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与“有限”

　　一个批评家，文学批评的“批评权”是与生俱来——私有的？还是外部所赋予——公有的？是任性使用——无限的？还是有种种约束——有限的？在私有、公有，无限、有限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既往的历史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今天却变得模糊、突出、严峻，需要我们去反思、辨析、追问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发展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现象。文学理论、文学史生长缓慢，而文学批评却如火如荼。我们的相当一部分批评家，已放弃了“批评权”的限制、底线，在他的文章、发言、谈话中，表达着一种非文学、非批评的看法与阐述。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文学史的源头活水。文学批评的混乱、失范，又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文学史的消沉、衰弱，使整个文学评论成为一个跛足的巨人。

　　文学批评对文学、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决定了这一文体的重要性。英国批评家欧文·霍兰借马修·阿诺德的话，概括出这样的观点：“批评家的重要作用就在于通过‘自由、公正的思维方式’寻找最精华的思想，为伟大的文学创作时代开辟道路。”他主张文学批评要坚持自由、公正、无私的原则，只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助产”“伟大的文学”的诞生。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权”掌握在批评家手里，但绝不是无限的、私有的，而是背负着沉重使命。

　　文学批评是直接面对读者，着重提供给一般读者读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批评家的“盲点”。鲁迅发表过许多关于批评的精辟论述，他说：“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几句话就把作家作品的低劣、批评家的吹捧、读者的洞悉，刻画得入木三分。俄国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批评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布。”这里突出了广大读者中的优秀读者，因为优秀读者才能代表社会阅读的高度，才能更领会文学作品的精髓。这实际上给批评家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更高的尺度。

　　实际上，批评家的责任是大于权力的。但也正是在这种“私权”与“公权”、“无限”与“有限”的张力与协调中，使文学批评充满了神秘与魅力，涌现了众多的文学批评力作，也催生出无数了不起的批评家。

　　批评类型与“权力”膨胀

　　古今中外的理论家、文学家，都试图给文学批评分类，从批评家、批评文本的角度，分成几种类型。这种分类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但又是十分需要的。没有哪一个批评家是纯而又纯“单色”的，他们总是兼有多种批评特征，但他们又常常表现出某种基本的、突出的批评个性，使他们呈现出某种类型或派别。我把文学批评分成学术自主派、主流话语派、个体印象派三种类型。

　　学术自主派批评的强劲发展与潜在的问题。这类批评是指那种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们，按照学术规则进行的批评活动和批评写作。法国评论家蒂博代称其为“职业的批评”。我曾经把它叫做“学院派批评”。它是整个文学批评的龙头、主体，在文学批评事业中占据着“压舱石”位置。它的批评对象包括当下的和当代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文学批评以及批评家等多个领域。它的批评方法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等多种。在这类批评中涌现了众多的代表性批评家，如洪子诚、陈思和、丁帆、陈晓明等等。90年代以来，这种批评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学院化、一种是普泛化。学院化的意思是不管批评对象的高低优劣，都纳入学术研究的模式和程序中，用现代批评方法进行分析、阐释、评判。普泛化的意思是降低批评自身的“身段”“尺度”，把鱼龙混杂的当下作家作品，一律视为优秀之作。这两种批评看似迥然有别，前者是拔高了作家作品，后者是降低了批评自身。但目的则是同一的，即迎合时下的表扬、歌颂批评潮流。学术自主批评，本来是一种严谨、理性、科学的批评，但在一些教授、专家手里，却背离了学术规则、模糊了批评标准，任性地使用着他们的“批评权”，把批评界搅成一片“江湖”。

