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关农村改革与“三农”问题等始终是其重点之一。这一点，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与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到世纪之交杨豪的《农民的呼唤》，再到近年的“精准扶贫”题材创作热等，均可清楚看出。而纪红建、欧阳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村中国——闽南乡村发展纪实》即是近期这方面的又一代表新作之一。它不但与其他同类作品一道，共同推进了有关“三农”题材创作的发展，而且与作者的《乡村国是》等相互补充、映衬，是其有紧密关联的姐妹续篇。

　　在主题上，虽都以中央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等为背景，着重反映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但《乡村国是》等更重扶贫现状与问题探讨，而《山村中国》则更重历史“发展”与现实报告。具体而言，它以习近平扶贫理论的早期生发地和实践地——福建边远山区的军营村与白交祠村为范例，通过它们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近年在“精准扶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厦门市乃至闽南、福建改革开放的整体形势。其中包括人们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痛苦、彷徨、思考与奋争，即过去的苦难与迷惘、挣扎与奋进，现在的拼搏与窘境、思考与探索，尤其是习近平先后两次去该地访贫问苦，并作出“山上戴帽、山下开发”“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等指示，从而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等。

　　其次，在形式上，《乡村国是》与《山村中国》等都通过作者的深入采访，将其见闻与真情实感等相结合而进行及时报告，但《乡村国是》立足全国、放眼各地，是名副其实的“宏观综合”，而《山村中国》则立足两个山村，放眼厦门，透视闽南与全国，是以点带面基础上的“综合”与典型叙事。它虽只以两个村为重点，但由于在时间上涉及新时期前后的40多年历史，在人物上不仅写了两村的众多党员、干部与村民，而且涉及乡镇、市县等不少领导，因而其量大面广、内容繁复，也须“综合”、选择，尤其是须注重典型描写。如此，作品就立足底层叙事，将改革尤其是“扶贫”战略背景下的山区小人物作为重点对象。其中既有个性鲜明、情怀宽广的普通百姓，也有立志改革、带领村民走出困境的基层干部，还有投资山村、致力乡村发展的企业老总等。他们在扶贫攻坚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情绪、坎坷经历与观念精神等，构成作品的主体内容与情感旋律。

　　正是如此，作品写到，杨再添在“地瓜当粮草，孩子当背包”的改革开放之初，一家五口全靠买卖木炭维持生计，却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被免去村支书且被开除党籍；苏德水不同意出让自家菜地以修建文化广场，与老支书展开较长时间的“拉锯”，但最后却忍痛割爱、默默奉献；尤其是退伍军人高求来（军营村原支书），放弃进城工作之机而毅然回乡，立志带领乡亲们拔掉穷根。他身体力行，排除万难，建水库、修山路，开荒种茶、种果、建学校，开通村民医保及乡村旅游等，解决了出行难、用电难、入学难、就医难等一系列生活、生产问题，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担当。此外，还有从废品收购员变为超市管理员的杨阿英，从手工制茶迈入机械制茶时代的苏德水、高水银，实现户户通水泥路、高山上架电话线，打造七彩池、雄狮瀑布、防空哨所的高泉阳，开设第一家农家乐、带动乡村旅游业的高金彪，开设农村淘宝店销售茶叶、地瓜等土特产的年轻人苏银坂，打造厦门高山度假村的厦门军营红文化旅游公司的曾总，为乡村建设献计献策、敢想敢干的大学生村官黄星捷、曾国跃等，更融汇成振兴乡村经济、促进文旅发展的强劲洪流。他们既有农民的朴实、诚恳等美德，也有传统的狭隘、保守等局限；既有渴望创新、改革发展的锐气，也有遇到挫折、困难时的徘徊与消沉等。正因为作家抓住人物心理，解读他们对改革时代的感受与认识，尤其是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与追求，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多面等，因而人物真实、可信，人情味与乡土气息浓郁。

