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琴喜欢蔡国生的皮鞋，那是一种油亮的黑。

　　从平滑紧绷的鞋尖开始，她的目光就像长了脚的雨，湿漉漉地爬上他的裤腿，脊背，挺拔的腰线，那双率意清明的眼睛。

　　你不像个警察，她半醉半醒地说，你像个诗人。

　　但你就像个舞女，整个米高梅最好看的舞女。

　　说这话的时候，蔡国生正站在米高梅舞厅旋转门的门口，在温柔的路灯底下端详她硬朗而坦诚的北方人五官，那眉目间荡漾着漫不经心的美感。他虔诚地看着她的脸，宛如在看一尊洁白无瑕的玛利亚像。

　　此刻，一列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从他身后慢吞吞地驶过。

　　这是1941年的上海，夜色浓得就像他漆黑的瞳孔。

　　蔡国生是个华捕，十三年前毕业于徐汇公学，经亲戚介绍考入格兰路巡捕房政治处，若干年后，已经擢升为一等督查长。

　　外人眼里，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好人。待人接物总是款款的，骨子里有几分起心于宽厚的随性。大多数时候他都很沉默。素玉说，话少的男人痴情，事实也的确如此。蔡国生爱极了春琴身上那股子质朴的痴劲，她格格不入地混在一众粉白黛绿的舞女中间，就像浑浊的玻璃窗上，一点抹得清亮剔透的光。

　　舞票一张张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春琴手心。

　　如果有某种奇特的喷涂颜料能使他这熟稔的一连串动作被具象化地呈现，你就会看到它们在半空中勾勒出了一条曼妙的曲线——他举手投足间都在迎合她那副玲珑的身段。而春琴的手指松松地舒展，又松松地收拢，就像虚攥着一把烟。

　　2

　　春琴是青岛人，说的是口音生硬的胶辽官话。

　　一年前有个好心的客人告诉她藏拙的道理，比如未必要改掉把“嗯”说成“昂”的毛病，遇事她还可以讲“知道了”或者“好的呀”。结果她照猫画虎学了半天，听上去反倒更糟。春琴因此惹出不少笑话，整个舞厅，就只有素玉一个人昧着良心说好听。她一度觉得素玉是在有意拿她取乐，因此更看不上素玉。幸而公平的是，素玉也看不上她。

　　素玉是个标准的上海舞女，圣玛利亚女校的高材生，能讲英文也会作诗。在她看来，春琴这样的女性难民沙丁鱼一样涌入醉生梦死的十里洋场，正导致了舞女这份职业的收入每下愈况。

　　现在，春琴点燃一支烟，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对素玉说，上海也不过就是个湿乎乎的小城，没什么可了不起的。要说舞厅，青岛也有；要说酒吧，青岛也有；要说洋人，青岛也有。

　　素玉把纤细的眉眼向上挑了挑，有本事你回青岛去呀。

　　春琴一时哑口无言，她憋着气儿，腾出两根白得发光的手指，用软绵绵的指肚去擦沾在红酒杯上的劣质唇膏。再抬头的时候一下子瞧见了楼下的蔡国生，他挺拔而高大地站着，和门童不紧不慢地讲话。她霎时就心悦诚服地败下阵来，因为蔡国生这样的男人，青岛没有。

　　蔡国生有个太太，这是春琴猜出来的。

　　有几次与她作别之前，他站在暧昧的灯光里转身，让她拣粘在他背上的长发。她笑笑地阳奉阴违，假意用尖尖的手指在他疆域辽阔的后背来回比划，一寸寸量过去。触感竟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刺痒。她也不许他乱动，就像个经验老到的裁缝，要把事情做得有板有眼。

　　春琴不比素玉，她绝对是个市井而薄舌的小女子，可唯独对蔡国生的太太缄口不问。这是发自一个22岁年轻女性的敏感和矜贵。她想，如若问出这位蔡太太是个体面的正经人，那么她便输了，倒未必自己输了，而是她家里的丈夫卢二输了。那是个十足的废物，一旦比较起来，铁定会掉了她的身价。

　　这话倒不假，卢二是个烂人，烂到骨子里的烂人。

　　他家里原是本地船民，后来外商仓库鳞次栉比地从黄浦江两岸冒出来，他爹就成了码头装卸工，他嫌累不愿做，整日在街上游荡。再后来他娶了春琴，这才重整旗鼓，做起了东洋车夫。

　　三年前一个秋天的深夜，卢二拿着拉车的报酬去吃鸦片。钱花光了，又去拉客，结果遇上一伙面目模糊的匪徒。他神思恍惚，力有不逮，只得眼睁睁看着车子被抢走，从此欠下车行一屁股债。那天他只在原地呆了一会儿，就面无愧色地回家，扯谎说是和一个不给钱的洋大人起了冲突，一下子被洋大人的手杖戳中了脊梁骨上的要害，连人带车翻进水沟，怕是再也没法干劳力活了。

　　起初春琴吓坏了，急得像只无头苍蝇。她忙于寻医问药，折腾了两个月也没瞧出所以然。直到一个燠热的晚上，春琴被车行遣来讨债的人吓得不敢回家，却在黄浦码头附近，撞见卢二狼狈不堪地被堂倌赶出一间叫作绵云阁的烟馆。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卢二得的是不治之症，叫懒病。

　　那时候他们还住在江浦路一带的弄堂。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塞着六户人家，豆腐干似的灶披间供养着她和卢二的吃喝拉撒。大上海寸金之地，房租一日三涨。第二年春天，车行的债依然没有还清，春琴于是成了舞女——她得养着卢二。

　　3

　　其实卢二晓得蔡国生。

　　他也晓得，托了蔡国生的福，他才能在短短几个月的工夫里，从逼仄的灶披间搬进了前客堂。所以直到车行的债还了七七八八，一个黑黢黢的深夜，春琴酒气熏熏地从米高梅回来，他方夹枪带棒地把这事一举点破。

　　女人都是贱骨头。卢二歪在床头，含混不清地嘟囔，一张蜡黄的面皮毫无生气，跟你相好的那个警察，老子迟早弄死他。

　　你没那个胆。春琴的手指摸上耳垂，去拽挂在那儿的珍珠坠子。卢二回光返照一般噌地从床上坐起来，把她吓了一跳。她还以为他要动粗，但他只是狠狠地将烟枪敲在桌子上，再朝着湿滑的地面啐了口痰，老子是说真的。他咬牙切齿，像立了个毒誓。

　　春琴心有余悸地躺下，可过了一会儿，大脑竟然因此缓缓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快感。她欲盖弥彰地翻了个身，床板单薄得宛如黄浦江边的一叶舢板，发出摇摇欲坠的声响。

　　但这次，卢二没骗她。

　　4

　　卢二躺在雨里，青黑色的雨沿着青黑色的血管往下淌。他口鼻中充斥着泥水和血水，颅骨内像有口钟，被人嗡嗡地敲着，叫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身在何方。

　　大约十五分钟以前，卢二气势汹汹地找到蔡国生，后者正站在米高梅舞厅门口宽阔的台阶上，与春琴作别。卢二从黑暗里猛扑过去，蔡国生敏捷得像只云豹，两下就甩开他，再狠狠一拳将他掀翻在地上。卢二四仰八叉地躺着，像患了严重的哮喘病一样大口吐着浊气，蔡国生本打算对准他鼻梁骨再补一脚，见他这般模样，最终放弃了，朝他身上撒了把钱。

