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宝-

　　一说起《谁是最可爱的人》，人们就自然想起作家魏巍。六十九年前，魏巍置身朝鲜战争前线，归国后经解放军文艺社（那时社名中还没有出版二字，以下简称文艺社）总编辑宋之的推荐,在《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发表了这篇战地作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而作为文艺社的后来人，相对于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我的内心则因此多了一丝亲切、一种骄傲和一份荣光。

　　其时，文艺社作为总政治部文化部直属单位，宋之的兼任文化部文艺处处长。也不仅仅是魏巍，包括宋之的、马楠、刘亮、许以、王梦岩、陆柱国等，《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都曾经奔赴抗美援朝战场，采访组稿。尤其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文艺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以下简称“志政”）开展的“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中，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我军群众性创作运动的先河，编辑出版的《志愿军一日》成为有口皆碑的红色经典，写就了军事文学和军事出版的传奇。而邱少云、黄继光和“向我开炮”“一个苹果”的故事，皆源自《志愿军一日》。

　　在我的书柜中，一直珍藏着一套《志愿军一日》，这是文艺社二○○○年重新出版的。也就在这一年，我从海军部队调入文艺社帮助工作，开始了军事出版的编辑生涯。

　　二○二○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军事出版工作不能缺席。由此，我想到能不能借此机会像再版《星火燎原》一样，把《志愿军一日》这部红色巨制重新再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阅读和理解七十年前的那一场战争，像最可爱的人那样永远葆有英雄情结和家国情怀，珍惜和热爱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今年春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家隔离的我把这个想法向文艺社老社长、已经九十高龄的凌行正作了汇报，希望老人家指点迷津，因为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说起《志愿军一日》，老社长非常激动，电话中传来他洪亮的话音，敲打着我的耳膜。原来，他当年就曾参与《志愿军一日》的编辑工作，现在是唯一健在的亲历者了。老社长告诉我，六十四年前，他从朝鲜前线奉命抽调回国，赶到北京莲花池《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如今，每次阅读这部历史巨著，当年的风雪长津湖、血溅松骨峰、鏖战上甘岭、猛攻轿岩山等战地烽火硝烟扑面而来，英勇的志愿军指战员们的喊杀声似犹在耳，一幕幕克敌制胜、打败侵略者的战争奇观又展现在眼前……

　　和老社长的这一次通话，我听到了《志愿军一日》背后竟然还埋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既让我欣喜无比，又让我敬佩不已，同时也为前辈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留下的遗憾而扼腕叹息，更让我重新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是最可爱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志愿军一日》编辑出版的历史告诉给更多的人。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老社长给我捎来了一篇文章的复印件，题目为《回望〈志愿军一日〉成书历程》，发表在《军营文化天地》二○○○年第十一期，作者刘亮。文章开篇就说：“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兵，由于当年参与了这部一百二十万字军事纪实文学巨笈的组织征文和编辑工作，荣幸地受赠一部此书的新版本。翻阅案头这部封面设计精美的新书，我不禁心潮澎湃，欣慰与感慨中回望此书的成书历程，虽已过半个世纪，却仍然依稀可记。”

　　通过刘亮的这篇文章，我对《志愿军一日》当年编辑出版的来龙去脉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也才获悉他正是这本书的主编。我知道，故事虽然早已开始，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它的全部过程和细节，甚至可以说故事依然没有结束。直觉告诉我，刘亮老前辈的回忆还只是一把钥匙，故事之门正在等待着我去开启。我赶紧到期刊编辑室找到十九年前的这一期《军营文化天地》，打开一看，惊呆了——彭德怀元帅为《志愿军一日》题写的书名手迹两幅、茅盾和巴金为《志愿军一日》撰写的评论手稿、胡乔木为修改郭沫若《序〈志愿军一日〉》的信函手迹和郭沫若修改打印稿，全都是第一次披露。随后，我又看到了时任《军营文化天地》主编刘林的采访手记《拜识珍宝》，更加令我惊羡不已，因为这一切珍宝都由刘亮保护珍藏，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完好无损。我当即拨通了刘林主编的手机，希望能够找到刘亮先辈。非常幸运的是，十九年过去了，细心的他竟然很快就翻找到了当年的采访本，告知刘亮的电话和住址。

