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教授有次闲聊自嘲，说，像我们研究历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忍着没告诉他，其实，古典文学也没有。咏史，汉语最擅长，我们有太多可以凭吊的了。续上传说史诗，五千年不曾中断，历史长河逶迤，文字也总是随便古今来回，杀个对穿。看一眼西山的雪，就说这是千秋的雪，玉垒山的浮云是什么浮云，那可是变幻了古今的浮云。又有太多委屈需要委屈地申诉，于是，对着腐草萤火、垂杨暮鸦，因寄所托。“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明明是眼前的幽径荒丘，非得戴个故国的帽子，说什么吴宫花草、晋代衣冠。脚下踏踏实实的表里山河，却指点感慨，这可是秦汉经行处啊。芦荻高秋、块垒寒流，那更要伤心几回往事了：呜呼！山是旧山，垒成故垒……经学家说这是“诡文谲谏”。就是诡谲嘛，诗评家美其名曰“含蓄隽永”“温柔敦厚”。荡开了说，诡谲的文学还有“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志异小说，游仙、游方作品也算吧，但渔猎剿搜遍了，就是找不到未来的文学，汉语中的古典文学不说未来。这是藏在古典文学中的东方思维的秘密。

　　梁启超一百年前就洞悉这个秘密，非常不甘心，不甘心就译介人家幻设未来的作品，甚至还亲自创作。他对这类作品创作可是寄予了很高的理想：“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交相辉映。这要求正是今天大家所呼唤的软硬兼施的理想科幻文学：软的够软，硬的够硬，软硬科幻臻于极致统一。眼下论坛、市井口称“三体”、动辄“折叠”，诚盛事也。只是如无“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神通，难免流于一般想入非非的幻设。但想入非非也总比耽溺于腐败陈旧如宫斗类文艺要好。作品的恶臭还不是因为人心的恶臭？制作者迎合着文明门槛都没迈进的读者的趣味，传播者配合着只要流量不要节操卖什么不是卖的制片人的雅好，互相投喂，两情缱绻。于是，放眼望去，文艺作品一水的“美丽”旧世界。世界的陈旧还不是在于世界观的陈旧？

　　最硬核的世界观无疑是竭最新科学和技术之能所呈现或预知的世界图景。相对于科技所能达到的视域，眼前的这个世界实在太陈旧了，而科技哲学的终极思考、临界仰望则非人工智能莫属。人的智能与人工的智能之间所形成的造与被造的关系，不管在神界，还是人界，不管是信仰，抑或俗制，其伦理秩序从来都不注定或必须是主与奴的关系。科技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突变，对生产的影响，是解放，还是驱逐；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是融合，还是分裂；为人类铸造的，是金屋，还是铁屋，等等，都亟待我们预后思考。笔者曾将乙部之精神汇入说部之骨肉，用史学的方法兼小说的手段，推演过一番人工智能可能布置出的未来世界景观，以及带给文明的近忧与远虑。

