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常常自认为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其实在不经意间，一个苍老的灵魂已悄然入驻。继续衰老，慢慢衰老，于是你两鬓渐苍，动作迟缓，离年轻越来越远。我们几个朋友，孩子都已三十左右了，都到了嫁娶的年龄，我们也不复旧日模样。难得见面，偶尔电话，常常说到孩子的婚姻大事，早些年，还会半真半假地说，你家女儿我家儿子，正好两家并一家之类的话，现在早已绝了念，知道儿女大了做不得主。说到这个话题，基本都是通知朋友：小孩结婚了，某月某日某饭店，来赴宴。

　　老柳早上来电话，提醒我不要忘记晚上的婚宴，我当然祝贺他，说忘不了。忍不住又调笑道，老大还是老二？他一愣，呵呵笑道，当然老大。你要是知道他家老大跟我儿子是中学同学，就知道我曾真有过两家结秦晋之好的意思，可惜两个小孩同学情倒是不错，但就是看不对眼。我和老柳是几十年的老友，当年在大学时一起在学生会混过，他有两个女儿，都聪明伶俐，如花似玉。他当然有个当年也如花似玉现在风韵犹存的老婆，当年他把老婆追到手，我也有出谋划策之功。以我跟他的交情，我什么玩笑都可以开，于是我说，你家老二呢，老二没有男朋友，我家就还有希望。

　　他哈哈大笑。老二比老大小八岁，也就是比我儿子小八岁，这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通电话，嘻嘻哈哈居多，放下电话我脸上仍有笑意。其实有个玩笑我是有资格开的：谁结婚，不会是你换老婆了吧？但我通电话时想都没想到这个。其实那一天，我心情郁闷，就在下午，我出席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关于中文翻译的。这样的会我本不该心情郁闷，何况我的小说的英文译者迈克，还以我的小说的翻译为例做了交流发言。是会议的第一个议程让我有些悲伤。会议的主办单位是师大的外语学院，此前与我联系，敦促我一定要出席的杨浩成教授，在会议召开前突然去世了。我们联系的方式主要是电子信箱，为了这个会，他发了两次邮件，一次是会期前半年，一次是提前十天。因为与其他活动重叠，我没有说定。离开会还有一周的时候，他又打来了电话，声音洪亮，带着无可置疑的恳切和热情。我嘴上答应了与另一个会协调一下，心里并没有确认一定会去。

　　人人都有虚荣，我也有。如果知道我小说的英文译者将与会，我基本会去。实际上我当时不知道。最终让我觉得一定要去、必须去的，还是一个邮件，一个来自杨浩成教授的邮件。我点开来，顿时呆住。邮件写的是：我们是杨浩成教授的同事。昨天夜里，杨浩成教授突发疾病去世。我们十分悲恸地接手会务工作……

　　研讨会就在大学的某栋楼里。会议安排得很精心，很周到。从学校大门到会场，一路插了旗子，还有不少学生沿途指路。这是杨浩成教授的风格，此前他与我联系译介事宜时，也是这样细心。我们不多的通话，基本都是关于我小说里某句话的确切意思，他跟我交流。这学校我不是第一次来，我不需要问路，看着路边学生们那年轻青春的脸，我想：他们听过杨老师的课吗？

　　接待我的年轻教师告诉我，杨院长为这个会，差不多准备了一年。我长叹一声，没有说话。这个会议的来宾遍及全国，还有不少外国人，办会不易，杨浩成教授说不定是巨细靡遗，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我相信，连会场的布置方案都是他定的。可是议程显然被修改了，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就请全体起立，为杨浩成教授默哀。他的标准照和几张工作照出现在大屏幕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参会。

　　此后会议照常进行。我边上坐着一个美国人，从席卡上我知道他叫迈克，这时我还不知道他曾翻译过我的小说。

　　所有的婚礼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大厅，举行过多少场婚礼呢？不知道，总之很多；婚礼的司仪主持过多少场婚礼呢？估计他如果没有酬金记账本，他也说不清。他话都说溜了，说油了，除非婚礼主家有特殊要求，他只要把结婚的主人公置换一下即可。