　　那一刻，我非常兴奋。这让我想起二○○一年策划再版尘封六十四年的《毛泽东自传》，那一次我也是打了三十多个长途电话，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一九三七年版收藏者，从而续写了中国出版史的一个神话。如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志愿军一日》留下的这些珍宝也已尘封了六十四年，我多么希望能够像重新出版《毛泽东自传》一样，给无数的读者带来惊喜。

　　经过近半个月的寻找，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终于找到了刘亮的女儿刘扬。简单的寒暄后，刘扬告诉我，几十年了，这是第一次接到父亲老单位打来的电话，感到非常亲切。父亲二○○二年去世，她退休后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定与弟弟一起生活。自从父亲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后，全家被遣送到保定的农场，这里是她和弟弟青少年成长的地方，而且弟弟选择在保定工作，从未离开。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她无法回京。但我们约定，等疫情好转后，她即刻回京与我见面。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和刘扬见面了。一见面，刘扬就给我搬来父亲生前一直珍藏的三个小箱子，两个塑料的，一个铁皮的。箱子打开了，一盒盒、一袋袋、一层层、一篇篇，整整齐齐，分门别类。而这些保护珍宝的塑料盒、纸袋竟然都是刘亮老人利用旧食品包装盒、牛皮纸，手工自制装订而成。

　　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缘起-

　　故事还得从抗美援朝战争说起。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激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将士，四年之中，祖国人民先后三次派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时任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三次担任副总团长，主持慰问团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加强了全国文化战线与部队的联系。

　　陈沂是贵州遵义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一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本名叫佘万能，字孟秋，先后担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五○年五月，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受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器重和厚爱，陈沂出任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任职期间，他多方网罗培养人才，鼓励军事文艺创作，发展文艺批评，先后筹建创办了总政文工团、《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八一体工队。一九五五年，陈沂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获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誉为“文化将军”。改革开放后，陈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在上海创办了《文学报》。

　　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出发赴朝的，总团长由廖承志担任，副总团长为陈沂和田汉。这一次慰问，先后得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的接见。一九五二年十月，陈沂随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总团长是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副总团长有胡厥文、李明灏、周钦岳等民主党派代表。陈沂担任常务副总团长兼秘书长，主管全团行政事务。一九五三年十月，陈沂第三次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慰问。这一届慰问团规模庞大，由贺龙出任总团长，副总团长有徐冰、吴晗、康克清、罗隆基、章伯钧、朱学范、梅兰芳、周信芳等，团员人数达一千一百余人。陈沂仍担任副总团长，负责全团具体事务。抵达平壤时，金日成亲自到车站迎接。欢迎晚宴上，在向陈沂敬酒时，金日成高兴地赞赏道：“陈沂同志三次来朝鲜，应该是朝鲜荣誉公民了。”三次担任副总团长的经历，使得陈沂为增进中朝人民友谊、促进中朝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回国后，陈沂受到周恩来的表扬，称赞他为“最可爱的人”。

　　第三次赴朝慰问时，陈沂在与广大志愿军指战员交谈中深有感触，那就是抗美援朝胜利的来之不易，而广大参战者对如实反映亲历战斗史实有着强烈的愿望，这激发了他的灵感，当即提出了以“志愿军一日”为题的征文活动的初步设想，得到了志愿军政治部领导的赞同和总政治部领导的批准，随即指示“志政”布置这项工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为了记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发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志政”作出了《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向参战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征文的号召。

　　通知虽然发下去了，但搞这项全军性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诚如陈沂所说：“这个集体创作虽是要求一个人写一件事，但在总的结构上，总还是希望它能表现朝鲜战场五次战役一直到‘地下长城’时代以及后来又怎样争取到停战协定签字的。是部文学作品，又希望它能是志愿军战史的旁编，所以在征稿的时候，就要有计划地照顾到这一点，更加重要的是在具体组织工作上做到这一点。而且还有更实际的困难，好些部队当时已都先后回到了祖国，分散各地了。”

