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三维世界里，所有的维度都是直线式的。但如果把旋转也视为一个维度，这样再解释莫比乌斯环似乎相对容易一些。

　　——另一种特性的分析

　　一

　　方知行每天早晨出门，总习惯朝那个亭子望一眼。这亭子在中心广场旁边的树林里，飞檐出梢，红木碧瓦，很漂亮。但这个早晨，他出来时抬头看看，却没看到。

　　这才发现，有雾。

　　雾很大，一团一团的，弥漫着，翻卷着，如同天上的云坠落下来。方知行又看了一下，才在浓雾的缝隙里看见那个亭子的尖顶。此时，它变得虚无缥缈，似乎悬在云雾里。方知行的脑子里忽然跳出苏轼的《水调歌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他一下站住了，愣了愣。

　　他当然熟知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词，但从不知道这首词叫《水调歌头》。这时又想了想，还是奇怪，这个“水调歌头”是从哪知道的？

　　来到街上，雾更大了。

　　这雾不是均匀地分布在空气里，就像一个巨大的汽团，似乎很重，不往上走，只是贴着地面翻滚着蔓延。方知行发现，这雾的颜色也有些奇怪，不是白的，也不是灰的，而是蓝的，蓝里还透着一些黄。黄和蓝混在一起，颜色就有些变幻莫测。一缕早晨的阳光照射进雾里，虽然无法穿透，却使这浓雾的深处变得色彩斑斓，也更扑朔迷离。

　　这时雾里有人喊了一嗓子，方老师，今天还去上课啊！

　　喊话的是老朱。老朱叫朱长乐，住在对面的小区。老朱过去在地铁站前的一个停车场看车。但这样的看车本身得会开车。老朱从没开过车，总给人家瞎指挥，一次让一辆“帕萨特”把一辆崭新的“沃尔沃”蹭了，这以后就不看车了。正好小区门口有个报亭，小老板是外地人，不干了，老朱就把这亭子盘下来。不为卖报，就为卖点学生文具和饮料零食。

　　方知行走过来，近了才看清，老朱正从报亭的小窗里探出秃脑袋冲自己笑。于是随手买了一份当天的《每日早报》。现在已没几个人买报纸了。人们的手里都拿着手机，形形色色的媒体平台每时每刻都在推送潮水一样的新闻。在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一点事，几分钟后就会出现在公众号之类的各种自媒体上。但方知行还是习惯看报纸。在他看来，手机和电脑上的新闻都不过是些泡沫一样的电子符号，一刷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不如报上的白纸黑字可靠，也更可信。老朱的秃脑袋还在报亭的小窗口伸着，两个胳膊肘拄在窗台上，笑着说，知道吗，您又上报纸啦，这回在文化版，还有您的一张大照片儿呢！说着又摇摇头，可惜啊，现在看报的人少了，不过这报纸有公众号，我关注了，已经发到朋友圈儿了！

　　方知行一听就笑了。老朱是个敞亮人，说话大嗓门儿，平时爱喝酒，把蒜头鼻子喝得像个大草莓。方知行觉得跟他聊天很舒服，也轻松，不像在学校跟系里的同事说话，总得先在肚子里打好腹稿儿，然后还要在嘴里转几圈儿，才敢字斟句酌地说出来。

　　老朱说的这篇文章，方知行知道，几天前一个记者刚来家里采访的。这时打开报纸，果然在第三版登出一篇题为《莫比乌斯之谜》的文章，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访著名数学教授、拓扑心理学专家方知行”。方知行一看就笑了，“拓扑心理学”，现在真是盛产概念啊，简直张口就来。在这篇文章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现在的报纸已不像过去，清晰度极高，看上去连脸上的皱纹和头发丝都一清二楚。这是在方知行的书房，身后的书柜上凌乱地放着一些书和手稿。人就是这样，平时对自己的相貌，由于经常洗脸照镜子，会有一个大致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并不真实。这种不真实的感觉平时自己意识不到，只有拍成照片或上了电视才会看出来。这时，方知行端详着报纸上的照片，发现自己确实老了。每个人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都会有一定差距。从心理年龄说，肯定比生理年龄要小，就是六十多岁的人也会本能地认为自己只有四十来岁，这叫心理误差，或者说是错觉。而从生理年龄说，一旦意识到这个错觉，心就会猛地一沉，这也就是心理落差。方知行倒不像别的同龄人，没误差，也没落差，好像从来就没认真想过这件事。但这时看了报纸上的照片，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照片上的自己确实很像这个年龄，不是老了，是苍了。老和苍还不是一回事。老是颓败，是弱，而苍则是乌涂，是旧，看着不鲜亮了，用古董界的行话说，整个儿人就像有了一层“包浆”。

　　这个《每日早报》的记者此前打过几次电话，方知行一直推说忙，安排不出时间。他不想跟这些记者打交道。现在有的记者跟搞自媒体的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个别记者甚至比搞自媒体的胆儿还大，也更豁得出去。这些人就像俗话说的，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还不光是不嫌事儿大，简直就是嫌事儿不大，没事还想编笆造模地给你整出点事来，表面跟你说得好好儿的，其实心里指不定揣着什么心思，画个圈儿就能把你套住。所以，还是躲着点儿好。但这个记者，听电话里的声音似乎是一个挺成熟的女性，稳重，也执着，后来干脆说明采访意图，她只是想了解方知行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又从拓扑学的角度，先简单说了一下她对这种心理分析方法的理解。这让方知行很意外。现在“莫比乌斯环”就如同“量子纠缠”，已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随便谁都敢拿来说一说。但真正是怎么回事，尤其它在拓扑学的意义，却没几个人真懂。方知行是个很严谨的人，最讨厌人云亦云。一个科学概念普及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普及成一种像时装一样的流行文化就可疑了。