　　婚礼参加得多了，我也看出一些窍门。譬如，司仪一般是男的，嘴皮子利索自不待言，还得长得喜庆；应变能力强，那也不用说。长相嘛，就有点讲究，对不起观众的，那肯定不行，但太英俊了，可能更不合适：主角是新郎，他绝不可以喧宾夺主，甚至，他也不能太高大，衬得新郎是个矮子。这么说吧，姚明、易建联之流，名气再大也当不了婚礼司仪，找他们还不如找潘长江，至少他喜庆，会来事。老柳是当地名人，爱女出嫁，他显然不惜花费。酒店、酒席、婚庆团队，都属一流。他的女婿也是一流的，那司仪也算英俊，但在他相貌堂堂、挺拔英俊的女婿身边，还真有点像潘长江。老柳的大女儿名字很文艺，但我随着老柳夫妇，也叫她“大宝”。婚礼上的大宝艳光照人，与新郎是一对璧人。这就是那个扎着小辫子，戴着黑边眼镜的小丫头吗？那年，我儿子考初中，要上外国语学校，急需一本复习资料《夺冠》，四处求购不得，向老柳求助，老柳叹口气，一口答应，让我直接去他家找大宝。我快马赶到，大宝一个人在家。一开门她就对我说，叔叔，我没摇上哎！她说的是摇号，参加考试是要摇号的。她在书桌上堆着的一大堆书里翻来翻去，眼镜滑到鼻翼了也没去推一推。那个沮丧的小女孩，倏忽间长到一米七三高，成家了。

　　婚礼喜庆而顺利。正如此前所说，所有的婚礼都差不多的，我也就不再多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夫妇被安排在最靠近台子的桌上。作为几十年的好友，我们类似于家人，这本来是很妥帖的安排，问题是，喇叭离我们太近了，大概只有十几米，很高级的音响就表现为很高亢的音量。因为出席婚礼较多，我算是老于此道，随身带着海绵耳塞。为了便于说话，我也不全戴上，只戴一个，另一个要让给老婆，她居然不要，兴致勃勃地跟桌上的熟人说话。女人见面总是那么话多。其实这桌上很熟的人并不多，主要的熟人就是一个王蓉。王蓉属虎，当年我们戏称她母老虎，实际上她很温柔，脾气特别好。她二十四岁生了个儿子，也属虎。她丈夫是搞外语的，我们相识时，她丈夫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因为还没有分到房子，她带着儿子住在师大外语学院的办公楼里，二楼顶头的一间。那时候大家的居住条件都不好，我们住筒子楼，老柳住着一间平房，因为平房位于一栋民国别墅的大院空地上，衬得特别寒酸，老柳常叹气说感觉很不好。其实哪个感觉好呢，筒子楼不必说，王蓉住的办公楼，只到了晚上才能安静，而且过分安静，楼下的大门一锁，她说她很怕。让她住在里面，已经是对驻外人员家属的照顾。她和儿子住在那里好几年，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整栋楼里就他们娘儿俩，事实上不是的，二楼的另一端，还住着别人。

　　婚礼前半段，我们并没有说起当年的困难环境，不全因为怕煞风景，而是忆苦思甜本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思维，更老的人才会。我们都对婚礼的豪阔感到吃惊，老实说，也被身边的巨量音响震得发傻。说话是困难的，噪音大还好说，你可以凑着耳朵使劲喊，尴尬的是，音响的声音会陡然停止，弄得你直着嗓子就像突然间裸体出水。于是我不说话，含笑观礼。老婆和王蓉挨着坐，有一句没一句地不知说些什么。身着盛装的老柳夫妇，一会儿行礼如仪，一会儿又走到某一桌边跟人打个招呼。老柳远远地冲我笑笑，我发现他居然也化了点妆，半截眉被补齐了。这当然很正常，告诫自己今后不许拿这个说事儿。我很想对他说：要是把大宝交到我儿子手上多好哩，包你放心，我儿子脾气那么好，房子两家现成，知根知底的，小两口有了矛盾，我们各自把自己孩子骂一顿，肯定万事大吉。老柳的女婿，其英俊不容置疑，但其他方面我不了解。老柳等会儿把大宝交到女婿手上时，会不会痛哭流涕，抑或是哽咽得话不成句，我对这个很好奇。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新民俗，我见得多了。老婆和王蓉这时已不说话，各自拿个手机，找个角度拍照。她们两个也都容光焕发，是不是在心里感慨自己当年没有得到这样的婚礼呢？有可能。