　　也就是说，《志愿军一日》是以集体写作的形式来完成一部大规模战争从起始到结束的全面纪实史料文集，所以称之为“志愿军战史的旁编”。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朝鲜归来后，陈沂指定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社总编辑宋之的，文化部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副处长那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肖野和《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行政组长刘亮，成立并以“《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会”）的名义具体抓这项工作。那个年代,这个“编委会”并不像今天出版物上赫然列出一大串领导和知名人士的名单，以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力，而仅仅是便于总政和“志政”对这项工作实施领导和执行的一个“代称”而已。“编委会”为此还镌刻了一枚方形印章。

　　“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组织-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志政”《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最早由《志愿军》报和《志愿军战士》杂志发表，随后，新华社发表了关于“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的消息，扩大了影响，部队的应征稿件也随之日渐增多。

　　此时，在朝鲜前线，“志政”文化部指定《志愿军战士》杂志社社长（主编）沈政和文艺科助理员申述兼顾征稿的具体工作。在这个酝酿发动的阶段，因为没有经验和具体的组织、撰写要求和编选方案，截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共收到来稿二百八十三篇，且作者大多是志愿军部队中的知识青年出身的初级干部，营团以上的干部几乎没有，导致稿件质量一般，未能达到征稿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四年春节刚过，刘亮奉命前往朝鲜了解“志政”和前线各部队开展征文工作的情况。在朝鲜，他看到从“志政”文化部部长罗立斌到驻守临津江下游金化、铁原一带前沿阵地各部队政治机关，对此次征文活动都很重视，大都从宣传部门或文化部门以及文工团中指派专人抓征文工作，且已经有相当成绩。但是，通过调查走访，刘亮也发现征文工作中普遍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大家对征文活动的目的、写作题材、表达方式以及写作的文体上都不是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仅仅靠“志政”发出《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还是不够的，对基层部队的组织者和写作者来说，还无法解决为什么写、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志愿军一日”之所以采用“一日”做题目，是沿用早年茅盾先生主编《中国的一日》的先例，但当时《中国的一日》征文的取材限定于特定的某一天，从而通过全国各地的作者从各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国社会面貌。这种要求显然不适宜“志愿军一日”征文，因为朝鲜战场上的战役、战斗往往持续多日。经过在朝鲜战场前线的调查研究，刘亮认为“编委会”应该明确解释此次征文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由志愿军广大官兵现身说法地记述此次战争取胜的全过程，写作取材不必拘泥于“一日”。而且应征文稿必须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或亲眼看见的真实事件、人物、经历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文章形式主要是写实的记叙文。那种集中提炼生活、塑造典型人物、虚构事件情节而创作的小说、剧本等是不符合征文要求的。此前，刘亮曾读过一本苏联红军官兵集体撰写的文集《冲击柏林》，全书汇编了参加攻克柏林战役的从元帅到士兵的各级官兵的回忆录，颇受启发，觉得其征文及编辑方法很可以借鉴。于是，他建议买一些分发给各部队征稿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以选一些在《解放军文艺》和《志愿军战士》杂志上辟栏转载，作为应征者仿学的范文。

　　经过前线部队的调查，刘亮还发现部队中有些同志，甚至是被指定参加征稿组的干部，对此次征文的要点并不明了，有的认为《志愿军一日》是一个新创刊的刊物，应征文章就是向该刊投稿；有的认为这是《解放军文艺》或《志愿军战士》组织稿件的手段，目的是选一些充实刊物内容；还有的认为这是在部队开展写作竞赛，最后要进行评奖。早在一九四九年冬，刘亮曾经参与过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的“渡江一日”征文活动，因为限于一般号召而未深入具体组织，更没有根据各部队在渡江战役中的经历和战绩有目标、有重点的约稿和具体帮助作者写稿，导致应征稿件未能满足编者需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刘亮建议要借鉴“渡江一日”征文的经验，不要仅限于一般号召，必须充分发动广大官兵写作的愿望和积极性，各军及相应的单位要选派适当的宣传或文化干部组成征稿工作组，按照“编委会”的要求，具体抓本部的组织征文工作。尤其要强调抓重点，即回顾与研究本部队重要战斗任务、突出的英雄典型事迹、最值得介绍的有特点的战地故事和生活情景等，制定出重点篇目或帮助当事者完成应征稿，这样才可以保证征文的质量。《志愿军一日》征文集能不能较全面、较充实地反映志愿军的作战历程和战地生活，关键就在于走群众路线，在征文工作中能否将普遍发动和重点组织相结合。

