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1949-)，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中文研究所硕士。曾任海南岛国营农场农工，后任北大出版社编辑、北大中文系讲师。1985年与陈平原、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曾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多年。代表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现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19年4月，担任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

　　一、“现代抒情小说”

　　1980秋，花甲老人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先写了《异秉》，是将30年前的旧稿(早已遗失)，重写了出来。接着写了《受戒》。这一篇，据汪先生说，写之前跟一些朋友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昵?”如今，淡忘了当年的文学“语境”的人，也许会对这“奇怪”感到奇怪：这就叫浩劫之后的“心有余悸”么?

　　事实上，《异秉》被江南的一家杂志拿去，压了好长时间，几经周折才发表，后来也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至于《受戒》，因比《异秉》早发表于京城，则较引人注目。汪先生说：“最初写时我没打算发表，当时发表这种小说的可能性也不大。要不是《北京文学》的李清泉同志，根本不可能发表。在一个谈思想创作问题的会上，有人知道我写了这样一篇小说，是把它作为一种文艺动态来汇报的。”人们毕竟是敏感的。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都意识到了：汪曾祺小说在当时文坛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当然，直至今天，这种“异质性”也未得到很好的阐明，更谈不到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其意义了。

　　当时的文学创作，可以大致分析出两大潮流。一是“伤痕文学”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是感伤的、愤怒的、政治化和道德化的、英雄主义的和悲剧色彩的，是以上种种情调的粗糙混合物。一是受了点刚刚介绍过来的卡夫卡、萨特的影响，面对荒谬的世界探讨“生存”本身的充满了困惑和不安的尝试之作。前者依据的是50年代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试图恢复所谓“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后者直接与两次大战后的西欧文学认同，凭藉大劫难中的共同体验表达青春的抗议。突然，出来了一篇充满了内在欢乐的《受戒》，而且这欢乐是“四十二年前的旧梦”，是逝去的“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冶生活的纠缠，用水洗过了一般清新质朴的语言叙写单纯无邪的青春和古趣盎然的民俗。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地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评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从探讨“生存”困惑的新进作家眼中看来，对生活的这种诗意化肯定也是不可接受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汪曾祺某次引述了这句北京俗语。

　　他清醒地意识到其作品存有一个是否“合时宜”的问题。在当时，如下的解释绝不是多余的，而且也是真诚的：“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本人和他的批评者，都没有预见到数年后的“文化热”、“寻根文学”和李陀所说的“意象的激流”的出现。数年后，年轻的、激烈反传统的批评家著文指责汪的小说是“怀恋传统文化”的始作俑者。汪先生说：“我看后哑然。”这可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事情。

　　熟悉新文学史的人却注意到了一条中断己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现代抒情小说”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一类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藉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在“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这一路小说自然趋于式微，消声匿迹。《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

　　事实上，据汪先生自己说，写《受戒》之前几个月，因为沈从文先生要编小说集，他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老师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二，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但是,，“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只说明了汪曾祺复出的一方面意义，其乡土的、抒情的特征，可能遮掩了不易为人察觉的另一面。

　　40年代•80年代

　　前边讲到，80年代初的文学中大致可以分析出两大潮流。“伤痕---反思文学”试图承继“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骨子里却弥漫着与五四时期相似的感伤情绪和浪漫憧憬。“生存文学”则直接从域外汲取灵感和整理浩劫体验的技巧和模式。汪曾祺的旧稿重写和旧梦重温，却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

