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想，我也是那个吹笛人。

　　——木心《文学回忆录》

　　1987年秋天，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辽宁作协，因没有宿舍，被安排在辽宁文学院暂住，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万琦。

　　那时候万琦真年轻啊。

　　我也年轻。省作协当时在张学良大帅府，文学院在中街的千德小区，离得很近。我每天走在路上，觉得一切都很年轻，生活、时代、文学和我们自己。就连大街上的车铃声、小巷里的叫卖声，都显得朝气蓬勃，朴素、诚实而充满了向往。

　　那时候万琦有个雅号，叫“水仙骑士”，说是著名女诗人林雪所赐，很让人羡慕。我知道万琦姓董，是干部子弟，随父母下过乡。但在他身上，却既没有干部子弟的纨绔气，也没有乡村经历赋予的狡黠，好像他别有身世和背景，是从不为人知的地方流浪而来的，却又风度翩翩，俗尘不染。万琦喜欢吹笛子，一曲吹罢，他走过来，你会觉得风中依旧笛声悠扬。

　　那时候万琦是波浪式发型，喜欢穿雪白的衬衣和深色的喇叭裤，仅从外表看，也是很水仙很骑士的。当时他在教务处，还兼管着文学院的资料室。记得从他那里借过十几本书，临下楼，万琦又加上几本，说都是文学院学员的作品，你看看能否评点几句。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文学的氛围特别好，来文学院讲课的都是国内大家，不是著名作家诗人就是著名教授。我记得有一次是北大的黄子平来讲课，课后我正和他在办公室说话，满头银发的于铁老院长进来了，提议让我们各自想出一位当代最好的小说家，把名字写在手上，然后翻过来看。结果我和黄的想法非常一致，写的都是“汪曾祺”。那时候，连“汪曾祺”的名字都显得那么年轻。

　　但过了不长时间，文学院就搬走了。又过了两年，省作协也搬走了。离得远了，我和万琦很少见面。

　　2006年春天，我被派到文学院担任院长，斗转星移，缘起不灭，又和万琦成了同事。

　　这时候很少有人再提“水仙骑士”了，学员们送给他一个新的雅号——“亲人万琦”。说是雅号，更像昵称，而且谁都可以叫。男女学员没大没小，见了他都是万琦万琦的。稍微郑重点的场合，才叫万琦老师。有时也叫万老师，万主任——他是文学院的教务处主任，而每次办作家班，他还要兼做班主任。总之，万琦的称谓已变得很复杂，仿佛从前的文化人，有名有字也有号的。

　　有学员的日子，万琦是最忙碌的。从学员来报到一直到结业，他每天都累并快乐着，用学员的说法，就“像歌唱爱情的海涅一样”，并始终带着他那著名的男版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请老师，打电话，安排课程，组织活动；还要鼓励这个，安慰那个。谁过生日，他请吃饭；谁有病了，他陪着去医院；谁和谁闹矛盾了，他就劝解，实在不行，就调换寝室。要开结业晚会了，他换上领带，也换上依依惜别的眼神，轮到他朗诵诗歌，嗓音也开始沙哑。第二天结业典礼，学员代表上台发言，泪眼婆娑。他发言，也是泪眼婆娑。然后就是送行，开着他自己的桑塔纳，把许多人送到车站。

　　万琦的桑塔纳，几乎像一辆公车，谁都可以坐。有时在沈阳，有时到外地，风尘仆仆。学员有事，打个招呼，他肯定到场；不打招呼，他也去看望。总之是闲不着，往往是他和他的车都很疲惫了，却仍保持着一种灰头土脸的振奋。

　　万琦做了多少届作家班的班主任，说不清，但历届学员都熟悉万琦、喜欢万琦，离去后不管人在何方，省内外、海内外，都千里万里、地老天荒地联系着万琦，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学员们心中，万琦的名字几乎是地标性的，就像那个简陋的小院、简朴的校门，以及后街那棵传奇的老柳树一样，构成了他们对文学院的追忆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我知道自己做不到万琦这样，但我十分欣赏他和学员的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好像一下子就混为一谈，不分彼此了。在我印象中，凡是学员的事情，万琦都从不厌倦。为此他经常得到表彰，差不多每年都是院里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他也有时会让人不满，回想起来，每次我找他谈话，或者他所说的我“发脾气”，基本上都是因为学员。比如有的学员缺课太多，按规定是不能结业的，但万琦却千方百计地为之寻找理由。似乎不让学员结业，他的工作就没法干了，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再比如作家班的招生是有名额的，但每次都会有几个超出名额的学员，而万琦对此或是隐瞒不报，或是先斩后奏，或是给学员出点子，让他们采取迂回策略，等等。总之，万琦的工作风格是这样的，既捉摸不透又妙趣横生，既谦恭柔顺又难以应付。为了学员，他不管做什么都勤勉有加，不以为累，仿佛这是他的某种使命，而他是不得不如此似的。

