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却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百度百科）

　　楔子

　　一晃，深圳经济特区创建40周年了。

　　40年是一棵树的枝叶纷披，浓荫如盖；40年是一个人的年届不惑，顶梁中坚；40年对一个城市来说，毋宁是晴空一鹤，诗情碧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因有太多伴随深圳精神一道迸发的第一，而连屏成廊、熠熠生辉地卓立大时代的潮头，站立成一尊雕塑般挺拔而刚毅的排头兵。

　　如果说，以往的第一，皆成过往，那么在40年喜庆的日子里，深圳该拿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来告慰拓荒者两鬓斑斑的华发，莲花山上总设计师的铜像，以及共和国殷殷顾盼的焦灼的目光？

　　我们有两天半一层楼的速度，我们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我们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我们有灯灿如河的通衢大道……还有呢？

　　还有，还有一块悄然而生、神奇生长的飞地。

　　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8月正式成立，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深圳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沿海，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2010年延伸到全市，2011年延伸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百度百科）

　　“残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

　　深汕特别合作区——一个并非家喻户晓的地理名词，一个当然也并非如雷贯耳的行政区划，却肯定是一块当代中国最值得引人瞩目的经济飞地，在珠三角平原和潮汕平原之间快速长高长大，成为献给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份厚礼。

　　何谓飞地？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难以马上答复的语词。有必要为此做一些分类、释义与解读。

　　简言之，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却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

　　早在近500年前的1526年，西班牙与法国签署的《马德里条约》第一次出现飞地一词，自此飞地具有了国际法意义。飞地，顾名思义是需要通过“飞”才能到达的地方。两国之间的飞地，具体而言，是指隶属于某一国家管辖但不与本国毗连的土地。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大的一块飞地是越过辽阔的加拿大版图或太平洋海域的美国的第49个州——阿拉斯加，此总面积171万平方公里的州，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州。1867年3月30日，美国以700万美元外加20万美元手续费的低廉价格从沙俄手中买下了该州，从此改写了本国和沙俄的地理版图。

　　广义的飞地则除了上述国际的飞地外，还包括国内飞地，如省、市、县乃至乡镇之间的飞地。笔者几年前应邀去深圳对口援疆的喀什下辖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风，便得知该县有一些乡镇就在临县的区域之内。国内飞地的形成，因了历史、民族、文化、经济等不同要素划分而成。

　　按照飞地的成因、结构，国内飞地主要有三种类型：

　　（1）历史飞地。中国河北省的三河市（县级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隶属于廊坊市，但与廊坊市之间却隔着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辖区，成为地图上嫩绿色的河北省嵌入京、津二市之间的一块飞地（与河北色块相同）。这块大飞地，与当年京津冀的水资源平衡等要素有关，却无妨三县市的劳务工包括白领去京津工作。人们戏曰：挣北京的钱，睡河北的床。

　　（2）民族飞地。民族飞地是指在一块某个民族占主要成分的地区中的某一小块土地上，管理权却是另一个民族。如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它的飞地——唐古拉山镇却在青海的西南角，与西藏自治区相连，与海西州之间隔着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浙江省的面积才10.55万平方千米。这块总面积4.78万平方千米的飞地，几乎等同半个浙江省！堪称中国面积最大的一块飞地。海西州的州府所在地是德令哈，一座戈壁环绕、荒漠飞沙之城，却因存留了已逝天才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令人神往。受托管理这块阔大无比却人烟稀少的飞地的，是海西州下属的另一个县级市格尔木。1964年为便于管理和维修青藏公路、铺设进藏输油管线及筹建青藏铁路等因素，改由格尔木市管辖，1980年确定为代管，玉树州在此有系列权利。另外，因为高原天寒，为便于牧民避灾，西藏安多县在此设立几个本县的移民管理板块性质的乡镇（不是普通意义上那种全权乡镇）如雁石坪镇等，使得这块飞地的权属关系更为错综。

　　（3）经济飞地。由于资源分布与开发、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疏散，以及晚近出现的先进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进步等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将一些特殊地区划归与本地区并不相连的另一行政区，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型飞地，比如上海市在江苏、安徽等地的农场、工厂与矿山等。更值得关注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的各种经济飞地。

