呢？而他所着迷的放大镜，似乎在暗示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新鲜感放大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可惜的是，他只能囿于自己的经验去利用放大镜。拆解座钟和放大镜寓意着章文智既有着追随现代性的冲动，又改变不了传统对自我人格的形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对他后来的一切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又很顺理成章的行为感到意外了。章文德显然属于固守在土地上的类型的人物。小时候，章文德的爷爷章秉麟很喜欢他这个孙子，希望他好好读书，他读书也的确很有灵性。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坚决要他跟着去地里干活，也许他就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但从骨子里来说，他是属于土地的。当爷爷再一次想劝他读书时，还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在读书和种地之间，问他愿意选哪一项。章文德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庄稼活儿累，可读书更累，两个必须选一个，我选种地吧。孟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章文德看来宁肯做一个“治于人”的人，他的理由不过是“劳心”更累而已。爷爷对章文德的选择也很释然，因为他毕竟还是懂得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无论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最终都得靠土地养活。孟子就在那句话后面接着说了：“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意思是说，无论是治人还是治于人，最终都要靠劳力者从土地上获取食物。当然，对于章文德来说，更重要的还不是他选择了种地，而是他是从土地出发来思考问题的。章文智曾将放大镜当成稀罕物在章文德跟前显摆，章文德尽管也觉得很新奇，但新奇劲很快就过去了，他不会被放大镜牵着走。他的爷爷送给他一个精致的木漆小盒，盒子里装的是带壳的谷子，这是章秉麟垦荒第一年的种子，具有极其重要的纪念意义。章文德收下后感叹道这是宝贝。章秉麟不知孙儿所说的宝贝是指盒子还是指种子。津子围这一笔寓意深远。盒子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象征着财富和高贵；种子则是象征着土地和勤劳。这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世界观。章文德把种子看成宝贝，显然他一直是通过土地来看世界的，这是一种世俗的，也是现实的世界观。

　　小说还写了一群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她们的命运似乎都逃不开凄惨二字，但津子围的描写也许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女性的命运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章吴氏、章韩氏、曹彩凤属于章兆龙、章兆仁那一代的女性，这一代女性基本上依附于男人，就像依附于土地一样。佳馨、桂兰、郑四娘、薛莲花、阿满等人属于章文智、章文德那一代的女性，时代的变化也给她们摆脱土地和男人提供了可能性，叛逆的愿望在她们内心生长，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比如佳馨宁愿以妾的身份来到袁骧的身边，阿满主动将自己嫁给章文德。但是，她们只是凭借个人柔弱的身躯去与强大的社会抗争，她们能够存活下来就是幸运了。当然，津子围的主要意图不在写女性，这里也就不就女性形象做过多展开分析了。

　　章兆仁和章文德是父子俩，作者将这一对父子塑造得很生动形象，他们是一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父子形象。也许这部小说还有一些可商榷或可修改之处，但即便如此，有了这一对父子形象，他们这部小说就可以说大获成功了。章兆仁是章秉麟的侄子，在老家因穷困跑到东北投奔叔叔，章秉麟不仅收留了他，还认他为儿子，因此他在农庄里被认为是二掌柜。但事实上他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挥洒在土地上。在他的堂兄、农庄的大掌柜眼里，他就是一个雇工而已。他的妻子章韩氏一直就质疑他的这个二掌柜的身份是不靠谱的。章兆仁应该感到得意的是他有一个好儿子承继了他的梦想，这个儿子就是章文德。这一对父子让我们看到，在东北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中期，土地的魂魄是怎样通过血缘关系延伸下来的。章兆仁和章文德父子在土地上可以说都是强者、胜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两人从外表上看一点也不强悍，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多的是窝囊、懦弱。小说的一开头便是对章文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描写。他染上了霍乱，生命垂危，人们用尽所有民间的办法也无力回天，只好将他扔到后山，免得传染给别人。幸亏是他的爷爷派人将他背了回来，用一个古方救了他一命。章兆仁则是一直拖着痨病的身子，好几次都差点死过去。读到这些描写，我很沮丧地想起了一个很有羞辱性的词语：“东亚病夫”，我必须承认，恰是这一点，也许证明了津子围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颇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他们的病体正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真实写照，但同时，他们尽管只有一副患病的躯体，却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劲儿。这种坚韧劲儿更能代表中国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特征。章兆仁的坚韧就体现在他一生都在开垦荒地。他在莲花泡开了40垧地，又在寒葱河开了40垧地，为章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章兆龙赶出去后，又是凭着自己的坚韧带领孩子们在蛤蟆塘开荒种地。因为开荒种地，章兆仁把蛤蟆塘置办成了一大片自己的产业，在旁人眼里这里都富得流油了，在他苦命的几十年里，总算在风烛残年之际满足了心愿。章兆仁深深懂得土地的重要性，他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农民没有土地，就像没娘的孩子！文德你要记着，一辈子都给我死死地记着，没啥也不能没有土地，地就是咱农民天大的事儿。”章文德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精神，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了土地上，并且他对土地的理解也超越了他的父亲。