　　万琦是个成名较早的诗人，出过好几本诗集。但和学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诗人范儿并不明显，有点“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亲切感，俗常的人性和人情之美。或者说，他的工作就像写诗，生活也像写诗，意象派的，有许多删节和省略，说丢三落四也不为过。就像普鲁斯特《追忆年华似水》中的普鲁斯特，写个便笺也能让人忍俊不禁——“亲爱的太太，我刚刚注意到我将手杖忘在了您府上，请您费心将它交给持信人。有所打扰，敬请原谅。我刚刚找到了手杖，又及”。

　　在万琦的生活中，这样的“又及”随处可见。他喜欢这样活着，没有多少章法，却有更多芬芳。我在文学院工作了五年，而万琦在那个小院忙碌了近三十年。我相信历届院长、副院长都有体会，给万琦当领导是不容易的，这并不是他不尊重领导，而是他心地纯良，情如赤子，基本上没有等级意识，所以你很难在他面前找到当领导的感觉。万琦有个博客，就叫“亲人万琦的博客”，人气很旺。万琦请我为他写几句话，然后放到博客的显著位置。一共选了三个人的话，两个女诗人的，还有我的。他说把两位女诗人的话放在前面，院长没意见吧。我说不仅没意见，而且深感荣幸。这是真话，别说两位女诗人的成绩和影响，我理应在“又及”的位置上，而且自己深知，如果我不是当着院长，恐怕连“又及”也不会轮到我。万琦作为诗人，是很纯粹也很孤傲的。

　　万琦的夫人李轻松，也是辽宁女诗人中的佼佼者之一，在全国也很有名气。他们的恋爱史，本身就是文学院的传奇之一。可能觉得轻松的名气大，每当人们谈起万琦，必会提到轻松，就连万琦自己也是这样，不管是说起诗歌还是说起春天，轻松的名字就像某种山花，总会不经意地点缀其间。这让我替万琦感到失衡，于是每逢文友聚会，若有轻松和别的女诗人在场，我都觉得有必要为万琦说话。我说你们都是很好的诗人，但你们只是用文字写诗，而万琦把生活也写成了诗。听我这样说，包括轻松，所有人都淡然而笑，仿佛我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她们其实早就想到了似的。只有万琦，频频举杯。

　　真的，像万琦这样的人不多，至少在我的交往范围内，他是最有情趣的一个，也是最少心机的一个。坦率地说，他不太善于处理琐事，也不太善于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每当涉及工作之外、文学之外的关系纠葛，他似乎都难以去疏通和摆平。这和我有些相似，但我主要是缺乏这方面能力，而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诗人本色的不屑。因此，不论是我在辽宁文学院工作期间还是在那之后，我们都相处得很好。用他的话说，是“亦师亦友”，用我的话说，就是同事加兄弟。

　　所以，当万琦问我，可否写一写和他有关的往事，我就欣然同意了。我想起当年写给他的那段话，让万琦替我找到，用微信我发过来了——

　　万琦能赢得学员们如此的敬重和爱戴，不是靠职务、权威和外在的名声，而是凭着他那颗温暖、多情、浪漫、优美、富有亲和力与音乐感的心。他是当之无愧的亲人万琦！他既是语言和文本意义上的诗人，也是生活与工作中的行为诗人。他的为人和他对学员的关爱，有时会让我想起肖邦的旋律。

　　想到这样简单的这几句话，竟是十年前写的，不禁顿生感慨。而更可感慨的，还是万琦的为人和他对学员的关爱。在我的记忆中，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有井水处就有柳词，有学员处就有万琦。没有学员的日子，万琦会多少显得落寞。他每天上班，除了日常工作和写诗，总不忘保持与学员的联系，用电话不厌其烦地答复他们的各种问题。有时下班之后，如果我还在办公室没走，有时会听到他吹笛子。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谈中国古诗中的乐器，说笛子最不怕冷，古诗中写笛子往往与秋天有关，东风日暖的时候，一般不写笛子。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万琦吹笛子，可能还正是在天暖的时候，那是一些春天或夏天的傍晚。但说到底，他的笛声和秋天也是有关的。秋天是文学院举办培训班的季节，河风乍起的时候，学员们就会从全省各地云集这个小院。

