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开学的时候，我和蓝蓝的革命友谊被她的身高插了一杆子：一个假期下来，她竟然长高好多，像根竹竿一样杵在我面前，于是被老师调到教室最后一排去了。我又遗憾又羡慕地问她，你吃什么了？长那么快？她羞赧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长那么高。
　　我相信她说的是心里话，长那么高，就要去最后一排挨着张建坐了。张建是我们班女生个子里的No.1，脾气也No.1。拉练的时候，她和我们干过一架。可是没办法，那么高一个人，老师不可能视而不见。
　　我的同桌换成了陈淑芬。陈淑芬倒是很开心，她一直想和我坐。陈淑芬整个人比我还小一圈儿，瘦瘦的。她有个毛病，口吃。因为口吃就不爱说话。不过她爱笑，笑起来挺可爱。
　　陈淑芬还有个特别的地方，有一根巨长的辫子，那是我长到十四岁见过的最长的辫子，从脑后一直拖到屁股上。上课的时候，为了防止坐在她后面的男生拽她辫子，她总是把辫子放到胸前，甚至揣在衣服口袋里，但是上体育课或者做操时，还是经常会被讨厌的男生拽，有一次竟把她拽倒在地上。我问她，干嘛非要留那么长？剪短点儿嘛。她摇摇头。我自作聪明地说，你这个头发可以卖钱哦，起码可以卖两块钱。我的头发就卖过五毛钱。她还是摇头。
　　我猜想，可能长辫子是她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了，至少是我们学校的No.1。一个人身上有个可以称第一的东西不容易，我就没有。我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头发呢，每次刚长到肩膀妈妈就咔嚓一下给我剪了。她说早上时间紧，哪有时间编辫子。我也无所谓，我小时候在幼儿园就被当成男孩子，被剃过两次头。
　　虽然我不像喜欢蓝蓝那样喜欢陈淑芬，但我也愿意和她在一起。她脾气好，我说什么都认真听。虽然话很少，偶尔也会讲一些稀奇的事，比如，她老汉儿（爸爸）会动耳朵;比如，他们院子里有只老猫失踪了，隔了一段时间，带回一只小猫，老猫是黄色的，小猫一半黄一半白。我很好奇，提出想去她家看看，她马上拒绝：不行，它们怕……怕生人。
　　我也就作罢了。我那时对小动物无感，没养过，我喜欢的是花花草草。所有的花草都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小时候虽然住在大学校区，但围墙外便是农田。我时常翻出围墙钻进田野里，一玩儿就是几小时。搬到小城后，我马上发现我们家楼后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坡地，光顾了几次后，悄悄跑去开垦了一片巴掌大的田，撒了几颗玉米。还真的长出来了，可是玉米苗长到筷子那么高的时候就不长了，病歪歪的。这个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大意是北大荒的土地无比肥沃，捏一把就能出油。于是我想我那块地一定是缺油。有一天洗碗的时候，我就把洗锅水悄悄留下来，天黑后端去倒在玉米下面。遗憾的是，玉米很快死了。
　　现在想来哪里是什么缺油，是缺阳光。那块地背阴，被楼房和围墙夹着，完全没有日照。但我依然热爱植物，可能是受妈妈的影响吧。妈妈总喜欢把发了芽的萝卜秧子或者白菜心，用个小碗养起来，一直养到开花。
　　陈淑芬知道我喜欢花花草草，她说她也喜欢，她说她妈妈在家门口一个破痰盂里种了辣椒，已经开花了，马上就结辣椒。我羡慕死了，她答应明年春天给我两棵辣椒苗。过了两天她又告诉我，她妈妈种的苞谷背娃娃了。我不懂背娃娃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结苞谷了。我想起我那几棵病歪歪的玉米，一时间无限崇拜，口水都从眼睛里溢出来了。她马上说，等苞谷长……长好了，我就给你带一棒，嫩苞谷之、之好吃。
　　我连连点头，感觉生活一下有了盼头。
　　陈淑芬对我这么好，我也想表达一下，就给了她两个核桃。
　　核桃是妈妈给我当零嘴的，父亲单位上分的，每家两斤。可核桃壳死硬，我拿到后怎么都吃不进嘴里。我看邻居杨老大用他家门缝夹，一夹就开了。我也想学，但妈妈不准，妈妈说会把门的弹簧弄坏。我就用脚踩，脚心都硌疼了也没踩裂，我穿的是一双布底鞋。后来上学路上，我找了个鹅卵石在马路牙子上使劲儿砸，虽然砸开了，但好多肉深藏在壳里，搞得很脏了也弄不出来。
　　所以我把核桃给她，有点儿处理的意思。幸好陈淑芬很高兴，比我听到有玉米吃还高兴，她摩挲了一下，迅速藏进书包里。