　　蔡国生说，滚！

　　春琴看着卢二从脏兮兮的积水洼里爬起来，憋着劲儿想回头看她一眼似的，终于也没敢。他收拾起那些零碎的钱，一步三摇地走出好远，然后佝偻起背，把粗糙的手指交叠在身前。春琴知道他是在数钱。数过钱，卢二突然发疯一样扭脸大骂了两句，有钱就了不起？然后没命地跑了，在路中间跑掉了一只灰扑扑的尖口布鞋。

　　一辆电车沿着水光粼粼的马路驶向霓虹深处，整齐的窗口里排着歪歪斜斜的乘客。春琴突然有点难过。

　　心疼了？蔡国生问。

　　是麻木了。她悻悻地点起烟，跳跃的火光发狠地明亮了一下，指尖凤仙花的颜色格外红。蔡国生的影子淡淡地打在墙上，泛着幽幽的蓝光，他在用一方手帕不疾不徐地擦手，墙面是大段的空白。

　　不是看在你面子上，我弄死他。蔡国生又说。

　　你敢？春琴斜了他一眼，吐出一口烟。你弄死他，我一定弄死你。

　　春琴说话的时候，檐头的雨水滴落在她的半边脸上。痒酥酥地像虫子爬。她没有擦，仍然把烟往嘴里送，补了一句，不信你试试，我说到做到！

　　春琴只是突然记起，五年以前的冬天，她娘在青岛日资纱厂的罢工运动里折断了五根肋骨，弥留之际叮咛她投奔远在上海的舅舅。可她最终也没找到舅舅，反倒轻信了一个自称为山东旅沪同乡会工作的女人，被骗光了钱。她走投无路，遇见卢二。然后，卢二把她带回了家。那时候卢二也瘦，但脊背还是挺直的，就像城隍庙前直矗的旗杆。他图她好看，放弃了一桩家里极中意的大娘子婚姻，娶了小八岁的春琴。

　　那天她坐在床上，穿着干干净净的短袄长裙，低眉顺目的，对日子还充满不切实际的奢望。第二年，卢二他爹死了，死在八月的浦东炮战。冬天没过，他娘也病死了。一向游手好闲的卢二把压箱底的五十六块钱塞进春琴手里，煞有介事地说我没什么本事，明天也把懒病改了，去拉车，左右饿不着你。

　　望着春琴怀疑的神色，卢二挺了挺后背说，我说到做到！

　　墙上的影子由宽厚的轮廓变成了窄窄的一道。蔡国生侧过身，把厚实的风衣罩在她滑腻的软缎旗袍外面，那衣服一会儿又沿着肩头溜了下去。春琴水葱似的四根手指扣着漆黑的布料，白惨惨的。她抽了抽鼻子说冷，进去吧。

　　5

　　卢二再没回来。

　　晚上她一个人回家，沿途灯影摇曳，早春的上海街头一片寒灰。楼上亭子间里的作家日以继夜地写字，住在后客堂的账房先生整宿噼噼啪啪地打着算盘。墙上糊着花纸，青色的霉斑一共有二十三点。春琴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又一遍，黑夜长得可真像一场梦。

　　她的房子现在干净至极。卢二真的走了，但凡还值些钱的玩意也全都被他席卷一空。只不知是忘了，还是存着一线改过的心思，他没带走那杆害人不浅的烟枪。

　　人大概都有这么个毛病，老是觉得从前的日子更好些。

　　从前春琴见惯了卢二身上诸般的坏，恨不能叫他死在外头，可现在忽又记起他那极其珍贵的一两桩好：有一次捧着不知谁给的半块云片糕，嬉皮笑脸地哄她吃，或者出其不意地把蚊子碾死在她洁白的臂膀上，留下一抹淡淡的血。

　　顾念着这份好，春琴又可怜起卢二来。再后来却想明白了，她可怜的压根不是卢二，而是她自己。她原是一叶漂泊的孤船，之于高天阔海，不过是岌岌可危的一蓬泡沫，又没有任何一座岛屿供她靠岸。

　　近几日西藏路一带不太平，接连出了两起舞女失踪的案子。蔡国生三天没见着春琴，晚上满心惶惶地一路找到她家。二房东太太没在，春琴的房门是虚掩的，他踏进去，扑面而来的空气呈现散漫的灰色。地板上乱摊着几件旧衣，春琴半个身子探在床外，正就着烟灯烧鸦片。

　　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阵子了。

　　她手上动作没停。蔡国生也看不清她的脸。那副莹白的面孔渐层地融化在黑暗里，像炭精粉在绘图纸上揉擦出阴影。缭绕的烟雾滑过她瘦削的肩头，最后在暗红的旗袍下摆晕开，那儿有一簇茂盛的雏菊。

　　蔡国生平展的眉目拧成了一团揉皱的纸，他走过去，一把夺下那杆烟枪，粗暴地折成两段，然后去拉她。烟盘子应声坠地。

　　走。他硬狠狠地说。

　　春琴的心像被针尖儿戳了一下。她失魂落魄地被拽下床，仅一只脚勉强踏在了白色的高跟鞋里，一歪一歪的。蔡国生弯下腰，替她草草套上另一只。

　　他们出了门，外面正淅沥沥飘着雨。他扶着春琴去撑伞，可伞被春琴推开了，今天她想被雨淋湿。蔡国生索性将雨伞丢下，一把抱起她，她轻得像一片羽毛。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外白渡桥。

　　春琴赤着足靠在栏杆上，看雨像密实的针脚一样扎进浩浩的黄浦江。蔡国生将她湿淋淋的头发别在耳后，从怀中摸出一只精致的丝绒小盒。起初春琴还以为是戒指，打开才发现，那是一枚掐丝珐琅彩的麻雀别针，蔡国生一周前途经一家首饰店买的。他贴身带着，本打算赶个说得出名目的日子送给她，哪里想到是今天。

　　蔡国生的手很巧，他将麻雀别在春琴的领口，全然没伤着香云纱的衣料。那位置也巧，和琵琶扣周围的图案相得益彰。

　　鸦片烟不是好东西，得戒了。他的声音软和下来，分明听得出连哄带骗的安抚。但人与人相处，气焰总是此消彼长的。

　　管我干什么？狗捉老鼠。

　　怎么不管你呢？蔡国生说，你晓不晓得，你就是我的欢喜。

　　他的口气颇无奈，又极郑重。春琴怔了怔。

　　过去她从没听过这样新奇又文雅的话。时逢那个世道，那般年纪，那种境况，莫说戒烟，这话简直足够叫她心悦诚服地为他死一百回。她的眼睛于是骤然明亮了，顶着满脸水光咯咯地笑起来，仿佛余生都有了指望。可笑着笑着她又哭了，也不知道是动情还是心酸。

　　6

　　1948年，春琴29岁。

　　上海政府一道禁舞令，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舞业暴动。十里洋场最好看的女人全都挤在了社会局的大厅。这些年，春琴持重了不少，却还是混在人群中间发起了疯，那股子曾迷住了蔡国生的痴劲儿，犯起来可真叫人害怕。她看到了到处是警察，但是警察哪有像潮水一样的舞女多？穿黑制服的警察差不多是被潮水拍打推送到岸边的几块黑木片。

　　她抄起一把破烂的椅子，去砸二楼办公室的玻璃门窗，她朝窗外丢电话和文件，她突然清晰地记起来，在青岛的市立医院，她娘曾一字一顿地告诉她，叫醒这个世界需要声嘶力竭的嚎哭。