　　不妨先看看80年代初发生的另一件颇重要的事情：《九叶集》的出版。40年代9个较年轻的诗人的作品的选集，30多年后重新刊印问世，立即使治文学史的人们对当年诗歌状况的理解产生重大调整。9诗人与汪曾祺年龄相当，其中的数位亦正求学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其时，年轻的英国现代诗人兼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正在这个大学任教，将叶芝、艾略特和奥登的诗介绍给了他们。“九叶”之一袁可嘉后来总结说：“中国30年代的新诗运动经过前辈诗人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等的努力，已在借鉴西方现代诗艺方面开辟出一条道路。他们结合着实际生活(国家的和个人的)和民族传统(古典的和新诗本身的)，又溶合西方现代诗艺，正日益丰富着五四以来的新诗。当穆旦和一批青年诗人，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昆明西南联大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们既受到前辈诗人们的影响，又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薰陶”，遂形成了推进新诗“现代化”的40年代的“新诗潮”。40年代的青年诗人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显然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们有很大的不同----郭沫若们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营养，“九叶”诗派却与本世纪的“反浪漫”的现代主义文学相通。与时下许多人仍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派的想法正相反，叶芝、艾略特的骨子里却对古典主义一往情深。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文学背景下，40年代新文学(不光是诗)全面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五四以来激烈对立冲突的那些文化因子，外来的与民族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似乎都正找到了走向“化”或“通”的途径。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理解何以像沈从文或汪曾祺式的“古典式”的乡土抒情小说却具有现代意味，何以穆旦等一批诗人的创作在海内外越来越引起重视。

　　“九叶”诗人之一唐湜回忆说：1947年秋，一次我去上海致远中学找汪曾祺，当时我读了曾祺的许多剪报与手稿，想给他写篇像样的评论；可他拿出一本《穆旦诗集》，在东北印得很粗糙的，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我这才“细细读了这厚厚的一本诗集，感到是这么阔大、丰富、雄健、有力，有我从来没有读到的陌生感或新鲜感。”其实穆旦诗作的沈雄、凝重、生涩、自我搏斗的风格，与汪曾祺后来的作品风格相去甚远。但当时汪曾祺也写诗，并试图“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与穆旦们有文心诗心的相通之处，是毫无疑问的。

　　人们果然也就读到了汪曾祺写于40年代的那些小说。比如《复仇》：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的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涂上了一半金。

　　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又转身，分散。

　　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坞，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蜒。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意识流”，闪过了背剑的旅行人一生中的“各色的夜”。现代的“意识流”小说，流的却是某种很古很古的东西------一种天涯漂泊感，你能分得出它是属于传统，还是属于现代?汪曾祺谈到过他颇受影响的两篇中国人写的“意识流小说”：“中国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方法，作品很像弗•吴尔芙的女作家林徽音(福州人)，她写的《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所用的语言是很漂亮的道地的京片子。这样的作品带洋味儿，可是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80年代初再读《复仇》这样的小说是令人惊喜莫名的，须知当时的批评界还在为王蒙的小说是不是“意识流”，“意识流”洋人用得我们用得用不得而争论不休哩。人们还读到了《老鲁》、《落魄》和《鸡鸭名家》。正如《九叶集》的出版改写了“新诗史”那样，一个30多年前就崭露才华的青年小说家被重新认识了。

　　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着曲折坎坷的路，其中的一大教训是它拒绝了40年代除延安文艺以外的新文学遗产；郭沫若机灵地转去写《防治棉蚜歌》和旧体诗词；茅盾撤下众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去搞行政；巴金到了晚年才在《随想录》中大彻大悟；老舍的《茶馆》若不是焦菊隐的卓见就会写成配合人民代表选举的宣传品；曹禺再也未能贡献一部与《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水平相当的剧作；沈从文转业成了文物专家；冤案断送了胡风作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生涯。还可以数出好些名字：艾青、何其芳、张天翼、吴组缃、卡之琳、冯至、艾芜……有人说，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在二、三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作家，毕竟，他们已经写出了他们当年可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最令人惋惜的是40年代末才20来岁的那批大有希望的青年诗人和作家，刚刚开花，还来不及结果就枯萎了，比如说，穆旦和路翎等人。这种说法，前半过于绝对，后半却不无道理。

　　汪曾祺将他近几年谈论文学的文字编成个集子，取书名曰《晚翠文谈》，用的是《千字文》里的典。“枇杷晚翠”。他说，枇杷是常绿的灌木，叶片经冬不落，愈是雨余雪后，愈是绿得惊人：再就是花期极长，头年冬天就开始着花，“你就等吧，要到端午节前它才成熟，变成一串一串淡黄色的圆球。枇杷呀，你结这么点果子，可真是费劲呀!这“典”当然有点夫子自道的意思：“我自20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40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60岁以后，真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必。”尽管汪曾祺说他“并没有多少迟暮之思”，“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倘若超出个人的角度，着眼于文学史，则这“费劲”的感慨和自嘲就深而且广了。

　　汪曾祺是40年代新文学成熟期崛起的青年小说家在80年代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80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40年代文学传统培育出来的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非每一个活到了80年代的人都能将多年前的花结成果。“晚”而能够“翠”，必有些特殊的原因吧?

