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该写写朱革子了，以前朱革子在我的故事里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很重要的位置装着朱革子，我们是发小还是同学，我一直认为朱革子是个人物。

　　从我们高中毕业那一年说起吧，高中毕业不久之后，招兵工作就开始了。我们军区大院内张贴了许多动员参军的标语，例如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好儿郎扛枪卫国，等等。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参军用不着动员。我们的出路少得可怜，高中毕业要么下乡，要么就业，就业对我们应届高中生来说比登天还难，大部分应届高中生都是下乡的命运。参军是最好的结果了，即便不入党提干，按当时复员军人的政策，怎么也会安排个工作。因此，想参军的人有很多，每年招兵的名额就那么几个，所以竞争就尤其惨烈。

　　那年我们报名参军的人站成了两排，足有几十人，看起来黑压压一片，有男有女，我竟然在队伍里看到了朱革子，他站在队尾，神情严肃地看着接兵的两个军官。两个军官很年轻，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参军报名者的名字。每年招兵都是如此，名曰：目测。其实接兵的军官站在队前看看我们的外表，然后让我们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能通过目测。在队伍里我发现朱革子还是吃惊不小，我一直认为朱革子不符合参军的条件，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招一个结结巴巴的人。此时的朱革子有些心虚，所以才站到了队尾，我偷眼去瞄他，显然他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穿了身假军装，还戴了顶假军帽，人五人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名准军人。他目光正虚虚地望着队前那两个年轻军官，把自己的胸脯挺得笔直。不说话的朱革子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甚至腰板挺得比我们还直。我环顾左右，队列里大都是军区大院子女，相同之处是我们没等参军呢，却早就穿上了军装。哥哥姐姐大都在几年前参了军，我们的军帽和军装也大都是哥哥姐姐寄来的，于是，我们就人五人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名准军人。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到此时我们的队伍，还以为是整装待发的军人。

　　朱革子有个姐姐叫朱革静，三年前我们还在读初中时就参了军。在这之前，朱革子不仅没有军装穿，也没有军帽戴，他就一脸羡慕地望着我们头顶上的军帽，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等等我我姐参军，我我也有军帽戴了。朱革子的父亲在军区后勤部管营房，被称为朱局长。其实是营房管理局的副局长。朱局长的头很大，大得有些夸张，他不仅头大，还一年四季都理着光头，戴的军帽也是最大号的。朱革子无法继承。朱革子这小子长得很怪，和他父亲一点都不一样，头是细长的那一种，还有些方，远远看去，他的肩膀上顶了一个长方形的头，随着身子在移动，但我们看久了，觉得朱革子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有一点朱革子和父亲倒是很像，就是结巴。朱局长也结巴，我们经常能看见朱局长领着一帮人，在我们军区大院里背着手仰着头瞅着一栋房子在议论，朱局长的声音很大：这这房房子，明明天派人修修……朱局长是管营房的首长，他说修，用不了两天，果然就会来人维修了。朱局长在业余时间也会经常在营院里转悠，背着手，把那顶大号军帽捏在手里，顶着一颗硕大光亮的脑袋，这儿看看那儿瞅瞅，眉头一会儿紧锁一会儿舒展。营房在他眼前静默着，一排排一列列的，像一群列队整齐的士兵。的确，营房在他眼里就是士兵，他想修理谁就修理谁。营房大多是这座城市解放后有了军营才建造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有的门窗开裂了，也有的墙面斑驳了，我们就经常能看到朱局长带着一堆人，站在这些待修理的营房前，指点江山，结结巴巴地下达指示。