　　第二天陈淑芬问我，你家还有核桃吗？我说干吗？她说我老汉儿病了，吃……吃中药，就……就差核桃。她似乎不好意思，结巴得更厉害了。我连忙问她需要多少个？她伸出两根手指。于是我连续三天，每天上学前都悄悄到橱柜里去拿两个核桃，藏在书包里带给她。
　　到第五天，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很生气，她说你想吃就告诉我，干吗偷偷摸摸的？我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被妈妈骂很委屈，就大声说，我不是偷吃，我是为了帮助同学！同学的爸爸生病了，要配中药！妈妈听了哭笑不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药里有核桃的，是你那个同学自己嘴馋了吧？我一愣，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陈淑芬那么瘦，肯定嘴馋，说不定她以前没吃过核桃。
　　但我没好意思去追究她，我只是跟她说，我们家没核桃了。陈淑芬连忙说，没事的，我老汉儿不……不喝中药了。我松口气，看来没影响“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那时候广播里经常说，中（中国）阿（阿尔巴尼亚）两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
　　没想到我很快就发现了陈淑芬的秘密。
　　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去学校参加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其实我连申请都没写，但班干部都要参加。学习结束我从学校出来，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很少这么晚独自回家，便从市中心绕着走。
　　路过市中心公园时，见门口围着一圈人，似乎是有人在唱《红灯记》。我下意识地凑过去想看一眼，不料这一眼就把我给定住了：原来圈子里围着的，是陈淑芬和一个瞎老头。
　　瞎老头在拉二胡，陈淑芬在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京剧《红灯记》选段）。我目瞪口呆，没想到陈淑芬的嗓子那么尖亮，而且一点儿不磕巴，很流畅，很专业，好像她身体里装了个收音机。瞎老头咿咿呀呀地拉，她比比划划地唱，我简直听傻了，很有些佩服。
　　陈淑芬唱完，围观的人都鼓掌。突然，出现了两个戴红袖套的，大声呵斥说：“不许在这儿唱！”“哪个喊你们在这儿唱的？”
　　围观的人一哄而散。
　　红袖套上去盘问陈淑芬，你是哪个学校的？你咋个能在街上卖唱嘞？陈淑芬不吭声，那个红袖套就去拉扯她，她突然大声说，我们没、没有卖唱，是在宣传样、样板戏！
　　没想到她还挺勇敢的。卖唱？这个词我好像在小人书里看到过，是旧社会的事情吧？这让我心里发虚，没敢上前打招呼。
　　陈淑芬收拾好地下的东西，一个胳膊挎着木凳，一只手拎着网兜脸盆，站到那个瞎老头的前面。瞎老头背好二胡，伸手拽住她的辫子，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了。
　　我下意识地跟着他们，只见他们慢慢下了台阶，走到马路边上。马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瞎老头紧紧拽着陈淑芬的辫子，有时他跟不上陈淑芬，陈淑芬的辫子就被拽得直直的，脑袋朝后仰。
　　原来，她的长辫子是用来给瞎老头引路的！
　　我被这意外的发现弄得心惊肉跳，难怪她不肯剪辫子。瞎老头是她爷爷吗？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有个瞎子爷爷呀。
　　我在他们后面跟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家。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妈妈自然一顿训斥，我顾不上辩解，就迫不及待地把遇见的事告诉了她。妈妈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过了会儿又叹了口气，我感觉她很难过。但我还是忍不住质疑说：她怎么可以卖唱呢？现在是新社会。妈妈说，她不是说了她没有卖唱吗？不是说了宣传样板戏吗？