　　在朝鲜，刘亮把自己的这些考虑，与“志政”负责征文工作的申述进行了交流，达成了共识。这时，适逢宋之的陪同几位文艺界人士来朝鲜前线采访，刘亮当即将上述意见作了汇报。宋之的甚为赞赏，回京后即与总政文化部陈沂等领导同志和“编委会”研究决定：在《解放军文艺》一九五四年四月号卷首刊载了志愿军政治部《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并以编委会名义发表专论《为完成〈志愿军一日〉的写作而努力》，全面阐述此次征文意图、方针和具体要求。接着，又在《解放军文艺》五月号以《胜利的节日》为栏题，转载了《冲击柏林》中选出的六篇文章，作为征文的参考范文。“编委会”的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开展征文活动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旬，刘亮从朝鲜回国。他将自己所见所闻和意见再次向总政文化部领导作了书面汇报。六月，总政召开了“编委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李伟副部长、编审处马寒冰处长、“志政”文化部罗立斌部长，同时还邀请了在各自辖区内有志愿军回国部队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等几个军区的文化部部长以及空军、铁道兵的文化部部长与会。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并重申了此次征文的意义、意图、方针、组织及对应征文稿内容、体裁的具体要求外，还宣布了当年底为征稿截止的期限。七月，总政再次下发了加强征文组织领导工作的通知。

　　“编委会”扩大会议后，刘亮重返朝鲜，在“志政”参加了罗立斌部长召集的驻朝各部队征稿工作会议，贯彻总政会议决定，并布置年前的征文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应罗立斌的要求，刘亮撰写了《关于〈志愿军一日〉写作运动》的主讲报告，经陈沂审阅批准后，对大会作了宣讲。会后，刘亮又赶赴东线的北汉江前沿部队了解征稿工作情况，参观了“志政”在驻地建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展览馆”。这一次朝鲜之行，给刘亮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回忆说：“此行路线是由志政驻地向东经元山然后拐向南方。去元山途中要攀越阿虎飞岭，志愿军称之为新高山，在山下仰望，山巅巍峨高耸，松林中云雾茫茫，汽车沿‘之’字形战地公路拐来拐去，节节爬升，从山脚到山顶整整爬了半天，当到达山岭顶脊时，即钻进一道长长的‘过街’席棚，原来此山脊巅终年积雪，为了不使积雪挡路，志愿军后勤部队创造了搭此席棚遮雪护路的办法。此时正是盛夏，棚顶仍然压着皑皑积雪，只是在山脊的向阳地段，融化的雪水才由棚顶哗哗漏下，像大雨淋漓，我坐在卡车篷下，听着咚咚的‘雨声’，心中油然感叹，在朝鲜，我们英雄的志愿军部队为战胜困难而创造的奇迹简直处处皆是啊!”