　　此种“万里可横行”的经济飞地托住的是经济的超常发展，是城市与城市，或者城市与乡村的双生共赢，可以覆盖更广阔时空与人群的荣誉福祉。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娩出适遇其时，躬逢其盛。

　　艰难探索的一个原点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荫荫正可人。”

　　迎着溽暑，笔者从深圳市中心出发，经水官高速、沈海高速，待得穿过惠州的淡水和惠东，历时1小时50分左右，抵达120公里开外、位于海丰县鹅埠镇（街道）大德路三号的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合作区）。在此盘桓的三四天里，笔者师徒二人（教授与研究生）在合作区的版图内，边听边看边采（询问与收录），自管委会的一把手、管理层的干部，至畲族村领头人父女、派出所所长、食堂领班、民间摄影师……较为详尽地采集了合作区下属四镇的历史沿革、合作区的前世今生——其筚路蓝缕、千回百转、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颇值得大笔书写，铭刻事功。

　　在这里，笔者巧遇了江西大学的校友、小师弟吴达林，小吴当年英美文学本科毕业之后，进而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取了法学硕士学位，在深圳龙岗法院任法官7年，2012年经市里报招、甄选，6月份东移至此。此行一共25名公务员，他是二十五分之一。若干年之后，大都届满返深，留下两粒种子，他是二分之一。故而对合作区一路过来的回返往复、艰难顿挫，终于一跃而起，知之颇详。

　　吾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海滨待人识。

　　合作区至今羽翼渐丰、振翮欲飞，回顾一路过来的各种艰辛，吴达林也是颇多感喟。在管委会食堂吃过午饭，我们便在饭堂聊起来。

　　迄今合作区大略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初步探索期（2011年到2013年），第二个是转型实验期（2013年8月到2017年9月），第三个是全面主导期（2017年9月至今）。初步探索期之前，这里名为海丰（大朗）产业转移园。2019年度即入选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前100名的东莞大朗镇，彼时受“腾笼换鸟”政策主导——东莞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类、制鞋类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先后与其他城市共建了8个“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收效却很不理想。对此状况，2008年10月30日的《南方都市报》曾撰文提示：专家把脉，合建工业园，双方难来“电”，珠三角城市积极性不高，多由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独撑局面。报道进一步分析这种强扭的瓜不甜的原因：“（资金）实际投入到园区，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工业园所在地县级财政实力普遍较弱，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有心无力，规划的水、电、路、环保项目迟迟无法开工……”

　　2008年初，面对无法继续运作的产业转移园，汕尾市的领导希望深圳伸出援手，成为“接盘侠”。深圳市考虑到本市确有产业升级的需要，每年因各种原因尤其是土地供应不足流失的企业，不仅流失了人才和管理，也流失了GDP与税收。于是，海丰（大朗）产业转移园摇身一变，成为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园。合作方换了，基本格局及运作方式却没变，依然是汕尾市负责征地、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深圳负责引进产业。简言之，深圳基本不参与管理，虽未必作壁上观，却颇有束手束脚之感。

　　此模式运行了两三年，双方都感觉十分别扭。一则自深圳外流的企业，稍有质量的都被比邻的惠州或东莞接走了，水过地湿，不劳远征；二则汕尾的经济基础不足以在基本建设上有大投入，青山依旧，坦途难寻。工业园区的一些厂房，要么无人租赁，要么建到一半便偃旗息鼓，坐等资金援助。

　　时间到了2010年8月，广东省委领导领着深圳市委领导，到汕尾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如何坐实和细化在全省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双转移”（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如何在广州、深圳及珠三角置换优质产业的同时，也把粤东及粤西北沉默多年的经济带动起来，此时既需要一个突破口，又需要一个重大的实验平台。

　　深圳汕尾产业园能否荷此重任呢？

　　原本不足1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面积太小了，省委领导提出将距离深圳最近的海丰下属的鹅埠、小漠、赤石、鲘门四个镇划出来。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牵涉到土地尤其是大块土地的属权或治权，依然敏感。决策部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形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意即成立深汕特别合作区。