　　突然有警察开了一枪，一个烫着爱司头的女人花红柳绿地滚下楼梯。她又想，也许她娘也是这么死的。可她一点儿都不胆怯。叫停她赖以为生的行当，那就是要她的命。这时候人群乱成了一片，女人尖叫的声音此起彼伏。一队增援的警察从黑色警车上跳下来，他们挥舞着警棍，开始抓人。

　　春琴没有死，只受了伤。

　　她和一群没有跑掉的女人一起被羁押在警察局里。一双双的腿，或赤着脚，或踏着布鞋，或蹬着三寸高跟。青灰的地面一下子被衬得肌理分明，一会儿，雪亮的车灯缓缓划过楼窗。

　　陆续有舞女被保释。春琴的潜意识里，等待着蔡国生来保她。果然，她被一名警察带出羁押室的时候，看到大厅明净的灯光下，站着穿西装的蔡国生。蔡国生瘦削，像一棵竹子一样，他轻微地朝她笑了一下，于是她也笑了一下。她不知道蔡国生用了什么法子，终于把她弄出来，送到了同仁医院。春琴在医院躺了三天，蔡国生便陪了她三天。

　　蔡国生替她打水，急不可耐地盼她康复似的，喂她吃许许多多的东西，馄饨，西药，还有松子糖。他给她读大叠的小报，坐在床前细细地削苹果。春琴突然不太想出院，她这样想，这不就是她一直想要过的日脚吗？那么安静，妥帖，连两个人对视一眼，都是万千温暖。

　　但终究是要出院的。出院前一日，有个稀客来探望春琴，竟然是素玉。

　　素玉没赶上这出轰动一时的集体请愿，这得归功于她的先见之明——早在社会局的大人物们鼓吹嫁人才是舞女转业之道的时候，就慧眼识珠，傍上了个姓朱的生意人，摇身变成了朱太太。

　　蔡国生笑了笑，站起来说我去抽烟，你们聊。

　　一年多没见，素玉身材发福，整个人胖了一圈，更加显得丰腴白腻。夕阳在她额角亮晶晶地泛起油光。她肉感十足的左腕戴着表，一双手保养得极好。

　　应春琴的要求，素玉说起她丰饶而乏味的生活。她讲起朱先生，四十来岁，做茶叶生意的，家里两个哥哥都在东南亚。他结过婚，有个八岁的女孩，正在上学的年纪。他们在法租界有栋带花园的大房子，房子里养两条雪白的狮子狗，有挂画，壁炉，吊灯，油亮翠绿的盆栽植物，五斗橱漫散着松脂的香味。

　　春琴说你现在可真好，就像锁在八音盒里的小人儿，仿佛拥有磨不掉的岁月。

　　素玉埋怨她，谁叫你不学我，非要充女英雄。这把年纪了，总该找个值得依托的人嫁掉，还须得是个有钱男人。

　　为什么是有钱男人？

　　因为有钱男人才敢不怕漂亮女人。怀里有了钱，哪还会怕漂亮太太抱着百货公司的橱窗不肯回家？

　　春琴叫她的歪理逗得直笑，可一笑，伤口被牵得疼，伤口一疼又得强憋着，憋得满脸绯红。素玉瞧她这副样子滑稽，便越是要逗她。逗累了，就提起一只彩花的热水瓶，慢吞吞地替她倒水。

　　这一下子，终于让春琴瞧出了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气息，那种贤妻的气息——坐在床前打毛线衣，勤勤恳恳地整理小孩的鞋袜，在起居室购置一只药房里那样干净的橱子，里面盛着蓝白的药盒。想着想着，春琴仿佛受到了什么蛊惑，突然就笑不出了。

　　蔡国生再从外面回来，春琴看见夕阳的余光像眼泪一样沿着他的鼻梁滚滚地往下淌。等素玉一走她就问，警察，你怎么不娶我呢？

　　这许多年里，他们像最忠实的恋人一样温吞地处着，春琴从没问过这样的问题，因此蔡国生也从没想过。他一下子犯了难。金色的阳光扑闪在春琴的长睫毛底下，宛如一只跳跃的蝴蝶，可爱极了。蔡国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好像真没有理由不娶她似的。他一条一条地想，一桩一桩地想，仿佛认认真真地在脑子里和她结了回婚，然后儿孙满堂。

　　最后他老实地回答她，那样会要了夏至的命。

　　春琴半天没说话，她当然晓得夏至是谁。

　　大约两年前的某天下午，他带她去看电影，半途特意去了一趟中法大药房，其间喃喃地念叨了一句，夏至让我买一管牙膏。

　　春琴当时不以为意，可现在忽地就嫉妒起来。她心有不甘地盯着他的眼睛，登时做了一场白日大梦，梦里，他们也有白色的狮子狗和绿色的盆栽，他也尽心养她和孩子，也替她去买牙膏。

　　你就不怕要了我的命？

　　春琴似笑非笑，从床头柜上捡起那把亮晶晶的水果刀慢悠悠地玩，宛如笨拙的大姑娘在绞弄自己的头发。

　　这一次，蔡国生果然没想太久，他说我去试试。

　　春琴拉住他的袖子，警察，明天晚上我在米高梅门口等你。

　　他说好。

　　7

　　蔡国生住在格兰路237号一栋中规中矩的二层洋楼，上了年头的乳白色墙壁已经淡得发青。

　　夏至是一家洋行里的女打字员。穿职业装，也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袖口有蓝映映的滚边。她不像春琴有种锋芒毕露的好看，但生得很周正，平平的一张脸，淡眉毛，下巴和唇峰都很圆柔。她不擅长跳舞，但会织线衣，也会做鞋子。她有两个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十一岁，均养得极好。蔡国生把话讲了，夏至果然是那样说的，离婚可以，先杀了我。

　　她甚至连因由都没问，就只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他，脸上的表情淡得像杯白开水。两人僵了一会儿，她才重新低下头，继续思忖着要怎么把孩子的围嘴改成个巧妙的领圈。那种寸土不让的寡淡和坚决真让人懊恼。

　　她该出家当个尼姑。蔡国生这样想。

　　可夏至却突然重新开了口，她说晚上在家吃饭吧。语气认真又虔诚。于是一下子，懊恼变成了愧疚。

　　蔡国生说，我去买馄饨。

　　男人维持了他的一贯风度，在出门之前抻平袖口，把钱塞进口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可他总也记不住，夏至从不吃馅，她连入口的食物都要求内外如一的质朴。面条，单饼，素白的年糕，一件一件摆在碟子里，和她的为人一样端庄。她粥也只喝白粥，只偶尔会从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替丈夫取一匙糖，不多不少的一匙。

　　她好像老是在熬粥，这使得一个姑娘最艳丽的时光就在氤氲的雾气中虚浮地度过了。她说熬粥就像过日子，烫了不行，冷了不行，得刚刚好。

　　春琴果然没有等到蔡国生。

　　禁舞令作罢后的米高梅热烈得像陶壶里的开水，沸反盈天。而她的世界刚下过雪，冷得人迹罕至。

　　她一个人回家，坐在弄堂口常去的馄饨摊吃馄饨。红嘴唇涂得亮汪汪的，身上穿着素玉嫁人之前送她的旗袍。玉色的缎面儿，外面罩着一层碧莹莹的乔其纱，在黯淡的灯光底下有种说不出的清苦气。

