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之荆州古城
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保存较完好的荆州古城墙,砖城逶迤挺拔、完整而又坚固,是我国四大城墙之一,即西安古城,山西平遥古城,辽宁兴城古城。
两位张姓旅友,为古城是修是建进行了争论,问到导游,自然是修复了。
来到城墙顶上,有关羽与张飞的大幅坐像,自然想起了历史的往事,想起了关羽失荆州的悲剧,想起了刘备与陆逊的夷陵之战。没有荆州之失,就没有夷陵之战,也就没有两位英雄之死。他们都缺少了大局观,缺少了见识和冷静。但是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今天的我们不也是犯一些幼稚可笑的错误吗?建国以后拆毁古城墙不就是一件错事吗?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保护古城作了顽强地抗争,虽然不果,但其远见卓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预言,不用50年我们就会后悔的。果然,不到50年,国家开始重视古城及文物的保护工作,北京和各地开始修复和重建古城。当初要是听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建筑专家的建议,何至于此?
关羽的荆州之失
以往我们总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大意,粗心大意、骄傲轻敌的意思。其实还有刘备用人不当的问题,有刘备、诸葛亮全局考量欠缺的问题。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荆州已不仅是诸葛亮所说的联吴抗曹的重要地理依据,更逐渐成为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叉、汇聚点。点以带面,面关全局。刘备借荆州后,谁来镇守已经显得尤为重要。赵云似乎是最早考虑的人选。其时赵云经过长坂坡的严峻考验(赵子龙单骑救主非小说家言):复杂多变的混乱局势中救刘备的独子,舍弃刘备的夫人,至少表明赵云的政治头脑十分清醒而坚定;千军万马、血染战袍、历尽艰苦磨难显示出赵云对主子的忠诚耿耿;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匹马纵横充分证明赵云的战斗能力……实万人敌也!赵云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参加"桃园结拜",如此重要的位置交给这个自己还算相信又不是最相信的,刘备不太放心。
诸葛亮也是刘备的思考轴心。诸葛亮是联吴的倡导者,昔司马德操言之曰“此间有俊杰。得卧龙即得天下”,雄才大略、惊天地泣鬼神。荆州的重要性诸葛亮既是发现者,也会是全力守护者。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恰是江东孙权的谋士,刘备私下以为诸葛亮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荆州恐不大超脱,或者就是不大放心。我好不容易借来了,没准因为你哥哥你再还回去。那可不是刘备的本意。
张飞。让此公守荆州重镇,刘备尚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
也只有关羽了。刘备善于政治手腕,为不引起诸葛的怀疑(一说为当时刘备器重庞统甚于诸葛亮,故把庞统带于身边侍侯),决定由关羽协助诸葛亮共同管理荆州。但是很快,庞统命丧落凤坡,刘备悲痛之余,当即调诸葛亮至西川。至此,荆州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关羽。
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伐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隆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因此,荆州之失,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荆州的失守,未必都是他的错,刘备、诸葛亮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大意失荆州是关羽的败笔。毛泽东说过"关羽是愚蠢的,可悲的"。邓小平也说"诸葛亮用人是讲手段的,但对关羽就非常迁就甚至不讲原则,助长了关羽的骄傲情绪,故后来铸成大错"。“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虽讲的是纪律,但对于藐视别人的人却起效。孙权、吕蒙看透了关羽的性格,关羽却只看到了他们的表面。陈寿著《三国志》时,大抵关羽的名头还没到神的境界,故陈寿指出:"称万人敌,为世虎臣。然刚而自矜。"矢石交攻之际,千枪万刃之中,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这是关羽对儿子说的原话。他只是说了交战的能力。但是处理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关羽的素质明显先天不足。
关羽还缺乏政治头脑,处理问题不是那么周全圆滑。“先是,权遣使为子索关羽女,羽侮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孙权为联和刘备对抗曹操(也是政治目的),将自个的小妹妹嫁给刘备;娶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妇,本是巧妙的政治联姻,关羽也应以大局为重全面权衡利弊,即使不同意,婉言回绝也可。可是关羽不仅侮骂其使,更说出"吾虎女岂配犬子!"的话。这个时候,关羽和盟友的关系已是箭在弦上。在下属面前,关羽也自有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骄气,“南郡太守靡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外不足连接,内尚难和谐。这样,关羽的失败已经注定。在荆州貌似稳定的气氛中,已掺杂了某种凶兆。