　　2011年2月1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明确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派出机构，委托深圳和汕尾市委、市政府管理。是年5月21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举行授牌仪式，合作区正式运作。当时的GDP是三七分成，深圳为七，汕尾为三。税收是扣除上缴省里的，其余全留在合作区。言明五年以后，合作区留百分之五十，深圳和汕尾各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区党工委的书记由汕尾委派，管委会的主任由深圳委派。

　　利益的划分绕不过去，此乃艰难探索的一个原点。

　　或许，探索之途更根本的是治权，亦即此时的合作区依然是政出多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紧要问题：谁说了算？

　　如斯体制显然仍不是深圳方面的主导，投资收益看似平分秋色，但如果把合作区看成一个大公司，投资主体主导不了收益，其积极性则很难勃发。2012年6月6日深圳一行25人到岗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亿的投入。征地要钱，建房要钱，通路通水通电要钱……一个亿对于一个家族说来是一笔巨款，对一块468.3平方千米的土地来说，简直就是“湿湿碎”（粤语，小意思，不足挂齿）。除了利益主体的不在掌心，还有一系列绕不过去的难题，尤显难办的是四个镇的党政干部归属与任命，完全隶属汕尾市的海丰县，这就在诸事的上传下达及正常运转上，有很多不难想见的缠绕与麻烦。

　　继续突破的切入口在哪里？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3年8月，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与深圳市委书记一道来合作区调研，为鼓励深圳继续推进合作区的建设，由深圳派出的第二任管委主任、主任同时戴有汕尾市常委、副市长与对口帮扶总指挥几顶乌纱帽。如此这般，深圳方面在合作区的话语权就略胜一筹。此后项目及投资均在增长，但囿于总体格局未变，像一张熟宣上洒落的干墨，总未见徐徐洇湿、晕现。

　　时光荏苒，到了2016年初夏，深圳市委、市政府选调了即将担任合作区第三任的领导赴任。这会儿，省市都希望找到一个既懂法律法规，又熟悉经济管理的外省籍、开拓型干部，选中的便是法律专业出身，先在深圳市纪委干过十几年，后又在深圳市国资委干过十个年头的产耀东。约在十七八年前，笔者应深圳市纪委邀约，数次参与警示专题片的写作，与任职市纪委教育室的产耀东时相过从，领略了他的严谨、果决与干练。此番履新，堪称受命于危难之际。临来之前，依然有好些朋友规劝他，你的级别已到正局，安心在深圳待着多好，对自己有交代，对家人有照顾，何必去一个体制、人事都没理顺的地方趟那一道浑水！

　　他想的是，事总要人做，路总要人走，将自己的所学用在所需之地，此其时也。

　　已成想着未成，足下想着山巅

　　那天产耀东提前来到合作区，说好只讲廉政建设，讲着讲着不由激动地一把甩了外套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干是死，不干更是死，等死不如送死，送死不如拼死，拼死不如战死。既然来了，就准备做烈士，没想做壮士。此话一出，覆水难收，中午细想想，不由有一些后悔，组织上还没宣布你任职呢，你激动个啥呀？太不成熟了！转念一想，讲了就讲了，自古华山一条道，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当然，如果有人反感，反对，我也巴不得回去，眼下这个七横八竖的摊子，要收拾起来真是难啊！

　　他即任之后，找干部一一谈心，紧锣密鼓地跑了几十家企业，领着大家找出前进道路上的症结，如同医生看病，不能确诊，如何疗治？

　　各路会诊，疾患浮焉，名之四个严重脱节：

　　一是土地征收与项目落地严重脱节，表现症状如，深圳引进的项目，因为征地落实不了，“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二是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严重脱节，表现症状如，兵马未到，水电先行，可是无论建水库或电力，都需当地社会配合；还如招聘人才，落户也需当地公安准入。

　　三是管人和管事严重脱节，表现症状如，合作区深圳方面的一把手虽然头顶汕尾市常委的官帽子，却无人事权；且干部仍然带有对口援助性质，一届期满便打道回府，难免有临时思想。这怪不得诸任领导，因为临时思想产生的基础便是临时机构，反过来，临时机构焉能不产生临时思想？

　　四是省委省政府对合作区的发展定位与管理者的专业素质严重脱节，表现症状如，合作区完全是一个新区的建设，需要包括城建、产业、土木等各方面人才，眼下的干部只是专注于引进项目，搞不了基础建设。