　　一双竹筷插进紧实的荠菜肉馅，馄饨弹开了，在她胸前甩出一串滚热的水迹，细瓷碗险些翻在桌子上。那一瞬间，春琴忽然刁泼起来，胸中涌起冲动，想要不知廉耻地杀到他家去，大闹一番，把满腹半土不洋的绝情话尽数倒给他听。她本来也算不得什么体面人，折腾得凶些，充其量就是把社会局的戏码再演一回。可她注定成不了大事，到底没能舍得将这最后一线尊严都拱手相让。她生怕自己输了的事实一旦摆上台面，更使旁人可以公然地嘲笑她。

　　春琴哪儿也没去。

　　她将领口那枚小小的麻雀别针摘下来，慢慢地攥紧在手心，直到每一寸掌纹都被硌得生疼。再抬眼的时候，春琴瞧见了墙上自己的影子，弯弯的腰肢，弯弯的发髻，天鹅颈一样低垂的弯弯的脖子。

　　她没来由地想起她娘曾经告诉她，年纪大了，就得知道认命。

　　8

　　春琴真的认命了。

　　1949年她三十岁，带着馄饨摊前一抹忍气吞声的幽怨，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有如神助，短短半年工夫，仿佛有了几年的长进，连总改不掉的乡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月中旬，春琴生日前夜，蔡国生说要请她去起士林吃饭。她笑笑的，没说去，也没说不去，眼睛里再没了从前的热切。

　　白天的时候独自去大新百货公司买东西，太阳惨淡得像一张病入膏肓的脸。她在南京西路的丽美理发所门口遇着了素玉。说话的空当，一个穿国军制服的人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抓着一只小巧的靛蓝色手包，是春琴落下的。那人炫耀似的把手包递还给她，她轻车熟路地说了句，谢谢侬啊。

　　朱太太抿嘴笑了，表情极微妙。她说春琴，你现在可是个上海人啦。

　　春琴又与她寒暄了几句。转身要走的时候，余光瞥见那汉子正和三五个同样穿制服的青年一起，站在马路对面，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前，眉飞色舞地冲她比了个敬礼的手势。

　　春琴故意没看他，心下却颇有些自得。接着，一下子记起了快被她忘掉的少女岁月。像醒过来似的，她突然就想，她还年轻，怎么就已经老气横秋得像个嫁过人的主妇，为着蔡国生，过了许多年规行矩步的日子。

　　到了晚上，她又见着那汉子。还是穿着灰绿的制服，叼着雪茄，和白天的几个青年同行，气势昂昂地走进米高梅舞厅高高的旋转门，满身风尘气。她轻飘飘地勾了他一眼，男人便直直地朝她走过来。

　　他做出惊讶的样子，说你真不像个舞女，今天在百货商店门口，我还以为是撞上了哪位达官显贵家的小姐。

　　春琴噗嗤一笑，却暗暗地想，说来说去，终究还是指她像个舞女。但这话讲得倒着实不难听。

　　男人见她笑弯了腰，手臂趁势在她身后捞了一把，去搂她。春琴本能地要躲，却突然瞧见蔡国生正从大门口走进来，也不必舞女大班招待，拨云见日般避开高挑的白俄女人和头牌舞星，就只找春琴。多少年了，他总是这副十拿九稳的样子，认准了春琴一定在等他似的。春琴心里没来由地不痛快，一下子清算起这些年，在他面前接连不断的溃败。一个动念，她没拒绝，任凭当兵的将她搂住。

　　当兵的血是滚烫的，整个人火热得像只蒸汽蓬勃的笼屉。她的视线越过男人肩头，看见蔡国生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向她，费解，不快，也许还有种难堪的落寞，但目光是极平静的，平静得惹人生疑。有一瞬间，春琴胜利在望地幻想，他会像当年对付卢二那样对付她眼前的男人，心中未免提前释放出一种累及无辜的愧意。可蔡国生没有，他只沉默地站了片刻，转身出去了。许久，春琴才从那当兵的身上离开，离开时掀起一片蒙蒙的水雾，他们就像两截拔丝的藕。

　　现在，春琴走向舞池，她只想跳舞。

　　今晚的舞伴是个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身材干瘦，穿严谨的咖啡色西装。可一曲探戈没跳完，当兵的便把春琴从他手里夺下来。金丝眼镜仗着自己买了舞票，顿时生出满面怒容，却被一个凶恶的眼神镇住，又把那恼怒强咽回去，战战兢兢地走开了。

　　春琴轻快的脚步没停，宝蓝色的衬绒旗袍，下摆恣意地荡来荡去。她要跳舞，不在乎对面的人是谁。她只说了句，你们当兵的可真不讲道理。

　　当兵的狡狯地看着她，替自己辩解：对付漂亮女人，只能谈情，不能讲理。

　　他舞步稚拙，动作迟缓，只堪堪不踩到她的脚尖。春琴的嘴角卷成一弯月牙，被灯光打得细细的，看上去像极了某种刻薄的嘲讽。如若遇上的是蔡国生这等体面人物，说不定早就知难而退。可她粗劣的新舞伴毫不避让，那双眼睛充满原始的征服欲，仿佛他早已胜券在握，仅凭一腔热血便足可以开疆扩土，使她沦为他的阶下之囚。

　　可春琴决不放任自己在一个晚上连输两局，所以，她将他炙热的调情原路奉还。你来我往，进攻回避，一放一收，恪守着暧昧的距离。后来那当兵的输了。因为从那天起，他成了春琴的常客。

　　当兵的叫朱亮，是个营长。

　　朱亮挺拔，健壮，宽眉阔目，像极了游牧民族的后代，骨子里有迁徙的基因。他走路大步流星，笑起来总是格外开怀，一咧嘴，露出狼一样的白牙。他一点儿不文雅，却很喜欢卖弄，必须嗓门大喇喇地说话，和舞女大班谈笑风生之际偶尔蹦出几句现学现卖的英文。他口音极土，可他有枪，没人敢笑他，他只许春琴笑。

　　春琴的确有点喜欢朱亮。喜欢他漂亮的脸，喜欢那张脸上微微漾起的酡红，还喜欢他粗犷而自大的唇舌——它们喷薄着热辣的酒意。和他在一起，连她的生活都变得敞亮起来。因此有天晚上，她也学朱亮的样子，豪迈地抛开自己那份出处已不可考的矜贵，轻佻地问起他的家事。

　　当兵的，你有老婆吧？

　　朱亮笑了，有，可那是我娘给我娶的，所以该归我娘。

　　你也有儿子的吧？

　　朱亮笑得更开心，有两个，却是他们娘生的，就归他们娘好了。

　　春琴细细琢磨他话里的意思，目光越发沉郁。朱亮只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将她一把搂过来，狠狠地一吻，像趁热在柔软的火漆上钤了个轮廓分明的戳儿。可他力气太大，红绒布的小沙发一下子就被掀翻了，烟红色的薄绸旗袍像剥开的花瓣，露出春琴高高的筒袜，还有青黑色网眼里那两只肉欲十足的粉色膝头。