　　我还是困惑。街上经常有宣传队演出，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两个人演出，并且还带着脸盆。
　　这么天大的秘密，我实在是憋不住。
　　第二天上学路上，我就告诉了蓝蓝。我说了之后，期待着蓝蓝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的表情，我甚至打算约她一起去公园看。不料蓝蓝一副三百年早知道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我晓得，那个老头儿不是她爷爷，是她老汉儿。
　　结果张大嘴巴的是我：那么老一个老头，居然是她老汉儿？
　　我说，你也晓得她晚上要去公园唱戏？
　　蓝蓝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她老汉儿原来是川剧团的琴师。
　　我好歹挽回了一点面子。看来，陈淑芬会唱戏也不是什么秘密。于是见到陈淑芬时，我脱口就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你了……
　　你看到我了？在哪儿？她有些紧张，居然没口吃。
　　我连忙改口，不是不是，我梦到你了。
　　那个时候我很爱做梦，也确实梦见过她好几次，梦见我和她还有蓝蓝，我们在一起做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我时常跟她说起我做的梦，她笑着说，我下回也要梦见你。
　　你梦到我在干啥子呢？她问，还是有些疑心。
　　我说，我梦见你，那个，在唱歌，唱得好好听。
　　我一时编不出别的内容来，她的笑容马上消失了。
　　这事便成了我俩的默契。她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了。但我们都没说破。我的心情很复杂。又同情她，又怀疑她。又想告诉别人她会唱戏，又怕被人知道她在唱戏。
　　但过了几天我还是按捺不住了，我问她，你老汉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在旧社会被地主打瞎的吗？
　　我的询问完全是按着我当时所持有的对社会的认知，我还想，如果她说是，我要写进作文里。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报纸上说的穷苦人。
　　不料她回答说，从小就瞎。
　　我又问，她又答。我们的访谈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经历了好长时间。终于，我搞清楚了她老汉儿的基本情况。原来她老汉儿从小就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跟着一个拉二胡的学会了拉二胡。拉得特别好，就进了川剧团。哪知前些年，另一只眼睛也看不到了，全瞎了。老汉儿因为不能上台演出了，成天闷在家里，时常乱发脾气。
　　“我想让老汉儿高兴，就带他到外头去拉，只要有人听，有人叫好，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她全说了。
　　我相信她说的，都相信。心里还是很对劲儿。我总也忘不了那个画面，她老汉儿拽着她的辫子，在夜色里踯躅向前。我很想说，你老汉儿那样拽着你，不疼吗？可是终于没有问。我怕她会伤心。
　　我们不再谈这件事。我们还是谈花花草草。
　　夏天来了。我们这个江边小城，一到夏天就成了火炉，每天走在路上，热空气都像热稀饭一样裹在身上，简直走不动路。我算是不爱出汗的了，也浑身汗臭。陈淑芬则更过分，脑袋上已经散发出酸臭的味道了。她说头发太长，得等妈妈有空了才能帮她洗。
　　我差点儿脱口说，剪了嘛，长头发好烦人。
　　但一瞬间我咽了回去，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想想她老汉儿，我觉得自己运气算好的，虽然爸爸总是不在家。
　　就在我们每天闻着汗臭的日子里，发生了漫画事件。
　　那天也很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前，课间休息时我在看书，是新借到的一本《铁道游击队》，人家只允许我借两天，我就带到学校来了。听见上课铃响，我还舍不得合上书。
　　陈淑芬在旁边一个劲儿捅我，紧张地说，你……你快看黑板。我一抬头，看到黑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漫画，一个小人拿着一本书撞在一棵树上，龇牙咧嘴的，很丑很可笑，旁边写着歪歪扭扭几个字：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徐水杉。我顿时气懵了，一头趴到了桌子上。