　　之于远虑，笔者曾有四问：第一，成长目标上，即使人工所造之智能，是否一定要以人为偶像，追求人的智能或德性？第二，价值追求上，独立智能体是否一定要以人为尺度、以人为目的？第三，人的情绪，甚至审美、信仰，在另类智慧体看来，会否只是一种负担，一种“你们”才需要的抚慰？第四，人文价值之外，有没有属于其他智慧体的价值标尺？总之一句话，人工智能所催生的智能体，不能因为出乎人之卵翼，就一定要竭其所能去抵达人类的彼岸——终于像“人”了。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尺度的“三为”假设，乃是将被造的智能体限定于创造者的牢笼之中。但这可能只是一贯自我中心的人类又一次自大地一厢情愿。为人臣、为人子尚且可能“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三国志·吴主权传》）。跳出“三为”假想，设若以上“四问”答案不确定或曰否定，则人工智能研发每进一步，为人类自掘的坟墓就更深一尺。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只遵循着人类的“爱欲与文明”去总体性反思构建我们的人文价值系统。但没有一个集合能包涵所有集合，集合之外一定还有的集合，更大的道理可能在我们的“爱欲与文明”之外。仅就“生命的个体性”和“认知情感的我执特性”这两点，人类文明常识价值系统就可能遭遇系统外的挑战。人类现世的实践理性和人文价值多是以个体生命为建基和计量的，家国族群亦借此纵横联络维系而成。但人工智能或其他智慧体却可能与个体持存恰好相反，以链接、融入、合体为总体特征。个体持存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可能遭遇以合体、链接，以去中心、去我执为特性的“非人智慧体”或“无我态文明”。即，在人类文明常识价值系统中，生命形态，可以是有边界、个体性的，但这个系统之外，生命形态还可能是无边际、集合性的。如果这个假设逻辑成立，则自我意识，对照集合态生命，其个体性存在可能只是出于想象，独立性价值未必是任何生命形态之必要。如果生命的个体性或认知情感的我执性，不适合于超乎或异乎人类之新的智慧体世界，那么，所有建立在自我意识和个体生命为基础的文明阶段中的“爱欲与文明”、挽歌与牧歌都变得不可理解、毫无必要。是为人类自掘其墓后之软埋推想，亦即笔者缪悠无稽之远虑。

　　诗性化的表述，易于迷失在隐喻的森林；反思生命的集合性与个体性、自我的想象性与必要性，也过于玄远窅冥。人工智能之于未来的影响，除了远虑，更有近忧。在可见的明天，其对经济结构的改造、群体关系的再塑、伦理价值的重估等诸多重大方面的巨大影响，无不值得我们仔细推演。如果生产被智能包揽，人力为机器取代，消费者与生产者彻底分离，那么，资本将随市场的消解而消失，劳动机会成为底层的奢望，分配或成为权贵的心意，边缘人则与“多余人”发生历史性统一。令人悲悯不安的故事或许照这个脚本讲：科技为人类铸就了金屋，也打造了铁屋；资本主义的技术精英、政经寡头成为黄金贵族、豪门世家，基础群众则沦为边缘人；而困顿流离的边缘人与富贵清闲的“多余人”合体，成为“文明”的累赘。

　　我们不妨从文学史上一类特殊的人物形象——“多余人”说起。“多余人”最早特指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些具有反叛精神却又不接地气的贵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即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比照反叛自己阶层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社会特征去按图索骥，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被挖掘出不少这类“多余人”，典型代表有如鲁迅先生笔下塑造的涓生。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少都有点自传性质。当时有能力创作的，大多是殷实家庭出来的，如果再来点公共性反思，写出自己最熟悉的人或事，难免就成为这种形象，巴金的觉新、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周萍等等皆如是也。这一类形象其实也大量存在于古典作品中，其必要条件是富贵闲人，至于立场上反叛与否并不必要，只要不是在那个阶层做强梁的，大概都自然多余。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贾宝玉是不二代表。

　　与“多余人”相应的是“边缘人”。后者并没有成为文学形象的专有名词，其在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有特定含义，照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的意思，乃泛指在社会群体中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人。中国文学中，这类形象也不少。农本社会大概僧道流民、行商坐贾、百工群艺、猪倌牛贩、阴阳先生等等，差不多都可计入。如果回到当代，如高加林就是其一，他们或是农村边缘人，或是都市边缘人，又或两兼两造之流，既无恒心又无恒产恒业，老辈看来不三不四，“一想南京当官，又想北京卖马”。其共同特征是，无缘富贵，甚至朝不保夕，不稳定兼容在某个群体，低端而且流动。这类人群是世界性的。随着最新的科技革命，尤其算法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飞跃，诸多庞大的工种逐渐式微解体，基础群众大面积向边缘人滑落，这类边缘人群体也因之变得越来越大，在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中变得多余，变成另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富贵袖手的贫贱多余人。他们即使在高福利国家也日渐成为冗余而沉重的财政负担。简而言之，即边缘人开始与多余人合体，多余且无产、流动而不居。