　　朱革子的父亲资格很老，听父亲说，他们在抗日时就认识，那会儿他还不管营房，就是名战士。他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朱局长在抗美援朝时头受过伤，被美国鬼子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伤了脑袋，据说至今脑袋里仍留着一块弹片。从那以后，朱局长就开始留光头了。有一次，朱局长被父亲叫到家里喝酒，我有幸仔细研究过朱局长的脑袋，在他右侧太阳穴向上的位置有一道疤痕，那道疤有手指头那么长，呈月牙形状。喝了酒之后，那道疤就呈深红色，比其他地方的皮肤颜色深了许多。喝多酒的朱局长就摇着一颗硕大的脑袋说：老老石，我我这脑子大大不如以前了，不好使了，老老忘忘事。说完就用手掌啪啪地拍他的脑袋。朱局长不论和谁聚会，人们议论的话题都不会离开他的脑袋，因为朱局长的脑袋的确是个问题。在我们的记忆里，经常有救护车出入营区，有时救护车停到办公楼下，有时停到朱革子家的单元门口，只要有救护车出现，不用问，十有八九是来抢救朱局长的。朱局长脑袋里的弹片经常让他头疼，这种疼不是一般的疼，每次疼痛发作都会让他晕倒。每次朱局长晕倒，救护车都会风驰电掣地赶来，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地把朱局长抬上救护车，不多时，救护车又会开回来。然后我们看见朱局长又顶着他那颗硕大的光头从救护车里跳下来，背着手，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向办公楼或者单元门口走去。一次次病痛发作，朱局长已经不把头痛当回事了，我们也习惯了，只要看到风驰电掣的救护车驶来，不用问，十有八九是来接朱局长的。朱革子跟我们说过，他父亲脑袋里的弹片已经和神经长在一起了，没法手术了。只要他一犯病就拉到医院，打止痛针，然后就又和没事人一样了。

　　朱局长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军容整齐，唯有他经常不戴帽子，军区首长似乎也了解他和别人不一样，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经常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看到朱局长站在军区大院的操场的某一处，努力伸长脖子，让那颗光头暴露在太阳底下。表情很舒畅的样子，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朱革子给我们解释道：我爸爸说，脑脑子里的弹弹片受潮了，他要晒一晒，晒干干了就就不疼了。

　　朱局长在阳光下晒脑袋的情景便成了我们军区大院的一道风景。不知是朱局长脑袋受潮的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朱革子一直没有一顶真军帽。每当我们嘲笑朱革子的假军帽时，朱革子就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等等我姐参参军，我就有真真军帽了。果然在朱革子的姐姐朱革静参军后，朱革子头上就多了顶军帽。那天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朱革子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上来，跑到我们面前，他的样子有几分骄傲，又有几分羞涩，结巴着说：咋样？这这军帽可是真的。我们端详朱革子时，却发现那顶帽子有些怪异，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仔细再打量时，这才发现他戴了顶无檐军帽，确切地说，这是顶女兵军帽。无檐军帽戴在朱革子头上，滑稽可笑，有一绺头发从前额处钻出来，样子像个女生。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便集体哄笑起来，弄得朱革子也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脸先是红了，又白了。最后把那顶女式军帽塞到书包里，低下头匆匆地向学校跑去。

　　从那以后，朱革子再也没戴过军帽。我们经常拿那顶女式军帽取笑他，每次他都红着脸说：别别说说了，好赖也也是真真军帽。后来我们发现同班女生王秋月头顶上多了顶女式军帽，我们一致认为朱革子把那顶军帽送给王秋月了，朱革子就急赤白脸地说：别别瞎说，让让人听听到不好。他这么说完，我们的哄笑声就更响亮了。虽然朱革子不承认，但我们发现，从那以后，他和王秋月之间总是眉来眼去的。有时在放学路上，两人走的距离也很近，看到我们朱革子才快走几步，把王秋月甩在身后。

　　王秋月也是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她父母都在军区门诊部上班，两人都是医生。王秋月是家里的老大，没有哥哥姐姐参军，她头顶上突然多了顶崭新的女式军帽，我们有千万条理由相信她头顶上的军帽就是朱革子送的。王秋月以前梳两条辫子，辫梢还经常系两条红头绳，在后背上甩来甩去的，很灵动的样子。因为突然多出的这顶军帽，她居然把辫子剪掉了，改成齐耳短发，人显得飒爽了许多。我们偷偷地注视着变化了的王秋月，心想，她以后要是参军，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兵。