　　我趴着，听见靳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个子大，脚步重，很容易分辨。这节课正好是他的“农基”课。我暗暗高兴，靳老师是班主任，发现了黑板上的漫画，肯定会严处那些捣蛋鬼的。
　　我一动不动。往常这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喊起立。我知道这会儿全班同学加上靳老师都在看着我。那你们就看吧，你们以为我不会生气吗？你们以为我就没脾气吗？好吧，让你们瞧瞧。
　　我感觉到陈淑芬的小手不安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来回摩挲，她一定很担心，我的眼泪出来了。那段时间我很脆弱。星期天妈妈让我帮她择菜，我磨叽半天不想动，走到厨房时手里还拿着书，好像书黏在手上了。妈妈生气地说，看看看！难道全家就你认字？放下！做事要有个做事的样子！我忍不住回了一句嘴：我还不是做了那么多家务的！说罢嗓子一下就哽咽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放在以前，我根本无所谓，老老实实放下书就去干活了。现在想来，是青春期的缘故吧。
　　大概靳老师看我趴着不动，感觉到异常，回头，便看到了黑板上的漫画和字，他不自觉的念出了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徐水杉。全班随即哄堂大笑，甚至有人还拍着桌子跺着脚，像是遇到了千年不遇的喜事。只有我肩膀上陈淑芬的那只手在用力抓我，抓得我有点儿疼。
　　靳老师说，谁写的？快上来擦掉。
　　当然没人认账。靳老师就没再追究下去，自己擦了黑板。他一边擦一边说，这样不好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咱们先上课。今天，我们讲果树的嫁接……
　　我太意外了。靳老师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在我看来他应当继续追查，一查到底，揪出那个家伙。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样不好”就算了呢？平时班上同学喊他外号他都很生气，甚至大发雷霆。怎么遇见我这事就这么无所谓？太让我失望了。
　　因为失望，我恨不能把脑袋钻到课桌里去，恨不能从这个教室里消失。但趴了一会儿，我胳膊就麻了，关键是胳膊和脸上全是汗，渗到眼睛里很难受。更关键的是，陈淑芬一直趴在我耳边，头发上的酸臭味直冲我的鼻子。她不断地说，你莫……莫理他们。你莫……莫生气。甚至还说，明天我给你带……带苞谷。
　　她这么苦口婆心的，我再趴下去实在说不过去了。我便抬起头拿出小说来看。本来我把小说带到学校来，还有点儿心虚，总用课本盖着。现在我索性拿到桌面上来看。谁让你靳老师不主持公道的，我就不上你的课。我的心里满是怨气，像个小怨妇。
　　陈淑芬见我开始看书，放心了似的，拿起本子扇脸上的汗。大概人一着急，汗就更多。她肯定浑身是汗。
　　靳老师的这门“农基课”，全称为农业基础知识，就是原来的化学课，只不过内容都贴近农业；物理则改名叫工业基础知识了，也是很贴近农业，怎么修抽水机之类的。这两门课简称为“工基”和“农基”。靳老师是正经师范大学毕业的，“工基”和“农基”一起教，还兼班主任。他长得很高很壮，声音也宏亮，我们班男生就给他取了两个绰号：“工基大汉”“农基大汉”。靳老师有一回很严肃地在班上说，有些同学，很不礼貌，叫我“工基大汉”“农基大汉”，我叫靳建华，我再说一遍，我叫靳建华！
　　全班更是哄堂大笑，因为他方言很重，靳建华听起来像是“惊叫唤”。靳老师于是又多了个绰号“惊叫唤”。靳老师终于无奈，只好听之任之了。
　　本来我很期待这节课的，果树的嫁接，多有意思，比“沼气的用途和制作”这样的课好太多了。可是偏偏遇上这么生气的事，我要抗议，我不听。
　　但我眼睛盯着书，耳朵还是不由自主地在听。靳老师在讲了果树嫁接的优势和分类后，就开始实际操作了。我实在按捺不住，悄悄从书本上抬起眼看他操作。只见他拿了一粗一细的两根树枝，还拿了小刀，给大家示范怎么嫁接。估计他在家里事先练习过。他在粗的树干上切了个斜口，将另一根比较细的树枝削尖插入，再用稻草裹上。我虽然没看得太清楚，但感觉很简单。我马上想，我也要试试。我也要搞嫁接。
　　下课铃终于响了。