　　要弄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还须在政治经济史上溯源，并从中见证和预见其渐变和亟变。

　　传统供养体制的经济体中，生产者并非市场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奴隶、佃仆等被配给的生活物资只是较低，甚至是最低的生存线上的日用。真正的消费者，是食邑者、食税者。纵观人类编户齐民之后各种形态的古典社会，大体皆遵循“二八法则”，即，百分之八十的生产者分配到百分之二十的财富，他们可视为纯粹生产者；而百分之二十的食利者则占据着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其可谓纯粹消费者。“二八”之间，虽严重地背离，却残酷地相依。人虎相伴居，刹那三千年。前现代社会，不乏各种爱民、重民的民本主义，其主张虽可贵，但终究只能修饰润色一下这个残酷的真相。汉太傅贾谊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新书·大政下》）古典社会的纷争归根结底还是旨在争夺水土资源。但如人口不孳茂、贡赋则不丰厚，争夺而来的水土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变现，总不能让食税者自己去耕种收成吧。贾谊的裔孙贾捐之的《弃珠崖议》差不多就是这么个立意，所以，放弃吧，管理成本远大于朝廷收益。土地和人口乃是国家族群之核心资源。基础群众正是让资源成为有效供奉、让食邑者有粮可食的关键因素。下面这则往事，大概最能说明基础群众的生与苦、廉价和必需：蒙元军队初入中原，生灵为之涂炭。耶律楚材以利诱劝，每个汉人年缴税银两分，积少成多，可当军政补给云云。也就是说，于百姓，单体价格因每年税银两分而免于屠刀；于食利者，因需基础群众支撑其穷奢极欲，遂予小民以最低限度的生存机会：就这么两厢不对等地相互依存着。隔阵子来一次改朝换代，外族覆盖也好，底层崛起也好，换血肉，不换框架。所以说，“天道无亲”，但不是“常与善人”或“唯德是辅”，而是说换一批人登台食利；“天行有常”，倒确实“不为尧存”和“不为桀亡”，只是恒常不变的是这种残酷的供养关系。结构中的塔座，虽是底层，却是基础，故而苟存。

　　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技术进步使得贸易更充分、资源分配更高效，工作岗位也随之扩张。“羊吃人”酿造出血泪谷的同时，所幸并没有减少就业，而是客观上促进了产业升级、改善了产业结构、推进了历史更造。资本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消费才能保障剩余价值变现，以及扩大再生产。工作和消费乃是人口红利之两关键要素。福特老爷车的往事最能说明这种消费和红利之间的良性循环：亨利·福特大幅提高工人薪资以期员工买得起他们自己造的车，于是，因为工作，所以能够消费，因为消费，所以劳动产品能够流通。数百年以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创造和占有社会财富的分成上越来越趋近，生产者所能分配到的生活物资越来越超于日用。这可以从标识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小得到印证。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古典社会中长期的“二八”背离的残酷渐渐被与日增多的中产阶级这一权重兑匀、拉平。福利化程度高，或者说社会主义化程度高的发达经济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家二次分配和民间慈善组织的调节下，两者在坐标图上的数据线甚至出现反向疏离，即，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这一切当然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或者全球贸易中强势经济体对弱势经济体无度地剪羊毛。往前看，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的支撑下获得史无前例的提高，使得生产主体由人变成机器，而人更多地只在消费端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其趋势是人人各取所需、劳动或成为生命的“精神需求”。这种类似理想国的图景显示：人工智能取代了大多数物资生产和社会管理，人从生产劳碌中解放出来变成纯粹消费者。