　　主流话语批评是制衡、主导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却往往处理不当。这类批评是指那种在文学体制中，或专业或业余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写作和活动。我曾经把它称为“协会派批评”。他们遵循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又立足当下文学创作实际，对文学发展态势、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下的作家作品等，做出宏观的、快速的综合、评论、引导。主流批评曾出现过一代一代卓有影响的评论家，最有代表性的是雷达，他既能紧贴主流文学思想理论，又能洞察当下文学发展规律，还能把握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艺术真谛，把这些有机地融为一体，作出自己的阐释，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学界对这种批评有看法、有批评，认为它缺乏学术的严谨、深度，但它无论如何是需要的、重要的。主流话语批评存在的问题，是表扬与批评的关系难以处理。主流批评为了作家的团结、文学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我们很难看到那种明确的批评。

　　个体印象批评是一种有价值、有前途的文学批评类型。它源远流长，但现在的发展并不理想，其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印象批评是一种个人的、感受的、创造性的批评，它的“批评权”可谓是无限的。有人把它称为“野生批评”，我曾把它名为“自发批评”。它可以是专业批评，但更多的是业余批评。它的作者队伍最为宏大，有批评家、作家，有教授、专家，有文学读者，它的文体形式也是庞杂的，有短评、读后感、序言、札记、日记等等。现代文学史中的戏剧家、小说家、翻译家李健吾，同时也是著名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印象批评家的身份却常常是重叠、模糊的，有些学院派、协会派的知名批评家，有时又以个体的身份，用印象批评的体式，如短论、序言、信札等，随意地肯定、赞扬某一作家作品，混淆了公权和私权的界限，造成了文学批评的混乱。而一些有文化的读者，用随笔、杂文、对话等形式，肆意地批判、“起底”作家作品，造成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紊乱。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没有肩负起激浊扬清的反批评责任。个体印象批评有待关注、研究、规范、自强。

　　主体人格和批评“尺度”

　　作家主体人格的建构与批评尺度的强化，是两个谈滥了的话题。但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又是两个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批评家，却涌现不出令人敬仰的批评大家？不是因为思想理论、学识修养等方面的缺失，而是因为我们很少有那种引领精神的批评人物了。为什么那么多批评专著、论文，却没有那种富有权威性、号召力、激发性的典范性作品？也不是因为思想立意、学术价值、写作方法等原因，而是因为在批评标准的理论上，自身阐述不力，标准的应用也让人生疑。自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批评的标准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回想上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我们曾有一大批各领风骚的批评家，有不断涌现的堪称“必读书”的中外文学批评著作，今天为什么风景不再了呢？

　　当代评论家於可训在《且说文艺批评的异化》中尖锐指出：“文艺批评在丧失其主体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了以主体身份阐释和评价文艺作品的独立自主性，批评家往往为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力量所左右，或迎合作者，或附和公众，或迁就媒体，或追逐时尚，从观念到方法，从思维到表达，都受制于这些非主体性的因素，而不是个人独立自主的选择，因而也看不到批评家的独特个性和个人风格。”这就是说，主体身份一旦坍塌，批评家以及他的批评实践就完全背离了学术本质和规律。因此我们的批评家特别是年轻的批评家，务要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坚守，丢掉那种精致利己主义的打算，在批评理论的研习、批评写作的磨砺中，逐渐塑造起自己真正批评家的形象。

　　文学批评的尺度需要逐渐地更新和加强。所谓批评尺度，就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标准，即批评家通过细读作品、研究作家，最终判断时所使用的那把“尺子”。韦勒克、沃伦就批评的标准说过一段权威的话：“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作标准。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某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它的惯常的或最专门的或恰当的价值，应当就是那由它的性质（或它的结构）所赋予的价值。”这番话强调了文学作品价值的客观性，文学批评评价标准的严肃性。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文学标准亦各有侧重。文学的标准是复杂多变的，但又是有共同特质的。其实每个时代奉为经典的文学，就蕴含着一种深度标准。我以为文学标准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历史文学的高度，另一个是当下文学的高度。二者的融合就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学术界要不断地关注、研究、深化文学标准理论，努力构成一种具体、稳定的文学评价标准。事实上，每个批评家心里，都有一个大致相似、心心相通的文学标尺，关键是我们在批评实践中，能否守住“初心”，坚持真理。绕了一圈，这又回到了批评家的良知、操守、人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