　　我在参军报名队伍里也看到了王秋月，报名参军的女兵不多，王秋月站在队伍里显得与众不同。为今天的目测她似乎精心打扮了，齐耳短发梳得又黑又亮，配上那顶军帽俨然就像个女兵了。王秋月和三年前的她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身材高挑，该丰满的地方一律丰满，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望她。反而王秋月总是很大方，一双眼睛顾盼生辉，每次望到朱革子时，我们发现那目光总是会亮一下。她望向我们却没有那种亮。有一次在放学路上，我们把朱革子截住，非得让他交代和王秋月的关系，不交代就不让他走，那次把朱革子逼得没招了，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爸头头疼，都都是王王秋月父母把把我爸送到医医院的，我给给她军军帽，那是感谢人家。朱革子终于承认王秋月头顶上的军帽是他送的了。我们想起朱局长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在太阳底下晒弹片的情景，在心里就原谅了朱革子。但我们仍然嫉妒他和王秋月那种过电似的感觉。一想起他们之间四目相视的样子，心里便怏怏地不快。

　　那次参军前的目测，朱革子便被淘汰了，原因还是他的口吃。当两个年轻军官喊到他的名字，朱革子就挺胸抬头地从队列里走出来，还学着军人的样子，给两个年轻军官敬了个礼，大着声音说：首首长好。他的话一出，两个军官确认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军官就说：你叫朱革子？朱革子答：是。军官又问：你为什么要参军？朱革子挺了一下身子答：保保家卫国。这次两个军官把眼神长时间地聚在了一起，似乎又一起肯定地点点头，就在手里的花名册上做了个标记。结果在公布体检人员名单中，朱革子的名字就消失了。那天，我们看到朱革子的目光是绝望的，他狠狠地扫了我们一眼，转身便跑开了。那次，王秋月也进入了体检的名单中，朱革子跑开时，我们看到王秋月也一脸失望，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朱革子的背影远去。

　　二

　　朱革子因为结巴，参军落选了。

　　我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专门找到了朱革子，他正在楼下的花坛里吹口琴，不知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曲调黏稠悲悲泣泣的，我站在他的身后，他仍然没有发现我。我看着朱革子的背影就想，要是他说话像他吹出的口琴声这么流畅，参军就不会落选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口琴声便戛然而止了。他回头望着我，满脸的悲哀，半晌，我才问：下一步怎么打算的？他把身子转过来，声音低沉地说：还还能咋，下下乡呗。我又把手拍在他的肩上，他突然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恨恨我我爸。我一惊，不解地望着他。他甩了一下口琴里的口水道：我我妈说了，我我口吃就就是和我我爸学的。朱革子的母亲我们有印象，一个干净利落的中年女人，在机关的卫生处上班，一年四季总喜欢在脖子上系点什么，围脖、纱巾之类的，于是人就显得很俏皮。她比朱革子的父亲年轻不少，站在朱局长面前时，人就越发显得年轻。朱革子悲伤地勾着头，把脚前的一粒石子踢飞又说：为为这，我妈和和我爸吵吵了一架。我不知说什么好，拉着朱革子坐下，安慰他道：下乡也不是什么坏事。在乡下待两年，回来找个工作也不错。

　　我发下新军装那一天，又找到了朱革子，他在家里也正在打背包，这两天他就该下乡了，我把自己的军装和军帽送给了朱革子，我这套军装是真的，是二哥参军后特意从部队上给我寄来的。朱革子看着我送给他的那套军装，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又保证道：我到了部队，一定给你寄一套新军装。我看到朱革子眼圈红了。