　　为了克服组稿、创作的困难，志愿军党委和政治部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志愿军各军都为此专门召开过党委会，成立了征稿组织，好多部队都是首长亲自带头写稿，如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其他一些师、团领导干部都是首先响应号召，提前交稿；军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都把组稿、审稿工作当作重要任务来看，他们认为：“这不是写文章，而是向祖国人民作综合报告。”志愿军战士们虽在停战后一方面继续备战、监视敌人，一方面改建自己的阵地之家（修理坑道和建设必要的驻地），一方面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诸种复杂状况下，仍然抽出时间来进行写作。

　　在朝鲜，经过广泛征求各部队征稿工作组意见后，刘亮与申述进行了共同探讨和研究，对将来的全部征文工作的编目顺序已经有了大概轮廓，感到有必要向国内各部队征稿组通报并征求补充、修改意见。八月下旬，刘亮回到北京，参加了国内各部队征稿组工作会议。为了落实已大体确定的重点组稿计划，刘亮又前往华东，先后到南京、无锡、上海、宁波、金华等地的军事学院、总高步校和志愿军回国部队中，帮助征稿组深入地有重点地开展征文工作。

　　一九五四年底，在总政和“志政”领导的关怀下，在“编委会”及时的指导下，特别是经过各部队征稿组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工作，通过会议、传单、报刊、通报、广播、晚会、电影放映前宣传等方式，向全体指战员深入宣传撰写《志愿军一日》的政治意义和文学价值以及写什么、如何写等，号召大家踊跃写稿应征。的确，正像在以往作战的日子里一样，《志愿军一日》征稿工作在志愿军全军都动员起来了，从副司令员到士兵，不论哪一级干部，不论前方后方，从朝鲜到国内，从军队到地方，到处都有写稿应征的热情作者。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截止，在一年的时间内，编辑部共收到稿件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五篇，合计约两千零四十万字，最后初选出了五百九十七篇作品，合计一百二十万字，占全部来稿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可以说，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群众性创作运动。

　　其实，编辑部收到来稿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五篇，还只是志愿军各部队在经过编审、挑选之后上交的稿件数量，大量的初稿在各部队政治机关逐级审阅选拔时落选了，没有送到编辑部来。如果把那些落选的稿件数量统计一下，应征稿件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十万篇。如六十七军是征稿成绩较好的单位之一，该军共写稿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五篇，但经过逐级挑选后上交编辑部时仅五百七十六篇，占该军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五。又如步兵某师，全师共写稿五千七百五十篇，经挑选后上交编辑部时仅六十九篇，占该师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一点二。

　　-编辑-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专门主持召开了《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刘亮代表征文工作组作了征文工作的年终总结汇报，建议结束征稿阶段工作，转入编辑工作。文化部领导肯定了刘亮的建议，并决定通知各军及相应单位征稿组各选派能胜任编辑工作的干部携带本部队选出的质量较好的稿件来总政参加统一的编辑工作；指定“志政”征稿租申述等同志率在朝各部队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在一九五五年春节后回国与总政编委会合并共同主持编辑工作；已回国的各部队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也要在春节后及时到总政报到。同时，文化部当即指示行政部门安排《志愿军一日》的编辑人员的工作地点和住处在莲花池。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总政文化部领导指示，由刘亮负责主持编辑部的全面工作，副主编工作则由“志政”征稿组的申述回国担任。

　　一九五五年的春节是一月二十四日。春节刚过，各部队派来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陆续抵京，到广安门外六里桥北莲花池畔的“营房”报到。莲花池，传说是北京市的发源地，它原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其实，所谓“营房”，也只是一座早已停产的名为“新华砖厂”的厂房，包括工厂大院几列平房和院子外一座三合小院。《志愿军一日》编辑部之所以选择在莲花池，因为文化部新成立的文艺创作室已集中在这个大院里。

　　抽调参与《志愿军一日》编辑工作的王沄是二十六军政治部文化干事，他回忆说：“当年莲花池荒凉又偏僻，三轮车夫出了广安门，费去很多时间，才找到六里桥北侧的莲花池。这时天色已晚，只见一片黑漆漆的水面泛出微光，可是看不见房屋。于是我们放声喊叫。半天，才从对岸传来回应‘编辑部在这里’。一溜简单朴素甚至简陋的建筑，正面朝南有四排平房。前面两排已经住着作家孟冰、韩希梁、陆柱国和画家高虹、西野、关夫生、黄丕星、艾炎与黄胄等。我们编辑部同志集中后，主编室设在平房最末一排。再往里走，是一所大院。另外毗邻有个单独的小院，里面住着魏巍一家人。那时，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享誉文坛。西南侧是正在兴建中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条小路通向该厂的北门。当时，我们吃饭和洗澡均在八一厂，而且常到那里看尚未翻译的外国影片。在同饭堂用餐的严寄洲、王苹、王炎、张良、王心刚、王晓棠等人，后来均成为电影界的著名人士。我们所住的大院，四周大大小小几十间矮平房，我们二十七个编辑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只占用了四五个房间。”