　　男人对这样的场合，大概融入度都会低一点。我总是走神。音响的低音实在是凶猛，像是直接敲在你胸口。下午，在另一个场合，我离音响也比较近，但那个音响是吊在墙上，档次虽低，一点也不刺耳。研讨会场面不小，很简朴，是很寻常得体的一个会议。异样的是，这个会议的真正主人杨教授，已经不在了。但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晃悠。这影子之所以虚幻，难以成形，是因为我一直没见过他，除了屏幕上的那张照片。他的声音带着学者的恳切和认真，爽朗、浑厚且有一点磁性，是让人喜欢的声音。我一下子很难想象，照片上的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屏幕上，他儒雅地微笑着，略有些谢顶。因为是半身照，看不出他的身量。还有一张照片是他临案写字，毛笔字，写的就是他主编刊物的中文刊名。这个刊物我每期都收到，但从来没有注意到刊名是他写的。这几个字潇洒清秀，没有几十年的功底写不出。他的简介和履历告诉我，他是师大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年轻时曾在留校后赴加拿大留学八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又回来。还配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不太清晰，他独自躺在草坪上看书。阳光很灿烂，他的姿势很别致，甚至带一点调皮。正因为阳光过于灿烂，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能看清的是穿着，无疑带着那个年代的人通常的土气和寒酸。

　　介绍过杨教授，主持人宣布为杨浩成教授默哀。所有人站了起来，一阵椅子的响动后，会场安静至极。有鸟在窗外鸣叫，渐渐地，传出了啜泣声。这些流泪的女孩，是杨老师的学生吧。

　　这个正式会议前临时增加的程序，庄重而得体，正如我印象中的杨教授那么得体。这个会场，他一定来过很多次，主持或参加各种会议；这个会议前他当然也来过，来看布置，捋程序。现在他温润地显现在屏幕上，渐渐淡出。

　　这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相识，已经五年，与我从河海大学调入江苏作协几乎同步。河海大学与他任职的师大是邻居，只隔一条马路。他为了我小说的翻译联系上我时，我在城西的作协上班，他也搬到了新校区，在城市东边。在这个通信方便而交通极其不便的时代，见面既不迫切，也不那么必要。所有的事，我们都通过电话或邮件来解决。他说，他打算在我的小说里挑出十万字，翻译成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我当然很感谢，而且，我看出他是真心认可我的小说，喜欢那种气味和腔调。有一次他看到我发去用于刊发的照片，打电话来哈哈笑着说，原来朱老师还是个帅哥嘛！我现在说这个绝没有自夸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杨教授看见过我的照片，而我，那么长时间，却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创造机会见个面。我是个粗疏懒惰的人。

　　整个会议过程中，他题写的刊名，作为主办单位名称，一直留在右下角。他离世太过突然，但毫无疑问，他的继任者不久就将接替他履职，主编和院长都会换人，这是常理，但我希望这个刊名能一直印在刊物上。