　　也正因如此，方知行才决定接受这次采访。

　　这时，老朱又说，您大学教授也不容易啊，这大雾的天儿，还得出来。

　　方知行笑笑说，你不也是一样，照样得出来。

　　老朱说，我出来是为吃饭，你是为学问啊。

　　方知行说，为学问，也得吃饭。

　　老朱揉了揉蒜头儿鼻子乐了，点头说，这倒是。

　　好像忽然想起来，又说，哎，别忘了吃早点啊！

　　方知行看看他，有些奇怪地说，你也注意吃早点了？过去，你不是一直拿酒当早点吗？

　　老朱摆摆手，改毛病啦！尚老师说了，过去都说饱吹饿唱，尤其你们当老师的，好像早晨空着肚子去讲课才有底气，其实这不科学，容易得胆结石，早晨还得吃早点！

　　老朱说的尚老师，几个月前刚搬到方知行的楼下。起初方知行并没注意这个女人。方知行住的这个小区比对面老朱的小区高档一些，环境好，密度也小，平时邻居都不熟。方知行起初在楼里碰到这个女人，总感觉有些奇怪。方知行不是个见人爱打招呼的人，平时在小区里走路就是没思考问题，也总低着头。他发现这个办法很好，即使遇上半熟脸儿的邻居，没打招呼也不算失礼。但一个楼里的邻居就是另一回事了。方知行在楼梯上遇到过几次这个女人，都是一个上楼，一个下楼，也都是方知行主动让路。起初方知行也想过，毕竟一个楼里住着，是不是该打个招呼。不过感觉对方好像也没有想打招呼的意思。但又发现，这女人从跟前走过时，两眼总直盯盯地看自己，有时似乎还停一下。其实这样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不认识的人看，应该是很不礼貌的。这女人六十来岁，看样子也是个知识女性，应该不会不懂这个道理。方知行想，她这样看自己只有一种解释，大概认错人了，或确实曾在哪里见过。方知行也觉得这个女人有些面熟。人和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本来不认识，一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也有人把这种感觉说成是前世曾经见过。

　　方知行从不信前世，觉得这种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方知行后来是听老朱说的。据老朱说，这女人姓尚，是从上海来的，退休前在一家医院工作，好像是个护士长，这次来天津是治病的，大概要住一段时间，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所以才在方知行的楼下租了一个两居室。方知行听了嘴上没说，心里却有些奇怪，这女人既然曾是上海医院的护士长，干嘛跑到天津来看病？况且上海有那么多的大医院，又何必来这边呢？老朱倒不以为然，笑着说，这您就不懂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咱天津人为嘛觉着上海的医院好？一个道理啊。老朱是自来熟的脾气，又整天在街上，两边的小区谁家怎么回事，没他不知道的。只几天时间，就已跟这个尚老师混得很熟了。

　　这时，方知行已转身走了，还听老朱在身后的雾里喊，吃早点啊！

　　方知行走着，忽然感觉有些异样，似乎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陌生，是因为这对面不见人的大雾。平时走在这条街上，两边的商店、饭馆就是闭着眼也能一家一家数出来，只要看一看走到哪个店铺门口，就知道自己是在这条街的什么位置。但现在，前后左右没了参照物，眼前只有翻滚的浓雾，这种失去方位意识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方知行只能凭直觉朝地铁站的方向一步一步走着。其实老朱的提醒是多余的。方知行每天早晨必须吃早点，还不仅是习惯，也是担心低血糖。方知行倒没有糖尿病，学校每年体检，血液的各项指标也都正常，但就是稍一饿就会低血糖。这已是很多年的毛病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记不清了。有几次，正在阶梯教室给学生上课，突然感到心慌气短，接着就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方知行曾看过一本健康科普方面的书，书上说，这种低血糖的状态对人的大脑伤害很大，尤其脑力劳动者，如果在这种低血糖的状态下还继续用脑，对大脑的戕害会更大，甚至后果是不可逆的。这以后，方知行只要上午有课，早晨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早点。

　　从老朱的报亭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大约一百米，街边有个小早点铺，门脸儿不大，里面也就几张桌子。这早点铺是一对老夫妇开的，男的姓马，街上来吃早点的人都叫他马大爷，女的姓柳，人称柳姨。马大爷不爱说话，柳姨爱说。但柳姨说话也不是跟来吃早点的人说，是冲马大爷说。其实也不是说话，就是数落。柳姨好像对马大爷做的所有事都不满意，而且认定就因为马大爷的笨，他们的小早点铺才总是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柳姨经常这样数落马大爷也有一个问题，早晨谁来吃早点，都希望耳朵根子清静一点儿，柳姨总这么没完没了地数落，就算马大爷不说话，来吃早点的人也觉着烦。日子一长，这小早点铺的回头客也就越来越少。这一下柳姨更急了，觉着回头客少了也是马大爷的错。后来有一次老朱来吃早点，老朱跟马大爷和柳姨都熟，就说了一句别人一直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他冲柳姨说，你要是再这么数落老马，你这早点铺儿就离关门不远儿了！这以后，柳姨才收敛了一点。

　　这个小早点铺卖的是大馅儿馄饨，也卖烧饼油条。方知行每天早晨都来这里吃早点。这时，他站住了。从刚才走的距离判断，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小早点铺的门口。他走过来，果然看到了早点铺门口的台阶。这个台阶是三磴，用砖砌的，抹了一层水泥。在第二磴的右边掉了一个角，露出里面的红砖。几天前曾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这里绊了一下，孩子的母亲不依不饶地冲铺子里嚷了半天。当时马大爷出来一再道歉，说一定尽快把这个台阶修好。

　　这时，方知行抬脚进来了。

　　小早点铺里没开灯，外面又正下雾，光线很暗。方知行朝四周环顾了一下，感觉不太对劲。平时，这个早点铺的柜台明明是在一进门靠右手的地方，是一个长桌，桌上还放着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用灯烤着烧饼和油条。这时看了看，柜台没了，原来的地方只摆着两张小木桌。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正用抹布擦桌子。方知行过来问，这是早点铺？

　　年轻人回过头，上一眼下一眼地看看他说，是啊。

　　方知行说，我买一碗馄饨，在哪儿付钱？

　　年轻人扔下抹布，朝前一指。方知行就跟过来。

　　柜台窝在一个角落里，是一张破旧的白茬儿桌子。这边没窗户，光线更暗。年轻人走过来说，没馄饨，有锅巴菜，豆腐脑和豆浆，还有烧饼油条。

　　这年轻人说的“锅巴菜”，也就是天津人说的“嘎巴菜”。方知行一听更奇怪了，这个小早点铺从没卖过豆腐脑和嘎巴菜。他想问，这早点铺换人了？

　　但话到嘴边，只问了一句，有豆浆吗。

　　年轻人说，有。

　　接着就有些不耐烦了，问，买不买？

　　方知行连忙说，买，一碗嘎巴菜，一碗豆浆。

　　年轻人说，锅巴菜六分，豆浆五分，一共一毛一。

　　方知行怀疑自己听错了，抬起头，看看这年轻人。

　　年轻人又说，一毛一，烧饼油条，要不要？

　　方知行有些懵，含糊地说，要，要。

　　年轻人说，烧饼三分，油条四分，总共一毛八。

　　这时，方知行已经清清楚楚地听明白这个年轻人说的话了，六分钱一碗嘎巴菜，五分钱一碗豆浆，烧饼和油条是七分，总共一毛八分钱。但让他不明白的是，这是什么价儿？他无意中一抬头，看到这年轻人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用红纸写的标语。方知行又看一眼跟前的这个年轻人，他穿一件蓝上衣，戴着白套袖，头上还戴一顶绿军帽。方知行又朝他端详了端详，想不出这是个什么打扮。