　　但历史从来总是戴着两副面孔，尤其细节不堪细看。凑近美丽愿景绣像的线脚，复乐园故事的主人翁可能被我们误会了——那里没有你。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如果侵入绝大多数领域，当达到某个临界点，足以打破“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时：生产者，即替代人工的智能体，不参与消费，消费者不事生产，资本游戏中的核心要素——生产、消费——被釜底抽薪，市场亦自然随之消解，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消费”回归动物意义上的“生齿需求”，消费主体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这一判定可从非市场经济体中取证：世界上任何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如无市场，所谓“内需”不仅不是活跃经济的动力、马车，反而是不堪其重的财政负担。好比边境贸易的驼骡商队，太平岁月，骡子骆驼养活了主人和自己，一旦构衅戎祸，烽火燎境，贸易没了，主人还得反过来还要给养畜生。没有消费，即没有自由，因为生齿需求不能径自取于市场，供销皆配给，人的基本需求都不为自己支配，自由的基础也便唏嘘乌有。如配给经济中再不能充分就业——往往配给度越高就业越匮乏——则得不到配给的生齿必然被疏散到广阔的大自然，打食于丛林原野，从而缓解供应、抑制需求。这个时候，没有疏散能力的政府，就只能眼见城市贫民窟日渐拥塞并无限扩张。所以，智能体一旦总体上取代人工，那么，普罗大众将既不是生产要素，又不位于市场意义上的消费端，结果不仅不是经济繁荣的红利，反倒是社会消耗中行走的累赘，成为类似边贸不继时骡子骆驼那样的社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精英、政经寡头垄断一切产能和供销，成为上帝的选民、黄金家族，极度稀缺的劳动岗位成为芸芸众生交换存养空间的唯一机会，人人没有各取所需，劳动却真的成了活口的需求，只是不是“精神需求”，而是活着的唯一保证，刚需中的刚需。“二八”曲线重新背离，且彻底背离，“二”在生态链和种群两个系统中都不再需要那“八”。因为，智能体就足以创造出以前资本生产关系中润馀而出所谓剩余价值的财富，智能体就足以让古典食邑者、食税者取用不尽。于是，曾经“虽是底层却是基础”的“八”，变得浮游缥缈，多余且不知如何苟存。

　　“二八”，融合还是隔绝？新世纪以来，我们既看到如北欧富庶与均平的恭让善良的历史好面孔，也看到如伯尼·桑德斯所揭陈的硅谷、华尔街“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的历史坏嘴脸，还看到如希腊不事生产的高福利难以为继的典型，以及某些地方终日劳作却仅可果腹的事实。后两者是历史上政经治理的沉疴，前两者才关乎人工智能预后的话题。我们当然愿意祝福全世界像北欧那样富庶均平，二八融合，甚至溶解。但如从忧患的角度考虑，无疑更该关心“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的背离，甚至隔绝现象，更警惕多数人重新沦为社会底层，且永久性地无所事事的悲剧发生。如何描述这种背离、隔绝？我们不妨从上文提到的历史和小说中，去发现“多余人”与“边缘人”的身份变迁和运数升降。

　　如前所论，人工智能侵扰后的市场，劳动力要素一维被永久性解雇，以至于消解，剩余价值也自然随之无从生成，从而解构。消费完全变成供给，所谓权力即配给权。而当配给成为配给者的心意，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势必被改写，且面目前所未有地狰狞：人口红利消失了，自由消费消失了，民主消失了，资本消失了，只剩下绝对的垄断。垄断者——黄金家族、技术权贵等成为历史主角。工蜂式体制中的工蜂，被机械智能蜂取代，斯巴达式体制中的人口，只能进一步有计划地按需培植取舍。新面目已非旧皮囊，土是王土，人却未必有资格作王臣。大量人口将在经济学上成为冗余，以前以富贵闲人为特征的“多余人”正在换做一贫如洗、百无一用为特征的新的“多余人”——从在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斗鸡走狗中无病呻吟、无事生非地雍容向死的命格，逐渐落入颠沛流离、啼饥号寒、朝不保夕而转徙沟壑的劫数。如不能为社会供给有效劳动，你便只有转徙沟壑，甚至直接被历史清退出场。这或许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诠释出来的“劳动成为人们生活需要”命题的本义。

