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冬林的长篇散文遗作《山林笔记》，我既读得断断续续，又读得如痴如醉。他以细切的观察、锐敏的感觉、灵动的文字，细致描述的山与林、鸟与兽，以及贯注其中的发现与惊喜、感知与感想，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山、鸟、兽相依相存，动植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象与自然奇观，也由此打造了一个作家亲近自然生态，文学表现万物生长的高端范例。这样的自然景观与文学世界，既让人耳目为之一新，也令人心灵为之震撼，因而从中得到的，不只是眼界的开扩、知识的丰富，更有意识的冲击、观念的拓展和精神的陶冶。

　　洋洋118万字的《山林笔记》包含了胡冬林的生活勘探与生态观察，素材积累与文学速写，创作体会与人生感悟等，内容包罗万象，内蕴十分丰盈。这部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笔记，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理解和接受，从不同方面去阅读和解读。

　　首先，关注健康的要义是关注生态。关注自然，重视环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由人自身出发的。这种以人为本位的自然观、环境观，在胡冬林看来，显然是不够的，依然是肤浅的，甚至是皮相的。事实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却又常常出于自身的需要与自我的角度。胡冬林认为：“生态的好坏，关系人的生存与繁衍，野生动物的存在维护森林的健康，也在维护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明确地表示：“生态作家必须站在野生动物的立场上写作”。这些认知与看法，超越了以人为本位的自然观，突破了以人为主体的世界观，形成了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生命平等共存的世界观。这种大包容、大格局的生态理念，使得他占据了生态理念与生态文学的制高点。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鄙视只写人的文学。他说：“那些认为只有写人才是文学的人很蠢”。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通过对各种森林动物生态的描写，展示出它们与森林万物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进化奥秘。”并通过这样的写作和作品，“使读者通过阅读会了解、尊重、呵护动物与森林，进而思考如何珍惜我们身边的环境”。这样基于一种大生态观的生态写作，使胡冬林把自己与别的自然文学作家和环境文学写作有力地区别了开来。

　　其次，生态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战斗。在常人看来，文学写作主要是一种精神劳动，但在胡冬林看来，生态写作远不止于此。他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生态文学为野生动植物发言，呼吁更多人关注生态问题，对生态的科学发展起到推动和助力的作用。而生态作家更要以身作则，一方面是作家，一方面是战士，不仅仅依靠文字，也要身体力行去守护一方水土，守护生态环境。”他是这样志虔心诚地认识着，也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履行着。

　　胡冬林在生态写作中体现出来的战士品质、战斗作风，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他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对社会的深刻反思、对环保的坚决捍卫。生态写作需建立于长期和细致的实地勘察与实物观察之上，因此，穿越山林、耐心蹲守与静默观察，都是必备的功课与基本的功夫。胡冬林在50岁以后以长期深入长白山为业，以“上山”“跑山”为乐，他不仅要战严寒、斗酷暑，还要忍受“无边的寂寞”与“黄昏的孤独”，在身心两方面克服常人都会有的惯性与惰性，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投入到一次次的山林探察中，并力求每次出击都有一定的收获。这显然与一般的“深入生活”完全不同，与拉练、越野等准军事活动无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山林笔记》里，常有这样一些感喟：“很累，两腿发软，酸疼。这两天走多了。”“天暖，后辈汗湿，等于负重上坡行走，又累又困。昨晚吃的安眠药还没失效，本该睡一下午，却来看春天的野花了。”“归来途中发生心绞痛，有三四分钟。”为能在山林常驻，并且不影响糖尿病的自我控制，他还以企望的口气写到：“要是能方便地买到胰岛素就好了”。由这些文字可以看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胡冬林在克服和忍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在坚持他的山地跋涉、山景观察与山林写作，一部《山林笔记》的每一则记述，每一个字，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当胡冬林在深入长白山的过程中，其生态保护意识已与自己的文学理想融为一体。因此，在写作生态保护的同时，他把维护生态环境也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因而，我们从《山林笔记》中看到了他对人们缺失生态意识的感叹，看到他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更看到他对猎杀动物恶行的强烈憎恨。2012年，他曾以一篇“长白山发生毒杀野生动物大事件”的博文揭露长白山五头熊被猎杀事件，获得媒体的关注，继而公安部门组成专案组进行案件侦破，广大网友纷纷声讨猎杀恶行。这种“破釜沉舟式拯救”的背后，是他惩恶扬善的无私无畏的胆魄，是为野生动物仗义执言而无所顾忌的勇气。

　　最后，远离喧嚣与功利的写作是最纯粹的。因为要把全部心力与精力用于生态现状考察与生态文学写作，胡冬林长期居住于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并在森林深处置办了一张林中写字台，建立了自己的林中写作点。这种起初是体验生活和方便写作的需要与安排，随着逐步的深入与长年的沉浸，最终演变成了他人生追求的基本坐标与最终目标。他告诉人们：“我已不适应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更喜欢宁静自由的山里生活。”“一回到城里就有烦心事，回到二道白河的家中，体会到一种自然宁静。”“上山真快乐呀，而我绝不能远离快乐。挣钱不重要，享受不重要，情欲不重要，只有上山重要。”而在山上，他把工作分为两大部分：写作和跑山。这些出自心扉的话语告诉人们，胡冬林不仅把山上生活当成了写作需要，而且当成了人生需求。他不仅转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念。

　　胡冬林的生活很单纯，写作也很纯粹。他只在乎“上山”与“写作”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实际上也是一件事，那就是坚持生态写作的道路。他曾说：“生态文学写作是我人生的支撑，它让我的生活充实有分量。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写下去。”胡冬林这种不夹带任何杂色、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生态文学观念与生态写作姿态，为那些同样喜欢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写作的人们做出守正不挠的样板，也为更多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们做出了正气沛然的典范。由这面清朗澄明的镜子，人们可以找到自己存有的某些“浮躁”情绪，看到自己身上不少的“功利”成分。“浮躁”与“功利”是我们需要整体反思、自我省察的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可谓给我们既提供了一面镜子，也提供了一剂良药。

　　文学在各种元素不断介入因而日见纷繁复杂的环境下，越来越需要学习正大的样板，汲取有益的养分，反思自我的现状，保持清醒的姿态，使自己在做人与作文两方面，离功利更远一些，离纯粹更近一些。而胡冬林经由生态文学写作所展现的独特的人生追求，正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可贵的营养，这是胡冬林的山林写作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所具有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