　　在那个飘着雪花的早晨，我们登上了运送新兵的卡车。我们军区大院里这次参军的有十几个人，有同学杨卫平、刘振东等人，我们在卡车上还看到了王秋月，她和几个女兵挤在车厢角落里，背对着我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车下的朱革子，他穿着我送给他的那套军装，背着行李，手里提着提包，蔫头耷脑地走出来。我们把身子探出车厢，齐声呼喊着朱革子，朱革子脸色苍白，冲我们挤出一丝难看的笑意。我们知道，他这是去街道集合，准备下乡了。我挥着手冲他喊：朱革子，到了知青点来信。他没再回头，就那么勾着头、耸着肩膀一点点向院外走去。我发现王秋月的目光也在追随着朱革子的身影，似乎从她的目光中还看到了泪光。我又想起上学时，她和朱革子经常四目相对时那道像闪电一样的东西。

　　我们车下站满了送行的家长和亲人，他们不断地叮嘱我们注意这样那样的事项。我们参军出发，朱革子下乡，却没有人来送朱革子，他形单影只的身影在院外渐渐消失，最后望不见了。

　　新兵连结束之后，我和杨卫平分到了一个班，王秋月那几个女兵则分到了师部的通讯连，做起了话务员。通讯连在师部机关院内，条件要比我们团里的连队好许多，我们团部在距离师部还有二十几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到了连队不久，我就得到了朱革子下乡知青点的地址，便洋洋洒洒地给他写了封信，通报了同学们的去处，最后又强调了一下王秋月，告诉他王秋月所在的通讯连比我们的条件好之类的。过了好久，朱革子才回信，信不长只有半页纸，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你们条件再不好，也比我们知青点强上百倍。关于知青点我们没有体验，但军区大院里许多哥哥姐姐都下过乡，他们经常以看病或探亲的名义从乡下跑回来。他们一律面色枯黄，衣衫破烂，回到城里后便开始想办法不再回去了，四处托关系在城里联系工作。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便托各种人脉到医院开出五花八门的诊断书，总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再下乡。许多人从乡下回来后，往事不堪回首地总结道：知青点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们从乡下回来后，缓了一阵，又缓了一阵之后，枯黄的脸才又泛出血色。

　　接到朱革子的来信，我一面想着朱革子的艰苦岁月，一面找机会去师部转了一圈，师部的院子要比我们团部大上好几倍，在我们眼里就是现代和文明的象征。卫生队专门在一栋灰色小楼里，院前屋后经常挂满了白色床单，还有女兵的军服，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女人晾晒出来的内衣，同连来的女兵，有好几个被分到了卫生队。卫生队是女兵最集中的地方，除此之外，通讯连话务班也有十几个女兵，王秋月就是这些女兵之一。我们部队是野战军，在团以下的单位，别说见女兵，就是各个连队猪圈里的母猪都见不到一只。因此，每到周末，请假去师部转一转、看一看成了我们的奢望。

　　我们每次去师部，先要走上一段路，才能见到公共汽车的站牌，等上好久，一辆公共汽车才喘息着驶过来，摇晃着再开上半小时左右，才到师部。师部的军人服务社是最热闹的地方，周日的时候，许多男兵女兵都会到军人服务社买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女兵走过来。她们似乎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有时她们会买点东西，有时又什么都不买，但她们手里一律会拿根冰棍，一边走一边吃，吃完冰棍，把手里的木棍又潇洒地扔到身边的垃圾桶里。

　　有一次，我和杨卫平结伴来到了师部，在军人服务社门口看到了同学张雯，张雯参军前又瘦又矮，脸上还有雀斑，在我们班女生中属于丑小鸭。此时的张雯，几个月没见，人就变了，比以前胖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这都不重要，那天我们见她时，她正和另外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女兵走在一起，她们一律目不斜视，挺胸抬头地从服务社里出来，杨卫平叫了一声：张雯。张雯立住脚，目光缓缓地投向我们，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她终于认出了我们，嘴里发出“呀”的一声，然后就夸张地说：是你们呀。那天我们站在军人服务社门前和张雯说了几句可有可无的话，张雯的话题从始至终一直没离开卫生队，什么学习打针了，配药了，总之，她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临走时还不忘说上一句：有空到我们卫生队去玩。然后她头也不回，挺胸抬头地走了。惹得一群路过的男兵引颈张望着她的背影。

