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地方可能让思绪飞扬？大家理所当然想到高山之巅、大海之上，在高处和开阔之地，思想更容易漫天飞舞；却从来没有想过，在令人拘谨的碉楼之上，思绪同样不可抑制。

　　夏季的广东江门。

　　来自北方的我，感觉世界只剩下“骄阳、汗水”这两件火辣辣湿漉漉的事，但是当看见闻名于世的碉楼时，精神还是为之一振。它们真切地矗立在绿色田野中，远远望去，像是精心摆放的积木玩具，又像是一棵棵深扎地下的树木。它们在旅行地图上被称为“开平碉楼”，不仅是融合中西风格的精美建筑，还是特定年代下的历史文化坐标。

　　碉楼大多由主楼、附楼和庭院组成，砖混结构，外墙水泥，四角犹如悬空的燕子窝，楼顶都是六角琉璃瓦的凉亭。附楼为厨房以及存放生活、农具物品的地方。在百多年前，周边的人都知道开平人有钱，因为开平人有着远涉重洋敢于打拼天下的历史传统，虽然开平人的财富积累是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但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贼人流寇哪管这些，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强行夺取。有钱的开平人建筑了自我保护的碉楼建筑，门窗都是铁皮造就，平日打开，遇有战乱、匪患，立刻紧闭，足以抵挡刀枪的进攻。加上各种角度的枪孔，还有家中常年储备的真枪实弹，足以威慑那些心怀不轨的贼人流寇。

　　站在碉楼顶层的凉亭上，毫无拘束地眺望远方。树木、绿地、蓝天白云，还有更远处的荷塘和远山。世界瞬间宁静下来。

　　却是……却是莫名其妙地想到阅读。

　　就像法国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小说《地平线》中说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段。”

　　那一刻，我与书中的博斯曼斯，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在他的感应下也想起某些阅读片段。

　　“我站在碉楼上，想到那些死后才声名远扬人的生活与创作的人生片段。”

　　这样的阅读联想，当真是第一次。

　　碉楼——阅读——死后——声名远扬——这是怎样的联系？

　　2

　　佩索阿，葡萄牙人。全名应该是费尔南多·佩索阿。

　　在1970年之前，他的葡语诗作没有一篇被译成英文。要知道，他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去世那么多年，英语的欧洲大陆没有人想起他。后来，他的同胞萨拉马戈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对采访他的欧洲记者说：“代表20世纪精神的作家应该首推卡夫卡、佩索阿和博尔赫斯。”记者们面面相觑，佩索阿是谁？

　　佩索阿始终处在被忽视的文学境遇之中。即使是在1994年，美国批评界的巨头布鲁姆把佩索阿与但丁、莎士比亚等人一同列为世界文学巨匠时，欧洲人还是不知道佩索阿是谁。

　　如今，佩索阿越来越被世界熟识，已经被公认为最具现代诗性的伟大诗人之一。

　　佩索阿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也像那些远行但最后选择回到家乡的开平人一样，他曾经离开过里斯本前往南非学习、生活，十年后重新回到里斯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四十七岁那年在里斯本家中去世。

　　站在碉楼的凉台上，背阴的地方，清爽的凉风阵阵吹过，寂寞之中增添些许的惆怅，似乎……似乎只有佩索阿的诗句，才能完全吻合我彼时的“碉楼心境”。

　　来吧，坐在我身边，丽迪娅，在河岸，

　　让我们静静地看河水流去，

　　认识生命的一去不返，我们没牵手。

　　佩索阿的另一首悲伤诗句，也适合在心中吟诵。

　　死是逆旅的弯路，

　　死去有如迷途。

　　我听着看着你隐身，

　　你存一如我存。

　　并非所有的心中悲伤都是生活悲剧。许多时候，悲伤反而让诗人拥有更加宽广的书写心境。

　　大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其死后，自世界的顶礼膜拜，为曾经孤独的诗句做了真诚的诠释；自我拥抱的灵魂，慢慢地松开，化作一片云彩，再一次向世界告别。

　　3

　　坐在碉楼里面。

　　其实，碉楼冬暖夏凉，生活其中感觉不到一丝潮湿。从百多年前的生活细节之处也能够清晰地看出来，这些曾在国外打拼的开平人，有着返回故里后的怎样心灵平宁。

　　精致的儿童小木椅，好看的木质猫笼，还有留声机、浴盆、抽水马桶、威士忌木箱……疲惫的游子回到家乡，更加追求生活细微之处的品质。那是一生辛劳之后的精神放松。回忆，只有挣扎、奋争、不屈之后的回忆，才会拥有更加痛彻的思想启悟。

　　思想深刻的写作者，常常拥有悲伤的人生境遇。比如俄罗斯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还有他厚重的生命书写——《生活与命运》。

　　这部翻译成中文变成一千页的文学大书，放在我的案头两年多了，可能还要更长一些。完全是巧合，我去江门之前读了它。没有读完，读了一部分。

　　想起格罗斯曼和他的《生活与命运》，是因为书中呈现的生活，与彼时坐在碉楼里我的心情，竟然完全一样。

　　常常的，“想起”是没有缘由的，就像格罗斯曼说的那样——

　　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

　　我说了这么多格罗斯曼的“想起”，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格罗斯曼。尽管他的《生活与命运》被欧美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但是所有的隆重介绍以及由衷的赞誉，都是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了。