　　虽然来了很多老外，但不需要翻译，他们全部通晓汉语。倒是身边的年轻美国人迈克告诉我，他其实听不懂有些中国教授说的英语。此前我们已经握过手，简单地自我介绍过了。当时他调皮地冲我撩撩眉毛，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很快，他上台了，他交流的题目是《谈中文小说标题的翻译——以朱辉小说为例》。他举的几个例子，《吐字表演》《要你好看》《郎情妾意》等，有的是贴切机智的，有的其实还是有问题。但他那一撩眉毛的调皮友善而可爱，看起来，他比我这个小说家还会制造悬念。等他讲完又坐回来，我们开始聊他刚才的阐释。他很自信，但并不过分，我们谈得很愉快。后来他回到美国，又索要了我的几篇小说，翻译过去在美国发表，再结集出版。这一系列的事，都起始于迈克对我小说的最初接触，他是杨浩成教授物色和联系的。杨教授是最初的推手。

　　我很感谢他，但就是一直没有见过面。

　　婚礼的大屏幕色彩绚烂而浪漫。因为太靠前，反而不那么真切。屏幕太大，人太大，头大如斗，太夸张了，偏偏，美丽的新娘又身着忽中忽西的盛装，不断地在台上亮相，她精致的小脸衬得屏幕上她的爱情故事带了点浮夸的喜感。

　　老柳按着婚礼的程序忙碌，不时来我们这边招呼一下。他又来了，而且他夫人也一起过来了。我说祝贺祝贺，吃好喝好不用你说。但是我泛酸地说，我是百感交集啊。我语气不无夸大，他竟然愣了，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倒是他夫人略一错愕，立即笑起来，问，你家珠珠女朋友定了吗？我说，不知道，肯定被甩了，人家姑娘说不定都结婚了。老柳也哈哈笑起来。

　　所谓朋友，就是可以经常就一个老话题开玩笑，居然也不腻味。但今天以后，我们再不能拿大宝开玩笑了，被她的英俊丈夫知道了可不好玩。二宝，就是新娘的妹妹，看我们说得热闹，也过来了。她才十八岁，还是个孩子，可是，已经很高，比她一米七三的姐姐还要高。二宝笑盈盈的，很漂亮，我知道她今年高中毕业，马上就要去美国留学。她生下来像个小猫，转眼间这么大了。我注意到二宝脚上的鞋子，平跟的，我说二宝你的鞋子很漂亮。二宝睁大眼睛说，今天我不能比姐姐高，她会不高兴的。我当然知道是这个原因，而且我相信这是出于二宝自己的细心和体贴，果然她妈妈说：她自己挑的鞋，自己去买的。做妈妈的有资格因此而自豪。老柳的夫人当年也曾找我告状，数落老柳的不是，都是些情人间鸡零狗碎的事，有一次我骂老柳说，妈的，你不要得福不知！人家那么漂亮，那么高！老柳被我骂得讪讪的。我说的哪里有错呢？老柳与我身高相仿，不是他夫人有个好身材，凭啥生出这两个高挑美丽的女儿？大宝四五岁时，他们夫妇一起负笈东瀛，然后又去美国，这是他们今天一切的基础。二宝在美国出生，一直自己带，大宝则被交给她爷爷奶奶带，所以老柳在台上说到这段经历时，突然哽咽了。此人此前一直满面春风，就在这一刻，露出了他作为父亲的内疚和柔情。

　　对此，我虽理解，却也觉得不必内疚。我家的经历与他们很像，我们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我儿子二十六了，二十多年前，国家是什么样子？应该说充满希望和朝气，但也充满辛苦。孩子当然也跟着我们一起辛苦。时代对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不亏欠什么，因为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事实上也不亏欠孩子。

　　老柳夫妇又忙去了。王蓉一直看着二宝，等她一走就说，我觉得二宝更漂亮哎！我笑道，你看上啦？你儿子不是结婚了吗？居然不喊我，悄悄在英国就把媳妇娶进家了！

　　王蓉笑眯眯地连声解释，说儿子不肯大办，她也没办法。我逗她道，你儿媳妇有没有二宝好看？给我们看看啊。她立即说，没有，差得远！我老婆凑过去要看照片，王蓉划拉着手机说，没有，一张也没有。我察觉到这里面另有隐情，给老婆使个眼色，她懂了。