　　三、复苏与中介

　　汪曾祺说：“我赶上了好时候。”

　　“30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我当时没有想写东西，不需要赶任务，虽然也受错误路线的制约，但总还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的。我当然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当令”，较易摆脱，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文艺思想一解放，我年轻时读过的，受过影响的，解放后被别人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心里复苏了。”这话说的是实情，也确实是汪曾祺的幸运之处。漫画家廖冰兄曾画过瓮中人于瓮碎之后仍作瓮状而立，见之令人苦笑，汪曾祺却“较易摆脱”，一旦断而后续，其小说创作立即如“晚饭花”一般赫然开成一片。前边讲到过，这幸运具有超出个人的、文学史的意义。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他的心里“复苏”了的是哪一些中外作品。与那些只是重刊旧作的老作家不同，汪曾祺是80年代相当活跃且影响颇大的仍在创作的小说家，他所承受的文学传统经由他的创作为中介，带进了“新时期文学”。所以弄清楚这些还“活”在8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文学传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这些“复苏”的文学作品，我们现在知道，古人有庄子、归有光、桐城派和一些“杂书”：洋人有契诃夫、阿左林、纪德、弗．吴尔芙：近人有鲁迅、废名、沈从文。这些名字的集合乍看有点古怪，其实并非毫无相通相同之处，毋宁说其相关性是很明显的，它们显现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一个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某些渊源。我曾在别处谈到，作为“印象主义”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契诃夫，在贯通中外古今文学传统时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一个少年时熟读《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的人，欣赏归有光“以清谈文笔写平常人事”的手法，当他读到契诃夫时将感觉如何呢?汪曾祺的一个颇新鲜的说法回答了我以前模糊的揣测：“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个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显然，这种已经“归有光化”了的契诃夫传统或已经“废名化”、“林徽音化”了的吴尔芙传统，是较易被后起的作家们接受的。

　　所谓“复苏”也只是相对而言，传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保鲜”然后“解冻”，只能被80年代的当代人“重构”。就汪曾祺自己而言，那些中外作品的影响，如今也都已消融在自己的风格中去了：“我现在岁数大了，已经无意于使自己的作品像谁，也无意于使自己的作品不像谁了。别人是怎样写的，我已经模糊了，我只知道自己这样写法，只会这样写了。我觉得怎样写合适，就怎样写。”时间从记忆和遗忘两方面帮助了作家，前者使40年代接受的文化遗产重新进入了80年代的创作系统，后者使这些遗产以“酿制”过的浑成的而不是生涩的形态进入这一系统。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现代与传统的虚假对立在这团搓揉了近40年的面里已经消弭了。当新进作家笨拙地从头学习“意识流”或“笔记小说”时，汪曾祺的小说令人惊喜地提供了可作参考的由“生”至“熟”的一条路径，而且，他带你由这条路径去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废名和鲁迅，重新认识了那些古人和洋人。尽管，汪曾祺说“你要认老师，还得先见见太老师”，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但是，成功的学生的榜样毕竟比老师或太老师更易亲近。

　　现代派的意识、技巧，40年代新文学成熟期的经验，怎样有机地组合在渗透在碰撞中上下求索的一部分新进作家深感兴趣的事情。汪曾祺的小说遂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所谓“寻根文学”----与40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中介”。

　　不必夸大这一点，却也无法忽视它。

　　四、语言和态度

　　从风格、文体、叙述语言等方面来讨论这一“中介”作用自然是对路的。汪曾祺“人极重视这些方面，他的小说成为许多从事“文本批评”的朋友的好材料。但在汪先生本人看来：“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文本连着人本。限于篇幅，我想直截了当地切入“态度”这一层面来讨论问题。由他承继的文学传统和汲取的外来营养，汪曾祺的叙述风格给80年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何种“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从分析小说入手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从我现在的角度(文学史的角度)，我对汪曾祺的两类文字感兴趣：一是由他所强调的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当代意义：一是他对年轻作家阿城和何立伟所作的评论。

　　有关沈从文的又章有好些篇，值得注意的要数《沈从文的寂寞》：“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也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那么什么是沈先生所希望重造的民族品德呢?

