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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266        发布时间:[2019-04-01]

  

  曲圣文,海燕文学月刊社副主编,编审。

                                                                                      

  下堡小学

  在东张住了三年时间,1972年初,我们全家启动返回老家计划。老家在长兴岛。当时是两个公社,一个是老家所在的三堂公社,在岛的东半;一个叫横山公社,在岛的西部。如今已被大肆开发,名声大振的海岛,当年却是荒寒贫瘠,籍籍无名。虽也穷,但毕竟是老家,似乎还有血缘亲情可以依凭。可实际上,唯一的姑姑支援内地建设,早年即从沈阳随姑夫到了兰州。唯一的舅舅也在我们行将进岛之前去了“边外”,此时仅有一个二表哥留守,还有一个结婚的大表姐留在当地。

  因为父亲戴帽,不方便行走,或者说还要接受监控。只有母亲回老家咨询办理,经过走亲访友,最后老家(大队和生产队)确定可以接收我们。事情定下之后,我便去刚上了一个月的中学——宋家中学办理了转学手续。从东张到宋家一般的说法是七华里,步行大概四五十分钟,没有正式的道路,就是翻山越岭。从小学升到中学因为离家远,很多人就不去上学了。只剩下我和张先贵作伴。有时他生病或有事,只有我一人独自走过荒山野岭,独自面对凌厉的春寒和孤寂。加上刚去一个新的学校,对环境还有些不适应。所以,办理了转学手续之后,就不愿再去学校,而在家里等母亲从老家回来,拿回准迁证。

  办转学手续的这天是1972年4月1日,我到宋家中学读七年级一个月。

  还有一个不太愿意说的原因。母亲去老家办手续的日子里,有一个节,大概是二月二。那天我还和往常一样,带一个饼子,放在饭盒的外面,饭盒里面装菜。也是巧,平常带饭都把饼子放在饭盒里,那天大概过节吧,家里就给我多装了点菜,而把饼子放在了饭盒外面。平时也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方式带饭,但这天是过节,早上去熥饭时,那个饼子就显得很突兀。没想到的是,这天大多数同学都是带的饺子。同学看到我这样过节还吃饼子,都纷纷拿出自己的饺子给我,让我非常难为情,好像我们家吃不起饺子。收了尴尬,又不好拒绝。这样那天我的饼子好像没有吃多少,而吃了同学大概七八个饺子。心里边却在翻腾,觉得有失尊严,同时又深受感动。当时都穷,同学也还都不很熟,怎么好意思吃呢?我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一个下午心里折腾着,课也没上好。其实,那天即使母亲在家大概也未必能够包得起饺子,但那天毕竟母亲没有在家,每天的饭菜都是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劳动的姐姐和父亲准备的。就盼着母亲能早点回来。

  母亲回来之后,还要和这里的生产队和大队沟通,需要他们同意迁出。所以,当时母亲应该最少跑了两趟老家。

  在我开了转学证之后多日,母亲终于从老家回来,并带回了准迁证。因为我已经停课多日,父母怕我耽误课程太多,影响学习,就决定由母亲带上我先行一步。我回去上学,母亲回去联系搬家事宜。

  除了操劳家计,我们的读书始终是母亲的“中心工作”。尤其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这一点多么弥足珍贵。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除了历史的机遇,除了一点天分,还离不开母亲的深谋远虑、对我们学习的重视。

  回到老家,就暂住在本家老奶的家里。老爷爷已经去世多年。家里还有大叔大婶,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老爷爷的父亲是我祖父的父亲的弟弟,换句话说,我们共同的祖先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而父亲和祖父都是独子,所以,老奶和大叔就是我们家族关系最密切的人了。而且,在我们以后的日子里,大叔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大叔还有大婶都早早离开了我们。愿他们在天堂安息。

  在我上学多日之后,父亲弟弟妹妹和姐姐才坐着马车回到老家。那又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暂且不表。

  学校就叫下堡小学。

  要说一下文革时的学制。因为响应革命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当时基础教育的学制为5+2+2的模式。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也称为九年一贯制。所以通常也不说初中高中,都是七年级、八年级这样叫。在东张时七年级刚调到中学,回到下堡,七年级还保留在小学。大概为了顾及到这个因素,所以很多时候也称下堡学校。也就是说,下堡学校保留了小学和初中的建制。

  七年级两个班,学生都不多,大概都是三四十个的样子。

  大叔领着我走进下堡学校,见了校长。校长姓牟,一脸肃穆。要我拿出教科书,问了一些问题,算是考核。好像我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但还是收下了。大叔叫昭瑛,虽然只是一个读书不多的农民,但不仅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也善于和乡村官员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在介绍我的时候,及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他都能适时说出适宜的话。当然,在此后的学业上我并没有给大叔丢脸,或者说在学习上给他争了光。当然也给家族争了光。