　　婚礼大厅的地面十分光滑，不少宾客带了小孩子，有的还不怎么会走路，就在地上爬。一个个玉雪可爱。不用问，这些孩子，很多是老柳夫妇各方面朋友的第三代，孙子孙女们，如此算来，我们算是落后了。

　　大宝的婚礼并不冗长。父母毕竟是文化人，她和丈夫也都是学历极高的建筑师，婚礼很文明，绝无某些婚礼上的粗俗甚至恶俗。这基本是我理想中我儿子婚礼的模样。我远远地拍了大宝的照片，又把二宝喊来，和我老婆合影一张。虽不能娶到她们中的一个回家，但她们实在漂亮，我可以向朋友同事们炫耀炫耀。大前年某一日，我们和老柳家、王蓉家，曾有过一次聚会，王蓉儿子在英国学机器人，没有来。二宝吃了一会儿，自己躺到墙边的沙发上玩手机去了。那时她还是个初中生，远没有现在高，一脸稚气。分别时，老柳带着他夫人和两个女儿，等着过马路，王蓉对我说，老柳真福气，一个人光溜溜地来南京，现在三个美女围着他。她的意思也许是生女儿好，这一点常常是生儿子的人的习惯想法。但大宝的奶奶，在抱了第二个孙女时也曾对我说，你妈妈有福哎。你们家是儿子！

　　孩子们现在都大了。我儿子几年内也会结婚。相信我会比现在的老柳更开心些，毕竟我家是添丁进口，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有点老思想难免。

　　想到这里我心里喜滋滋的。但这种喜悦里带了一丝疲惫。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思维马上会被激发，会立即决定写一个东西。下午的那场研讨会，不时飘过我脑海，但我还要再等一会儿才会被激活。

　　在我决定写这个东西之后，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我当然明白，以小说技法而论，我有必要删繁就简，进行时空切换，至少，把下午的会议和晚上的婚宴分开来，不在同一天，以时间换空间，把研讨会和婚宴摆在同一个场所，这样，我的穿插和追忆，就会变得更加自然和顺理成章，也将更具冲击力。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要修改事实呢？还有个方案其实也不错，就是把老柳夫人和王蓉并成一个人，她在婚礼上抽空来和我说话，无意间揭开了一个事实，勾起了一段被忽略的故事。可这我也放弃了。我决定在这个东西中，我只做一个事实的记录者，而不是拥有虚构权利的小说家。

　　我说过了，我们家，老柳夫妇，还有王蓉，二十多岁时就在一起玩了。王蓉是几个人中最温婉的，脾气最好，母老虎只是一个戏称，她其实跟绵羊差不多。那时候，她和我们夫妻，和老柳，都在河海大学工作。她独自带着两三岁的儿子。我们那时还没有生孩子，特别喜欢她儿子，经常，差不多每天，都会去相邻的师大找她玩，其实就是玩她儿子。师大有“东方最美的校园”之誉，确实十分漂亮。主楼是一栋民国的大屋顶建筑，右边的回廊连接着外语楼。她儿子小珏喜欢在回廊里东躲西藏，更喜欢在大屋顶前的巨大草坪上曲折飞奔，等我去追他，最后他率先摔倒，然后我也假装摔倒，一起哈哈大笑。还没有孩子的人心理很有趣，小珏玩得满身草屑，鼻涕流出来还冒泡，我一点不嫌脏，给他擦。我和老婆正酝酿着要孩子，对孩子的期盼使得老婆对到王蓉家玩，乐此不疲。距离也近，步行一刻钟就到了。老婆还很诚实地说，她喜欢男孩，要把小珏带到我家去住一晚。王蓉说，好呀好呀，我都被他烦死了，最好不止一晚。于是，小珏欢天喜地地跟着我们回家。我们看过不少育儿书，知道怎样逗孩子，到了我们的筒子楼，直到睡觉前小珏都挺好的，不但不闹，还十分兴奋，说我家的床会跳。所谓会跳，是因为席梦思，他在床上跳得像是在玩蹦床。好不容易哄他躺下来，大眼睛直闪直闪的。刚要睡着，突然咧嘴哭了起来，妈妈，我要妈妈！我们哄啊，骗啊，没有用，最后只能打个电话给王蓉，把小珏送回去了。