　　与此相连，在内容上，《山村中国》不但更敏锐地反映了高山村民要求改变贫穷的强烈愿望和勇气，而且展现了他们在变革中所产生的新思想与新观念；不但更具体反映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改革和变化，而且更集中描述了闽南山区乃至厦门、福建的历史、地理、风俗与自然景观等。在这方面，作品除穿插较多神话传说与诗词典故外，尤其表现在生态环保与茶叶生产、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方面。如其中写到，苏银坂建立农村淘宝店，为土特产销售打通渠道；村委会为规范管理农家乐和民宿，设立旅游股份合作制；农家乐老板高树籽继开茶店后，又利用废弃猪池养鸡鸭、开挖鱼塘，摸索开发40多种特色菜品，建果园让游客体验采摘；李仲树虽人在香港，但始终牵挂家乡，其金日集团是福建省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药品与保健品生产企业之一。尤其是在茶叶生产等方面，杨金榜、高树足等公司老板，引领村民从手工制茶到机械制茶，从个体卖茶到合作社成批采购与批发，再到互联网淘宝销售，加快旅游开发带动土特产营销，搭乘新农村建设的幸福列车创造“最美休闲乡村”等。总之，军营村、白交祠村已从脏、乱、差、穷的偏僻山村蜕变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文明示范村；厦门“离天最近”的村庄有了“离天最近”的气派，村民们开始懂得讲究生活的品质和心灵的高地了。而在写这一切时，作品也写到黄巢、杨六郎、朱熹、郑成功、林则徐、王步蟾等历史人物及其诗文与传奇故事，说明“每个村落在形成、变迁和发展中都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一部村史就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也说明追求幸福、富裕与文明、进步，是人类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等。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除自由、灵动的散文笔法等外，作品在语言文字与叙事风格等方面也较有特色。作者尽量使用当地语言，并以口述实录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地村民之间，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找感觉寻痛点，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同时，又“出乎其外”，使自己立于改革开放与脱贫攻坚的时代大背景下，以思想烛照历史，将感觉升为理性，从而使作品既真实生动又不乏思想启迪，既接地气又有艺术感染力，让读者觉得既真实、可信又亲切、好读。而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其饱蕴的思想哲理等。这一点，除每章开篇的精美引语外，更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穿插的理性议论等。作者在写人叙事的同时，既有对有关农村发展与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总结、点评，如“新时代遇见新乡村，新风貌展现新活力”；“金钱扶贫只是输血式扶贫，产业扶贫才是真正的造血式扶贫”；“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澎湃绿色发展力量，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乡村建设与自然生态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结合起来，已成为厦门新农村建设的主流”等；又不时穿插着人生感悟与哲理思考，如“一本村史、一座老厝、一个哨所、一段传奇，留住了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脚印，诉说着乡愁乡恋和地久天长”；“人人都有欲望，有时候，欲望是隐藏在人们身体和内心深处的魔鬼”；“船到中流、人到半山，尤需勇立潮头、奋勇抨击”；“做茶如做人，做人要正正方方，做茶要做真正的有机茶园”，如此等等。此外，在叙事上，作者将“全知”与“限知”相结合，即既有全景式的全景鸟瞰，也有村民个体的独特自白；既有人物群体素描，也有典型形象刻画——其中尤其是对推进高山村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人物高求来着墨颇多，通过众多事例，着重突出了他引领村民同传统观念决裂、与旧生产方式告别，从而逐步走向现代文明与富裕之路等。同时，作者在对高求来作全知叙事时，又通过高清文、高水清、高志强、高树根等人的讲述，从不同方面对他进行多方观照。正是如此，一个鲜明、高大、立体的共产党人形象才树立起来。与此相连，作品还注意运用白描手法展现外貌、神态、对话和细节等。

　　当然，“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作家必须“主体虔敬”，有沉重的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因而作品也不乏问题探讨与对策研究等。如作品指出：尽管目前高山村民生活惬意、经济富裕，但依然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成为乡村主力军，如何让“乡村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守得好，让外面的有志青年想进来、愿留下、发展好，这是乡村的忧患；时下脱贫攻坚中跟风现象较严重，独创性的东西较少，可复制的地方不多；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在“精准”二字上下工夫，唯有精准，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真扶贫、扶真贫，方能真脱贫、真富美等等。

　　总之，与《乡村国是》等同类作品相比，《山村中国》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以扎实材料、多样手法与独到思考，通过闽南两个高山村的发展变化，以点带面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村脱贫攻坚的非凡历史与最新面影，从而具有较深刻的政治、现实与文学意义。同时，作品也较好地发挥了作者的创作优长，能立足现实、反观历史，在较广阔的时空中发掘思想哲理，概括与提炼时代精神，体现了其不断创新、力求超越的可贵品质与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