关羽拒绝和孙权联姻,激怒了孙权。孙权令吕蒙夺回荆州。吕蒙把战士化装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趁关羽轻敌,毫无防备,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
刘备兵败夷陵之战
刘备当时因关羽之死而十分悲伤,又被仇恨迷惑了眼睛。小看了敌人,实际上刘备出兵夷陵真正的目的不是为关羽报仇,这都暴露了他策略上的弱点,曹操那边他自知拿不下,以为东吴是个软柿子好捏。
刘备征战半生,娴于军旅,所以败给陆逊,是其骄傲所致。与刘备相比,陆逊几乎不为人所知,是地地道道的无名之辈。而且,陆逊十分年轻,没有军旅背景,因此,刘备十分看不起陆逊,没有把他当成对手看待。而陆逊正是利用刘备的这一心理,诱刘备深入,拉大刘备军的军需紧张,同时疲敌。而陆逊则有地主的优势,又以逸待劳。刘备由于思想上麻痹大意,采取扎营700里的长蛇阵,又想当然地认为没有风势,以及靠近水源,陆逊无法火攻。
具体说说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失:
失天时:(1)曹丕篡汉,刘备“汉室宗亲不讨贼而攻吴”,政治不利;(2)刘备选择酷暑去攻打吴国,当时天气干燥,作为攻方的蜀国每天冒着烈日行军,士兵的士气和体能都慢慢衰弱。失地利:(1)刘备孤军深入,不谙地势;(2)刘备于森林茂盛处扎营,给陆逊可乘之机。失人和:(1)刘备出征前不听诸葛亮、赵云等劝告,出征后又把智勇双全的赵云安排负责粮草,内部不和;(2)刘备枉自托大,小看陆逊;不听黄权劝告,一意深入。(3)孙权结盟曹丕,上下精诚团结;陆逊一时人杰。
为何尊关羽为财神爷
观荆州古城时,我和张兄探讨了为什么尊关羽为财神爷的问题,一个武将怎么和财神连在了一起。回来后对此也进行了研究。
宋代,人们对关羽的关注表现在了修建关王庙上,关王庙在当时慢慢成了一道风景。在万历年间,关羽得到了道教的最高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代,“凡通衢大道以至穷乡僻壤,无地无之”,建关王庙之风,有增无减,关公成为各行各业的保护神。也许是觉得这样对关公还不够重视,人们于是又另让关公再司“财神”一职。于是在清朝,关公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关公的角色之所以在清朝发生了改变,与康熙、乾隆时期民间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各行各业都借“三国”之事奉关公为其行业神。如相传关羽年轻时曾卖过豆腐,豆腐业也就借此供奉关羽为豆腐业的神了;烛业则因关公秉烛达旦,恪守叔嫂之礼,而奉其为神;更有趣的是理发业、屠宰业、刀剪铺业,因为他们的工具都是刀,而关羽的兵器就是大刀,也把关公奉为了神……
关羽后来的形象更为神化,与种种传说不无关联。杨庆茹在《问吧》一书中写到:“几种传说神化了关羽的财神的形象,一说关公生前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经发明计簿法,设计日清簿,清楚明白;另一说关公真神常回到人间助战,商人在生意受挫后若能得到关公相助,就会东山再起。可见,商人选择关公当财神,看重的是他的忠义形象和惩恶扬善、佑民护民的万能神格,他们非常希望关公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关公成为财神与山西商人有关。山西商人把关公作为出门在外的保护神,在他们遍布全国的会馆里建筑关庙。因为游走天下闯荡江湖也需要彼此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他们就经常仿照‘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联盟,这也使关公忠诚和义气的美德广为流传。后来,晋商“富甲天下,其他生意人也纷纷仿效,关公也就成了公认的财神了。”
其实中国的财神起源颇为难考,所祭祀的神明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古代民间信奉的财神分为文武两类。关羽只是财神中的“武财神”,代表“诚信”。除了关羽,中国古代还另一些财神。南宋时期民间出现的“财神纸马”,应是财神的原初形式。文财神由古代的文官演化而来,如比干、范蠡;武财神当然由武官演化而来,如赵公明、关公。即所谓“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范蠡,,“偏财神”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刘海蟾。范蠡代表“智慧”,而比干、赵公明代表“公正”。
梁思诚保护古城
建国后,人们在纵情欢庆久违了的和平岁月,要将一座旧的古代帝王都市变成由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首都。……但是渐渐的,在“把首都建设成生产城市”的总纲领指导下,妨碍这一目标的一切事物,都面临去留存废的抉择。梁思成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北京,世界的奇观,金代、元代这里便是巍巍皇都,明朝、清朝它演化为无以伦比的都市杰作,这座世界上现存的最伟大的中古时代城市,承载着如许沉重的情感和记忆。