　　她仰面朝天地跌进他的臂弯，就好像一下子跌进了爱丽丝的奇幻仙境——满地都腾起纷飞的鹅毛。

　　朱亮说，老子就只要你。

　　春琴忽然有些感动，一下子竟动了两分真心。毕竟，这是蔡国生连本带利欠了她七年的话。

　　9

　　春琴不常跳舞了，她变得忙碌起来。

　　朱亮说见不得女人受苦，要想法给她租一间体面的公寓房子。可她挑挑拣拣地看了许多，左右都不太满意，不知怎么回事，总还惦记她螺蛳壳一样的家。

　　春琴到底也没搬。她买了一大堆毛线和画报，开始学着臆想中那些好太太的模样给朱亮打毛衣，不是素玉，就是夏至。她娴静地将两只手交织在膝头，思绪纷乱，那件毛衣总也打不好。

　　傍晚时分，上海飘了场雪。

　　二房东太太在饭厅组了牌局，非要叫上春琴。她窝在床上嫌冷，磨蹭良久才去。刚走到门口，就听得清脆的洗牌声。屋内亮堂堂的，炉上熏着一壶开水，嘶嘶地冒着热气。一群女人春风满面，哗啦啦地揉搓麻将，由一桩风流韵事谈起男人，居然讲得头头是道。说结了婚的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情，可以用来调剂疲乏，是很合乎情理的，譬如流连舞厅、烟花之地，多出格也罢，只要肯回家，就理当被宽恕。

　　春琴自然不是新派女子，没有什么关乎妇女权利的主张，更与她们话头里的人物无半分联系。可不知怎么的，她在门口静静听了良久，竟然觉得胸口发闷，电灯雪白的光扎在身上，像洋辣子腹部丛生的毒毛。

　　她于是扭头就走，不声不响地回了房间，裹起毯子就着小火盆坐下，缩手缩脚地继续她拙劣的毛线活。少顷，二房东太太又来敲门，这回却不是要她凑搭子，而是告知她外面有人找。她还以为是朱亮，急急地披着衣服出去了，结果竟然是蔡国生。

　　蔡国生穿了件厚实的黑呢大衣，头顶和两肩染着淡白的雪影。他手里有碗热腾腾的馄饨，是从三十来米外弄堂口买来的。她还听得到那儿笃笃的梆子。

　　春琴没接，也没有请他进去，她闷闷地说你走吧，今晚我约了人。

　　你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蔡国生半张脸笼在路灯淡淡的圆光里，肌肤呈现大理石般洁净的白。他的头发一丝不乱，衣装被仔细打理过，浑身上下好得恰如其分，果真像是个沐浴在“宽恕”中的正派人士。

　　春琴笑了笑，专拣蜇人的话讲，不就是个男人？和你没什么两样。

　　蔡国生深深地望着她，一双眼睛里带着分明的担忧和怒意，竟连他那份与生俱来的平静都要失守了。春琴的心怦怦跳，一下子好像回到了二十二岁那年黑黢黢的晚上，卢二咬牙切齿地对她说，和你相好的那个警察，老子迟早弄死他。她心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不安，惊慌，或是扳回一局的志得意满。但她又不平，替蔡国生不平——潜意识里，卢二终归无法与她的警察相提并论。他只能作为一个恰当的比喻存在着，用来描摹蔡国生的方寸大乱。由此可见，世间哪有什么一去不归的过往，苍穹之下，全是旧事重演罢了。

　　雪花细得像尘，在北风的胁迫下，扬起一场汹涌的大雾。一会儿，朱亮果然来了。他冒着风雪，愉快地走向春琴，然后他看见了蔡国生。

　　他刀锋一样的目光扫过蔡国生的脸，那是一种在兽类中最常见的，无声的威胁，但蔡国生一动没动。

　　春琴说，我不认识他。

　　朱亮唰啦一下掏出枪，顶住他的脑门，走！

　　蔡国生依然没动，就只定定地看着春琴，他说春琴，你可别犯傻啊。

　　朱亮突然朝天放了一枪，击碎了他们头顶最明亮的那盏路灯，蔡国生脸上昭彰的光影骤然灭了。枪声同时震落的，还有屋檐上一蓬薄薄的积雪。它们坠亡，飞速与地上脏兮兮的水迹融成一团乌黑的冰碴。打牌的女人隔着墙发出一阵惊呼，嗤嗤地拉上了砖红色的窗帘。

　　蔡国生真的走了，那些冰碴被他踩得咯吱作响，就像碾碎了一把腐朽的骨头。这时候，奇妙的快意消失了，春琴忽又无端端地难过起来。可她转念又想，她也未必是真的为他难过，只是今晚太冷，让她承受不起任何人一去不归的背影。

　　咱们也走！朱亮得意洋洋地笑着，像个凯旋的将军。他把手伸到春琴的大衣下面去搂她，跳舞去！

　　春琴依然站在原地，仿佛被勾去了一缕魂。良久，她缓缓呼出一团白气，说，我得回去换件衣服。

　　事实上，春琴不但换了衣服，还仔细地化了妆。

　　她很慢，慢到举手投足都变成了一种艰难的劳作。三花牌的香粉敷得一张脸苍白泛青，冷硬得像凝在玻璃窗上的霜花。屋子里静极了。朱亮等得不耐烦，大剌剌地拖过一把椅子来坐，岂料那椅子经年日久，早就不堪重负，这一坐，突然咔嚓一声折了两条腿，朱亮猝不及防地摔在地上。火盆里血红的炭屑热烈地纷飞，灿烂地吵醒了春琴死寂的世界。

　　朱亮一点没恼，反倒哈哈大笑，妈的，老子明天给你买把新的！

　　春琴于是也跟着笑了，起初是木然的随声附和，渐渐地，这笑竟变得无比真挚起来。她几乎是一下子就从他身上看到了宽阔爽朗的北方，并且现在，她开始发疯地思念家乡青岛。在那儿，有像朱亮一样憨实的黑松，充满生发油香气的瓷砖，贴着后脖颈插进衣领里的蒲扇，生活是充满热望的钻营。

　　青岛还有酣畅淋漓的大雪。不像上海的雪，不清不楚的，宛如辗转在理发师傅刀下细细碎碎的发丝。

　　她甚至真的有点儿想念那个烂人卢二。

　　卢二烂到了骨子里，懒，酗酒，打人，抽鸦片。但起码，他曾经给过她一个家。

　　一整夜，他们都在米高梅橡木拼花的地板上疯狂旋转，像两条纠缠不休的蛇，身体里充满蒙昧的快乐。酒足兴尽，他带她去了附近的四平旅社。她赤条条地被月光刻下轮廓，像花枝摇曳在粉墙上的黑影。

　　黑暗里，春琴的手指摩挲着他胸膛上的三枚弹孔，它们整齐地排列着，像三只看着这世界的眼睛。她的目光钉在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久久地，仿佛盯着正播放慢镜头的电影幕布——树影和车灯从那儿悠悠流过，宛如跳芭蕾的女郎，踮着脚腾挪。没来由地，她心里忽然不踏实。

　　当兵的，听说又要打仗了，你什么时候走？

　　朱亮醉眼惺忪地回答，老子舍不得你，这辈子也不走。

　　窗外红灯绿灯点点、歌舞太平的样子。春琴一时有点恍惚，她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自己睡着了，还是整个上海都在做着同一个奢华的梦。