　　年轻人敲敲桌子，意思在催促。

　　方知行赶紧在包里翻了一阵，找出两枚一毛钱的硬币放到柜台上。年轻人把一枚两分的硬币扔给他。方知行有心想说，不用找了。但突然想到，如果五分钱一碗豆浆，两分是可以买小半碗的。他当年经常这样买，而如果六分一碗嘎巴菜，四分也可以买大半碗，这样，两分钱的小半碗豆浆和四分钱的大半碗嘎巴菜，就着白面和玉米面两掺儿的饽饽也可以吃一顿早点，如此一来，本来一毛一的早点钱也就可以省下五分。于是，他拿过这枚两分硬币小心地装起来。年轻人用一块草纸托着烧饼和油条递给他，就扭身进里面去了。

　　一会儿，这年轻人端着一碗嘎巴菜和一碗豆浆出来。豆浆很满，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大拇指蘸到碗里，特意翘起来，就这样一直端到标语下面的一张木桌上放下，又抬头朝屋顶看一眼，回头对方知行说，上面经常掉塌灰，小心点儿。

　　说完，就转身进里面去了。

　　方知行在桌前坐下了。凳子很旧，木腿有些松，感觉晃了一下。抬头看了看，由于光线很暗，倒没看到屋顶上有塌灰。这时，他坐在这里，闻着熟悉的味道，感觉像在梦里。

　　这个早晨，方知行直到吃完早点出来，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嘎巴菜和豆浆混着烧饼油条的味道还真实地留在嘴里。他在街上走了几步，拿出刚买的《每日早报》看看日期，没错，今天就是2019年5月6日。翻到第三版，那篇对自己的专访文章和大幅照片也都还在。

　　这时再回头，这个小早点铺已经隐在雾里了。

　　二

　　方知行在认识老朱以前，觉得现在已没有闲人了。

　　今天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钱的人，还有一种是没钱的人。但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忙。有钱的人在忙着挣更多的钱，没钱的人也在忙着想挣钱的办法。然后，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再一起回过头来骂“钱”，似乎这世界上的一切丑恶和罪恶都是因为钱，钱是万恶之源。当然，事实好像也的确如此。但如果仔细想，一个人每天从早晨一睁眼，不要说每时每刻，就是每分每秒也的确离不开这个“钱”字，甚至可以说，就是本事再大的人，没钱也寸步难行。过去有句俗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今天更是如此。所以，大家骂归骂，即使整天累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也还是得打起精神去接着忙。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街上的老百姓说，拉锯就掉末儿。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有忙，也才有机会挣到钱。

　　但老朱不忙。不光不忙，还挺悠闲。

　　方知行第一次见到老朱，是在地铁站。地铁站前有一个不大的停车场。这停车场只在立交桥的底下围了一小片空地。当时方知行刚搬到这个小区，每天去学校，乘地铁很方便。那是个中午，方知行从学校回来，一出地铁站，忽然听到一阵咿咿呀呀的声音，好像是收音机在播相声。地铁站在立交桥的跟前，辅路上车来车往很乱，在这样嘈杂的地方听到收音机的声音，方知行有些好奇。方知行平时也爱听相声，他听出这是郭德纲和于谦说的《我这一辈子》，寻声望去，就看见老朱坐在路边的一个帆布靠椅上，身边的地上放着个大塑料杯，里面沏着酽茶，正翘着二郎腿，一边抽着烟在听收音机。那时方知行还不认识老朱，看看这人，是个秃脑袋，鼻子头儿又大又红，就觉得挺神，在这么喧闹的地方还能闹中取静，真不容易。而更让方知行觉得新鲜的，还是这人悠闲自得的样子。人的悠闲也分几种，常见的悠闲是无事可做，也就是穷极无聊。除此之外，一种悠闲是赋闲，还一种悠闲则是自在的闲。前者是被动的，本来也想不闲，可又没人让自己不闲，所以才不得不闲。而后者则是如果想不闲也可以不闲，但不愿去不闲，所以这样的闲，才是真闲。当时方知行朝那边看着，觉得这人的闲就是真闲，是一种心满意足与世无争的闲。他眯着眼坐在那儿，任凭来来往往的大小车辆在跟前过来过去，抽着烟，喝着茶，收音机里的郭德纲和于谦每抖一个“包袱儿”，就跟着“噗”地一笑，这种状态不光看着可乐，也让人挺羡慕。

　　这以后，方知行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次从地铁站出来，都会朝停车场这边看一眼，好像一看到这个秃头红鼻子的男人坐在那儿听相声，心里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但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突然不见了。起初，方知行以为不是他当班。但又过了些天，还是没见这个人。方知行这才意识到，这种看车的工作流动性很大，今儿干明儿不干的，也许这人早已不知又干什么别的去了。这时他曾坐的那个地方又换了一个大胖子，但他不是坐着，是倒背两手站着，皱着眉，拧着脸，甭管谁从跟前过都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上下打量，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合他的心思。方知行想，这胖子当初在单位大概是个什么小头目，不知下岗了还是退休了，才来这里看车。这停车场雇这么个人来看车，用句时髦的话说，也算“高配”。

　　后来的一天早晨，方知行从小区出来，到门口的报亭买报纸。这报亭原来是个德州人开的，德州出烧鸡，这人长得也像个烧鸡，脑袋尖，脖子长，说话细声细气，俩眼珠一转一个心眼儿，用北京人的话说也就是“鸡贼”。他这报亭说是个报亭，其实什么都卖，简直就像个小杂货铺儿，还经常卖些伪劣的东西，街上的人对他都挺反感。后来这报亭就关了。方知行这个早晨出来，一看这报亭又开了，就过来买报纸。这时报亭的小窗里探出个秃脑袋。方知行一眼就认出来，是那个在地铁站看车的红鼻子。这才知道，他姓朱，街上的人都叫他老朱，他已经不看车了，盘下这小报亭，改卖报纸杂志了，当然不光卖报纸杂志，也卖些学生文具和冷饮零食。

　　这老朱是个自来熟，人也热心，盘下这报亭没几天，小区门口的这条街上就没有不认识的人了。他老婆挺黑，挺胖，又挺高，是个噘嘴，还双眼皮儿，长得像个印度女人。她原来在一个菜市场里给人打工，卖大饼，后来又卖牛羊肉。老朱看老婆太辛苦，心疼。小区旁边有个小学，老朱去跟校长说了说，就让老婆去这学校的食堂做饭了。但老朱的报亭虽在这学校门口，却从来不吃学校食堂的饭，说避嫌，每天中午宁愿自己花六块钱买盒饭。