　　杨卫平冲地上吐了口唾液，咬着牙说：什么玩意儿，跟我们还装得人五人六的。我也补充道：卫平你说得对，上学时，我们男生都没人正眼瞧她。杨卫平又咽了口唾液，喉结上下滑动一下说：在部队就是缺女生，要是放到别的地方，我都不搭理她。

　　又有一次我和杨卫平去师部，在门岗外面碰到了王秋月，她匆匆从师部院里走出来，门岗后面有一个传达室，传达室门前立了只绿色的信箱，她是来寄信的，投完信抬眼看到了我们，怔了一下，便主动招呼道：是你们呀。王秋月几个月不见是真的变了，确切地说是变得漂亮和洋气了，一身军装合体地穿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睛更亮了，乌黑的那种，她扑闪着睫毛看着我们，弄得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杨卫平一遍遍咽着口水，突然结巴起来：秋秋月，你咋样？王秋月就简短地介绍了一下通讯连的状况，我们分手时，她又突然叫住了我们，低垂下眼帘小声地问：你们谁有朱革子的地址？我没加犹豫把朱革子的地址写在了她的手心。她一直张着手，似乎五指握在一起那地址就会从手心消失，她一边道着谢，一边张着手向院里走去。

　　回团部的路上，杨卫平一遍遍地问我：她还没忘掉朱革子？我没说话，望着公共汽车的窗外，想到了上初一时，王秋月戴着朱革子送给她的那顶军帽时的样子。确切地说，朱革子和王秋月之间的来往并不多，两人只是偶尔相望，目光交织在一起，激起一片电光石火，其他时间我们真没发现朱革子和王秋月有暗度陈仓的故事。朱革子和我住一栋楼，中间隔一个单元，上学放学，我们两人经常走在一起。在上学的路上也会经常碰到王秋月和其他几个女生，她们叽叽喳喳，似乎见了我们男生，她们的话就格外多。我私下里问过几次朱革子，问他是不是对王秋月有意。每次朱革子都急赤白脸地辩白道：怎怎么可可能，我我是因因为她父母每每次接接送我爸。

　　朱革子的父亲朱局长每年都会有几次被救护车拉到医院里去抢救，一想到他父亲我就叹气。有时我们放学后，会在办公楼门前的操场上看到朱局长，他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在晒太阳，一看见朱局长，我就知道，他脑子里的弹片又受潮了。朱局长的脑门流着汗，脑袋越发显得油光锃亮，嘴里发出咝咝哈哈的声音，不知是因为舒服还是痛苦。走在我身边的朱革子每次看到父亲这样，便背过脸去，露出难看又痛苦之色。朱局长有时会看到我们，把笑堆在脸上结巴地说：三小子，你你们放放学了。我一听到他结结巴巴的声音就想笑，但又不能笑，忍住笑应道：朱叔叔又晒弹片了。朱局长就笑一笑，把一脸褶皱堆在脸上。这时的朱革子会急三火四地拉着我快步走开。朱革子在没人时经常叹气，然后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道：我我妈说说了，我我口口吃这毛病就就是和我爸学的。我不以为然地说：你妈说得不对，你学结巴了，你姐怎么没结巴？那会儿朱革静已经参军了。听说朱革静当的也是名话务员，口齿清晰地接转电话。朱革子就摇着脑袋说：那那不一样，我我姐是女的。我听了他的话就笑了，结巴传男不传女，我第一次听说。