　　她最终听信了朱亮的话，轻轻嗯了一声。

　　10

　　蔡国生再没来过。

　　而春琴一直在等朱亮。

　　第二天早晨她独自回去，在家门口发现一碗半倾的馄饨，旁边放着这个月的房租。满地灰黑的冰碴已经被冻住了，雪在墙角堆出肥皂沫子似的一层，诚然没辜负它们一夜的纷飞。

　　这会儿，春琴仿佛丝毫也不难过了，心底死寂一片。她把那钱捡起来仔细瞧了瞧，竟戚戚然想的是，他果然不懂我。也不是七八年前的光景了，我要你的钱做什么呢？

　　朱亮收到集结的消息，晚上，他专程跑来向春琴道别。他狠狠吻她的嘴唇，然后说等我回来。春琴突然有点张惶，她想，这是因为她的毛衣还没织完。

　　11

　　1949年5月27日是特别的一天。

　　春琴照常在戒严令的管制下酣然入睡，然后在新的世界醒来了。教堂敲响节日的钟声，市政府挂起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她走上街，看到脚踏布鞋的年轻人们，迈着大步，眼睛里闪烁着万丈星光，他们穿着她从没见过的绿色军服。

　　商店按时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照常运转。新上海的主人飞快掌握了这座城市的运行节奏。烟馆和舞厅被一一取缔，街上穿西装的人少了，素玉口中那些曾经能留得住漂亮太太的商店橱窗如今变得平淡无奇。上海，在潜移默化中改了颜色。

　　春琴不能再跳舞了，但很快地，她找到了新的事情可做。

　　她像多数人那样加入游行行列，跟在汽车后面，混在举着红旗的队伍中间，鲜艳的布幔上缀着白色的大字，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他们从四川路走到杨树浦，再从杨树浦转向外白渡桥。在招展的旗海外面，春琴看到了蔡国生。

　　几个月没见，他好像胖了一点，衣冠很得体。他头发剪得短短的，平整而有些毛糙，但另有一种丰神。他在笑，笑容很温和。他现在是杨浦公安分局的一名留用警察，和来自苏北的新同僚们一起维持着游行活动的秩序，忙得不可开交。

　　蔡国生的目光掠过人群，蜻蜓点水般在春琴的脸颊停留。这目光像雨夜的闪电，一下子击中了她。她避之不及地低下头，任凭阳光滚水般泼向她洁白的脖子。早上出门太急，她没搽发油，穿了件湖色的布旗袍，嘴唇发着朴素的灰粉。她看见坎坷不平的路面上，黑白分明的影子，潦草得连自己也觉得难堪。

　　春琴从他身边过去了，蔡国生没注意到她。她心头忽又怨恨起来，怨他没认出她，怨他现在过得这样好，仿佛在何种动荡的岁月里都能游刃有余地度过余生似的。她怨得百转千回，连她自己都感到讶异。于是从那天起她就知道了，时间可以是治病的药，也可以是酿酒的曲。

　　冬季到来的时候，春琴加入了舞女联谊会。每天有妇联的同志教她读书和缝纫。她学会了许多新词，比如人民、群众，还有干部。那件总也织不好的毛衣终于有了进展。

　　1951年夏天，经人介绍，春琴进入国棉九厂做挡车工。她在那儿听说了一桩传闻，解放前的五月，几个被捕的地下党员在提篮桥监狱被枪杀，和杨树浦的旧警察有关系。时逢镇反运动，大街上每天都能看到“反革命罪犯”整车整车地被拉往公审会场，然后又从公审会场拉往刑场，汽车鸣笛拖着呜呜的哭腔。

　　第二个礼拜，果然有两个人登门了解情况，问了春琴半晌，谈的都是蔡国生。

　　蔡国生杀害过烈士，你晓不晓得？

　　那时春琴正背着身倒茶，婀娜的轮廓披着北窗打进来的微光，窗外是寂寥的后天井。她闻言，执茶壶的右手轻轻抖了一下，茶水洒出来，顺着桌沿一路淌下去，在地面洇出一团墨迹般的黑。她急不可耐地思索，要如何替蔡国生开脱。

　　春琴伸手递茶，穿中山装的男人婉拒了她的盛意，只和颜悦色地补充道，我们已经找过夏至了，但我想，从你这听到的会更有价值，希望你能如实反映。

　　就这一句，让她心头百味杂陈。

　　这话诚然坐实了春琴外人的身份。可她与蔡国生相识八年，他公事繁忙，余暇的日子大多只和她在一起，这便是他们找上门来的缘故。春琴又为此有些得意，因而呼啦一下记起许多旧事。他从容的舞步，油亮的皮鞋，他们一起看过的罗曼蒂克的电影，还有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穿洋装的年轻女人——红的也好，绿的也罢，蔡国生压根儿不瞧她们一眼，他只对她好，陪她数黄浦江里的雨花，还在医院为她读整版的小报。那时候日色走得很慢，致使她连报纸上敬告亲友的结婚启示都一条条记得。可是还有呢？还有呢？

　　春琴忽地僵住了，滚烫的心肠一寸寸冷掉。她就只记得这些，却全然想不起他生活的一概细节。她不知道他褥单上的格子是珠灰还是姜黄，不知道他如何弯腰穿袜子，如何教养孩子，如何往痰盂里啐一口浓痰。她甚至不知道，他用着什么牌子的牙膏。

　　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她的警察竟还有可能杀过人。

　　在一种凄然的困境里，春琴又一次不平地愤恨起来，她想，她既然不是蔡国生的太太，那么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鸡零狗碎，就叫夏至去知道好了。

　　你再仔细想一想，到底晓不晓得这些事？

　　男人的声音很轻，生怕惊飞了她的记忆似的。可这一下子，却给了春琴致命的一击。到底还是不甘人后啊。她张开嘴，拼死想要极力自证一般，千思万绪，却只无力地汇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她说，欠下的，终归是要还的。

　　屋子里霎时安静了。窗外，一树的蝉开始放肆地嚎哭。

　　我晓得了。

　　另一个中山装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手里的笔记本被啪地合上，龙飞凤舞的字迹就此尘埃落定。春琴恍惚地送他们出了门，看着两个灰扑扑的背影消失在浓荫尽头，心里有些惴惴的。

　　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春琴究竟是输还是赢。

　　12

　　蔡国生是被枪毙的。那天，上海在下雨。

　　其实上海总是在下雨，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春琴没打伞，穿着细格子的两用衫，在街头看到了他。他和许多人一起，货物一样五花大绑地装在卡车里，背后插着木牌，上面写满民愤和血债。他眼窝深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灰蒙蒙的天空，一缕头发湿黏地挂在前额，空洞洞的心里住着很多人，一个老婆，一个舞女，还有两个青光光的儿子。

　　大卡车在路口遇见了游行的群众，停了一阵，然后重新发动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短暂的停顿，让春琴着了魔。她仿佛看见了另一个春琴，像个奇特的影子，发疯似的追着那车跑出去好远。而这个春琴还怔怔地站在原处。许久，她听着卡车驶远了，巨大的轮子碾过一只蛤蟆扁平的尸体，是肝胆俱裂的声音。她沿着江浦路走回去，不知道怎么回事，耳朵里都是枪响。

　　或许是淋雨的缘故，春琴回家便生了场大病。去看门诊，左右查不出病因，后来竟觉得像犯了鸦片的瘾。她惶惶地想，这辈子一共就抽过四五天，怎么能厉害成这个样子，每寸骨头都要断了似的。她由此又想起二房东太太，身子不大好，一直吃鸦片烟治病，还打吗啡针，看上去倒总是精神焕发的，解放前两天却猝然死在了家里，死的时候和她现在一样，狭长的一张脸浮着晦气的青灰色。可二房东太太终归要强得多，她是结过婚的，总算有个家。