　　此四病虽然拿到了诊断书，疗治起来却十分棘手。绕不过去的是七个门槛：

　　一曰：需要重树信心。如果说外界对合作区无信心那还无关大局，可是合作区的管理层普遍都存在临时观点，信心漂移，如何是好？

　　二曰：大量资金的及时投入是前提。上面不拨款，基建一是需要大投入，二是大投入并非马上有大回报，等靠要情绪蔓延，如何是好？

　　三曰：合作区需要引进更多更快的高端产业，如果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拥而入，既无可观的税源，亦会带来劳动力匮乏及环保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是好？

　　四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土地是产业落地的阶梯，征地不能解决，如何是好？

　　五曰：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人才是建设的根本，如今尚未看到梧桐树，凤凰总在家门外盘桓不入，如何是好？

　　六曰：企业进入一个园区或地区，首先看的是内外环境，尤其水路电厂房等配套是否齐整，现如今配套不说完全阙如，也是迟迟难以跟进，如何是好？

　　七曰：如果说基础建设是硬件，管理便是软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软件一点不输于硬件的重要。当下的配套太迟缓，如何是好？

　　各式各样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为：机制、信心、人才和管理。

　　如果说，体制机制的变更需要争取上面给政策，信心则完全靠一步步坐实、强化与提升，管理端赖源源而来的人才。

　　政策等不来，需要做出成绩来作为撬动的杠杆。最硬最难啃的骨头无疑是征地。合作区的一把手亲任土地收储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三个小组：实地移交组，初步审核组，资料入库组。遴选有责任感、正义心，同时又懂国土政策者入列。在与四个镇干部做深入细致工作的同时，也利用于公于私的各种信用关系，让资金源源涌入。不久便从各镇收储了十几平方千米的土地，首战告捷。

　　人才问题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合作区的一把手也兼任人才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到全国各地大学巡回演讲，延揽“孔雀东南飞”。为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平台出去招聘，管委会成立了六大国企：深汕投控集团、深汕智慧研究院、深汕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深汕景观园林公司、深汕城市综合集团、深汕土地管理公司。以国企的名义出去招聘，一则名头更轩亮一些，二则进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给予更高一些的待遇。

　　深圳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合作区却也不放过外出考察、比较、借鉴与学习的机会。

　　譬如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

　　再如环渤海、黄河三角洲合作区；

　　还如厦龙山海经济协作区……

　　各有招数，各有局限，也各有疑难。

　　深圳，一个以改革开放昭彰的城市，此时更需要示范，更需要勇气，更需要破冰，更需要如椽之笔，书写如镌如刻的华章。

　　合作区提出五个特别：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务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包容。此之谓：深汕特别合作区精神。

　　那是一段开疆拓土的岁月，不仅领导层夙兴夜寐，管理层的其他干部，乃至后来陆续进来的行政事务员（聘用人员），都感觉到被一股子看不见、摸不着却感受得到的热气簇拥着，裹挟着，推动着往前走，今天想着明天，已成想着未成，足下想着山巅，不敢、不容，也不想懈怠。

　　2017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约见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掌门人，专谈飞地经济，希望合作区能够大胆往前闯，超常规发展。当时拍板，将“创新完善、探索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写进粤港澳大湾区纲要，之后又写进了深圳先行示范区纲要，此举意义非同小可，简言之，便是将原本的省级发展的谋略，一步提升到了国家规划的层面。

　　禀赋好，抓住机遇则一飞冲天

　　合作区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谢海生，是笔者在深圳认识多年的老朋友，13年前他在深圳大浪街道任副主任期间，该街道的文学杂志《羊台山》创办一周年，他与街道掌门人李勇一道，邀请笔者在深圳大鹏湾共同组织了一次《羊台山》座谈会，两人对文学的热情和执着，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笔者向来对热心支持文学的领导抱有好感，因为文学委实带不来GDP，也未必给在位者的政声添砖加瓦。前有李勇，连走三个街道，支持创办了三份文学杂志——《羊台山》《新城市文学》《伶仃洋》；后有谢海生，他去福海任职之后，扶持了一份《福海文学》。

　　谢海生是2018年1月从福海街道党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位子上，调任合作区的。我问他，在一个比较稳妥而适意的位子上，东去百余千米开外的汕尾乡镇，是不是多少有点儿背井离乡的感觉？