　　想起往事，又想起王秋月要朱革子知青点地址的事，我断定，朱革子和王秋月真的没有什么，要是有什么，他们不可能不通信，也用不着向我要朱革子的地址。但为什么王秋月偏偏只要朱革子的地址？我心里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一天晚上，我正躲在宿舍里给朱革子写信，想告诉朱革子王秋月要他地址的事，杨卫平突然闯进宿舍把我拉到门外，兴奋异常地告诉我：我刚才和王秋月通电话了。他的眼睛冒着亮光，意犹未尽的样子。我不屑地说：和她通话有什么大不了的。杨卫平就摇着头说：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太好听了，简直就是悦耳动听。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个词，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他拉着我来到了连部门外的走廊上，那里有部连队公用电话，战士们有事需要和其他连队战友联系就在这儿打电话。杨卫平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手哆嗦着，拿起电话，先是接通团部的总机，让总机接通师部总机，然后把电话听筒贴到我耳朵上，这时，听筒里传出一个好听的女兵声音：你好，请问找哪里？这声音的确很好听，用悦耳动听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杨卫平冲我使着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问了一句：是王秋月吗？得到了肯定答复之后，我没话找话地说：你给朱革子写信了吗？电话那端突然短暂地沉默，半晌，我才听她说：没有。最后我放下电话，心也跟着怦怦乱跳起来。

　　杨卫平挤眉弄眼地说：咋样，是悦耳动听吧？没想到做了话务员的王秋月声音一下子动听起来，她吐字标准，声音随着每个电波的律动传过来是那么让人受用，简直是天籁之音，像音乐又像一场春雨，总之，她的声音无法言说和形容。

　　从那以后，有事没事地我和杨卫平就会凑到那部电话前和王秋月说上几句话，她是师部总机的话务员，每次值班都有许多电话需要接转，这时，她就让我们稍等，她接转完电话后，又会上线和我们说上几句。每每这时，我的心情就会舒畅许多，久了，我还有种罪恶感，我隐隐地觉得她在和朱革子通信了，只是她不说而已。我从朱革子的来信中看出了蛛丝马迹，朱革子现在来信不再抱怨知青点有多苦多累了，而是憧憬地说，争取早日回城找份工作。信的末尾总是会写上一笔：最近见到王秋月了吗，都是同学，你们在一起要互相照顾。我隐约觉得朱革子和王秋月有些不对劲了，同参军的这么多同学，他为什么不提别人，总是提王秋月？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便不再给王秋月打电话了，杨卫平就像中了邪一样，只要王秋月当班，他都要和她说上一阵子，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就是没话找话。每次和王秋月通完话，他的人就不一样了，飘飘悠悠的，幸福的神色一直洋溢在脸上。然后迷迷瞪瞪地望着某一处发呆。我意识到，杨卫平这小子已经暗恋上王秋月了。看到他这样，我就想到朱革子在信上说的话：你和秋月是同学，要相互照顾。看着杨卫平走火入魔的样子，我又不好戳破他。

　　三

　　杨卫平已经爱上了王秋月。这是我的发现。以前周末时，他总是约我和他结伴去师部，在军人服务社买两支雪糕，来到门外，一边慢条斯理地吃雪糕，一边暗中观察来来往往的女兵，当然，偷看女兵的不仅有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男兵。女兵们自然也知道我们在偷瞄她们，路都走得和平时不一样了，又矜持又妖娆。看着女兵们如此模样，我就想，她们此刻一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一群女人。自从在师部门口和王秋月邂逅之后，杨卫平总会到通讯连门口站一站，有时会碰到话务兵在换班，三五个女兵站成一排，“一二三四”地去总机班换班，下了班的几个女兵也排着队“一二三四”地走回来。我们有时会看见王秋月也在队伍里，她发现我们就冲我们笑一笑，回到连队院内便消失在门洞里。每每这时，杨卫平就干干硬硬地咽口唾液，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半晌之后冲我说：咱们回吧。