　　此后不久，老婆怀孕，儿子出生了。直到我们的儿子也到了三四岁，小珏可以带着他在草坪上跑，也学会一起摔倒，搂着大笑，我们都来往密切。各自都分到单元房后，远了点，小珏也上学了，我们的走动才不那么频繁。

　　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和王蓉心理上挺近的。她脾气好，这是个明确的原因；她说话很直率，但从来都很宽厚，不伤人，还带一点南通口音。江苏人都知道，南通话是长江以北最难懂的方言，她如果正常说话，我们都能懂，但要是随口一句，可能我们就一时摸不着头。另外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也让人心生怜意。偌大一栋楼，走廊很长，很宽阔，怎么也不像家的样子；只有公共厕所，夜里起夜要走好远，即使是男人也会有点怕。那天夜里，是我把小珏送回去的。王蓉下楼开的门。走廊灯是节能灯，刚开时很暗淡，她身后的走廊很深，很黑，小珏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一头就扎到她怀里了。我当时就觉得，小珏还是去陪他妈妈好，王蓉需要他。有很多次，我一个人，散步或是有其他事，路过师大，我就单独去王蓉那里坐坐。

　　婚礼的末尾，程序已基本走完了，好些人等着和新郎新娘合影。我们和王蓉难得见面，还坐着。王蓉那天是一个人来的，她丈夫出差，这让我们又似乎重温了当年她住在办公楼的日子。王蓉问我现在郊区的房子是不是还经常去住，我说，自从编刊物，要坐班，难得去一趟。老婆还在大学工作，有寒暑假，她插话说：现在连寒暑假都不怎么去，就是因为你！王蓉说，时间真快，那时你们住在筒子楼，我们经常去打牌。我老婆说，你家小珏还在我家床上撒过一泡尿。我诧异道：是吗？撒了吗？我怎么不记得？王蓉咯咯直笑，说男孩撒尿很灵，你们果然生了儿子。我说：我们到你家玩，小珏喜欢在走廊里来回跑……突然，我想起了什么，问：走廊那一头，当时好像还住着一个小伙子的，小珏叫他“恩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王蓉一愣，说：哦，你说杨浩成啊？他走了啊。

　　这下轮到我发愣了。王蓉看起来有点没心没肺地说：他去世啦。

　　我说：你说的是杨浩成？浩瀚的浩？浩如烟海的浩？

　　王蓉说是的。我的心，像被电击了一样，哆嗦着。沉默。半晌我说：原来是他。小珏曾有次被我追着在走廊跑，突然，他叫着“恩高，恩高”，一闪身，钻到走廊那头的一个房间去了。我过去，看见一个身量不大的年轻人，正在床板前写毛笔字。写的什么，不记得了，也许当年就没有看清。反正不是现在的刊名，那时候，这个刊物还在遥远的二十多年后等他创办。他抬头冲我笑了一笑，摸摸小珏的头，又继续写字。记得那一天，我还有些醋意：孤男独女的，住一栋楼里，大楼门一关，说不定有什么浪漫故事发生哩。他不算好看，脸黑黑的，我留着小珏在那里玩，自己没进门（他也没邀请我），又回到王蓉的住处。我问：什么“恩高，恩高”？你们学外语的真洋派。王蓉当时说：我哪儿知道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英文的“叔叔”？人家叫他喊的。我说不是的，是“天使”。王蓉笑道：反正小孩瞎喊的。

　　这一幕早已被时光层层叠叠地覆盖了。王蓉大学学的是日语，她应该是真的不知道她儿子喊的什么。现在的小珏在英国，他不见得还记得小时候曾这样喊过人，现在的他，肯定能明确地分辨angel（天使）和uncle（叔叔）。