　　的确，那时候的莲花池可谓是群英荟萃，誉满京华。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成立不久，主任是虞棘（电影处处长），魏巍是副主任，全国知名的作家有从西北来的魏钢焰、王宗元、杜鹏程，从华东来的黄宗江、胡石言、沈默君、韩希梁，从华北来的胡可、徐光耀，从中南来的老作家蒋牧良、周洁夫、西虹、寒风，从西南来的史超、公刘、白桦、乌·白辛、舒凡、任萍，还有北京的胡奇、白艾、杜烽、丁毅、柳杞、陆柱国、郭光，等等。起初，《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没有伙房，就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食堂用膳。后来，因创作室作家和编辑部人员越来越多，无法再去八一厂食堂搭伙，文化部就决定成立了小食堂，特地请来了一位姓郎的大厨，烹调技艺颇高。

　　那时，总政文化部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绒线胡同四十五号。这里原本是山东督军韩复榘的公馆。公馆虽然是一个三进三出的院落，面积比较大，但是文化部调来的几十人及其家眷都挤在这里，就显得十分拥挤了。陈沂、刘白羽、宋之的三家就共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屋子里，不仅要架双层床，还得打地铺。新创刊的《解放军文艺》办公地也在这里。那时，《解放军文艺》编好后，都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出版，而文艺社编辑的《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包括《志愿军一日》《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也都是以“解放军文艺丛书”的名义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出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正式进驻莲花池。编辑部初建时，各参战部队派来的干部曾达三十五名之多，没过多久有些人回了部队。三月，在文化部主持下正式组成了临时编辑部，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共二十七人，除主编刘亮和副主编申述外，还有二十五名编辑人员来自志愿军各部队。他们分别是：甘耀稷(十二军)、曹鹏(十五军)、黄浚(十六军)、吴早文(二十军)、洪炉(二十三军)、王沄(二十六军)、王凯风(二十七军)、刘朝荣(三十八军)、李键羽(三十九军)、渠川(四十军)、侯康庄(四十二军)、张占春（四十六军)、朱德泽(四十七军)、凌行正(五十四军)、佘清超(六十军)、张伯炎(六十三军)、孙冲(六十四军)、杨善元(六十五军)、韩潮(六十六军)、纪云(六十七军)、黄兴华(六十八军)、张烁(志政)、周志勋（志后)、王钦(炮兵)、梁青（铁道兵)。按现今通行的“规则”，一部图书出版时，编辑成员的名单都应该在书的扉页或勒口上印出，可那时没有这样的先例，也没有人计较这些，以致他们作为编辑的姓名并未刊载于《志愿军一日》这部红色经典之中，隐姓埋名半个世纪，付出的劳绩至今鲜为人知。

　　二月十九日，《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宣告编辑部正式组成，并召开了全体会议，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和编审处处长马寒冰等人特地从城里赶来。马寒冰主持会议，陈沂着重强调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随后，编辑部进行了十来天的业务学习，包括志愿军战史、编辑业务知识、文学和修辞讲座。同时，通过讨论，编辑人员领会了这项工程的政治意义，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编辑方针、目的、全书内容纲目和编辑方法，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作为主编，刘亮从一九五四年五月份开始，先后在“志政”和各部队作了《志愿军部队征稿工作情况的汇报》，在七月份作了《关于〈志愿军一日〉工作的报告》，在八月份又作了《关于〈志愿军一日〉写作运动》和《关于〈志愿军一日〉工作问题》的报告，全面、具体、深入地指导部队开展征文创作活动。一九五五年二月，编辑部成立后，刘亮又给编辑部同志作了《关于〈志愿军一日〉编辑工作问题》的报告。