　　章兆仁和章文德这一对父子形象，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表现出土地是农民的魂魄。章文德的弟弟章文海曾经比较过父亲与哥哥在对待土地上的不同之处，认为父亲稀罕土地主要是稀罕土地种出的粮食，而哥哥章文德稀罕土地是真稀罕，像稀罕命一样稀罕。也就是说，父亲章兆仁还只是从土地上获取物质，这是生存的需要，而章文德完全把自己融入了土地之中，土地就是他的魂魄，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他就是土地的魂魄。当然，对于章兆仁来说，土地也是他的魂魄，这是中国农民的基本性格。比如他们对土地的熟悉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章兆仁早就看出了蛤蟆塘是一块风水宝地，但当他对“二掌柜”这个身份还抱有幻想时，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魂魄拘禁了起来，他就忽略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失去了“二掌柜”的身份后反而意味着魂魄回来了，于是他面对蛤蟆塘这片荒地，看到的却是“长满了庄稼，郁郁葱葱”的美丽蓝图：“开春先开东山西坡和北山岗子的地，西坡种玉米、高粱，北山岗子种黄豆，春播之后再沿西坡向下面延伸开垦。今年，咱可以在那些低洼地上种些耐涝的糜子。”章文德既佩服父亲对土地的谙熟，他吸收父亲的智慧，同时又有所发展。后来他在父亲的基础上要继续在低洼地开垦出种稻谷的田地以及坚持植树的举动，都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有更远大的构想。章文德对父亲的超越尤其突出体现在灵魂的沟通上，他与土地似乎是一种“心有灵犀”的关系。津子围用很多细节的描写来烘托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比如他写到章文德“可以闻出土的味道儿，一闻就知道土从哪儿挖的，山坡来的还是河套来的”。章文德的这一灵性让专门从事地质勘探的日本人岩下惊异不已，直问他是不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津子围完全把章文德写成了一个由土地演变过来的人形儿，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他与土地才是最亲近的。章文德被派去管金矿，他对金矿的事不感兴趣，倒是发现那里的土质非常好，不种可惜了，于是便起早贪黑地翻地、背垅、撒种、浇水，把百草沟的淘金工看蒙了，怀疑他是冒牌的章家少爷。后来他被当成人质押进了马蹄沟的胡子窝里，又是土地拯救了他，胡子困在山里没有吃的，“不起眼的章文德却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虽然他不会舞枪弄棒，但是他会种地”。于是胡子们跟着章文德开荒种地了。津子围所写的时代正是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革命风起云涌。但章兆仁和章文德并没有革命的冲动。当他们被章兆龙一脚踹出门变得一无所有时，想到的不是革命，而是去开荒种地。这大概就是土地魂魄的真实写照。

　　但是，章文德最终还是参加了革命。这大概是中国现代革命时代中最重要的魂魄改造。章文德参加革命还是与土地有关。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准备把东北变成自己的家园，他们美其名曰征地，其实就是强行霸占中国人的土地。章文德在蛤蟆塘开垦出来的土地也在被征之列，这等于是要夺去他的命。他说了一句硬气的话：“我的命没了地也不能没了！”就跟着弟弟章文海组织起一支自卫军要抗击东洋鬼子。尽管如此，章文德的革命性经常表现出不彻底的一面，这一笔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中国土地的魂魄！当然，时代的大潮会推着章文德们往革命的方向走下去。津子围以非常客观冷静的态度书写了章文德在民族危亡和时代剧变下的选择，他没有将章文德塑造成一个农民英雄或一个勇敢的革命者。这是因为章文德还保持着土地的魂魄。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历史反思和历史批判具有较大的容量。

　　最后，津子围告诉我们，章文德的躯体内承载着章秉麟的灵魂，这一构思顿时将作者写作的用意全盘托出，它把从章秉麟到章文德的几代人的魂儿连成一条线，暗示着土地的魂魄是由传统文化建构起来的。当然这一构思貌似是一种非现实的手法，与全书的写实风格是否有不协调之处？我想，也未必。因为东北的神秘文化渗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小说中对东北神秘文化多有描述，我们读到“章秉麟从章文德的躯体里钻出来，漂浮在半空中”时也不会觉得突兀。其实，东北神秘文化就是在东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它蕴含着土地魂魄的精气。这种精气也萦绕在津子围的笔端。但在小说结尾，津子围让沉睡在章文德身体内的章秉麟的魂魄醒了过来，醒过来的章秉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的魂儿被身体囚禁，而人的身体却被大地囚禁着，“说到底，无论你怎么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烂成为泥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段话不是分明要把小说精心编织起来的一本土地的魂魄书解构掉吗？或许这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用意。

　　注释：

　　（1）津子围：《十月的土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文中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