　　老朱经常跟街上的人聊天。报亭旁边有个收废旧物品的老胡，是甘肃天水人，不久前老婆刚跟着一个安徽的小包工头儿跑了。老朱没事跟老胡说闲话，就夸自己的老婆。老朱不光爱听相声，说评书的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都爱听，一说话也就像评书，一套一套儿的。他对老胡说，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不假，家里过日子，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也离不开钱，所谓贫贱，说白了也就是没钱，没钱的日子当然不好过。可还有一句话，酒肉朋友，饽饽夫妻。光能有酒一块儿喝，有肉一块儿吃的两口子也长不了，真正白头到老的，还得说能一块儿啃饽饽的夫妻。老朱晃着秃脑袋对老胡说，我不是吹，就我这老婆，有一天她真跟我要了饭，就是要到一块饽饽她也会给我吃。

　　方知行来买报时，在旁边听老朱这样说，心里就不免有些感慨，难怪都说，真正的真理在民间，其实越深邃的哲理，越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方知行想想自己，结婚这几十年，还真说不出跟老婆是酒肉夫妻，还是饽饽夫妻。方知行的老婆在中学工作，是教务主任，从结婚那天起，这几十年好像也没说过太热乎的话。就这样直到前几年，女儿怀孕，后来又生产，她借着去帮女儿照看孩子，也就不回来了。方知行倒也乐得清静。偶尔她回来取东西，倒不适应了，觉得屋里突然多个人，有些乱，一乱也就无心做事了。

　　三

　　方知行跟老朱熟，也是因为一个采访。

　　其实那次也不算正式采访。一天下午，方知行去图书大厦闲逛，顺便看一看自己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卖得怎么样。来到二楼的社科类书架跟前，遇到两个外国留学生。这两个留学生一个是法国的，另一个是卢旺达的，一男一女，一黑一白，他们曾听过方知行的讲座，这时认出来，就都围过来。方知行的英语很好，一听这两个留学生听过自己的课，又都是学数学的，而且对自己研究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很有兴趣，也挺高兴，就跟他们聊起来。也就在这时，让《每日早报》的一个女记者看见了。这女记者来图书大厦，本来是要为一本别的书做宣传。她并不认识方知行，也就对方知行没兴趣，但是对那两个外国留学生却有兴趣。一见他们跟方知行说得挺热闹，而且方知行毕竟是大学教授，看着器宇轩昂，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就在旁边偷偷拍了一张照片。等这两个留学生走了，才过来跟方知行搭话。一听方知行是大学教授，这两个留学生跟他说话是因为听过他的课，立刻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搞一个“图片新闻”，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大学教授亲临图书大厦，为他们讲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回到报社跟领导一说，领导又看了这张照片，就觉得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这张照片的价值。这次派这个女记者去图书大厦，是要为一本古玩收藏和鉴赏的书做一个推介专版。于是就决定把这张照片移花接木，登在这个专版上，说成是这本古玩收藏和鉴赏的书如何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又如何引起中外读者的热议。这个报社领导也是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以为现在没几个人在看报纸，就算登了这张照片，这照片上的人也不一定会看到。可是把这报纸拿去给出版社和这本书的作者，他们肯定高兴。

　　这天中午，方知行从学校回来，走到小区门口，老远就看见老朱从报亭里探出头，冲这边招着手喊，方教授，您来！来！

　　方知行这时跟老朱并不熟，不知有什么事，就走过来。

　　老朱问，头几天，您去图书大厦了？

　　方知行说，是啊？

　　老朱又问，还跟两个外国人说话了？

　　方知行一听笑了，说，两个留学生。

　　老朱说，您上报纸啦！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您，敢情您还是个大学教授哪？

　　方知行立刻明白了，一定是自己那天去图书大厦跟那两个留学生说话时，被记者拍到了。方知行已出版过几本书，但不像别人，从不愿花力气，更不想花钱去为自己的书做宣传。他认为一本书出版了，也就属于社会了，影响大不大，有没有人关注，不是靠自己折腾的，而是由这本书的自身价值决定的。但这本刚出版的书就不一样了。这虽然是一本谈应用几何学的书，方知行有意把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关于“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的方法也在书中作了介绍。所以这时老朱一说，就想，如果能在报上介绍一下这本书，也是好事。但他从老朱的手里拿过报纸，打开翻着看了看，并没找到自己的照片。

　　老朱比划着说，后面，在后面。

　　方知行翻到最后，是广告版，好像是介绍一本别的什么书。在这广告版的下方，还有一些古玩玉器和瓷器的图片和介绍文字。方知行这才看到自己的照片。因为当时并不知道有人在拍照，又正说话，自己瞬间的表情有些怪异，旁边的两个留学生也一个睁大眼，一个张着嘴，似乎都在为什么事惊讶。方知行一看，心里的气立刻不打一处来。现在的记者也太不像话了，竟然敢这样胡来，本来是自己跟两个留学生随便说几句话，他们偷拍照片也就拍了，现在竟敢这样堂而皇之地用在别人新书的广告上，把自己说成是为别人的书站台，而且还是这样一本不着四六儿的书，简直太过分了。这样想着，把这张报纸往报亭的小窗里一扔就转身走了。老朱一下愣了，不知方知行说着好好儿的话，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

　　方知行走出几步又站住了，想了想，回来把这张报纸买了。

　　方知行这时已经想到另一个问题。这个记者没经过自己同意，就把这张照片用在别的新书的广告推介上，这的确很气人，但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从法律角度讲，这应该是典型的侵权，这种新书推介是纯商业行为，他们擅自把自己的照片用于商业宣传，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这个下午，方知行在自己的书房来回踱着，越想越有气。

　　方知行知道自己的脾气。他的脾气，就是连自己都摸不准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遇到事，什么时候爆发，爆发到什么程度，事先都没有任何预估。一旦发起怒来，自己好像就变成两个人，一个是理性的自己，另一个是发怒的自己，而且这个自己好像根本就不认识那个自己，也就无法控制住那个自己了。这几年上了些年岁，那个自己的脾气似乎也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行，每次只要感觉快要发怒了，自己就好像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也正因为这样，每到这时，方知行的做法就是故意让自己回避一下，不直接面对。这时，他想到安妮律师。

　　安妮律师是专搞名誉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再早，数学科学学院曾聘请她当法律顾问，专门为老师们追讨稿酬或处理别的侵权事宜。后来跟学院的合同期满，安妮律师又太忙，也就没再续签。但学校的老师们谁再有这方面的事，还请这个安妮律师代理。

　　方知行给安妮律师打了个电话，把这件事简单说了一下。安妮律师一听就说，这件事很简单，我让助理给他们报社发个律师函吧，看他们怎样答复，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四