　　老婆听我说过，师大的杨教授，人非常好，敬业。她问：什么病，走得这么急？王蓉说，是心肌梗死。我不想就这个话题再追问下去，什么病，这已经无关紧要，大概是同样的心理，下午的研讨会，也没有一个人说起杨浩成究竟是什么病。可是——我问王蓉：你当年好像就说他不容易，有尿毒症，每周要透析，最后却不是这个病害了他？

　　王蓉说：他是一直透析啊，透析的人不会变好的，除非换肾。他就换过。王蓉是医生，在校医院工作，她说，谁也说不清，一直透析，会不会影响心脏。

　　杨浩成教授在翻译我作品时，有一次在电话里说，他就住在师大新校区的教师楼，当时我说：啊，我们很近啊。我在你们马路对面有个房子，有时候我会去，一街之隔。我们都说过要找个机会见见，但我偶尔到那个房子去，打扫卫生就累得臭死，偶尔得空穿过那条马路去仙鹤山爬山，也没有想起过去登门拜访。

　　二十多年前，我唯一一次见到杨浩成后，王蓉可能对我说起过“杨浩成”这三个字，说起小珏喊“恩高”，她可能说的是：杨浩成叫他喊的呗。可她那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南通口音还相当重，又是一带而过的语气，我根本就没有听清，脑子里留下的是“恩高”。后来，有限的几次说起他，我们也就这么指代他。他有才，字写得好，嗓子也好——这几句是王蓉当时的介绍。我听见过走廊里传来他的歌声，是美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浑厚悠扬，有穿透力。问题是，我听到过他的歌声，却未曾与他有过一句对话。等我们通电话时，多少年已经过去了。

　　我那时一门心思写作，从未想过一个英语教师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曾有过交集，但未曾搭接。我们就像身处于不同的时空当中。

　　但其实，我们还那么的相似。这二十多年，老柳夫妇，王蓉，还有我老婆，都曾在90年代初出国留学，先后学成归来。我虽然没有留学，但也没有荒废，一直在写作。杨浩成的人生之旅，与我们远远地并行着，我们看不见。我们看别人的一生，常常是，几个节点，或者几句话就完了。这个人见过，这个人去世了。实际上，推己及人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无数的事，无数的坎坷波折，无数的酸甜苦辣，我们都没有亲历，只有某些时间节点模糊地重叠。不知道在所谓第二个千禧年，面对“2000”，他有没有像我一样迷惘。我当时有点犯迷糊，搞不清这算不算时间真的归零了，一切重新开始。

　　杨浩成少年才俊，身患重病，即使在加拿大八年，他也一直在透析。我们都在爬坡，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背负的重量，远远超过我们，超过别人。

　　如果不是今天偶然说起，我永远不知道这个电话里爽朗、乐观、敬业的杨教授，曾是旧时相识。

　　婚礼结束了。宾客纷纷离座，大厅外，闪光灯耀眼。新郎新娘恩爱地站着，等着宾朋们来合影。人很多，需要排队。我的手机在手里震动了一下，传来一条短信，是师大来的。短信说：杨浩成教授的遗体捐赠和告别仪式，将于某日上午八点在市殡仪馆举行……落款是治丧委员会和刊物编辑部。刊名在手机上是印刷体，但在我眼前幻化成了杨浩成的笔迹。

　　此刻，前厅的音乐悦耳悠扬，江南丝竹，从《步步高》切换成了《喜洋洋》。老柳夫妇过来了，邀我们去合影。他似乎看出我神色不对，脸上闪出询问的表情，但没问。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什么。这是新家庭诞生的日子，甚至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我心里想的是，杨教授的仪式，我一定去。

　　朱辉，江苏人，《雨花》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中短篇小说集《红口白牙》《我离你一箭之遥》《要你好看》《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看蛇展去》《夜晚的盛装舞步》等多部。曾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奖、中骏杯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