　　参与《志愿军一日》编辑工作的凌行正，时任五十四军政治部文化干事，九十高龄的他对这一段编辑岁月记忆犹新。他告诉我：“我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由朝鲜东海岸驻地莲花洞扛着自己的行李卷和挎包出发，先坐汽车到屯田火车站，上志愿军专列回祖国。过鸭绿江后，于十六日赶到北京。‘志愿军一日编辑部’设在北京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真有意思，从朝鲜的莲花洞到北京的莲花池，难道我与莲花有缘？这里原是一个废弃的制砖厂，被部队用来作为花房苗圃。莲花池边有几排平房，编辑部办公、住宿都在这几排平房里。附近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我们吃饭、洗澡都到八一厂里面去。编辑部下设四个组，我被分在第四组工作。第一阶段进行学习，首先学邓华司令员的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使我们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个全面了解，从而提高思想水平和概括能力。接着，进行编辑业务学习，由主编刘亮讲编辑方针、编辑方法、工作任务和流程。在选稿上，他强调三点：一是在题材内容上，必须是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到停战前后为止，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二是作品的材料，必须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是自己做的、看到的、听到的；三是可不限于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

　　为了配合业务学习，编辑部给每个编辑发了一本苏联的《冲击柏林》，学习领会其编辑方法。学习阶段结束后，即进入第二阶段，对稿件的选拔和编辑工作。那时，他们很年轻，大都二十多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超出三十。虽然编辑工作繁重，又是生手，但工作热情很高，常常受到陈沂部长的表扬。

　　正式开始编辑工作之前，主编刘亮和副主编申述根据《志愿军一日》未来的纲目结构，将编辑部分成四个小组，分工负责，合计了工作量和工作效率，计划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份发稿，争取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出版，作为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五周年的献礼，是不成问题的。在总政文化部和“编委会”的领导下，这些本身就是参战者的编辑们怀着对往昔战斗岁月和牺牲烈士的深切眷念，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忘我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编辑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刘亮的乐观愿景在此后发生的严酷现实面前破灭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年五月间，文艺界发起了“反胡风运动”，尤其是紧跟而来的又一次“肃反运动”，对编辑部造成了冲击，工作停顿了四个半月。“肃反”学习结束后，若干名被定为“重点”的干部被遣回原部队。编辑部人员到后期也由原来的二十五人减少到只剩下六人。凌行正告诉我：“原准备六个月完成任务，到七八月份就可回部队去，但实际上一直到十月中旬，才把所有的稿件编完。这时，编辑部大部分同志返回各自部队，主编刘亮同志把我和王沄、张烁几个人留下来，做出版校对及收尾事宜，要坚持到底。”因此，《志愿军一日》发稿日期只得推迟到一九五六年，出版工作也因此整整延误了一年。

　　《志愿军一日》的编辑工作非常规范，尽管当时并没有现在出版行业执行的三审制度，但每一篇稿件都必须经过三位编辑看过之后才决定它的取舍。编辑选稿时对每一点可用的题材都给予应有的珍视，尽量修改编用。编用稿确定后，全书共选出稿件五百九十七篇，合计一百一十万字（纯文本），占全部来稿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在编用的稿件作者中，战士三百零六人，占全书作者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七；营以下干部二百一十三人，占全书作者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团以上干部六十四人，占全书作者的百分之十点七（其中师以上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另外，在编用稿的五百八十三名作者中，英雄、模范和功臣共计一百八十三人（其中功臣一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九；英模四十一人，占百分之零点六九），占全书作者的百分之二十六。应该说，这些作者的作品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实际上，《志愿军一日》最后出版时共收入五百五十五位作者的作品四百二十六篇，其中有四人收入两篇文章，总数比最初的五百九十七篇编用稿减少一百七十一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有《跨过鸭绿江》《和平万岁》等四十三篇作品是编辑加工而成的同题文章，作者共计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两人还各有一篇单篇文章入选。