　　让方知行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报社的人打来电话。方知行有些意外，他想不出这些报社的人是怎么搞到自己手机号码的。来电话的大概是个小领导，虽然说话挺客气，但嗯嗯啊啊的带着一股官气，如同噎人的口臭。他先就没有经过方知行的同意就用了这张照片表示歉意，说是底下一个外聘的小编辑不知深浅，擅自搞的，已经把这小编辑处理了。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其实把这张照片这样登在报纸上，对方知行也是一个宣传，现在很多人想花钱，甚至想花大价钱在报上登自己的照片，因为不够宣传资格，报社都没同意，《每日早报》不比那些刊登八卦新闻的娱乐小报，也不是什么人的照片都可以随便上的。也就是这报社小领导最后的这几句话，一下又把方知行给气着了。方知行本来觉得他前面说的还算中听，但后来就越说越不像人话了，听他这意思，他们用了这张照片，又没收钱，方知行还应该感激他们才对。方知行这时已经感觉自己的脾气又要上来了，但还是强忍着把这个小领导的话听完，然后才尽量放平声音说，我的律师，已经给你们报社发去律师函，你们收到了吗？

　　小领导在电话里愣了一下，说，收到了。

　　方知行说，那好吧，你们有什么话，只要答复律师函就行了。

　　这小领导一听还要说什么，但方知行不等他再说，就把电话挂了。

　　这以后连着两天，报社的人就不停地给方知行打电话。方知行起初还是这句话，你们只要答复我律师发去的律师函就行了。但电话一直不停地打，而且软磨硬泡，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有什么事好商量，没必要走法律程序。后来方知行终于不耐烦了，再来电话索性就拉黑。但拉黑也没用，报社的人一回换一个电话。最后方知行真急了，在电话里冲他们嚷起来，你们这样已经是骚扰！再打电话，我就要报警了！

　　这一嚷，电话才不打了。

　　接下来的事，让方知行更没想到。一天下午，方知行出来散步，看见老朱在楼下，正蹲在花坛旁边跟几个老头老太太闲说话，一见方知行就起身迎过来。方知行看出来，他好像是来找自己的，就站住问，有事？老朱说，是有点事，怕您中午睡觉，不敢按门铃对讲，估计这会儿您也该下来了。方知行笑笑问，你怎么知道我这会儿下楼？老朱一晃脑袋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几点干嘛都是准时准点儿，不像我们，想干嘛干嘛。

　　方知行这才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老朱说，也不是嘛大事，有两个朋友，想请您吃饭。方知行一般很少出去吃饭，一是对饭馆的菜不放心，二是也不喜欢外面吃饭的那种气氛。老朱看出方知行想推辞，赶紧说，我这两个朋友想认识您这大教授，我已经大包大揽，您可别不给面子啊。方知行本来正在心里想着找个什么理由谢绝，一听老朱这样说，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

　　这个晚上，方知行来到附近的一家酒楼，一进来就觉出不对劲。这个酒楼档次很高，如果只是老朱的两个朋友想跟自己认识一下，不会来这种地方，这个请客的架式显然是有求于自己。果然，一进包间，见老朱和两个人已坐在桌边，方知行一眼就认出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正是上次在图书大厦见到的那个女记者。方知行立刻明白了，扭头就出来。老朱一见赶紧追出来，拉住方知行说，哎，您别走啊，您这一走，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方知行站住了，转身忍着气问，你不是说，是你的两个朋友吗？

　　老朱眨着眼说，是啊，是刚认识的朋友啊。

　　方知行一见老朱这装傻充愣的劲儿，气得更说不出话了。

　　方知行并不知道，他后来在电话里跟报社的人急了，嚷了一次之后，报社的人就不敢再打电话了，经过商量，决定改变战术，索性登门来给方知行道歉。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人跟人最怕见面，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事，也许双方一见，一说，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那个拍照片的女记者在图书大厦时曾问过方知行，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就来到这个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她当然不能说出真实意图，只说是慕名来的，要采访方知行教授，想问一下方教授的住址。学院办公室的人自然不能随便提供老师的住址，但这个女记者出示了记者证，还带着报社的介绍信，于是只告诉了她方老师住哪个小区，又提供了电话号码。办公室的人想的是，这个记者可以给方知行打电话，如果方知行同意接受采访，自己说出具体住址，那就是他的事了。但学院提供的这个号码没任何用处。这时报社早已有了方知行的电话号码，而且打了几天，就因为把方知行打急了，警告说要报警，才想出这个登门道歉的办法。方知行的律师发来的律师函规定了时间，报社须在十天之内答复，否则就要进入法律程序。这时眼看期限就要到了。报社情急之下，干脆就让这女记者来到这个小区，看有没有办法打听到方知行的具体住址。这女记者来到小区，自然没处去打听，物业不会说，问小区的人甭管真的假的，也都说不认识这人。最后，这女记者只好想了个最笨的办法。她发现这小区一共有四个门，一个是机动车的进口，一个是机动车的出口，只有南门和北门是让行人进出的。但北门较偏。南门可以通向地铁站，而且这边的街上也相对繁华，方知行最有可能从这个门出来。这女记者想，方知行不会一直待在家里，他总得去学校上课，也得出来买东西。于是索性就在这个南门蹲守，下工夫死等。老朱的报亭就在这小区南门的旁边。他这时已经注意到，这个年轻女人一直在小区门口转悠，也是好奇，就多了一句嘴，问她是不是想找人。这女记者先还没拿老朱当回事，见他是报亭卖报的，就爱搭不理地说，找个大学老师。

　　老朱问，你要找的这大学老师，是不是姓方？

　　女记者一听立刻来精神了，说是啊，是姓方。

　　又问，你认识？

　　这下老朱倒端起来了，上下看看这女记者反问，你是干嘛的？

　　女记者赶紧掏出自己的记者证说，我是记者。

　　老朱拿过记者证，仔细看了看，是《每日早报》的记者，心里就明白了。

　　几天前的中午，方知行拿了那份《每日早报》气哼哼地走了，后来老朱又问过他，到底怎么回事。方知行这才告诉他，是这个报纸侵了他的权。老朱一听就懂了。他整天在报亭卖报纸杂志，自己没事的时候也经常看，所以法律上的事也明白一些，如果没经过本人同意就使用人家的照片，这侵的应该是肖像权。现在一看这女记者一直在小区门口转，原来是想找方知行，就知道肯定是为这事来的。这时，女记者一听老朱这样问，再想他在这小区门口开报亭，方知行每天出来进去，很可能认识，一下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问他，跟方知行熟不熟。老朱也是热心肠，一见这女记者这么急，先正颜厉色地把她教训了一顿，说你们这些搞媒体的，应该更懂法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这样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连媒体都这样胡搞乱搞，这社会还要得？岂不是更乱了？女记者这时正求着老朱，给训得大气不敢出，红着脸连声说是是是。老朱教训完了，心里挺痛快，最后才说，他跟方教授确实认识，也还算熟，但不能说太熟。又说，方老师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这会儿去了也是白去。这女记者一见终于找到了敲门砖，赶紧对老朱说，她先回去向报社领导汇报，这事还请老朱一定帮忙。老朱一见自己已把这个女记者数落得服服帖帖，心里高兴了，一高兴也就点头答应了，对这女记者说，行啊，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我去跟方教授说说，应该还会给点面子的。