　　总之，资本主义的忧患或已埋下，危机正在赶来，真相之残酷可能远超想象。它或许是：基础群众系统性、成建制地滑落成边缘人，边缘人又变成新的“多余人”。以前作为社会基础的不可或缺的基础阶层，将和以前富贵尊荣游手好闲的“多余人”，实现降维统一。以前“多余人”都是富贵闲人，而基础群众则是金字塔的关键底座，降维统一后只剩下“多余的边缘人”。这个底座，在人工智能时代，突然不需要了；人口红利，这个概念也自然消失了；资本主义将因资本生产—消费模式的终结而引发其几百年扩张后的结构性坍塌。财富、技术精英将成为黄金贵族，甚至被改造成“神族”——在生物科技主导下渐渐溢出传统、漠视伦理，出现（胚胎）优选人、（基因）改编人、（组织）加强人、（器官）改造人，等等。难道这才是教义中“选民”许诺的谜底？是谓上文所预说的：传说中的“复乐园”只是“他们”的复乐园，里面没“你”。

　　这是笔者关于人工智能的近忧的详述。做不到梁任公期许的“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之精确，也缺乏“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之高尚，只是尝试自拔乎历史的忘川逝水，努力放眼于未来的空帆远影，绕天的远虑或许只是杞人之忧，切肤的近忧却未必不是弥天之殷忧。殷忧之忧，是担心人类族内在人工智能的推助下，引发出生态意义上、生殖隔离级别的分裂——复乐园中的“神族”和没有清闲及活路的“多余人”；杞忧之忧，是提防人的智能保育出的人类族外的智能体文明——无我的生命形态和非人化的价值系统。当然，“杞忧”远不及“殷忧”扰人清梦。人如果连自由的经济动物都做不成，所谓人道、尊严、超越等人文价值或原始正义靠什么承载、呵护？靠分配者良知良能、道德信仰吗？生产与消费的二元结构破裂后，生齿如何参与创造，并共同坚守一个众生受惠而免于社畜化的新型社会？文明突如其来的拐点或让毫无准备的资本社会中大多数人瞬间陷入绝境。昨夜，万家灯火，歌舞升平；今朝，遽成羔羊，转徙沟壑。该悲悯谁？谁有资格悲悯？温柔富贵、光荣梦想，尔虞我诈、愚蠢凶恶……都将被打落、吹散。历史病起何处？文明魂归哪里？资本主义的技术精英、政经寡头万一都有洁癖，喜欢整齐、干净、清一色、堂皇富丽、辉煌的盛大、褒奖之上的褒奖……厌厌夜饮、宿醉初醒的大官人在一个新桐初引、湛露清流的早上，看着冗余的众生，随手丢下一串技术秘钥，就像灭霸帝君打了一个响指，将寰宇人口轻轻抹掉一半。如果这一天真要到来，基础群众与黄金贵族生殖隔离，边缘人与“多余人”合体，那么众生的喜怒哀乐、号天泣血、一往情深、庄严敬畏是否都将变得可笑可怜、一文不值？谁会在意天际线外虫子们的呢喃——那些装点天街夜色的天籁背景！故此，我们该进一步思考，这一切到底会怎么发生？临界点在哪？人类可否能用襟灵之神明，洞察端倪、预见梗概，并回天转日、化险为夷？如何在缘起处改写未来那些技术精英任性地规划你的生育、决断你的存亡？如何在懵懂时震醒噩梦——那个未来资本主义的政治寡头随意翻云覆雨、播弄雷霆的噩梦？哲学思考、文明忧思，需要前所未有地警惕科技的突变，哪怕像科幻小说一样推演各种未来绝域困境或灾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