　　那个夏天雨水丰沛，沉闷的雷吼一阵接着一阵。屋子里暗极了，春琴心怀行将就木的悲壮，罗列起未竟的心愿，竟有一条，让她自己也觉得耸人听闻——她想去看看夏至。而她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这样一个顽固的念头，支撑着她日渐好转起来。

　　秋天，春琴去了国营第一百货商店，买布料和鞋子，又去食品商店，买了上海食品厂产的蛋黄饼干和米花糖。朱亮离开时给她留了些钱，素玉随先生出国之前也送了她许多东西，她一直都攒着。

　　夏至现在搬进了怀德路一带的弄堂，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好几排青墙灰瓦中的一栋。春琴敲开门，只一眼就瞧出了夏至是什么样的女子。她很白，人中深邃，有点胖。她穿青色的罩袍，剪着整齐的短发，干净得像一株碧绿的植物，不与花卉争春，也无意伤害任何人。

　　夏至的手指始终死扣着门沿，身后的屋子雪洞一样冷清。她冷眼审视，让春琴把东西拿回去，那副圆柔的嘴角刻薄地向上勾着，就像一丛兰花拼尽全力，长出了玫瑰的刺。

　　她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声音有点颤抖。

　　春琴的喉头一下子打了结，半句话也说不出，太阳穴轰然一声，像是被惹恼了。她提起东西转身就走，心里恨恨地想，这是他罪有应得，自绝于人民，与她无干。可不知怎么的，心尖儿却凭空长出把寸许长的刀子，慢慢地割。

　　她一路都胡思乱想，没留神错过了电车，接着又走岔了路。正值工厂放工的时候，远远地能听到汽笛呜呜的长鸣。才下过雨的街道在夕阳的余烬里闪着光。稀稀疏疏的洋梧桐，影子浮沉在水洼里，像冤死的鬼。

　　13

　　你晓得的，时光它有双力顶千钧的脚，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变作坍塌的断崖。

　　现在，米高梅舞厅已经成了米高梅书场，再后来成了西藏书场。春琴再没听过那首她最爱的华尔兹。那儿咿咿呀呀地唱起了苏州评弹。三弦或琵琶，杨调或蒋调，长生殿或西厢记，清音流转，敲冰戛玉。

　　思量起，泪如倾，青鸾彩凤两离分。而今追忆到长生殿，人影衣香七夕盟，说什么生同罗帐死同陵。

　　……想水往东流总难再返，月缺花残碎镜屏，杨娘娘已死她岂能生？请加鞭追赶羊肠道，但闻何处滴铃声，鸟啼花落月沉沉……

　　14

　　1987年，龙江路靠近六大埭菜场那条弄堂里的婆婆叫阿琴。

　　阿琴68岁，有花白的头发，眼角眉梢弯弯的，皱纹细密得像春天的雨。她顶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弄堂口的木板房里，看男孩子们做游戏——打弹子，钉橄榄核。

　　其实木板房不叫木板房，它是这一带弄堂的传呼电话间，只有两三平米大小，牢牢贴着一家叫作苏芬的烟纸店。窗格子也是木质的，挂着斑驳的绿漆，窗檐底下有条木板，用于安置两只黑色的拨盘电话，一只听，一只打。

　　三十三年前，弄堂口招募电话传呼员。阿琴找到居委会，言辞恳切，说有意换份工作。

　　换工作做什么？国棉九厂待遇老好哦。

　　待遇好又怎样？漂泊了半辈子，总还是该有个家。

　　哎呀，你不晓得，纺织女工不愁嫁。

　　可阿琴一直记得朱亮那句话，朱亮说，要她等他。

　　事实上，阿琴听过新闻，她知道国民党战败后撤守台湾，也知道台湾是座岛，孤独无依地漂浮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海域。她总是觉得，在那座遥远的岛上，朱亮一定会想法子打通电话给她，他就像她一样，寂寞如雪地活着。

　　于是，阿琴在小小的木板房里度过了很多岁月。

　　冬天抱着暖水袋，夏天仅靠一把蒲扇纳凉。她坐在折叠凳上，坐在小马扎上，坐在门前凸起的青石板上；或者手里举着张记满电话的小纸条，梭子一样穿行在弄堂，风驰电掣，哇啦哇啦地放声嚷嚷，18号赵阿姨，倷儿子来电话啦，侬快点去听！

　　她透过窗，看窄窄的那一方天，飘雪落雨，风和日丽。她慎之又慎地守着那些电话，深夜都舍不得回家。她知道她必须寸步不离地守着它们，就像守着情报机关的命脉。只为了有朝一日，她可以冲着话筒款款地讲，我就是春琴呀，而不再是晓得了晓得了，阿拉马上去叫伊听电话。

　　在起初的二十年里，阿琴有过一些同事。她坐在她们当中，年轻得像一道光。后来她的年纪成了平均数，穿着雪青色的确良衬衫和她们并为一谈。现在，做这份工的似乎渐渐少了，她成了元老。但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迈的，是叫电话的，还是听电话的，他们都知道了，电话就是春琴的命。

　　朱亮说过，要她等他。

　　可是，可是，我是说可是，如果他在那年五月打仗的时候死了呢？

　　他不会死。他既然那么爱她，怎么敢死呢？

　　阿琴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嘹亮的铃声起来的时候，门前那棵活了一百多岁的洋槐飘落了一片叶子，孩子手中的铁环滚进水沟，烟纸店里那部老掉牙的收音机兴致盎然地唱起绍兴戏，风卷起一缕细细的尘埃。她抓起话筒，听到苍老的声音从世界某个她没去过的角落传来，卑微而诚恳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春琴的？

　　那个黄昏，人们破天荒地看到阿琴早早收了工，她兴高采烈、意气扬扬地收了工。在过去的一万两千多个日子里，那个名叫春琴的女人，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早早回了家。

　　15

　　1987年11月26日，在那座岛上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朱亮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他穿着驼色的夹克、深棕色的皮鞋，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他还特意买了一顶帽子，刚好可以遮住日渐衰退的发际线。

　　春琴家好像变了些样子。

　　其实她搬过一次，但左右也没出这条弄堂。屋子里比过去还要朴素。二十个平方，只有一张床，五斗橱和碗橱，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八仙桌和凳子。墙上光秃秃的，连张照片都没有。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境况。然后他看见了放在墙脚的那把椅子，红棕色的，瘸了两条腿，他忽然就记起来，这是他坐过的那把椅子。

　　朱亮惊讶又颇有些感动，没料到她竟这样爱着他，于是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老子明天给你买把新的。那语态就像回到了意气风发的三十多年前，她花团锦簇地对着磨白了棱角的旧梳妆台坐着，而他热烈地摔了一跤，接下去，他们该跳整整一夜的舞。

　　可春琴一句话也没说，只因为她想说的实在太多了。

　　她静默地去五斗橱里给他取那件毛衣，平实的铅灰色，老旧的款式，压在一件葱绿的旧旗袍底下，旗袍上绣着美满的石榴。

　　这漫长的岁月里，毛衣被虫吃了几回，她就织补了几回。

　　朱亮同样静默着，他没提他在那座岛上的生活，没提他当年是如何急匆匆地随大部队从吴淞码头登上客轮，如何在金门、花莲和基隆度过了一段寂寞的岁月。他写过信，但许多字认不全，就只胡乱地画，然后像其他人那样把信藏在空罐头里，朝着海狠狠一丢。