　　这女记者一听就欢天喜地地走了。

　　回到报社，立刻向领导作了汇报。报社领导毕竟比这女记者狡猾，眼珠一转就想出个进一步的主意。既然有了老朱这么个人，索性就让他帮忙帮到底，想办法把方知行请出来，跟他吃顿饭，如果方知行再会喝酒就更好办了，觥筹交错之间，也许这事就化解了。但又叮嘱这个女记者，一定告诉这个老朱，千万不能让方知行知道是谁请客，只说是他自己的两个朋友，慕名想跟他认识一下。女记者来跟老朱一说，老朱听了，心里也暗暗佩服，到底是搞媒体的，鬼点子就是多。这个下午，来跟方知行一说，方知行碍于面子果然答应了。

　　这时，方知行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心里的气更大了，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

　　这一下老朱就为难了，用句街上的话说，是坐蜡了。第二天，这个女记者就哭着来找老朱，跟他说，你没把握的事，当初别答应啊，一张嘴大包大揽，说没问题，肯定有面子，等把这方知行请出来了，又弄成这样，这一下我在报社的饭碗也要砸了。

　　原来头天晚上，方知行这样一气之下扭头走了，把报社的这两个人都扔在这儿，这女记者倒无所谓，可报社的这个小领导却受不了了。这小领导已经习惯到哪儿都是远接高迎，被身边的人恭维着，哪受过这种气。这时一见这个方知行这么给脸不要脸，竟然不辞而别，拂袖而去，一气之下也起身走了。这个女记者哭着对老朱说，现在领导不见她了，打电话也不接，这事儿闹成这样，她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老朱一听也急了，冲这女记者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说话？这事儿本来就是你们报社侵权在先，你们惹恼了人家方教授，想找人家道歉又找不着大门，我不过是帮个忙，给你们撮合一下，撮合成了更好，撮合不成也没我嘛事儿，现在怎么一下都扣到我身上来了？这女记者说，话不是这么说，你当初要不是满应满许，我们就想别的办法了，现在好了，事儿你没办成，跟这方教授的关系又雪上加霜，后面这个扣儿再想解开就更难了。

　　但老朱跟这女记者这样说着，还不知道，他家里这边也已经起火了。老朱的老婆是个醋坛子。在她眼里，她老公虽是秃头，又长个酒糟的蒜头儿鼻子，却是天底下最帅的男人，所以平时也就看得很紧。来报亭买东西的只要是女人，多跟老朱说几句话，她看见了立刻就急。老朱家的房子是在四楼，又临街，老朱的老婆只要在家，从厨房的窗户就可以监视报亭。这两天一见有个年轻女人一直在这楼底下转，还总去报亭跟老朱嘀嘀咕咕，又长得有模有样儿，心里就多了个心眼儿。头一天晚上，老朱没敢撒谎，如实告诉老婆，他是给报社的人帮一个忙，报社记者得罪了对面小区的方教授，他给搭个桥儿，让他们坐在一块儿吃顿饭，把这事儿说开了。这个早晨，老朱的老婆一见这女记者又来了，一直在报亭跟老朱说话，从楼上远远看着，好像还在抹泪，一下醋火就上来了。当即给老朱的手机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老朱正跟这女记者说话，一看人家哭起来，也没了主意，这时老婆一来电话就知道，家里又打翻了醋坛子，心里一烦，就在电话里冲老婆吼了一嗓子。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他老婆嗷儿地一声，拎着电话就冲下楼来。老朱也意识到，自己惹祸了，不想在这女记者面前丢丑，赶紧扯个理由先把她打发走，又给报亭上了板儿。不等老婆出来，就赶紧往家跑。

　　方知行从那个晚上以后，心里一直憋着老朱的火。他知道老朱热心，平时街上谁有事都爱帮忙。可帮忙也不能瞎帮，更不能越帮越乱。现在既然已让安妮律师发了律师函，跟报社的这件事也就已经不是吃顿饭，说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了。老朱当然是好心，可他想得也太简单了，报社的人也就是利用他这个简单，才想借着他把这事稀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这么一想，也就越发觉得报社的这些人可气。

　　到第三天早晨，方知行从小区出来，一见报亭开了，想了想，就还是走过来。老朱没像平时探出头说话，只从里面把一张《每日早报》递出来。方知行本来还对老朱憋着气，这时感觉不太对劲，弯下腰从小窗往里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老朱成了个“三花脸儿”，从脑门儿到下巴，横三竖四的全是血道子。老朱一见方知行看见了，有些不好意思，哼了两声说，没事，前天晚上喝大了，回来时在街上摔了一跤。方知行当然看得出来，这应该不是摔的，如果是摔的，脸上的伤是成片的，不会是这样一道子一道子的，这显然是让人挠的。

　　方知行当时没说话，拿了报纸就走了。

　　但到了学校，还一直想这事。如果老朱脸上这伤真是让人挠的，就应该是跟谁打架了。可老朱在街上一向人缘儿挺好，脾气又随和，不可能跟谁打架。于是中午回来，就又来到报亭。这回一问，老朱才说出实话，果然，这脸是让他老婆挠的。那天早晨他老婆从家里冲出来，在楼梯上就碰到赶回来的老朱。老朱还没张口说话，他老婆张开五根手指上来就是一下子，登时把老朱挠了个满脸花，接着就又是一下子。老朱捂着脸一晃，险些从楼梯栽下去。他老婆一见事儿要闹大了，仗着人高马大，上前一把把老朱薅住了，然后就这么薅着回到家里，老朱这才一五一十地把这事都跟老婆说了。但老朱的老婆有个毛病，一旦怀疑老朱什么事，决不听他解释，只是沿着自己的怀疑想，而且老朱越解释也就越怀疑。这一次，她认定是那个年轻女人没事跟老朱闲搭咯，老朱也是犯了骚筋，就想跟这个女人搭咯。但既然已把老朱抓成个大花脸，也就不想再跟他动手。老朱的老婆平时惩罚老朱的第二招，就是不给他做饭。这两天，这女人就天天在学校吃食堂。老朱又懒，宁可不吃也不愿做饭。可顿顿花六块钱吃快餐，又心疼钱，于是只好买大饼就臭豆腐凑合，要不就吃方便面。

