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年轻作者抱怨现今农村题材不好写、写不好，仔细想想也是，譬如设定一个塑造“农村母亲”的命题，年轻作者如何能突破几代乡土作家构建与形塑的形象类型，又如何冲决传统文化造就的刻板印象与价值固化，去创造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当下的“她”？想必是难上加难。然而就算“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个真正懂得塑造人物的作家，却总能在蓦然回首的瞬间，描绘出具有新鲜气息的人物，使之眉目清晰地跃然纸上。继去年推出广受好评的《天台上的父亲》（本刊2019年第8期转载）之后，作家邵丽又携短篇《风中的母亲》而来，延续着带给读者的惊喜。如果说天台上的那个“父亲”略带些沉重和压抑的话，那么这个风中的“母亲”则颇具轻喜剧女主角的气质，令人在解颐之余牢牢记住。

　　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摆脱传统农村母亲的印记，《风中的母亲》“我妈”这个形象颇为特殊，简直与贤惠、勤劳、坚韧、克己等性格不沾边，在她身上几乎不具备任何可称作是传统美德的东西。自始至终，她就是个心思单纯、头脑简单的主儿，“不操心不管事儿”，“不精细，婆婆死了哭都不会”，丈夫在事故中丧生，不敢向工头维权；她同时也是个无论农事家务都不会的女人，从小到大，连顿像样的饭都没给儿女做过，年纪大了，干脆顿顿下馆子。她唯一的优点是“在十里八乡长得出了名地好看”，是个“人模子”，所以但凡手上有点钱，就去逛市场买好看的衣服装扮自己，照奶奶的话说是“中看不中用”。然而，偏偏“我妈”傻人有傻福，她的百事不管锻炼出了一个能干的女儿。女儿既能干，性格又好，加之遗传自母亲的美貌，顺利嫁入一个拆迁户家庭，转型成为城里人。“我妈”也随着沾光，在女儿的扶助下得以继续过着优游的生活。

　　邵丽塑造的这个农村母亲是如此另类，刷新着读者的认知，但如果说她完全就是个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形象，也不确然。在“我妈”的眉目之间是能依稀看到一点熟悉的影子的。上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不就有似曾相识的农村女性吗？试问，假如让“我妈”回到那个时代去，她会被塑造成什么样子？一个缺乏思想觉悟、自由散漫的落后分子？一个偷奸耍滑、逃避劳动的落后社员？还是一个不守女人本分、只晓得臭美的懒婆娘、骚女子？恐怕以上的污名都是成立的，她将受到的批判也会是尖锐而猛烈的。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性别话语中，对女性、对母亲有着相当苛刻的要求，稍不留神就被强加恶意评价，例如，连中老年妇女涂些脂粉也会被讽刺为“驴粪蛋上下了霜”（《小二黑结婚》），连借病不参加劳动或者私下里煮碗面条都会得到“小腿疼”、“吃不饱”的侮辱性绰号（《锻炼锻炼》）。

　　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人们对女性的要求基于基本的母性认同，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只能与之相适应而非背离。在泛政治化的年代，政治话语与伦理话语合谋，又将母性推到相当极端的程度。于是文学中，特别是男性中心主义叙事文本中，层出不穷着含辛茹苦、勤劳勇敢的奉献加牺牲型母亲形象，乃至公而忘私的英雄母亲形象。可是，难道真的每个女性都必须有母性？母性又真的一定要指向受难、牺牲、压抑自我？这种被推崇的价值观究竟是女性的自愿还是男权的需求？在新时期文学当中，已然有过对母性的批判和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不过大多发生在城市女性、高知女性群体中，农村母亲形象依然保守、陈旧。

　　作家邵丽在自身的写作中不乏女性的立场和姿态，她从女性自身的心灵成长出发，敢于剥离附着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身份枷锁，也勇于给被过于“圣母化”的母亲卸下光环。《风中的母亲》“我妈”形象塑造的超越之处在于，她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因随性散漫、无所信仰而躲避了传统伦理（以及“主啊佛啊”）对女性的规训；她始终为自己而活，不理会他人的评价标准；她用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不管是对还是错。她在无意间实践着女性的自由，她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母亲，一个随心所欲的母亲，一个游离于男权规范之外的边缘化的母亲。

　　自然，另类母亲的诞生无法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是小说中隐含的现实背景，除了女性主义因素使然，不如说对“我妈”的评价改变更来自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另类的“我妈”在现实中能够生存下去，不恰恰正因为农村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农村了吗？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如今的农村已经不“地道”了，“没有年轻人，没有孩子，也没有猪牛羊”，“男人不再热衷于种地，也不再热爱土地，他们宁可到城里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女人也不再做针线，她们到集市上购买衣服和鞋袜，又省力又好看，比自己做的还划算”。“城与乡”是邵丽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长期基层挂职的经历，她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特殊的思考。在2019年的一篇访谈文章中，批评家张莉说，虽然邵丽的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但作品中却没有女作家难以避免的明显悲喜或过度自怜自抑，而是理性和适度”。在同一访谈中，邵丽自己也说：“我始终不认为城市带给乡村，或者说现代文明给乡村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城市淹没或者代替农村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因为城市化或者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深入。”

　　如果说在《明惠的圣诞》中，写得比较多的是城乡差异带来的身份焦虑，那么到了《风中的母亲》中，城乡的差异已然模糊，落差也不再巨大，“我妈”早已不再对城市有那么强烈的向往。农村现代化给了“我妈”这样的农村人以生存的土壤，她享受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文化福利（吃馆子和跳广场舞），也接受着子女辈的经济反哺（喻示着发展起来的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换句话说，她是被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的农村母亲，特殊的历史条件成全了她，也宽容了她，她就像一朵栽种在城乡边界地带的美丽野花，天生地养，自由自在，独自绽放。正如小说中副县长评价的，“村里妇女要是都像你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跳跳舞，唱唱歌，新农村建设可不就有新内涵、新发展、新气象了嘛。”——这个除了跳舞、打牌什么都不会的“我妈”俨然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世界上的母亲有千种万种，无论哪种母亲，都配拥有姓名。在看过了太多“苦菜花”式的农村母亲形象后，感谢作家邵丽用别样的书写，奉献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的鲜活的形象，一个既另类又可爱的“风中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