　　靳老师把课本往桌上一撂，说，下课！往常这个时候我会说，起立！但那天我一动不动，继续看书。靳老师又说了一声，下课！我仍纹丝不动。其实我已经看不进去书了，但目光仍一行一行在书上扫着，好像很投入的样子。
　　靳老师点着我的名说，徐水杉，下课了！
　　我不慌不忙地把书合上，放进书包，再把书包在课桌上放平，再把胳膊放上去，再趴下脑袋。这个系列动作做完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故意的了，有的埋怨，有的叹气。这让我感觉很好，有那么一丝复仇的快感。
　　陈淑芬忍不住说：她生气了！
　　靳老师似乎这才想起上课前发生的事。他拍着手上的粉笔灰说，对了，刚才到底是哪位同学在黑板上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站出来认个错吧。没人吭声。靳老师又说，我早就批评过你们了，你们就是爱乱起绰号，我叫靳建华，你们叫我“工基大汉”“农基大汉”，现在还叫我“惊叫唤”。哄的一声，大家又笑起来。
　　靳老师说，你们还笑！都是初中生了，都是十四五岁的人了，一点教养都没有！学习不上心，干这种事你们倒是挺动脑子！
　　靳老师说着说着真生气了：你说你们以后怎么办？什么都不学，天天混日子，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将来吗？说罢他生气地拿了把椅子放到讲台上，一屁股坐下：看来你们都不饿，不饿我们就慢慢等吧。
　　这下大家沉不住气了，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哪有不饿的道理。不要说男生，女生都饿得不行。陈淑芬不断地在我耳边说，算了嘛，莫生气了。
　　我反正不饿，一肚子的气。气同学，更气靳老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廊上已经安静下来了，各个班的同学都走光了。靳老师也是怪，我不喊起立他就不放学，这让我有点儿骑虎难下了。这时我听见刘大船大喊了一声：到底是哪个龟儿子干的？赶快给人家班长认错！
　　全班鸦雀无声，课堂从来没那么安静过。学习委员秦向前说，咋个没人说话呢？是做贼心虚么？刘大船马上说，就是，做贼心虚！嗯，都是些贼娃子干的。喂，班长，你就莫和贼娃子计较了撒，你跟贼娃子计较显得你没水平嘛！
　　大家都笑了，我也憋不住笑了。幸好是趴着，不然尴尬死了。
　　我的气消了，一消就很饿。我终于站了起来，细细地喊了声：起立！哗啦啦一阵乱响，桌子椅子都急不可耐地想往外跑，但慌乱中还是有几个男生一起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我已经不生气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同学嘲笑捉弄了。妈妈说，咱们家的孩子要学会忍气吞声。妈妈还说，气又不能攒起来吃。好吧，就当没发生过。
　　再说，我还惦记着嫁接的事。对植物的天然热爱，让我在生闷气的情况下，依然偷听了靳老师讲的果树嫁接。课本上有彩色插图，那棵经过嫁接的果树，开了一树的花，结了一树的果。看得我手痒痒，恨不能马上就去试验。
　　星期天一早，我从家里拿了一把剪刀，一根长布条，还有一副线手套，陈淑芬则带上了她说的“嘿快”的小刀，一共四样作案工具。
　　我原本还约了蓝蓝，但蓝蓝听了我的想法很诧异，盯着我看了老半天，好像我在说梦话。我说，就是靳老师讲的嫁接呀。肯定很有意思。蓝蓝确定我不是说梦话，迟疑地说，去哪里找果树呢？我说不一定要果树嘛，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树，比如夹竹桃。蓝蓝说，夹竹桃有毒。我说，我们又不吃。
　　蓝蓝始终没提起兴趣，眼睛没发亮，鼻子也没翕动。我感觉她个子长高后越发像个成年人了，好像对什么都没兴趣了。后来她才告诉我，是她奶奶去世了，那些日子她难过得不行。
　　陈淑芬看我很失望，忙说，我、我和你去。我家……家有小刀，嘿……嘿（很）快。我只好放弃蓝蓝了。我揽着陈淑芬说：我们两个去。
　　一见面我就发现陈淑芬变样了，原来她洗了头，头发蓬蓬松松的，脸庞也因此亮了起来，看来她妈妈终于有空了。
　　说来难以置信，我们的少女时代，洗头是唯一的美容方式。我遇到重要事情时，也会烧水给自己洗个头，洗了头马上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陈淑芬一见我就说：跟你说个嘿好嘿好的消息，我老汉儿今天晚上要去演出！是正儿八经的演出！在文化宫。他们川剧团排演《红灯记》，那个拉二胡的病了，喊我老汉儿去顶替。昨天晚上通知的，我老汉儿笑稀了。
