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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城市离我住的城市不远。如今坐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高铁出现以前，坐K字号的火车，需要两小时四十分钟。虽然这么近，很多年里，我都没有来过。曾经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周或至少每两周都会来一趟，坐着拥挤、嘈杂、气味不佳的K字号列车。我一直喜欢火车车窗外面流逝的风景，不管那是破旧的民房、废弃的工厂，还是绿蒙蒙的农田、干涸的水渠。在流动里，它们具有了一种与静止状态下不同的东西，仿佛超越了物性，具有了某种类似生命隐喻的力量，常常让人联想到时间、生命本身。在气味不佳的火车里，吵吵闹闹的人大多也很可爱，显得善良直爽、爱说爱笑。如果一个人是往他爱去的地方去时，他就会因为心里的暖意把所看到的一切涂上明亮的色调。返程时大概也是这样，因为知道自己还会再去，只需要等待。

　　谁会把这种事和我联系起来呢？人们都觉得我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至少，他们不会把我和浪漫这个词联想到一起。在对我个人的夸赞中，我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评论：他最知道轻重，不会犯那种错误。言下之意，我有很多机会犯那种错误，但我却没有加以利用。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惭愧。如他们所说，我当然清楚有些错会让生活变成一团乱麻，会毁掉一个人的声誉。但我之所以善于克制，不仅是出于对结果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是缘于一种骄傲自持。当某个女学生或女作者给予我暧昧的暗示，我当然明白那多半和我本人的魅力无关，背后反而是一种交易的企图。当一个人赢得了自制的声名，诱惑也会慢慢远离你。表面上，你成了个被称赞的正人君子，实际上，你被看作一个伪善、乏味、看重功利的人。

　　过去十多年里，我至少推掉了七八次在这个城市举办的活动，但这一次我却来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活动举办方毫无必要地给我订了一等座。过于宽敞、整洁的车厢，座位间隔很远。人们彼此不说话，都盯着各自的手机。当他们偶尔看向另一个人的时候，神情是漠然甚至有些戒备的，但当他们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脸上通常挂着一丝傻乎乎的微笑。我想，这和那时的火车旅程多么不同。火车到站时七点多，天已经黑了。接站的司机在出站口那儿高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纸牌。他说我是他接的最后一个人，其他人都到了，他这就直接带我去吃饭的地方。我说我还带着行李呢，他说不要紧，行李就放车上。车子行驶在刚刚昏暗下来的天色里，我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建筑，努力想辨认出来点儿什么。但这显然是个新区，一切都是陌生的。直到进入老城区内，一些路牌上才蓦地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街道的样子变了，但名字依旧，那些字就像一根根突然擦亮的火柴，照亮了我心里连接往昔的幽暗通道。

　　与会的人都住在一个园林式的酒店里，这是个老牌酒店，是过去这地方某个大家族的私宅改造的。我的房间在二楼，那面现代的玻璃拉窗外，还有一层旧式的雕花木窗扇。房间舒适洁净，但因为是老房子改造的，隔音不好，一直到接近午夜，我都听见隔壁住的两个中年男人操着南京口音声音高亢地聊天。南方的仲春，天气温暖，但相当潮闷。接近凌晨时下了一场雨。我听到雨声醒了一下，但很快又沉沉地睡着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时间还早。我把玻璃窗打上去，推开外面那层雕花木窗扇，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呆望着横过窗前的绿枝叶片上残留的晶亮雨珠。一个接一个，它们在微风里颤抖着、轻轻滚动，突然间坠落、消失。

　　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县城采风。雨后的清新随着阳光普照很快蒸腾、消散了，山里潮湿的雾气更重，走一会儿，不知因为汗水还是雾气，感觉头发、衣服都湿漉漉的。下午，我们去了这城市的文化博物馆。这个老城也是文化名城，博物馆里的藏品很丰富。有个当地文化局的姑娘碰巧走在我身边，她是个干瘦的姑娘，胸部扁平，戴眼镜，谈不上有什么性别魅力，但人很温柔和蔼，有股单纯的学生气。她叫我“老师”，问我以前是否来过这里。“来过。”我说。要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她听了好像很惊喜，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假装想了一下才说：“记不得了，好多年前。”“老师也是来开会吗？”她继续问。“不是，”我说，“是私事，是……看个亲戚。”“哦，那你这次也可以顺便去看看你的亲戚啊。”她像所有热情的姑娘一样喜欢为人出谋划策。停顿了一会儿，我才说：“那个亲戚已经搬走了。”

