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天，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我滞留在日本不能回国，国内事情挤压着，件件都迫在眉睫，心里烦躁难耐。异国他乡让人有难以压抑的惆怅，只有动笔写作，排遣不安，笔端全落在老北京四合院和陕西秦岭深山。

　　第一拨疫情刚缓，第二拨疫情又暴发了，第三拨来势更猛，胜过初始，一日确诊两千人，已经连续近半月了，这在国内是难以想象的，不知多少个区域被封闭，多少人被隔离家中。

　　更加的不安加上更加的恐惧。

　　此时，接到了国内深圳作家李兰妮的信息，翟泰丰书记凌晨走了。急病，走得突然，走得干脆利落，正如他的性情。

　　当时我正在从京都回名古屋的路上，这个噩耗立时让我五雷轰顶，半晌说不出话来。脑海里浮现出老书记的音容笑貌映衬着车窗外岚山的红叶，落日的余晖，壮丽凄美……

　　这位兄长式的领导在红叶的簇拥下，转身走了，走向秋日的万道霞光。

　　不会再来。

　　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那荡气回肠的笑声，随着秋风渐行渐远，渐渐地听不真切。

　　怎么可以消逝？

　　总是觉得人还在、还没走。或许明天又会邀我到他那儿去欣赏他新收藏的印章，或许又说他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或许又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两只调皮小狗，对我来说，他不像是领导，更像是家族里排行众多的老哥哥中的一个。在北京开会，有这样的期待，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那个学习班的同学会约定，到老书记家去搓一顿，吃大户，他们家的饭桌很大，也不定大家在什么时候又相聚在某场会议中，是的，生活的常态就应该是这样啊。

　　1998年夏天，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邓小平理论学习班”来到北京，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秦文君、李兰妮、范小青以及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关仁山、谈歌等等20多个。据说这些人都是翟书记亲自点名的，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批作家。

　　我自认为在其中当数另类，作品既无宏大叙事，也谈不上什么主旋律，只是讲述着老北京残留的点点滴滴，《谁翻乐府凄凉曲》《梦也何曾到谢桥》，文章颇带伤感落寞的气氛，总觉得这位书记点错了人，在众人中有些落落寡欢。

　　我的经历让我难以进入“宏大”，进入“潮流”。1968年，我离开北京来到陕西，骤然的连根拔起，是一种撕裂，一种毫无招架的被动。黄土地的硬风磨砺摔打着我，那是和京城完全不同的岁月，我在默默地思念着故乡，在他乡的日子里极目望向家乡的故土，隔空写下一篇又一篇被读者称为“好看”，其实是陌生的“京味文学”“民国文字”。

　　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其实故乡东城四合院的家已经没了，北京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幻想在老屋里与家人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儿，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与家乡厮守下去，已变作梦想，变作绝无可能。有一年我回去，老宅子已经荡然无存，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14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难以一一拾掇。我曾经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家没了，亲人们已经老去，去年我的最后一个92岁的哥哥离开，我便成了这个家族中辈分最高，直面大风的长者……躲开吧，还是远远地躲开这片惆怅和难以言说，不想再回。

　　我在一些篇章里详细地写过想念家乡的春饼，那难以寻觅的地地道道的家的味道……只有老北京人才能吃出它的细致，吃出它的讲究，吃出家的仪式感。春饼必须与家人围桌同吃，配以和谐的小米粥。

　　这些文字大概是被心思缜密的翟书记捕捉到了。

　　我被点名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一群朝气勃发的作家中间，他们的气息来自天南地北，他们的欢声笑语、高谈阔论充盈着作协大楼。

　　那个学习班令人印象深刻。开学第一天，翟书记坐在台上点名，让我们要像军人一样响亮答“到”。文人们终是不习惯，开始还嘻嘻哈哈，但看到台上那张严肃的面孔，都不敢造次了，意识到这次学习的必要、严肃和与众不同。果然，开学典礼没有惯例的讲话，刷啦啦一人被发下几张考卷，面对二十几道时事政治考题作家都懵了，平时哪儿干过这个。虽然在各自单位也有过政治学习，可是谁又走过心，到现在全抓瞎了。难堪是必然的，都硬撑着，作家的笔不会轻易言败。

　　面对那些陌生的题目，我连一句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也说不出，索性用“散文的手法”来回答了。看周围平时侃侃而谈的作家们，此时大都抓耳挠腮，一脸懵。台上的领导俨然成了监考，一副不通融的模样。他把我们的答卷看了一圈说：“净是胡答，答得不错的是何申。”

　　有人在下头小声说：“何申是《承德日报》社长，他应该全答对。”

　　我们那些写满散文、诗歌的答卷翟书记认真收起，没有让它们“散落人间”，这让我们释然。

　　这“下马威”式的开学典礼，胜过任何开学动员，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光讲究艺术是不够的，从根上我们得立得住。我们也感到了这位领导的温和厚道、善解人意，知道他会像老大哥一样护着我们，有他的遮挡，会省我们许多闲心，许多麻烦。

　　学习终了，我坦诚地跟这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探讨“主旋律”问题，谈到对于故乡难以割舍的让人心痛的思念，领导说，主旋律的概念是宽泛的，是积极向上的，你在他乡更可以在已经奠下的文化基础上提升跨越，开拓新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北京对你只是生命的一个方面。

　　我不是糊涂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写作上，自己必须有所突破、接续和拓展，破解传统和地域的迷思，与在陕西的优势接轨。于是，在2000年，我向陕西作协提出到基层挂职，同年经组织部安排来到了周至县老县城村。这里是秦岭腹地、野生动物保护区，在乡下一待九年，期间创作了一些陕西题材作品，瓜棚豆架下，山村田野中，思路有了拓展，用另一只手，另一片思维，展现出另一片相对严肃的文字。西北之地另有吉光片羽，每一次的感动都成为我生命的另一篇章。

　　这是一种连接大视野的展望。有一年，作协在北京开全委会，翟书记已经离休，他特意让夫人韩大姐开车将我和李兰妮接到家中，给我们做了一顿地道的北京春饼。

　　多少年没吃春饼了。

　　离开北京几十年，没有一次有人在家烙了春饼等我。我早已没有此种奢望……吃着春饼，我想起了自家的那些兄长，在他们跟前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可是，我的那些老哥哥们都像老玉米粒儿一样，一颗一颗掉了，没了……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一顿春饼使家乡的情节凸现出来。饭后，翟书记给我看他的印章收藏，我的父兄都是搞画的，印章对我不陌生，为此很是有共同语言。印章有些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这使我感到过去的岁月里暗含着今天的必然，在今天的现实中又能窥出逝去岁月的痕迹，就在当下，我体会到了过去和今天的衔接，体会到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对艺术的尊重。

　　现在已经进入大雪节气，北京飘落了第一场雪，名古屋的窗外也是树叶凋零，一片肃煞。在这样的时候，更让人怀念那个红叶蒸腾的秋天。眼见着，他在秋的簇拥下，踩着红叶渐行渐远，我们不禁呼出：我们永远记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