　　他说，城市发展，确实有一个梯次递进的现象。譬如同在深圳境内，较为偏远的坪山、光明发展就要慢一些。何况我们合作区的鹅埠、鲘门、小漠、赤石四个镇，不仅要穿越惠阳、惠东，而且，这四个镇也在汕尾最落后的乡镇之列。可是，这里却是一个禀赋非常好的地方——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多次用到“禀赋”一词。笔者师徒二人皆出自中文系，也觉得此处用禀赋来形容，弹性及包容度很大，却并无不妥。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门户。刚好卡在惠州、汕尾及粤东交界的位置。广东的门户有好几个，北之韶关，西之湛江，东之潮汕。粤港澳大湾区的边界蜿蜒漫长，自古就是交通要冲。那时候东西交往，在鲘门必定舟车泊岸、停车，休息、吃饭。鲘门镇的名气很大，现在有高铁通过，深圳北站过来40分钟，也是324国道的必经之路，大小饭店，加油站，车欢人叫，十分热闹。禀赋好，除了是海陆交通的锁钥，还有合作区是山、河、湖、海、林、田齐备，乃至高山草地。一条碧绿的赤石河，蜿蜒流经50多公里，清澈可饮用。河边一条红绿相间的跑道，空气清新宜人。河边的绿道,再连接海边，拓展开来，日后可以跑“全马”。红海湾是天然良港，正由深圳盐田港负责打造一个可以承接北达上海，南到盐田的巨大港口。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八，足以成为深圳的后花园。交通则除了深厦高铁、324国道，“三港四站、四铁五高”正在拟建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点对点建设的深汕高铁，建成后，20分钟即可通达两地。

　　海丰是一块负山面海、钟灵毓秀的土地，宋代名相文天祥、抗倭名将俞大猷、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留下了足迹。这里娩出过革命家彭湃，左翼作家联盟之一的作家邱东平，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后任北大、清华大学教授的温源宁（钱钟书、曹禺皆是他的弟子），早年获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还有医学教育家柯麟，美学家、翻译家马采……

　　禀赋好，未必就能长足进步，还要有机遇，更重要的，出现机遇就牢牢抓住。几十年以来徘徊不进的欠发达地区，忽然遇到了深汕合作的机遇，这是一个大大的利好，直接跟深汕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相对接，就看双方是不是都能抓住，拓展，跃升。

　　国内有很多飞地，除了历史、民族飞地，这几十年以来，也出现了很多经济飞地，大小都有，南北都有，贫富都有，都想做事，都想共赢，其结果是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太少太少！原因所在多有，但是集中到一点，就是好的体制没有建立，都想当头，那就难免扯皮。要义是必须交给一家总揽治权，这一家应该是更强的一家，主要是在经济上、管理上和人才上显见得有明显优势的一家。

　　好的禀赋，加上好的管理体制，则如车之两轮，鹰之两翼，跑则生风，飞则冲天。

　　有三个时间节点铿然写入历史：

　　其一，2017年9月2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明确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由深圳全面负责管理。

　　其二，2018年12月16日，中共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在合作区管委会大楼举行揭牌仪式，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成为深圳“10+1”区。

　　其三，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创新完善，探索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斯时斯刻，标志深汕特别合作区由此前的广东战略，跃然而升格为国家战略，自此：具有特殊内涵与外延的“深汕”二字，写进了共和国的发展里程。

　　作家简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教授，一级作家，著有小说、散文、评论《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叛逆与飞翔》《当代文学创作新论》《绿皮车》《抄家》等十余种，刊发百余篇，小说两度提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小说四度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非虚构文学《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登上2019年4月“中国好书”，深圳第20届读书月“十大文学好书”，第八届书香昆明“全国十大好书”等榜单。

　　欧阳德彬，深圳市罗湖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钟山》《作品》《西湖》《文学港》《野草》《青春》《山花》《草原》《广州文艺》《福建文学》《安徽文学》《湘江文艺》《城市文艺》（香港）等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万余字。曾获中国高校文学比赛小说首奖，深圳青年文学奖，《青春》杂志“青春剧构”文本奖等。著有散文集《城市边缘的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