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和范小青、秦文君、叶广芩通过北京一家鲜花店，往翟部长家送去一个白玫瑰花圈。挽联上署名学生：翟部长我们永远怀念你。

　　大概是1998年，中国作协办一个20人左右的作家创作班。同学张平、陆天明、周梅森、张宏森正有影视作品热播，其他同学如“河北三驾马车”等，正处于创作上升期。班里同学都带了正在创作的长篇来，中国作协要力抓反映社会现实、立足人民的精品力作。那时我在北京，给中央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写迎澳门回归的电视剧本《澳门的故事》。同时，修改那部写深港渔民题材的长篇小说《傍海人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提醒我：这个班是翟部长亲自抓的。讲课的老师都是各行业顶尖人物，都是他亲自邀请的。翟部长很认真，强调纪律。你可不要散漫哦。

　　头一天上课，在讲台上点名的人居然是翟部长。第一堂课，测验！几十道综合题，涉及最新的时事政治、国际形势等等，涵盖面很广。多数同学有点懵。谁也不敢交头接耳。测验结果，全班只有两个同学及格。突然袭击呀。警告全班人不要骄傲，静心好好学习。

　　每次上课，翟部长挨个儿点名，非要亲眼看见该学生大声回答“到”。来讲课的老师，包括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邓小平文选》编委会副主任、国家某高新科技首席研究员等等。每次老师授课，翟部长都陪同在一旁，认真听课。那时候，作家对高新科技信息接触少，21世纪的世界将会如何发生巨变？我想象不出来。一位专家讲到，要具备前瞻性思维。新世纪学科领域要关注“五新”：新生物、新材料、新电子、新通讯，还有一“新”，我现在记不清楚了。20世纪末叶，这样的课程很新鲜。作家的心胸和视野在发生着变化。

　　毕业照人手一张。翟部长在前排正中位置。有同学说，咱们去找翟部长签个名吧。我想了想。没有去。他给我的印象非常严厉，敬而远之吧。

　　接下来的几年，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佳作频出，文坛瞩目。而我连续5年没写作品。3年开了两刀。淋巴转移癌。口服了五个月的化疗药物。我在过生死关。

　　一天，突然接到深圳作协主席林雨纯的电话，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要来调研深圳文学情况，同时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很惊讶。1984年深圳作协成立以来，极少开作家的个人研讨会。市作协一年才3万元经费。翟部长还给市委负责同志写过亲笔信，恳请深圳多关注多支持作家的创作。

　　我平生第一个作品研讨会，似乎开成了我的准追悼会。广州、深圳文坛的朋友来了20多人。这些同甘共苦一路走来的朋友，懂得在深圳坚持文学写作孤寂而艰辛。说的都是温暖的话，鼓励的话。

　　翟部长来深之前，看了我的长篇《傍海人家》、散文集《人在深圳》。我告诉他，我要对得起研讨会上大家对我的情谊，尽快康复，投入创作。没想到翟部长说：不！目前你不要想创作的事。不能大意。淋巴转移癌比较麻烦，容易转移到身体各部位。需不需要我帮你在北京找个好医生看看？

　　我楞了片刻。一是，我常听到人们含糊的安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你就没事了。二是，帮癌症病人找名医太费事，交情一般的，犯不着为你去欠个大人情。翟部长与我非亲非故。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问。

　　翟部长又问了一遍。目光炯炯盯住我，等我回答。我忙道谢谢，忙摇头。他叮嘱：你来北京记得说一声，我认识几个好医生。

　　开完深圳文学调研会，翟部长由深圳作家陪同，参观了南岭村等地方。离深前，翟部长提出，要去看看我在《傍海人家》里写的渔村。那渔村在深圳大鹏深处，远离市区，路窄，有些荒僻。几年前我曾在那里深入生活，电视剧《傍海人家》也是在那里拍摄的。我和市委宣传部的刘庆生同志陪他去找。深圳真是日新月异之地，找来找去，那个渔村居然找不到了。我考虑不周，白耽误翟部长的宝贵时间。他却说：好事。发展迅速。傍海人家都不见，一片汪洋水连天。

　　2003年我抑郁爆发。那几年我关闭手机。不与外界联系。直到2008年《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出版，同时入选国家出版总署的国际出版工程系列。《文艺报》登了相关报道。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很厚的信。翟部长写的信，附上6页纸《旷野无人》读后感。

　　重新联系上之后，翟部长说：你没有音讯。我托庆生打电话找你，想知道你的癌症还有事没事？他找了一年多，找不到。电话也不通。他呀就跟我说，怕是啊……人不在了。我心里头难受哇。没想到……你还活着！还写了一本书。

　　我告诉他，重度抑郁。我在旷野里呆着呢。翟部长说，那你就要走出来。走出旷野就能看到，关心你的朋友们都在呢。我们念叨你惦记你。记住喽，以后遇到困难，一定要说。我们会帮助你。