　　为什么说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堪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表面说来，两部大书拥有相同的叙事结构——都是书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都是以一个家族作为纵向叙事构架，都是全景式的阔大书写。

　　但是故事内部还是不同。

　　格罗斯曼关注“渺小的人”，这是他书写《生活与命运》的唯一视角。“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一阵爆炸的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一刹那，裸呈出来人的根本。”

　　格罗斯曼1964年身患癌症病逝，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1980年，《生活与命运》在瑞士出版，随后译成多种文字，世界广为人知。格罗斯曼没有活着看到《生活与命运》享受来自不同肤色的人的掌声。

　　这位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记者型作家，有着对人类历史的独到的总结。他在书中说过的一段话，令我心中久久震荡：“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格罗斯曼不仅关注人类历史，也怀念身边的亲情。他的母亲死于1941年的乌克兰别尔基切夫的大屠杀，在那场大屠杀中，有三万多名犹太人被德国人残忍杀害。

　　格罗斯曼死后，人们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两封信，分别是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信件。其中一封信，是在他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

　　我无法想象格罗斯曼在给死去多年的母亲写信时，是怎样的表情与心情？

　　我走出碉楼。

　　4

　　“开平碉楼”貌似封闭，实则开放。

　　它们没有建在远处丘陵状的高地。而是建在开阔的平地之上；它们没有高高的围墙阻挡，也没有护城河之类的保护。能够感受到建筑者的内心并非封闭，他们在保卫自我生命的基础上，时刻没有忘记人类的远望，即使被琐碎的日常所包围，即使身边离不开各种农具，但也要拥有能够眺望远方的居所，要有无拘无束的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凉亭。

　　望着眼前黄昏中的碉楼，我还会想到谁？

　　想到了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在德语文坛默默无闻，死后引起世界文坛广泛关注，成为超越文学之外的作家，他被关注的领域不断延伸，向着美学、向着哲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辐射。

　　卡夫卡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也是一个恋家的人，和佩索阿一样。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才移居到柏林。他敬畏歌德的所有作品，对福楼拜的小说、易卜生的戏剧，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就像他居住的布拉格——捷克、德国、奥地利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他的作品也是凝聚着多种思想的汇合。

　　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美学模式都是悖谬。阅读者无所适从，感觉荒诞不经。他的非理性荒诞思想来自哪里？

　　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荒诞，但作品不是来源。所以一定要绕开《审判》《变形记》《判决》和《城堡》，要到那封著名的长信之中寻找——《致父亲的信》。

　　只要读了这封长信，就会明白卡夫卡的悖谬来自哪里。虽然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在开头使用了“最亲爱的父亲”的称谓，但是在这封长信中，字里行间充斥着深究、责问、反叛、怀疑乃至批判。

　　我抄录了几句话：

　　即便我在成长过程中丝毫未受你的影响，很可能也长不成你所中意的样子。

　　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

　　在我面前，你居然果真常常是对的，谈话时当然如此——因为我俩几乎没有谈过话——生活中也是这样。这并不特别费解，我的所有思考都处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

　　你特别相信讽刺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讽刺也最适合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越感。

　　与你对孩子的这种态度极不协调的是，你经常当众诉苦。

　　我要想逃离你，就得逃离这个家，甚至逃离母亲。虽然在她那儿总能找到庇护，但这庇护始终牵连你。

　　那个永远无法进入的“城堡”的钥匙，就隐藏在这封数万字的长信中。

　　5

　　碉楼，在江门的许多村庄都能看到。

　　比如在一个叫横江村的小村中也有碉楼。它如同我们平原地区的房子，都是百姓的日常居所。只不过现在没有人再盖碉楼了。如今看到的碉楼建筑，都是过去的历史遗存。

　　横江村，一个安静的村落。人不多，两千多人。村庄周围有着大片的水田、鱼塘。

　　下午，村中异常安静。阳光下只有树叶在慢慢地晃动。

　　这里的碉楼空荡荡。它们的主人都在海外。如今依旧是属于他们的房产。

　　碉楼的窗户，尽管窄小，但是面向远方。远方，是安静无人的水田；水田的更远方是防潮大堤；过了大堤，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再次走上楼顶的凉亭，嗅到了海风的气息，虽然有着防潮大堤的阻隔，但仿佛突然看见了大海上的点点船帆。

　　虽说江门有个“门”字，但江门人从不保守；虽然这里到处都能看到封闭的碉楼，但楼顶的凉亭上，却没有任何遮挡，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尽情瞭望、无尽遥想。

　　否则，我也不会从碉楼想到阅读，想到遥远的葡萄牙，想到俄罗斯，想到布拉格和柏林……想到那么多的文学大师。

　　其实，每个人的“想起”，不在于身处哪里，而在于时刻保持“想起”的冲动与欲望。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心中永远持有精神的漫天飞舞。

　　武歆，1962年生。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小说近百篇，部分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多篇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著有《归故乡》《陕北红事》《密语者》《树雨》等九部长篇小说，小说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长篇报告文学《平原森林》等。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