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7年前后，应试不第的杜甫又一次开启了他放逐精神世界的漫游之旅，这一次他改变了方向，不再是东南吴越一带了，而是往东往北奔齐赵而去。有一天他来到了兖州，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望岳》一诗应该是此间“神品”，也是诗人留下的最早诗篇之一：“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读到这首诗的了，但一定是在我意气风发的年纪，青春的热血与不羁，改天换地的雄心与壮志，隔着遥远的岁月在我的心房里激荡翻卷。而那时，我尚且不知道诗为何物，更不清楚何为现代诗。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这首现在看来略显急迫、单调的诗中听到了某种嘹亮的召唤之音。“裘马轻狂”的岁月究竟有多迷人？只有当“艰难苦恨”的日子到来后才能真正体味。三十年后，大约是在公元767年，杜甫拖着残躯，爬上夔州江畔的危岩，写下了被后世人称“古今七律第一”的名作《登高》，发出了无限悲凉的长喟：“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声音如此撼人心魄，也让如今年过半百的我无数次悲从中来。如果说，《望岳》是诗人面向空蒙之境的欢呼，那么，《登高》则是身陷囹圄之地的长啸。从泰山到夔门，从青春到暮年，一个人只有在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山的后面仍然是山，而且本质上这些山并无大小高矮之别，感受的差异全部来自攀登者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

　　我始终认为，不同年纪的人阅读杜甫会有不同的理解之道，而且都有道理，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杜甫的同一首诗，也会有心境上的差异。在杜甫这里，长期以来被世人耻笑的“盲人摸象”的寓言被重新定义，纠正成了含有褒义的美学行径。这或许是真正的大象无形，无论你摸到的是象牙、象鼻、象耳、象尾还是象腿，它们都足以让你持之有据，且论之有效。杜甫的丰富性早已被历代方家论者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阐释，但是无论怎样阐释，杜诗留给后来者的回旋空间依旧很大，甚至可以说，阐释得越多，空间就越大。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诗家文人可以与其并肩。

　　完整的童年，雄心勃勃的青年，挫败的中年，落魄的晚年——杜甫的个人史似乎可以由此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但如果我们借此认定这样的人生就是杜甫的一生，显然谬之千里了，因为这样的人生可以对应出同时代的无数人，也与不同时代的无数人的命运相吻合，而杜甫恰恰是无数人中的“那一个”，或者说，他既是无数人的合体，又是从无数人中分蘖、抽身而出的“那一个个人”。关于杜甫的丰富性，我们自然得先从杜诗所提供的文本里找论据，按照宇文所安的说法，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这种说法的说服力体现在，每一顶“礼帽”下面都有杜甫本尊饱满立体的形象存在，他既是我们熟知的诗人，又是我们不可理喻的诗人。但我更倾向于，把杜甫的人生经验与其完整的诗学观念对应起来看待。也就是说，杜甫的丰富性其实是与他置身其中的历史场域紧密相连的。动荡波谲的帝国风云之下，一介肉身毫无保留地将自我投入其中，以玉石俱焚的勇气和信念，沉醉于时代的生活现场，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屑于抱残守缺，而是不断地用逆来顺受的生活改造着自我，由此铸就出了这样一位诗歌赤子：“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正是缘于这样一片热烈与赤诚，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看清楚这样一个血肉丰沛的人物形象，尽管他身上也有着世代文人都有过的局限性，有对权贵的阿谀逢迎，对君王愚痴幻想，但类似的局限性非但没能折损他的光辉，反而让杜甫摆脱了常规的类型化和蜡像化，变成了那段历史强有力的佐证。历史说服他成了那样的诗人，反过来，他又说服了那一段历史，达到了“诗”与“史”相互成全的大境界。

　　从公元746年，杜甫赴京参加由李林甫主持的科考，与所有的士子一起落第，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他好不容易才谋求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在羁绊长安宦海沉浮的十年间，杜甫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与同时期所有文人都不一样的诗人，他几乎比所有时运不济的诗人更倒霉，也比所有效忠皇权恪守礼制的人更具操守；他以罕见的清醒投身于浑浊的宦海，又以罕见的真诚服膺于乱世的命运。“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壮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这首题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篇抒怀诗中，诗人起笔就直陈心志，以老拙雄健之气传递出其高古的人生志趣，在自负与不平中表达着矢志不渝的理想人格。从裘马轻狂到籴米官仓，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断崖式的现实落差，让诗人的情感生活一次次经受了极大的考验，但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险途，也让中国文学史的长河在这一段发生了转折。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一件值得纪念的盛事，那年秋日，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各自写下了一首同题诗。杜甫在这首诗的末句写道：“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姑且不论这五人作品之高下，单从文风上来看，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杜诗正在决意摆脱其时盛行的文风，他将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中游离出来，另辟一条道路，这就是后来被人一再模仿光大的现实主义道路。大唐帝国气数将尽，在魍魉当道的人世间，唯有杜甫最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不可逆征候，并把这种敏锐的感受付诸诗歌这种形制之中，此后才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兵车行》《丽人行》，以及后来的“三吏”“三别”等鸿篇巨制。文学史的分野其实往往肇始于某个强力诗人的出现和推动，时人不一定能清晰地感受到，但后人却看得很清楚。后来陆游曾给杜甫画过一幅生动精准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朒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至此，一个心怀百忧的贫贱落魄诗人，终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绑缚在了历史嶙峋的战车上，以见证者和速记员的身份，担当起了与整整一个时代共存亡的命运。