  我的班主任也是本家,是我的祖父辈,叫长允。论起来该叫爷爷的,所以在校园外面见面也常常叫爷爷。而在学校里面就叫老师的。而在背地里,学生们则直呼其名,或者在名字后面再加上“老师”,变成“长允老师”。他教我们数学。教语文的是个女老师,比较刻板。这时开的课也正规起来,除了数学、语文,还有历史、地理和物理。而物理课在东张的时候还是叫“农业基础”或者“工业基础”的,简称“工基”和“农基”。教历史的就是一脸严肃的牟校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讲到一个南方的地名,里面一个字“圩”是个生僻字。他问大家认不认识,我回答说“wei”(围),有些出乎他预料,或者我回答并不那么响亮。他以为我说“不认识?”我旁边的同学大声补充说“围”。他似乎有些意外,但并没表扬我。但我却“一战成名”:“圣文认字多”和“圣文看书多”就成为标签。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字还有另一个读音。牟校长也教我们背中国历史年代简称,但有东张小学王春芝老师的版本在先,他所教的已经忘记。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牟校长具有极高的阶级觉悟,也将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视为仇雠。不幸的是,文革结束后,清算“三种人”的时候,他也像被他整过的人一样,站上了批斗大会的台上。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既教物理又教地理的女老师申老师。她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出的中国地图一直如在眼前,形象,逼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地理课的兴趣,也使我在多年以后的高考中获得地理的较高分数。她在物理课上讲的电流知识也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对物理课不反感。以至后来又读高中时曾一度当过物理课代表。这也是我读书历史上最高的“官阶”。今天看来,她应该是我在下堡小学读书时最佩服的老师,但当时并没觉得。

  在下堡小学,我学会了“写诗”。其实也不是自己写出来的,肯定不是。但就是喜欢那个分行和押韵的形式,就模仿着,也带着“抄袭”了一些句子。这首诗就成了我的作文,好像还登上了学校的黑板报。结果,被火眼金睛的体育老师高老师发现,严厉批评我抄袭。让我无地自容。但又心有不服。高老师也算才子,也是本地人,但在瓦房店还是什么地方,似乎已经就业,但也被下放,回到老家。他不仅擅长体育,乒乓球打得好,而且一度教过我们语文。但他既不欣赏我的语文,更瞧不起我不擅长的体育。那次期末考试,体育考的是广播体操。平时是四把呼,考试改为二把呼,做错一个动作就扣分。结果,我做错了两次,那次考试我的体育大概是60分或者50分。本来都是下放落魄,该有些同病相怜才是,可那么受人欢迎的高老师不知为什么独独和我过不去。

  要补充一句,我模仿的诗歌蓝本,是当时的《旅大红卫兵》。文革时旅大红卫兵组织的正式出版物,是在东张读书时订的。能保留至今,要感谢母亲。从写作的角度讲,《旅大红卫兵》算得上我的文学启蒙读物。至今保留的四本杂志上,其中里面有一篇写旅顺万忠墓的《永矢不忘》,给我很深的感染和震撼。那个作者的名字叫“洪文真”,不知是原名还是笔名。

  但在语文课上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则是《生命的意义》。不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片段。文学作品的魅力,在名著截取的一个片段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尽管它的主题是革命和牺牲。如今,提到这本书,提到这篇文章,我的眼前就是下堡小学阳光灿烂的校园,以及青春初萌的情怀。

  在这所学校还学习了《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知道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些名言警句,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样的革命预言。同时又纳闷: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为什么还要写信?也记不清这课是在政治课上的,还是在语文课上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的反思,少了他以往文章的气势如虹,而多了性情,更多了沧桑。这封信是作为“内部材料”油印下发的,说上完课要收回,我竟偷偷留了下来。

  在这里也还需要拔草交给学校。是暑期,我们分配了任务,每个人是200斤或300斤。一天我和本家叔叔同学昭海一起把草交到学校后,被老师叫住:“你们俩不用拔草了,去你们生产队里借来大秤,负责称草和记录。”于是我们两个就傻乎乎地跑到生产队,借秤,回来称草,而把自己辛苦拔来的几十斤草扔进了操场的草堆里面。最后统计数字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只有我们两个老实巴交的傻孩子,任务栏里是干巴巴的“200”,一斤不多一斤不少。不仅如此,昭海的弟弟,和我的弟弟仍然和其他孩子一样辛辛苦苦地拔,回来我们一丝不苟地称。

  这种事是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还是只会发生在那个年代?或二者兼而有之?反正当初选中我们俩的老师真是了不起,他似乎知道我们俩会这样做。但我忘记这老师是谁。

