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说：“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在孔子看来，国家的政治符合大道,就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国家政治腐败,就隐藏自己的才能,也就是不出来做官。“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际上还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

　　孔子的这个思想，是来自老子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故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自鲁远道而来见老子，老子说道：君子么，如果天下太平，官场干净，就出来坐坐公车做做官。如果时运不济，官场贪腐，那就做野外的蓬草，在乡下随风而行安步当车吧。道家是一直遵循“道”而做事的。当天下适合出现的时候，就遵循规律，出现宏道。当天下无道的时候，不适合出现的时候，也就不做徒劳无功的事，暂时隐盾，等时机到了再出来。

　　老子的这个思想对孔子影响很大。在《论语》孔子三次提到这个观点：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老子接着对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藏不是没有，不是放弃，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保持，却并不咄咄逼人。接下来，老子还对孔子这样教训：戒除您身上的傲气，戒除您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

　　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得到：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胸怀博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充满自信。这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此时的孔子，学问有了，志向有了，眼界胸襟都有了。但是，还缺乏一种东西：弹性的性格。孔子有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劲头。老子提醒孔子：这世界比你的额头坚硬得多，不要正面撞上了……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请他做官。庄子拿着鱼竿不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有三千岁了，国王用锦缎将它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活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行。”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宁愿像龟一样在烂泥里拖着尾巴活着。”

　　这则寓言通过生动的形象，刻画了庄子拒绝出仕，向往自由，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羁，视名利为浮云的思想，表现出其机敏善辩，超凡脱俗，珍爱生命，珍爱自由，不为名利所动，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形象。

　　如何看待老子、孔子、庄子讲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我想也得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他们讲的更多的是生存之道、为官之道，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乱世出仕、乱世有为也是需要的。《觉醒时代》中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不都是在乱世挺身而出，挽救危局的？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激情奔走，发动民众，在全国掀起一股强烈的抗议和反对浪潮，21条就可能签订，山东就可能出让给日本，所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照老子孔子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都像胡适那样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那么国家危亡谁来承担，人民疾苦谁来拯救？

　　当然情况是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出世也有时机问题，也有无力挽救时局的问题，也有不合时宜的问题。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正气凛然，蔑视权贵，“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1925年晚秋，在《沁园春·长沙》一词里写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词句，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表达了对腐朽权贵的极度蔑视。可见，做官也要分清好坏，并不是所有的官都值得做。

　　读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知道胡耀邦就有一段不愿出来做官的经历。为了能够使“九大”顺利召开，毛泽东提议要解放几个被打倒的中央委员。这样，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三人被临时解放出来，此外，又将十名中央候补委员补选为中央委员，人数为53人，刚好超过半数。不过，毛泽东仍不满意，要求再解放一个。毛泽东指出：胡耀邦是个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算他一个。后来，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要求选几个年轻的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会，最后经毛泽东审议同意，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样，胡耀邦暂时获得解放。

　　就在这次全会期间,发生了几件小事,影响了父亲的命运。

　　一件是在全会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时,陈少敏推说“不舒服”,竟在举手投票时两手往前面的椅背上一趴装睡,没有投票,这在代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后,权倾一时的康生责问她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正气凛然地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再一件就是大会中间休息时,康生看见父亲,老远地走过来要和他握手,父亲却装着没看见,扭头走开了,当着众人的面,将康生很难堪地晾在那儿。

　　还有一件是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江青对父亲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写个检讨就行了。当下就有人悄悄地对父亲说:“你写封信给江青同志,肯定能够当选中央委员。”但是,父亲拒绝做这种趋炎附势的事。于是在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有人指责父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反对选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父亲说:我对这个文革呢，认识得不好，认识不上去。对于它的反帝反修的什么，这样的这个伟大意义认识不上去，对于群众运动也认识不上去，所以我检查得不好。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红小鬼来当这个中央委员，那么就可以找一个，跟他犯同样走资派错误的，认识又比较好的一个同志，说你们选吧。就选这么个同志来把我给换下来，就得了。“我不进可以。但是我建议选谭启龙同志……”

　　这次全会召开前,毛泽东曾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5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要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可是,由于发生了以上的事情,林彪、“四人帮”等极力阻挠父亲当选中央委员。结果,父亲成了为数不多的落选人中的一个。

　　结果是刚开完九大，胡耀邦就与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余人，被一锅端地发配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办的五七干校，开始了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摘自《思念依然无尽》作者：满妹北京出版社）

　　回到北京不久，1972年1月10日，在这天发行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长长的名单中，出现了胡耀邦的名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人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标志着胡耀邦不再是被批斗和审查的对象。很快胡耀邦就要复出，重新参加工作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谈话，准备安排胡耀邦到甘肃省工作。但是，在如何对待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审查结论上，双方发生了冲突和斗争。胡耀邦被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根据所谓的审查报告，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很生气，于是据理力争，逐条驳斥。胡耀邦表示拒绝检查，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肯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错”，复出的工作安排就被搁置起来。胡耀邦就这样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军代表做思想汇报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埋头读书上。为此，胡耀邦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过，这种长期被“挂”起来的生活，对于一个有志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革命者而言，其中滋味，实在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这种无味的生活，使胡耀邦内心备受煎熬。但即使如此，胡耀邦决不去做出卖个人良知和革命气节的事情。正如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的：“我这个人哪，一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时代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这也正是胡耀邦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林彪事件的发生还是令胡耀邦倍感欣慰，重新点燃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希望和信心。就在他拒绝在审查结论签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正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肆虐的时候，胡耀邦在给一位黑龙江的农垦青年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显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们利益一往无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胡耀邦却出来工作了，而且成了“四大金刚”之一。应当说，他和邓小平的思想脉搏还是比较一致的。他对抓阶级斗争不太理解，实际是持反对态度，但对抓经济建设，对抓科技，对整顿却是积极的。1969年中共九大时，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但我想对经济建设建言几句。”1975年7月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让胡耀邦复出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不幸的是，1975年11月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胡耀邦对科学院的整顿只进行了120天就被迫中断，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蔑为一株大毒草。后来胡耀邦回忆起这段经历无奈地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但是这场“百日维新”作为拨乱反正的预演，已经奏响了1978年厉害大转折的序曲。（摘自《思念依然无尽》作者：满妹北京出版社）

　　胡耀邦是知进退的人，是跟着真理走的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是正直有骨气的人。他在“文革”鼎盛时期敢于给毛泽东写信，谈自己对长期抓阶级斗争不太理解，对“文革”认识不上去，对抓经济挺感兴趣，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极富预见性。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很透，不义之官绝不去做，在名额有限时，还能推荐别人。他是真正做到了“不义且贵于我如浮云”，真正做到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与现在有些人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心目中胡耀邦不仅是我党卓越的领袖，而且是让我敬佩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202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