　　“想起肖邦的旋律”，是的，这没错，肖邦是“钢琴诗人”，他的音乐中有诗，而万琦的生活中有诗。但要此刻重写这段话，我也许会说，万琦的写诗和做人，还回响着《牧童短笛》的旋律。或者用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我觉得万琦最接近一个童话形象——“花衣吹笛人”。

　　《花衣吹笛人》（ThePiedPiperofHamelin）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篇童话诗。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德国小镇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穿花格子衣服的吹笛人，他不仅能用笛声解决小镇上的鼠患，还能让整个小镇的孩子随着他的笛声走向远方。他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山上走，笛声飘荡在路上，所有的孩子都从家里跑出来，跟在他的身后走远。只有一个跛脚的孩子例外，因为他怎么也跟不上队伍，只能在月色中朝远方大声哭泣。

　　这个故事深受孩子们和成人喜爱，还曾拍成过电影，可以说誉满全球。连当年在美国给陈丹青等青年艺术家讲世界文学的木心先生都情不自禁地说：“我也是那个吹笛人”。

　　也许所有的教书育人者都渴望成为这样的吹笛人，但名师未必是，大师也未必是，而万琦，作为一个在文学培训岗位上默默奉献多年的人，从他深受历届学员欢迎和爱戴的角度看，却似乎有着相似的魅力和神韵。

　　在文学院的时候，经常要到各市县走访学员和基层作者，因为万琦是教务处主任，最了解情况，所以往往都让他一起去。西到阜新、朝阳，南至锦州、葫芦岛，东到大连、丹东，北至铁岭、抚顺，但不管到什么地方，当地学员知道“亲人万琦”要来，都会有所准备，奔走相告。那时候到市县吃饭，晚上一般都有当地的官方出面，宣传部领导或文联作协负责人陪同，气氛虽不差，却似乎太正式了。我记得有多次这样的场合，宾主都已坐好，却发现万琦不在，问同来的副院长或司机，则低声告知，万琦已被学员们簇拥着，到另外的饭店去聚了。有几次正式宴请散得早，而万琦和学员们还在外面聚着，方兴未艾的样子。这未免让我感到失落，虽然我知道那些多是以前的学员，他们并不太熟悉我这个院长，但失落的情绪仍然挥之不去。当时的感觉，就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童话故事中被冷落的跛脚的孩子，不管怎样也追不上神秘的吹笛人和一群簇拥者的脚步。

　　俱往矣！而此刻在我心中，所有这些前尘影事，旧时月色，都争先恐后地浮现出来，并要求变成对万琦的赞美。也许万琦并不需要赞美，他所有的表现都是出自本真和性情。吹笛人为什么能吸引全镇的孩子呢？我想可能不在于笛声本身多么优美，而应该更在于笛声所传达的本真，某种纯属于诗和远方的调子。

　　有一次我问万琦：你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吗？万琦很困惑地摇头。第二天他追问我，我没说。第三天他又追问，我就给他写了个纸条——

　　除了我们在忘记人性尊严和更高生命追求时的所思所想，世间万物都是美丽的，所有的一切。——契诃夫

　　是的，这正是我对万琦的理解，也正是万琦对世界的理解。

　　现在我已退休三年了，万琦也于去年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总觉得万琦还不到退休年龄，他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他还有一颗少年人纯良的心。有时在一群人中间，如果谁提起万琦的名字，大家会立刻温暖、亲切起来，仿佛彼此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仿佛那久已逝去的青春时光，又轻信地从远处走来。“水仙骑士”啊，“亲人万琦”啊，诗歌啊，文学啊，文学院啊，就都来了。

　　我相信万琦退休之后还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前几天万琦、轻松夫妇请几位朋友小聚，席间我说万琦其实很像勃朗宁，正如轻松很像勃朗宁夫人。但至少万琦像勃朗宁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写诗，也写童话诗，而这童话诗篇就是他的整个生活，他在其中笛声悠扬，并为那么多的人带来向往和快乐。

　　万琦真是活得很洒脱、很浪漫、很别样、很诗意、很童话、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