　　杨卫平对王秋月走火入魔后，再到周末时，他就独来独往了，每到周末，把假条塞给班长，然后就像只兔子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杨卫平一走，我就想起朱革子，不知他此时在知青点如何受苦受累。我给朱革子的信件大都是在这会写的，当然我并没有提杨卫平追求王秋月的事。起初朱革子的信回得很快，抱怨没能参军，他还说，一个老知青告诉他一个治结巴的偏方，就是大声地读报纸。我想象着朱革子读报纸的样子。我记得我们上学时，老师也经常把朱革子叫起来，当着全班的面读课文，朱革子读课文时总是铿锵有力、抑扬顿挫，一点也不结巴，作文写得也是文笔流畅，语文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当成范文来读。老师在讲台上读他的作文时，他坐在位子上，腰板是笔挺的，眼睛还一亮一亮的。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朱革子的来信少了许多，有时我写上三两封信之后他才回上一封。内容也简略得很，有应付差事之嫌。我又想到了王秋月要朱革子知青点地址的事，就想，也许朱革子把写信的热情都献给王秋月了吧。这么想过，我在内心深处为朱革子祝福着，但隐隐还有些失落，在我们眼里王秋月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要比朱革子强，不知王秋月喜欢朱革子哪点了。

　　周末下午的时候，杨卫平从师部回来了，不仅他回来了，那些请假外出的士兵，都陆续回来到班长那儿去销假了。杨卫平每次回来，神情都很疲惫的样子，他歉意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只苹果什么的，递到我面前声音虚虚地说：给你带的。我把目光投向他，希望从他眼神里看出些什么，每每这时他都在掩饰，脸上挂着笑，把目光移向别处，嘴里南辕北辙地说：以后你需要什么，我去服务社给你带回来，省得你跑腿了。我再用目光深究他时，他已经躲出宿舍了。

　　只要一有空闲，杨卫平就往连部跑，我知道，他一定是给师部总机打电话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会儿，他便回来了，嘴唇似乎舔过了，湿湿的很滋润的样子，一脸满足和幸福，开口说话时，也努力咬“音”嚼字的，让自己的话语标准起来，我想，他一定是受了王秋月的影响。

　　有一次，晚上我和他在操场上散步，有几颗星星在天边闪着，杨卫平似乎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扭头向连部方向张望，我知道他又想给王秋月打电话了，便立住脚认真地盯着他说：卫平你想谈恋爱我支持你，可你要分清对象。他听了我的话，眼睛眨了几下道：怎么了？我又说：王秋月和朱革子有意思，咱们不能做对不起哥们儿的事。从上初中开始，我就把朱革子和杨卫平等几名同学当成了哥们儿。哥哥姐姐都毕业了，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我们成了保护弟弟妹妹的男人。军区大院子弟学校经常和地方上育红学校的那帮人起冲突，这种对立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一上学时，在放学或上学的路上，经常遇到育红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欺负我们，还经常抢我们头上戴的军帽。每每这时，哥哥们总是过来解围，有时把他们吓跑，有时又会发生一场恶战，总之，有哥哥们在，我们没吃过亏。现在轮到我们保护弟弟妹妹了，我和朱革子、杨卫平几个人天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前赴后继地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经常把育红学校那些欺负我们的男生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杨卫平听了我的话，怔了怔说：你能肯定朱革子和王秋月好上了吗？

　　我说：虽然不肯定，但也十有八九。

　　杨卫平咽了口唾液又说：只要他们的关系没有宣布，我就有追求王秋月的权利。

　　听了杨卫平的话，轮到我发怔了。杨卫平又急三火四地奔向连部，饿狼似的扑向了那部电话机。

　　在以后的日子里，杨卫平经常迷迷瞪瞪地跟我说：王秋月的声音真他妈太好听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不知道杨卫平是喜欢上了王秋月这个人，还是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或者兼而有之，总之，他为王秋月已经神魂颠倒了。