　　《志愿军一日》正式出版时，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收入文章一百零八篇，第二编收入文章一百一十三篇，第三编收入文章一百零八篇，第四编收入文章九十七篇，同时还收入美术、摄影等插图二十幅，其中有何孔德、董希文、罗工柳、高虹等画家的油画、水粉画、素描作品九幅。

　　刘亮保存有《志愿军一日》初选稿（四册）油印本，竖排繁体字印刷。经过笔者与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式出版的图书比对，整个书稿的编目结构、章节标题确定后，没有改变，但篇目由最初编用稿的五百九十七篇压缩到四百五十七篇，删除了一百四十篇。可见，《志愿军一日》最终出版是在这个初选稿的基础上又删除了三十一篇，最终确定四百二十六篇的。从一九五五年三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解放军文艺》开辟“志愿军一日”专栏，连续刊发征文作品。

　　一九五六年六月，《志愿军一日》全部编辑工作正式结束，由各单位调来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也都在七月前返回原部归建。凌行正说：“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主编刘亮要我和张烁二人将编成的书稿送往志愿军政治部领导审阅。接着，到七月四日我们校对完《志愿军一日》全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我在编辑部工作才算全部结束，返回朝鲜的驻地。”剩下的出版工作和善后事务，由总政文化部编审处参加《志愿军一日》工作的人员处理。未被采用的稿件，除了一部分日记原稿、珍本资料、纪念性的信件和作者费力较大的长篇分别退还作者之外，剩余的都分类包封，注明内容索引、装在木箱里，移交给文艺创作室或编审处作资料保存备用，如今已不知物藏何处。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六周年之际，《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的结晶，以“解放军文艺丛书”形式推出了平装本（四册）和精装本（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开启了新中国我党我军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文化征文创作活动的先河。追溯历史，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上开展的第一次规模性群众性创作征文活动，还是在陕北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八月，为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供宣传红军长征的素材，由毛泽东和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亲自号召，发起了《长征记》征文活动。由于战事紧张，此次征文活动的作品集《二万五千里》最后改名为《红军长征记》，由丁玲主编，迟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才正式印刷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比人们熟知的“星火燎原”征文活动还要早。我们知道，《星火燎原》是毛主席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图书，是鲜血铸就的红色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星火燎原》最初的编辑工作不仅有《志愿军一日》的编辑人员参与，甚至可以说，它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正是受《志愿军一日》的启发才举办的。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的“星火燎原”征文，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恰好是《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结束即将正式出版之时，两次征文活动可谓是我军革命战争回忆录群众性创作运动的一次大接力。这年八月，《解放军文艺》在发表郭沫若《序〈志愿军一日〉》的同时，在封二刊登了“总政治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启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志愿军一日编委会”写给作者的一封信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这封铅印的制式信函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志愿军一日》编委会早已撤销，我们被委托兼管有关该书的一些必要的事务，但此信仍用编委会的名义。你如回信，可迳寄‘北京总政治部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转。”此时的收信地址也已经从东绒线胡同四十五号改为北京旃檀寺一号总政文化部编审处。也就是说，《志愿军一日》的收尾工作是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接续完成的。

　　事实上，刘亮在主编《志愿军一日》之后，紧接着又受命参与组织《星火燎原》的征稿和编辑工作。如今，刘扬不仅珍藏着父亲整理装订完好的“征文及编辑工作开创时期的文稿、计划、通报”，大多都是当年刘亮亲笔起草的手稿底稿和工作笔记，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即《星火燎原》）初选本印刷稿十九册。她还特别开心地告诉我，弟弟还收藏着一帧毛主席亲笔手书的“星火燎原”题词真迹，奉为至宝。可见，毛主席在题写“星火燎原”时也并非只写了一幅，而是写了多幅，供编辑部选用。遗憾的是，因为被错划成“右派”，刘亮在一九五八年夏就被迫离开了《星火燎原》编辑工作岗位。

　　丁晓平,1971年出生,安徽怀宁人。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著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王明中毒事件调查》《1945·大国博弈》《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等20余部作品。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