　　随后，我们这群人走进一个书法作品展厅。文人里喜爱书法的多，评价、争论的声音更嘈杂。我觉得这嘈杂的声音像一团烟雾保护着我，隔开了我和那位姑娘的热情。对她来说，关切的询问不过是想让聊天进行下去的方式。而对我来说，每个问题都像是朝我的内心深处射来的一支小箭。好在她跳过了这一章，开始询问我喜欢哪种字体。“我对书法没什么研究。”我只能这么说。现在要讨论什么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我曾经来过这里，差不多就站在同样的地方。这城市里很多东西变了，但这地方却没怎么变。那时候，我们喜欢到博物馆，大概是因为这里人总是很少，光线昏暗。我们俩能去的地方不多，但如果总不出门，她会不高兴，因为她有个奇怪的忧虑，总担心这段关系会带有过多的肉欲之欢。她因此还“设计”了一个夜晚出门散步的习惯。九点钟以后，在行人渐渐少起来的小街道上，我们就那么反反复复地、来来回回地走。那些柏油马路往往有些失修的坑洼不平，飘浮着淡淡的烟尘味儿，不时响起小店铺的卷闸门“哗啦”一声被猛然拉下的可爱噪音，随即那一块光就熄灭了。我们走着走着，感到周围越来越安静、昏暗，直到这些地方仅仅剩下了我们、属于我们……在城市沉睡的时候徘徊游荡，仿佛逐个捡起、体会别人所忽略遗弃的东西，这种看似平常实则罕有甚至有点儿疯狂的经历，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置身于昏暗的厅里，周围的人都在端详、谈论字体。从高大、狭长的玻璃窗里，我看到外面阳光灿烂。当阳光太炫目时，空气里就像浮着一层白烟。我觉得身体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像是站在悬崖边，在我面前是整个回忆的深渊。回忆和窗户外面的世界那样发着光、令人晕眩。那时候，我也像是站在悬崖边。我身后是稳妥得像是不可能改变的生活，在我前面，是诱惑着我的极大的快乐，类似于光或梦想那样的东西。它和我生活中熟悉的东西都不同，却又似乎通向我心里最熟悉的一些地方。它一下子就推翻了我过去的生活信条，譬如不对妻子撒谎这样的信条。而在推翻它之后，我讶异于自己竟毫不以为耻，有时甚至还有种也许是错觉的感觉：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反而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人。至少，我心里那种感情是强烈而单纯的，这和以往那个谨慎世故、凡事都在心里衡量利害关系的我多么不同。撒谎、铤而走险、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这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根本不可想象，而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肯定会暗笑他发疯了，然后沉稳地给予一点儿友善的劝告。一切的道德准绳、一切我曾引以为荣的行为准则都溃退了，而这种大溃败并没有经过多少惨烈的挣扎，就像一栋老木屋被温柔的水流席卷而去，坍塌得无声无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在问我对一幅字的看法，我只能敷衍地回答，然后找机会走到人少的那幅字前面。我没法专注于玩味那些字体，其中当然有一些巧妙、别出心裁的笔触。但那些高深的品评、聪明的争执，对我来说，不过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烟雾，用以遮蔽、模糊一个人更真实的生活。你当然可以痴迷于那漂亮的字体，可以把所有的热情倾注在一支笔、一把壶或是一根钓竿上，或是满世界不停地跑啊、不停地攀登……抓住一种技巧、一个器具，这总会让人感到自己活得更充实、牢靠。我不是在挑剔人的情趣，而是我经常会突然间在那些器具玩家的狂热里、在行家们的高谈阔论里，听出一种“人浮于事”的空虚感来。而我自己，也往往处于这空虚的中心。我参加了那么多研讨会，因为职业的需要去煞有介事地谈论我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在心里看低的东西，然后勉强地写下徒具其表的赞誉和分析，然后这些敷衍文章又带给我所谓的声誉。在我的心里，当然有对好的文学的真诚热爱，但那种爱就和所有真正深沉的感情一样，恰恰是无法谈论、难以与人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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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惠雯，女，1978年生，祖籍河南，现居美国。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曾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散文集《惘然少年时》。小说曾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文学港》杂志“储吉旺文学奖”等。作品多次上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十大短篇小说排行榜”，被收入多种小说年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