　　我们入伍第二年的春节前，探亲休假，从车站出来，我们意外地看见了朱革子，他穿了身旧军装，立在出站口，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向我们身后望着。杨卫平怔了一下，犹豫着脚步，我拉了他一下向朱革子走去，快到他眼前时喊了声他的名字，他一惊才把目光移到我们的脸上：你你们也坐坐这趟车？说完他又向出站口望过去，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看到王秋月从出站口走出来。朱革子冲我们说：我我去接接人了。说完火急火燎地向王秋月奔过去。

　　杨卫平手里的提包掉在了地上，他呼吸急促，脸都白了。我狠狠地扯了一下他的肩膀，我们都没想到，王秋月和我们坐一列火车回来，我们居然没有发现。上了公共汽车，杨卫平似乎才缓过神来，仍用不可思议的语调说：怎么会，怎么可能，王秋月怎么看上他？

　　爱情这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在那年的春节，我经常可以看到朱革子和王秋月成双入对的身影。王秋月穿着军装，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映得她的脸红扑扑的，朱革子则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不离左右。如果说我们上高中时，朱革子和王秋月是暗恋，现在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了，他们明目张胆的爱情像面旗帜似的在那个春节到处招摇。

　　杨卫平显然是失恋了，在探亲的日子里他几乎闭门不出，不论怎么打电话叫他，他不是说不舒服就是说家里有客人，总之他找各种理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假期只剩两天了，同学们张罗一次聚会，他才勉强出来。十几天没见，杨卫平似乎变了一个人，很憔悴的样子，眼窝深陷，似乎是真的大病了一场。席间朱革子带着王秋月姗姗来迟，朱革子拱着手一遍遍说：对对不起大家，来来晚了。王秋月脸红扑扑的，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很少说话，别人不论说什么，她都报以微笑作为回答。自从朱革子和王秋月到来后，杨卫平更加沉默了，目光就没离开眼前的盘子。

　　酒席间我们都一遍遍祝福着朱革子和王秋月，花好月圆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不知为什么，喝了酒的朱革子口齿变得清晰起来，他拉着我的胳膊一遍遍地说：秋月和你是一个师的，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她。他说这话时，还把目光落到杨卫平的身上，杨卫平头都没抬，他们之间无法确认眼神。那天晚上，朱革子很兴奋，话很多，酒量也很惊人，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站起来道：今天我一人敬各位一杯，虽然我没参成军，但秋月替我参军了，我知足了。说完他开始打通关，一个又一个地敬下去。轮到杨卫平时，朱革子有些喝多了，脚步不稳，端酒杯的手也有些抖，他拍了一下杨卫平的肩膀，叫了声：卫平。杨卫平就抬起脸，却没端杯子的意思，朱革子就说：卫平，咱们还是不是哥们儿？杨卫平把目光躲开，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是”字。朱革子就说：我喝三杯，你随意，就是为了哥们儿。果然，朱革子站在杨卫平身边真的连喝了三杯。我看见此时王秋月的目光一直在朱革子和杨卫平身上游移着。朱革子喝完，众人都把目光移到杨卫平身上，饭桌上一下子静下来。这次回来探亲，所有人都知道他暗恋王秋月的事，但没人把话说破，刚开始喝酒时，也小心地维护着他的心情。杨卫平突然站了起来，伸手抓过酒瓶子，那瓶酒刚打开，还有大半瓶的样子，他把瓶口插到嘴里，一口气把大半瓶酒都干了。引来众人一片喝彩。朱革子放下酒杯，一把抱住了杨卫平，突然狼嚎似的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卫平呀，我没看错，咱们是永远的哥们儿……

　　那次休假回来，杨卫平几乎变了一个人，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周末的时候，他几乎不再请假外出了，需要日用品也是让战友们帮忙带回来，再也不去连部打电话了。他学会了吹口琴，没事他就躲到操场旁的树下呜呜咽咽地吹上一气，然后把目光拉长望着天边某一处星光或者云朵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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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石钟山，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著有长篇小说《天下兄弟》《遍地鬼子》《男人的天堂》《向爱而生》等三十余部，文集五十余种，共计一千四百余万字。另有影视作品三十余部，共计一千余集。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