　　这时，方知行一听，老朱为自己的事受了这么大委屈，心里立刻有些过意不去。老朱看出方知行的心思，没想到自己让老婆折腾了这一下，反倒成了个苦肉计，就赶紧趁机说，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不是嘛大不了的事，咱都是养儿女的人，为这点事，让那个记者丢了饭碗也不值当的。方知行这才叹口气说，那个记者再来，你让她跟我联系吧。

　　当天下午，这个女记者就给方知行打来电话。方知行告诉她，这事他可以不再追究，不过，是冲老朱的面子，他们报社的人必须出面，去跟老朱的老婆当面澄清，不能让他家再为这事闹得鸡飞狗跳。这女记者一听，第二天就和报社的领导一起来找老朱的老婆，把这事详详细细地解释了一下。老朱的老婆一听，才知道真的错怪老朱了。不过再想，挠他这两下子也不冤。她瞪着旁边的老朱说，这回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吧？早跟你说过，别没事净管街上的闲事，你就是不听，这回倒好，管闲事落不是，费劲巴力地忙半天，自个儿反倒坐蜡了吧？

　　不过这以后，用老朱的话说，他跟方知行反倒有交情了。

　　五

　　方知行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学校的影响也很大。但在学校的影响和在社会上不一样。在社会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已不像过去，无论什么新东西，只要往朋友圈里一放立刻就会传播出去，比电波的速度还快。

　　方知行的这个“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看似很简单。一个人，当他和另一个人谈话时，他面对的是两个面，一个面是自己的心理，另一个面是对方的心理。自己这一面，也就是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自己当然很清楚。而对方的那一面却永远无法看到，也就是说，不可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用“莫比乌斯环”就可以解决了；一根纸条，倘把它对接起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纸环。这个纸环会有一里一外两个曲面，也就如同谈话者和被谈话者双方的心理。如果这只谈话者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蚂蚁，那么它在纸环里面的一侧，也就是自己的这个曲面无论怎样爬，也不会看到外面的曲面。同样，如果它把外面的这个曲面想象成自己的心理，那么在外面无论怎样爬，也永远无法看到里面的曲面。这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谈话者永远无法知道被谈话者心理的道理。但是，如果把这根纸条的一端扭转180°，再对接起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现了，这个纸环原来的两个曲面会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曲面了，这也就是著名的“莫比乌斯环”。这时，这只谈话的蚂蚁也就可以在两个曲面之间任意爬行了，也就是说，它不仅清楚自己的心理，同时也对对方的心理了如指掌了。这个想法显然并不难理解，只要稍微了解莫比乌斯环的人都会明白。但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个谈话的“纸环”成功地“扭转”180°，因为只有这样，也才能把自己变成这只“蚂蚁”。

　　曾经有人向方知行提出这个问题，信誓旦旦地说，他凭想象，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只纸环上的蚂蚁，但还是无法看到对方的那一面。方知行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莫比乌斯环”听起来很好懂，其实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显然，也许这个人真的已成功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蚂蚁了，但他爬的这个纸环，应该并不是真正的莫比乌斯环。

　　让方知行没想到的是，他研究的这种“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本来只是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却有人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可以想象，倘把这种方法用于商业谈判，一边不动声色地谈，就已经知道对方的心里怎么想，这就太厉害了，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来果然有几家大公司想高薪聘请方知行去当顾问。方知行立刻看出对方的意图，当即一口回绝了。当然，回绝得也很客气，他说，他的这种心理分析只用于人的精神层面。

　　但学校方面却不这样看。学校认为，方知行作为一个数学教授不研究数学，却整天搞这种莫名其妙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是不务正业。方知行为自己辩解，现在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方向，况且这种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莫比乌斯环”，而莫比乌斯环这个概念本身就属于拓扑学领域，从数学的角度讲，也并没跨学科，这怎么能说是不务正业呢。但不管怎么说，当他向学校提出建议，在数学科学学院开设这门选修课，还是立刻遭到院方的拒绝。

　　也就在这时，出了一件事。

　　数学科学学院的院长姓于，叫于水根。于水根院长突然十几天没来学校上班。后来才听说，是家里出事了。于院长当年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数学博士，所以后来，他自己的儿子在国内读完硕士之后，也就让他去投奔自己当年的导师。于院长的这个导师这时已将近八十岁，还很念旧情，对于院长的这个儿子也一直另眼看待。这儿子也争气，攻读博士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函数论方面就已取得了几项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也就留在学校工作。这些年本来一直工作得很好，可最近，却突然回国了。起初于院长也没当回事。于院长是浙江温州人，老婆是天津人，儿子也在天津长大，从小最爱吃天津的嘎巴菜，这些年也从美国回来过几次，每次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来天津。来天津不为看老爸老妈，就为吃天津的嘎巴菜。所以于院长以为，儿子这次终于决定回国，是想念祖国，也想念天津的嘎巴菜。但去机场把他接回来，在路上就感觉不对劲了。他发现儿子说话也能说，交流也能交流，可总是含含糊糊的，似乎词不达意。到家又过了几天，这种状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于院长这才意识到，看来儿子是在美国那边遇到什么事了。可是问他，他又不说，也不是不想说，似乎说不出来，又好像不是说不出来，似乎自己也想不起是什么事了。

　　于院长一下就急了。于院长只有这一个儿子，平时在同事中间，一直以儿子为骄傲，现在突然这样癔癔怔怔地回来了，说话也答非所问，于是学校的事也顾不上了，整天就在家里，一边跟儿子东拉西扯地聊天，一边察言观色，希望能从儿子的嘴里问出点什么线索。但这儿子聊别的行，该说说，该笑也笑，就是别提在美国的事，一提美国，立刻就恍惚了，说话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于院长这时才明白了，看来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于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找了几家大医院的精神科主任给儿子会诊。其实这种情况不用找专家会诊，稍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人都能想象出来，肯定是在美国那边受了什么刺激，而他这样的年龄，最有可能受刺激的事，也就是女人。几个专家会诊的结果果然也是这样，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就是在国外受了什么负面的刺激，现在的表现是一种应激反应。但专家说，他现在的这种精神症状比较罕见，在医学上叫“选择性遗忘”。这种选择性遗忘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个人，当他受到什么负面的刺激，比如挫折，抑或屈辱或羞辱之类的伤害，就会自虐一样地在心里不断地反复重复这个伤害的过程。而为了让自己避免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他就会本能地把这件事，或发生这件事的这个时间段在记忆中删除。但专家告诉于院长，如果真能这样成功地删除，也就是说，仅仅是选择性地忘掉，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患者在选择性地把这件事或发生这件事的这个时段彻底忘掉之后，还会为自己编造出另一些事，以此来填补被遗忘的这段空白。根据以往的临床经验，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选择性地将一些事遗忘之后，又为这个时段填充进一些新的自己想象出的事件，然后将这个时空重组，这样也就可以又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也不会再有任何精神症状。但问题是，有的患者无法彻底遗忘，总在遗忘与回想之间徘徊，这就会加剧他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精神分裂。于院长一听更急了，精神分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病，自己这儿子本来已是美国伯克利大学最年轻的数学教授之一，倘真得了精神病，前途也就全毁了。但专家又说，幸好他及时选择了回国，现在看，应该还没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理论上这种精神症状是可以纠正的，但必须搞清原因，只有知道了原因，也才可以对症下药，进行心理疏导。