　　汪曾祺大段引述了《从文习作选．代序》里的话，相信在“另外一时”，人们将“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汪曾祺发问道：“莫非这‘另外一时’已经到了么?”这或许是满怀希望的发问，这正可以解释他读到阿城和何立伟的小说时的那种欣喜的心情。

　　惯于用哲学史的大范畴来硬套当代文学作品的人，或许以为汪曾祺会往“道家思想”方面与阿城认同。出乎意料之外，汪先生说：“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纠在一起”，“我不希望阿城一头扎进道家里出不来”。就凭棋呆子王一生的那副吃相，恐也与道家风范相去甚远。

　　汪曾祺欣赏的恰恰是阿城写了“吃”和“下棋”。“正面写吃，我以为是阿城对生活的极其现实的态度。”汪先生自己的小说也极注意写“吃”，把吃看作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卖蚯蚓的人》里有极醒豁的表露。“下棋”则体现了另一层次的生存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是需要这么一点精神的。汪曾祺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正体现了这种同日常劳作中的“真人生”。他赞赏阿城这一代“知青”在底层得来的领悟：“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

　　对何立伟，则是从他与废名的异同来立论的。何立伟“像一个坐在发紫发黑的小竹凳上看风景的人，虽然在他的心上流过很多东西。”他写一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溢着栀子花一样的哀愁，这哀愁与废名相似，出于对生存于古朴世界的人的关心。但汪曾祺欣喜于他的不停留在哀愁里，终于表现了忧愤，在手法上也突破了“绝句”式而接近了“五古”，认为何立伟走过的这条道路和自己“有点像”。

　　汪曾祺对前辈后生的阐释其实也阐释了自身。集中在两点上：一是热爱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一是要在事业、职业、日常劳作中追求一种人生境界。可以说并无多少深刻或高超之处，简单得近乎老生常谈。但是，在每一个“价值失落”因而急需“价值重建”的年代，人们总是先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线上。有一些基本需要决定了一些基本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吃”。蔑视老百姓的基本生理需求带来的恶果至今仍在困扰国人。还有一些建立在安全、人际交流等需要上的价值，如勇气、谨慎、忠诚等等。最后是建立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上的价值，如信仰、理想等等。我们的时代决非价值的缺乏，价值的内容和结构有所变易，但其基线不会消失，也很难设想文学创作会往“价值真空”中进行。我们的时代是价值系统的冲突混乱。在这旷日持久的混乱中，一批“知青”作家回到了最简朴的价值基线上思考“真人生”，因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些先辈的思考不谋而合。只停留在这条基线上是危险的，但取消一切基线的态度不可能被他们接受。你会说，用审美主义或抒情的人道主义来维持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和生活勇气，是软弱无力的，正如一些自恃掌握了“铁的必然性”并自认“残酷”的批评家一再申说的那样。

　　然而我们将继续在混乱中细心比较各种“态度”。比较的责任是沉重的。但必须先有我愿意这样来理解汪曾祺的意义。

　　(1988年10月于海淀蔚秀园)

　　1、《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晚翠文谈》(以下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第2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2、《小说创作随谈》，第5l页。

　　3、《关于<受戒)》，第3页。

　　4、《关于<受戒>》，第5页。

　　5、《桥边小说三篇．后记》，第119页。

　　6、参见黄子平《论中国当湜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7、《关于<受戒>》，第4页。

　　8、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9、唐湜《忆诗人穆旦》，同上书，第154页。

　　10、《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第15页。

　　11、《我是一个中国人》，第4l页。

　　12、《晚翠文谈．序》，第2页。

　　13、《晚翠文谈．序》，第4页。

　　14、黄子平《笔记人问》，《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15、《晚翠文谈序》，第4页。

　　16、《谈风格》，序》，第102页。

　　17、《谈风格》，第105页。

　　18、《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第82页。

　　19、《沈从文的寂寞》，第16l页。

　　20、《沈从文的寂寞》，17l页。

　　21、《人之所以为人》，第189-194页。

　　22、《从哀愁到沉郁》，第195-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