  后来我的母亲和昭海的母亲常说起此事,都是感慨孩子的傻,忽而抚掌大笑不止。她们年岁相仿,都经历磨难,都聪慧过人,都坚强不屈,也都心胸豁达。昭海的母亲我叫二奶奶,是和母亲能处得来谈得来的知己。如今应年届九十。现在我每次回去都会去探望。

  但如今,当年的校舍早已踪迹全无。那个校舍是本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三进院落。我入学时,校舍在最后一排房子的东面又延续盖了一溜房子。相应的,东侧院墙也已拆除,从而使校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格局。前面第一排房子中间是大门,两旁各是一个教室。后面是一个院子。第二排房子做了教师办公室,以前应该有的穿堂而过的大门被封死。到第三排,也就是最后一排房子,需从房东头绕过去。最后一排房子向东面延伸出去。相应的,也向东拓展出一片操场。这样,平面图上,就是曲尺形的校舍和曲尺形的操场拼合而成一个近似正方形的校园。

  这学校有点历史,我父亲年幼时曾在此读书,也就是在1930年代。他给我讲过这学校的历史,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个是他当年学习成绩优异;一个是当年校长的一句名言:“拔一毛利天下,何乐而不为?”当时似乎也是要学生交给学校什么东西,有学生不交。这是校长批评学生时的话。祖父是否也曾是这学校的学生?我没问过父亲。但说祖父读书时担任过学校“号队”的“号目”,就是小号队的队长、指挥。

  这样的“号队”延续下来,成为当时的学校的“乐队”,承担的功能就是全公社运动会时各学校运动员入场式时的先导。所以开运动会除了运动员的竞赛,也还包含了各校号队的比赛。让运动会也多了“文”的因素,也多了看点。像运动员比赛前要训练一样,号队同学也和运动员开始训练的同时领到学校发给的小号,就在学校操场上吱吱哇哇地练习。当然很多时候是放学回家练习。每当村里响起小号此起彼伏的单调吹奏,那就是运动会的先声。

  但运动会只有短暂的一天时间。而七年级也很快结束,意味着我们即将升入在公社的复县八中。但说要考试,全公社十个大队的毕业生参加公社组织的升学考试,只招收两个班级。这意味着一大批七年级的毕业生就要进入社会。由于家庭的原因,不免心里惴惴。

  这年考试的作文题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要求“夹叙夹议”的写法。其实,对“夹叙夹议”的概念似懂非懂,但我觉得我理解了这个要求,也充分发挥了我的水平。下乡前,姐姐曾订过《中国少年报》,在那上面读过一些文章留有印象,一些说法被我写进作文。比如“套在华尔街绅士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可以说紧扣主题。在当年的学生中能写出这样句子来的,大概绝无仅有。但结果是我落榜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知道已经落榜,我没有勇气再去学校看榜,或领取成绩单什么的。而且考试一过,我就和伙伴直接去了生产队干活了。似乎顺理成章。一个本家哥哥知道消息后,一大早跑到我家跟我的父母表达惋惜。而他是生产队的民兵队长,平时是不到我们家串门的。而更多的人表现出的是幸灾乐祸,确实是这样。这也是我写作多年来都未曾触及这个题目的原因,今天写来,心里也还隐隐作痛。

  凭我的实力,不要说考进这两个班级,单以成绩论,我排进全公社的前10名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判断基于平时在学校里面的成绩,还有人说我考了全公社第一。更重要的依据是,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高考,我都是全公社的文科第一。即便加上理科生,我的成绩也足以排进全公社的前10名。因为七七年的高考,全公社只录取了两个理科考生;七八年高考,录取了五六个人,我是唯一的文科生。而这两年的考试则汇聚了本地多年的毕业生,还有大量的下乡知青。七七年七八年考进大学的,除了我这样的下放户子女,就是知青。真正农村的孩子寥寥无几。

  但我确实落榜了。这给人一个印象,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学习再好也没用。这无疑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对我的家庭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所有出路都被堵死,只有“广阔天地”一途。让我略感欣慰的是,没有人怀疑我的学习成绩优异。

  此时,我想到读过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写他落魄时曾面对苍天发出呐喊:苍天啊,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读到这里,我顿时泪流满面:这何尝不是我当年的情状?

  当年还只有十几岁的我,不可能有韩先生那样的宏愿,只有忍耐,只有等待。

  奇怪的是,在考试之后发榜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我们家通往井台的小路上考试,但那考卷却被一阵风吹走。醒来讲给母亲听,母亲一阵黯然。她信梦,尤其信不好的梦。

  不管梦是否有预示功能,但我确实不能上学了。

  1973年1月,我刚过16周岁,就开始了不成熟的农民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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