　　游历，行吟，干谒，唱和……中国古代文人所有的人生行进线路，杜甫都曾经经历过，但似乎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像杜甫那样，彻底地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然不顾地抛出去，就像历史原本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也走在了不归路上，不同的是，他眼前的这条不归路不仅崎岖陡峭，而且狼烟四起烽火连绵。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杜甫带着家眷北上逃难，结果被抓获；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奔往肃宗所在地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之职；758年，他因声援疏救宰相房琯获罪，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除了民生的疾苦外，更进一步暴露了唐朝统治根基的腐败。诗人苦苦以求的报效家国的志念在短时间内就迎来了挑战，当他近距离地目睹了朝政的黑暗之后，内心显然遇到了何去何从的取舍问题。作于这一时期的《春望》之所以在千百年以后仍然能够激发我们强烈的应和之情，其原因就在于杜甫能从个人的苦难中抽离出来，把自我放大成了目力所及的世界和人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结构严整的五律堪称诗人书写家国情怀的代表之作，其强健的笔力如针如锥，坚韧不懈地补缀着他对这片破碎国土的感情之帷，而在这针针线线背后是诗人的斑斑血泪。杜甫借此完成了他对自我的情感交代，毕竟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位力求功名的单纯士子了，他已经在频仍的乱世中窥见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倾塌，“少陵野老吞声哭”，除了这样，他还能如何？诗人凝望着疮痍满目的河山大川，最终做出了“麻鞋见天子”的决定。终于到了命运的图穷匕见之时，杜甫也完成从求官到弃官的选择。公元759年，他毅然踏上属于自己的萧瑟之途，越陇山，抵秦州，又辗转至同谷，然后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到达成都。前方山山皆秋，山山险峻；身后战火连连，哀鸿遍野。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一旦决定离开险恶的政治旋涡中心后，他就把家眷也一并带上了那条风雨飘摇的小舟，此后的国事家事都将在逼仄的生活空间里展开，一去不回的意志与一步一回头的矛盾心境，两相拉扯，两相印证，让赤诚的诗人形象越发生动，令人扼腕。“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黎？”在万般艰难中，亲情的凸显终将化解人世的凉薄，催促诗人拔锚启程，更加果敢地驶入人生的下半场。

　　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杜甫的研究文章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很少有论者愿意把笔墨着力于诗人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即当杜甫将自我彻底还原成一介普通的大唐庶民之后，那种倾巢危卵般的惶惑、惊悸与不堪。即便有所涉猎，也缺乏公允独到的见解。而事实上，这才是我眼中最为真实的杜甫，他不再执迷于形而上的生活幻觉，求生的愿望与衰败的国运无缝衔接，几乎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还有：“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更不用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了……来自北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诗人的无限感怀，尽管身不在场，心却相系，而这种身心分离之苦才是人生的大悲苦。因此，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杜甫，或许才是诗人更加真实的形象：年过半百，百病缠身，贫困交加，拖家带口，一副“穷途哭”的情貌。但在彼时的泥泞世道之中，普天之下，又有几人逃得过这样的流民图景呢？在从秦州一路过来的路上，穷乏、饥馑、疾病……种种困厄如影相随，但诗人的作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且佳作不断。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对真正的诗人来说，还原生活的原貌、回归生命的根部，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在经历了长期的颠沛之后，诗人从内心深处培育出了一种对命运的顺应之情，深沉、醇厚，兴许他不再那么热烈，但生活的热情不减反增。“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在草堂生活的五年多时间里，诗人终于获得了与日常生活平视的机会，以及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视角，这一变化对某些诗人来说并不奇特，但对于杜甫而言，却意义非凡。杜甫早年报国心切，充满了政治幻觉；后来遭遇战乱，满目悲苦，更无心也无力体味日常生活之甘味，只有到了草堂时期才回归素人的日常状态，“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这样的心境以前是没有的，而这种迟来的野趣，哪怕是短暂的意趣，迅速让诗人获得了一种意外的生命喜悦，再度为几乎心力交瘁的诗人赋予了不竭的创作能量。而与此同时，诗人骨子里的报国济世的思想并未被摒除，譬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这些诗中所弥漫出来的济世情怀，却来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酣畅浓烈。国与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大与小的区分，只有洞悉国运世事的人，才能在它们之间建设出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在往后的日子里，杜甫就生活在这一秘境之中，即便他写下再独特幽谧的个人体验，也会直达那个时代的穹顶，变成那个时代最不易喑哑锈蚀的声腔。