　　我第一次听到陈淑芬一口气讲出那么多话，而且完全没有磕巴，像是唱出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看来结巴也不是铁打的。我被她的情绪感染，大声说，噢真的吗？太好了，我也要去看！
　　去嘛去嘛，你……你不用买票，到后……后台找我。
　　陈淑芬恢复了常态，大包大揽地邀请我。显然，她老汉儿去演出，是少不了她这个拐杖的。
　　我们顶着大太阳兴冲冲地走，陈淑芬被喜事鼓舞着，步子迈得飞快。太阳已经发威，把柏油路都晒软了，我感觉脚底发烫，眼前白花花一片。放到现在，这样的天气根本不想出门，若出门也必是防晒霜遮阳伞齐备。可那时候我们完全不在意，都是裸晒。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不远的马路边上。那条路的两旁全部是夹竹桃。六月里，夹竹桃无比茂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绿色的墙。眼下它们已经开花了，红色的花和白色的花，都一嘟噜一嘟噜地坠着枝条，让我想起姜老师教我们的词：繁花似锦，还有，郁郁葱葱。
　　我的远大理想是，通过嫁接，让一根夹竹桃的枝上开出两种颜色的花来。陈淑芬虽然表示出怀疑，但也只把怀疑留在眼神里，没说出来。我说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我没告诉她，用洗锅水浇庄稼是不行的，我也是试了才知道的。
　　陈淑芬把长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挽起袖子，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我也戴上手套（蓝蓝说夹竹桃有毒），模仿着靳老师的做法，先在开白花的夹竹桃里剪了一枝含苞待放的，削尖。再到开红花的粗干上去切口。没想到切口很难，虽然陈淑芬说她的小刀“嘿快”，其实远不够快，我切了半天才切开一点，还差点儿划到手指头。后来还是陈淑芬上手，费了好大劲儿才切了两厘米深。我把削尖的枝条插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布条把它缠绕起来，缠了三圈，系紧，感觉很结实了，松口气。
　　我捡了块石头放在那棵夹竹桃下面，做记号。陈淑芬觉得不够明显，她四下打量后，找到旁边一根电杆，然后用脚丈量了一下，说离电线杆七步。嗯，这个好，比我的做法聪明。
　　靳老师说，嫁接的枝条，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成活。我又反复看了那个包扎的地方，确认没问题，才离开。
　　我们两个大汗淋漓，我甚至感到有点儿头晕。陈淑芬发愁地说，她脑壳里全是汗，回去要被她妈妈骂惨，才洗了头的。我出主意说，你快到家的时候，在阴凉地晾一会儿再回家。她摇头。我又建言：那就去我们家玩儿。她还是摇头，说下午要陪老汉儿练节目。
　　我是不在乎出汗的，我出汗了我妈会表扬，说明我“动了”。我妈成天要求我动起来，“不要当书呆子”。此刻我脑子里转的就一件事，一星期后：红色和白色的夹竹桃花开在一个枝头上。
　　那天晚上，我没能去看成陈淑芬她老汉儿参加演出的《红灯记》，原因是妈妈不同意。她无论如何不允许我晚上十点才回家。我也没反抗，因为《红灯记》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第二天陈淑芬兴奋地告诉我，演出很成功，老汉儿高兴惨了。老汉儿说等演出完了，要给她做一件新衣服。
　　后来的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陈淑芬站在舞台上唱戏，可是光比动作，没有声音。更奇怪的是，她剃了个光头。我问她，你的辫子呢？她说我不想要辫子了。我怀疑地说，你不是陈淑芬吧？她笑眯眯地说，我就是。我说那你唱一句让我听听？她转身就跑了。我去追，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着急，就醒了。
　　我觉得这梦很有意思，我竟然梦见一个光头的陈淑芬，她的长辫子不见了。我真想马上把这个梦讲给她听。
　　可是早上到学校，她却没来。我猜大概她连续演出太累了吧。我们那个时候不来上课就不来上课，很平常，所以我没太在意。但是下午她也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