　　其实朱亮是个四川人，他一颗心粗犷得装不下远在山区的娘和老婆，装不下两个下落不明的儿子。他唯一想念过的地方叫故土，故土很大，那儿有他流过的血、洒过的汗，有他走过的大海和荒漠。那儿还有一座醉生梦死的城，城里有声色犬马的故事，有形形色色的人。也许，只是也许，还有一个小小小小的春琴。

　　他后来住在眷村，和一个高山族女孩好过。女孩不好看，皮肤黝黑，年纪和个头都小小的，像妻子一样照顾他。他直到五十岁才结婚。

　　朱亮兴致盎然地去试那件毛衣。

　　他脱掉夹克和线衣，把头伸进毛衣洞里，继而是两只手。其间春琴画蛇添足地帮忙，殷切又笨拙的样子，让人觉得好像她等了一辈子，就只盼着这一刻似的。可这场努力终于变成了徒劳。那件毛衣紧巴巴的，分明小了一号。春琴失望极了，她简直失望得想哭，可她最终只扁扁嘴，自我开解似的说，你胖了。

　　朱亮低头看了看自己蓬松成一团海绵的肚皮，认为还不算太胖。他再抬眼，反倒发觉春琴已经老得不像话，背微驼，颧骨很高，眉毛略呈现紧凑的倒八字，脸上蘑菇般长出了褐色的寿斑。只有那双低垂的眼睛，眼角细细的，睫毛很长，依稀还看得出昔日痴缠的美态。

　　春琴不死心，她要去找一卷皮尺，量量他现在的尺寸，好把毛衣改一改。朱亮笑着摆手说你别忙了，我那时候也不是这个尺码的。

　　这一下，春琴真的慌了。她想，她大概是老了。过去的记忆早在鸡零狗碎的拆补中被磨了个精光。可一会儿，她又觉得是朱亮记错了，她明明量过他的背，一寸一寸，是用手指量的。

　　买把新椅子的承诺，这辈子朱亮到底没有兑现，就像春琴织补了半生的那件毛衣，他终究也没有带走。

　　朱亮离开的那天阳光很好，他要去上海北站乘车。他最近总是梦见二爷爷家里那条头上生癞的大黄狗，他想回老家看看。春琴仔细地煮了五个鸡蛋，塞进他的挎包，一路无话地将他送到弄堂口。她心里有点落寞，却又好像了结了一桩心愿，一句也没有挽留。

　　16

　　现在，人们都说春琴要死了。连我也要这样说。

　　可春琴自己不这么觉得。

　　1988年夏天她查出了乳腺癌，是中晚期。大夫建议她做个手术，费用不高，而且足以使她安享晚年。春琴平静地听完治疗方案，却突然孩子一样任性起来，她说不要。

　　为什么？穿白大褂的年轻男人愣住了。

　　不为什么，就是为了不要。

　　事实上，春琴的精神简直好极了，她对这世界旺盛的欲念就像日渐衰败的体力一样，势头迅猛。

　　冬天再次降临的时候，上海下了场罕见的大雪。

　　春琴的心情很不错，她别上那枚麻雀别针，去六大埭菜场买了菜，在塑料篮子里填满油绿的植物。回家途中，她还哼起了一首歌，是去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费翔唱火的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她哼着哼着，步子轻快起来。恍然地，好像从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烫着卷发，穿大红色烂花绒的旗袍，眼花缭乱地跳狐步或者波尔卡。她突然按捺不住地想要跳舞，她真的十分喜欢跳舞，可是，她许多年都没有跳过了。

　　她抓着篮子，自个儿快乐地跳了好一会儿。她看到弄堂房子斑驳的墙壁上，乌突突的树枝在暮色里摇荡，像另一个影子。她欣喜极了，只觉得那是个她很想见很想见的人。她清晰地记得她量过他的背，细细的，白白的手指一寸一寸比划过去，从此那背便深深地镌在了脑子里，一刻也不敢忘怀。她还记得，在很久远的后来，她一丝不苟地依着那尺寸，为他织了一件毛衣。

　　而他呢？他该投桃报李娶了她，把她好好地养在家里，让她的孤船如愿靠岸，从此，与他心平气和地虚度一生。

　　也许有一天，她会在街头遇见素玉，她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某太太与某太太的谈话。她也把日子过得很仔细，不会随便弄丢她的手包。路过繁华的南京西路的时候，她会看见有个漂亮高大的国军军官冲她敬礼，她落落大方地报之以一笑，就像一阵风，漫不经心地掠过一株榕树膨大的树冠——他悄然无痕地淡出了她的生活，然后，她开启了新的生活。

　　春琴摔了一跤，摔得极重，几乎要把整个人都揉进这个冬天去了。西北风呼啸着刮过她的骨头，她趴在地上，忽然就醒了，好像此生都从没有这样清醒过。她一下子想起来，那个他，是蔡国生。那件小了一号的毛衣，原来鬼使神差是按蔡国生的身材织的。所有的记忆，涌动和翻滚着，很快如潮水一样将她打翻在地。外白渡桥上的雨，同仁医院里眼泪一样滚滚流淌的阳光。她彻夜地等他，那么深刻地怨着，等了一天又一天。她想起他虔诚地讲，你晓不晓得，你是我的欢喜。

　　我是你的欢喜，那你是我的什么。春琴就想，那你一定是我的岛屿。

　　她的脸深埋在雪地里，突然觉得她应该大哭一场。就为了，她明明是那样爱他。

　　这一次，摔趴在雪地里的春琴觉得自己一定是要死了。

　　但她一点儿也不怕，因为蔡国生就在那边等她。那儿有他们数不清的过去，如那些同样不可胜计的白昼和黑夜。那里也没有夏至，蔡国生大可以在那边娶她，并且不会要了任何人的命。

　　夏至现在过得很好，仍然住在怀德路上，这些年，春琴一直都是晓得的。对于夏至，她着意远观，像个心怀叵测的偷窥者，却再未越雷池半步。夏至的大儿子已经成家，搬到别处去了，据说在新沪钢铁厂工作。小儿子仍与夏至同住，就职于国棉十五厂，他有双柔和的眉眼，像极了米高梅舞厅门口，那个清隽儒雅的警察。他们都过得很平凡，没打算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任何一朵微小的涟漪。

　　春琴专心致志地想着，渐渐高兴起来。她把脸深深埋进雪里，呵出的热气融化成小小的一摊水迹，挂在眼角，分不清是雪影还是泪痕。

　　夜空开始发亮，灰蓝色的破晓睡眼惺忪地爬出黄浦江。

　　闵大荒穷街里的年轻人翻了个身，含混地思考着，快过年了，该在弄堂口摆个摊子，挂出“宁波上等水磨年糕”的招牌，赚一笔回乡的路费。高楼里的妇人在睡梦中盘算着，明天要为家里添一盆腊梅还是天竹。怀德路小学的学生提心吊胆地点算起床的时限，他想，今天是数学考试的日子。夏至昨夜没有睡，她拥着一床蓝花被子坐在床头，弯脖子的老式台灯还亮着。她鼻梁上架着花镜，手里捧着一本老旧的缎面影集。

　　当这座城市开始苏醒的时候，春琴真的睡着了。

　　像一片雪花，融进大地。

　　唐顿，1991年生，现居天津。游戏制作人，财经作者。著有长篇小说《英俊的少年》（花城出版社）、网络小说《惜游西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