　　时至今日，我在阅读杜甫的时候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呼吸和他的心跳声，我似乎特别能理解他做出的自我放逐的选择，但在很多时候又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真正读懂他。2013年，我在出版个人诗选集《宽阔》的时候，试图在自己的写作里找到一点传统基因，我发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态度方面，我与草堂时期的杜甫有部分重叠之处。后来，我在诗集的后记中提出了“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自我诗学要求。明眼人都知道，“目击成诗”源于明末清初学人王嗣奭研究杜诗的专著《杜臆》，他主要是针对杜甫的“诗史”性，譬如“三吏”“三别”所达到的诗学高度而言。这样的高度，我辈自然难以企及，但也不妨以此来约束并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写作尽量与正在经受的日常生活步调一致，达成某种同频共振。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目击成诗”，并不是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要在生活中培养出一种消化生活的耐心，以及转化世相图景的言说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要求写作者加倍诚实地面对自身的日常困境，唯有选择有困境的生活，才有望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否则，我们的文字不过是一个个水漂，水花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但永远到达不了信念的彼岸，写作者也只能在囹圄中打转，难以获救。而在杜甫的身上，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根植于信的力量，这信既是“国破山河在”，也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因为有信，所以诗人始终有情有义；因为有信，所以他能在多舛的命运旋涡中找到支撑；同样是源于这样的信，我们在他流传至今的诗篇中看不到一丝戾气，有的只是豁达、呼告，和自嘲似的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态度愈到诗人的晚年愈加从容显豁：“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这首作于诗人即将行至生命尽头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彻底让我们看清了一个抛却了富贵荣达和名利的诗人形象，他坚信上苍的公正、自然的丰富性，以及诗人与社稷江山之间相互敬重与加持的关系，而所谓“物色”之待，只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在悄然配给着诗人内心的欲求。

　　公元765年夏秋之交，杜甫携家眷离开成都，经忠州，抵云安，来到了夔门，也迎来了他晚期创作的最高峰。据载，诗人在滞留夔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写下了四百多首诗，这些诗篇大多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题，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唱酬赠答，变幻莫测，但总体意象更加集中，“沉郁顿挫”的个人诗学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最著名的当然还是“秋兴八首”。长期的丧乱流离生涯早已把诗人变得面目全非，肺疾、风痹、疟疾、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缠身，秋风吹拂着诗人的风烛残年之躯，平添了几分萧瑟肃杀的人世气象。“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浓烈的秋意不仅浸染了眼中的河川草木，浓重的寒霜也随之沁入了诗人的精神世界。杜甫于此间写下的几乎所有作品都饱含着袭人的秋意，色彩变幻多端，泼墨、点绛、留白，各种手法信手拈来，让汉语诗歌在此达到了自律却同时能够信马由缰的高度。而这批带有浓厚的总结人生况味的作品，也意味着诗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他即将行至生命终点，“诗是吾家事”的沉重感与紧迫性也越发强烈起来，要求他用诗的形式做出坚定精准的回答：“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尽管在后面的日子里，这条小舟依然会随波向东，逐流而去，但终究会敌不过命运的惊涛骇浪，倾覆之期终究会到来。然而，可贵的是，清醒的诗人并未向老朽的肉身投诚，他依然怀着强烈的生命热忱，以《壮游》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将个人的遭际与过往的历史人物逐一类比，为自我挣得了“天地一沙鸥”的冠冕，唯有这个冠冕才算是杜甫亲手为自己编织戴上的。生而为人的局限，在经由了缩小、放大、再缩小、再放大的几番轮回之后，一种悲天悯人的柔情与自悯自救的亲情水乳交融，“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诗句，与诗人困苦不堪的心境相互印证，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张力。我们一直都在说杜甫是最擅长处理大时代、大事件的大诗人，这当然是无疑的，但我们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他那种独特的以小见大的能力。他的日常性，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不断向内看的过程，不断地从外部世界后撤，从混乱纷纭的现世图景中后撤进尘埃落定的历史烟云里，最终回归成为一个人、一具肉身惊险而艰难的掘进过程，其中蕴藏着巨大而丰沛的人生意蕴。

　　我在三峡水库建成前后，曾经数度到访过白帝城，每一次去都有大不一样的感怀。即便是在高峡平湖的时代，夔门之险依然隐约可见。想必杜甫当年一定无数次登临过我眼里的那些巉岩绝壁，眺望鬼斧神工造就的三峡风光，当他以孤绝之情写下《登高》这首近乎浑然天成的诗篇时，不知他曾想到过没有，那个衣袂飘飘、珍藏心间的青年，当年曾在兖州仰望东岳泰山，也许那时候的人生还只是一种假设，也许那时候的他全然不会意识到还有这时候的自己。而在这一仰一眺之间，无尽的憧憬交织着无穷的岁月，无穷的岁月已将一具肉身洞穿，一如眼前滔滔不绝的东逝之水……

　　作者简介：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