　　我跑去办公室问靳老师，靳老师说，陈淑芬吗，她妈妈刚刚让人带话来，说她受伤了，在人民医院。
　　我吓了一跳，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
　　靳老师说，正好，你代表我们班去看看她，用班费买半斤白糖。
　　我和蓝蓝放学后就跑去医院看她。她果然躺在病床上，头上裹着白纱布。纱布很厚，从头顶一直缠绕到脖子上，一张脸遮得像巴掌那么大。可是她却笑得很开心。也不知道是因为看到我们了，还是看到白糖了。
　　原来演出的第三天晚上，回家路上，他们被一个拉板车的撞了。那个板车拉的东西太多，下坡时控制不住，先撞倒了她父亲，父亲又带倒了她，她的长辫子被搅进轮子里，拖拽了好一段，除了脑袋裂了一道口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和蓝蓝傻呆呆地站在床边。病房里有好几张床，病人和家属挤得满满的，很热。天花板上的电扇慢悠悠地转圈儿，扇出来的全是热风。蓝蓝问她，你不热吗？她说不热。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发白。我盯着她缠满白纱布的脑袋想，难道她真的成了光头？我想起自己做的梦，她光着头站在舞台上，好可怕，我居然提前梦见了坏事情。
　　陈淑芬见我不说话，反过来安慰我说，没有好大个事，再等几天拆线了，我就可以回家了。我还是说不出话。她忽然说，对了，你要记着去看我们嫁接的夹竹桃哦。一个星期了哦。
　　可不是，差点儿忘了。我连忙说，我明天就去。
　　她说，肯定开花了。肯定好看惨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出了门，一个人跑到我们的“试验基地”去，满怀着期待。真希望试验成功，看到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开在一个枝头上，像陈淑芬说的，好看惨了。退一步想，就算没开出两种颜色的花，至少希望我们嫁接的枝条活了。这样我下次去看陈淑芬，就可以告诉她了。
　　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的“嫁接成果”了。
　　我记得我当时在树下放了块石头，石头不见了。再按陈淑芬说的电线杆定位，也没找到。我来来回回地走，一眼望去，所有的枝条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当时是在白花夹竹桃上做的试验，但那一片白花夹竹桃依然白花花的，没有一星半点的红。我又钻进去扒拉开来，一根一根枝条地看，就是找不到，连切口也找不到。完全没了踪影。
　　我失望至极，再也没去看陈淑芬。我不想告诉她坏消息，也不想骗她。
　　等我再见到陈淑芬时，已经是秋天了，又一个新学期来临了。
　　陈淑芬顶着一头寸发出现在我身边，像个男孩子。我忽然意识到，女孩子的头发太重要了，没有了头发，马上会变得性别不明。
　　她不好意思地搔着脑袋：我是……是不是，很难看？
　　我安慰她说，没事儿的，头发很快就可以长长的。
　　她说，不，我再……再也不留辫子了，一……一辈子都不留了。
　　我吃惊地说，那你老汉儿怎么办？
　　她说，我老汉儿，走……走了。
　　她说这话时，依然笑眯眯的。我愕然。脑海里浮现出瞎眼老汉拽着她辫子的画面，她的头朝后仰，像一根小小的拐杖。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的辫子卖了几块钱？
　　她摇头，没有卖。埋、埋了，和老汉儿一起。
　　哦。原来，她老汉儿把“拐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陈淑芬真的说到做到，直到初中毕业，我们分开，她的头发都一直是短短的，比我的还要短。她还养成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随时甩一下头，好像在确定自己的脑袋是轻松的，没有拖累的。
　　只是我很想知道，她后来嫁人的时候，有没有长发及腰。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四百万字。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文津图书奖，四川省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多项奖励，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