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场规划首都建设大业的重任,摆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面前。都委会副主任梁思成和新上任的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决意吸取西方社会半个多世纪来大城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一个千年古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做一份长期的规划。他们递交了一份提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把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定在古城之外。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梁先生他主张的是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他认为行政中心放在西郊是牵涉一个全局的问题,实际上是北京用什么理念来规划。”刘小石:“(行政中心)放在西郊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旧城给保护起来。”在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同时,将城市按功能划分区域,在相应区域附近建设居民住宅和服务设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通运输量,有机疏散城市中心人口。
一个新的政府刚刚进入这座帝王之城,对一座城市的规划,政治家的考虑和学者不同。建国前夕,西柏坡会议已明确,为巩固人民政权,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建国初期制定的发展思路和刚刚到来的苏联专家团的意见高度一致。1949年底,苏联专家团提出了北京市规划设想,建议参照莫斯科经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并把北京建设为以强大工人阶级为主要人口的大工业城市。在“把首都建设成生产城市”的总纲领指导下,象征着封建帝王统治的城墙、城楼,影响马路取直拓宽的塔、寺、牌楼、北海团城,甚至包括那个被认为“空空荡荡在北京当中放着”以至行人和车辆都要绕道而行的故宫,都面临去留存废的抉择。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梁思成认为:“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的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中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1950年《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写道:“苏联斯莫冷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称号而无愧。”《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1950年:“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其实,对城墙的毁弃,历来有之,伦敦、巴黎、罗马,都在革命胜利后早早地拆除了自己的城墙,梁思成想留住这世界上已经幸存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杰作。
然而仅仅4年之后的1952年,北京这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86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始被陆续拆除。城中那些承载着历史,历经数百年炮火巍然不倒的建筑,却在最温柔却又最快速的拆除中永远消失了。几近绝望的梁思成跪抱城砖,仰望苍穹,悲声痛诉,梁思成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写道: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无助地抱憾: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可悲的是,50年后的今天,城市早已淹没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甚至连梁思成故居也被拆除了。其实不只是梁思成,他的妻子林徽因也是不遗余力地保护古建筑。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曾斥责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你们真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了,充其量也是假古董。”
据统计,我国目前人造仿古景观投资已超过一万亿元以上,然而这些外观优美的建筑,就如梁思成夫妇所说,充其量不过是假古董。拆除真古董,建造假古董,无论世人怎么评说,那些承载着悠悠岁月的美好再也回不来了。岁月沧桑,物换星移,它们曾经伫立在那里,见证着历史的变迁,直到被拆毁的那一刻。想想这一结果是多么的可惜可叹。
2000年之初,北京旧城改造中,在东便门角楼一带,发现了一段残留城墙,区政府视若珍宝地开始了城墙遗址修缮,辟为明城墙遗址公园,以重现北京古城墙巍巍雄姿。2004年,北京重新修建永定门,此时距离被拆除仅五十年时间。
202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