　　他的批评让我感动。上海世博会那一年，翟部长邀请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去上海看中国馆。人山人海的，不一会儿，我就掉队了。我找不到我们这支小分队，就独自出了中国馆，在馆外发呆。同学关仁山满头大汗、急急忙忙找到我，说：掉队了吧。翟部长发现你没跟上来，派我们找你，赶紧归队。老爷子下令，归队。

　　归队的感觉很愉快。

　　在北京开中国作协全委会，接到翟部长夫人韩大姐的电话，说翟部长叫我去他家坐一坐。我知道，他俩是关心我这个伤病员，要问我近况，需要什么帮助？韩大姐竟自己开车到会议所住的宾馆附近来接送。翟部长有司机，但是这样的私人小聚他不麻烦司机。我曾跟叶广芩一起，吃过翟部长亲手做的北京炸春卷，也啃过韩大姐在牛街给我买的冰糖葫芦。空着手去，回宾馆时手里拎着几样北京小零食。这种脱离世俗功利的师生情谊，很难得。

　　中国作协全委会小组会上，讨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新时代写出人民欢迎的作品。作家们纷纷说自己准备去什么地方深入生活。我说，我要去精神病院“卧底”，直面精神病患者的困境与挣扎，看看医护人员怎样医治、帮助这个群体。作家们给我支招。有人笑说：估计也就你能混得进去，还能把书写出来。

　　会后，接到翟部长的电话。他说：作家就要有这种勇气和胆量！但是，你要依靠组织。计划要周密。必须保证安全出来。

　　韩大姐接过电话说：你要报备。以防万一。

　　我犹豫。确实有危险。

　　世卫组织提出：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2010年第一期《自然》杂志的编者按就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精神障碍的10年。欧美及中国科学家都在关注“脑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疾病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1世纪的人必须具备这种常识。我想在精神病学和文学交汇地带试着探索一下。即便失败，摔得头破血流，但我尝试过。深圳人不怕摔。我向中国作协、省作协做了报备。

　　精神疾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据WHO统计，全世界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而中国14亿人口中，约2亿多有精神心理问题。作家有责任关注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为他们发出声音。传递爱，传递生命的尊严和希望。

　　我先选择了广州市惠爱医院。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成立于1898年，创始人嘉约翰医生是孙中山学医时的老师。我在惠爱医院病房里住了35天，直到因全麻醉电休克引发短暂失忆才撤出。由广东省作协党组给惠爱医院党委办传真公函，写明：作家李兰妮在贵院深入生活，现有文学工作需要立即出院。

　　出院后，我有一个多月短暂失忆期，见到邻居记不得人家姓什么？说话张嘴没听见声音。不敢出门。

　　翟部长曾问我：是医生要你接受电击吗？我说：是我自己提出接受电休克疗法。翟部长说：很危险啊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做公益活动时，告诉大学生，要了解精神障碍的常识，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我得亲自试一试。把这些真相告诉他们。

　　翟部长感慨道：好。实在。没出事就好。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几次提醒我：兰妮，你要特别小心。我担心你。要知道你出院了，我才放心。

　　我又去了北医六院住院。这是中国精神专科医院科研、管理连续8年排名第一的精神病院。我一人北上。一住28天。

　　出院后我才报告翟部长。不愿劳烦他们去精神病院探望我。翟部长批评我：精神病院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去看你？顾忌多余！

　　在京住院，当天就被从澳洲回国治疗的患者认了出来。一些留学生看过央视《开讲啦》我的演讲“好好活着”。实习的住院医生说，他们博士专业课老师在课堂选用《旷野无人》书里的实例，要他们深入病人的心理，学习怎样与病人沟通互动。

　　翟部长欣慰地说：作家的心血没白费。这叫造福社会。

　　我写《野地灵光》这部纪实长篇时，特意告诉翟部长夫妇，我会关闭手机。不要担心。

　　2020年1月12日完成长篇。交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1月下旬得知新冠疫情的严峻。2月，老父亲胃出血入院。3月病逝。焦虑。抑郁。似乎诱发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努力，努力往光亮处看。

　　4月初，翟部长通过微信发来了他创作的长诗《大武汉颂》。气势磅礴。电话中，他豪迈大笑，说：我就是对武汉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你应该听听交响乐！

　　9月上旬，翟部长来过电话。他中气十足地大声问：你那本书出来没有？我要看。

　　我说：快了。

　　翟部长说：野地……有光了。

　　我说：是啊。旷野，心灵。有爱的温暖和光亮。

　　翟部长说：噢我要看看。我要了解这个领域。精神领域啊，这个……尖端必须了解。你要了解世界，不懂这个不行。

　　我想起了那年上课，授课老师讲高新科技，翟部长坐在讲台一旁，与我们一同听课。听得那么认真。学无涯。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