　　可是几位专家这样说说容易，于院长想，既然儿子已经选择性地把在美国受刺激的事都忘掉了，再跟他说那边的事，根本说不进去，要想搞清原因又谈何容易。

　　也就在这时，于院长想到了方知行。

　　于院长本来对方知行的这个“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一直不以为然。于院长认为，一个数学家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哲学家，这在古今中外的数学史上并不罕见，但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学家。这就像一只鸡，无论它再怎么脱毛长毛也变不成一只鸭子。可这时，走投无路的于院长已经别无选择，也就顾不上想这些了。但话虽这样说，于院长真来找方知行时，还是觉得有些为难。当初于院长曾几次在院里的公开场合对方知行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表示不屑，还揶揄地说，以后咱们数学科学学院可以开一门扶乩算卦的选修课了，这也算是进入跨学科的玄学领域。现在，又反过来要请人家为自己儿子的精神症状做心理分析，就觉得有些张不开这嘴。但张不开也得张，毕竟是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于院长只好厚着脸皮来找方知行。

　　于院长决定开门见山，不像搞学术讲座那样先故弄玄虚地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索性就直奔主题。但直奔主题也看怎么直奔，也要讲点策略，否则一旦碰了钉子不光主题完了，也就没有退身步儿了。于是他一见方知行就说，咱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我还比你大一岁，当年去农村插队，虽然我去的是山西，你是去河北，可有句话，天下“知青”是一家，要这么论，咱也算“插友”，我觉得这插友的感情比战友更深厚。当时方知行刚下课，从阶梯教室回到系里，正要拿上提包回家，一听这话好像有些奇怪，眨着眼看看于院长，说，我去河北插过队？没有啊，什么时候？于院长的心里立刻一沉。这个开场白本来是自己想了一晚上才想出来的，论知青，攀插友，这是唯一可以迅速拉近关系的办法。可一上来，方知行就把这门关上了。于院长曾看过方知行的人事档案，简历上明明写着，1970年至1977年在河北插队，他现在这样矢口否认，应该是在向自己表明一种态度。但于院长既然已决定把脸皮厚起来，也就索性厚到底，嗯嗯了两声只好放下插友的事不说了，干脆就直截了当地把自己儿子的事大致说了一下。最后，也就明确说了来找方知行的意图。

　　方知行是厚道人，这时已在系里听说于院长儿子的事，于是没说别的，也就答应了。

　　但方知行这次跟于院长的儿子见面，一开始却让于院长大失所望。于院长也是搞数学的，习惯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本以为方知行的这个“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再怎么说也算一门前沿科学，所以他来跟儿子谈话时，应该是两人正襟危坐地关在一个房间里，即使不神秘，至少也郑重其事。可没想到，方知行来了，只是跟儿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了一会儿。于院长还保持着浙江人的生活习惯，爱喝茶，方知行来了，先在小庭院里沏了一壶龙井。本来只是礼节性的招待，想着方知行喝几口茶，也就开始他的心理分析工作。不料方知行也爱喝龙井，就这样坐在庭院里，一边喝着龙井一边跟于院长的儿子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起来。起初于院长的儿子聊也聊，但坐在那里神是散的，看得出心不在焉，可是聊着聊着就不一样了，显然，他的心思开始跟着方知行走了，不仅能一搭一句地说话，似乎也不避讳在美国的事了。于院长本来已有些不耐烦，觉得方知行的这个什么“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在社会上吹得神乎其神，一看，也不过如此。但这时，一见自己的儿子竟然跟方知行聊得入了巷，眼看越说越投机，就感到意外了，这儿子自从回来，还从没跟谁这样认真又开心地说过话。

　　更让于院长吃惊的是，方知行第二天一来学校，就把于院长的儿子在美国那边的事都说了。于院长的这个儿子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确实很出色，他的一篇关于泛函分析的论文不仅刊登在数学界的权威期刊《美国数学会杂志》，引起很大反响。这时已传出消息，于院长的儿子很有可能成为伯克利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于院长儿子的两个同事发出的，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韩国人。这两个同事的年龄都比于院长的儿子大，学术上却远不及于院长的儿子。这两人也都是出了名的聪明，但日本人的聪明是精，韩国人的聪明是贼，精和贼合在一块儿，就有可能想出歪门斜道。这两个同事一直觊觎终身教授这个位置，只是苦于没有重大的学术成就。这时一见于院长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有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自然都不甘心，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于院长儿子的这篇论文。两人一商量，就一起向学校投诉，说这篇论文的几个重要观点是抄袭的。这个声音一出来，虽然论文已经发表，但《美国数学会杂志》还是立刻就进行了调查，并组织专家组，对这篇论文进行学术评估。虽然最后评估的结果，这篇论文并没有抄袭，所引用的观点和定理公式也都在学术论文允许的范畴之内，可是这个日本人和这个韩国人的阴险却超出了于院长儿子的想象。他们用的是“大街大声污蔑，小巷小声道歉”的卑劣手法，事后只在私下里看似很真诚地向于院长的儿子表达了歉意。但这样的歉意没任何实际意义，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可是他们当初的投诉和在学校听证会上斥责这篇论文抄袭的事情，却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于是经过这场风波，终身教授这件事也就被搁置下来。

　　于院长听完之后，在方知行的面前已经掩饰不住自己的吃惊。方知行跟自己儿子聊天时，他一直在旁边。方知行当时也确实跟儿子聊到在美国，尤其在伯克利大学的一些事，但儿子只是说了一些简单的情况，并没说得太详细。方知行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呢？

　　于院长这时才真正领教了方知行的“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是怎么回事。这以后，于院长对方知行的态度也就变了。这还不仅是因为方知行用这个分析方法成功地为于院长的儿子找到在美国受刺激的真正原因；于院长毕竟也是数学家，对学术有敬畏之心，如果一个科研成果是真实的，而且确实有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的意义，又为什么不承认呢？于是几天以后，于院长就找到方知行说，在系里开一门选修课，须经过学院研究，还要上报学校，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他已和学院的几个领导商量过了，可以先让方知行在学院为选修了拓扑学的本科生搞一次讲座。这个“莫比乌斯式心理分析”，肯定有助于学生对拓扑学的理解。

　　……

　　王松，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作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部分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并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