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广西北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长篇小说《皇城根》（合作）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等奖项，并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作品《找乐》《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涮庐闲话》是陈建功的散文代表作。他曾在另一篇文章里笑称，这是遵了文学界“老饕”汪曾祺之“将命”而写，而且还命了题，非得叫他写“涮羊肉”不可。

　　《涮庐闲话》发表后，许多人说汪曾祺真不愧是“慧眼识珠”之人，找个陈建功把北京的“涮羊肉”写得神采飞扬。故此陈建功也得意洋洋地自诩为“涮庐主人”，“抱怨”登门要求“涮庐”开荤的朋友络绎不绝。他“悲催”地说：“长此以往，惟有‘割骨疗亲’这一条道儿啦……”

　　我曾主编一套“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其中有陈建功的散文集《默默且当歌》。借此机会，我把《涮庐闲话》以及他津津乐道的“北京滋味”品咂了一通，因此见面就想起“涮庐”故事：“府上那把二尺长的王麻子老刀还在不”？他会心大笑：“我家切羊肉片的‘兵器’？早就‘刀枪入库’了，连上独涮、家涮、雅集涮三种型号的紫铜火锅，也只能收起来当‘传家宝’啦！……您看现在，无冬历夏，‘凡有井水处皆曰涮锅’，哪儿还有必要开什么‘涮庐’？馋了，就直奔东来顺啦！……”

　　与时俱进。错过了上世纪末陈宅的“涮庐”雅集，只能到东来顺之类去品尝陈建功所说的“北京滋味”了。

　　陈建功爱交朋友，爱吃涮肉，更爱邀请朋友吃涮肉。和陈建功一起涮肉，那品尝到的不仅只是“舌尖上的北京”，也不仅只学到“涮锅子”的技艺，似乎还能给你更深一层的感悟。比如，仅有的一次应邀与“涮”时，我才知道，原来精品的涮羊肉，必得选“口外”羯羊后腿肉，还得分选其中磨档、黄瓜条、大三岔等等部位，剔筋去膜除掉淋巴结，紧压净血，由有经验的师傅切出肉片摆盘，才能有眼前这羊肉片赏心悦目的观感和一涮成丝入口则化的口感。

　　陈建功谈起这些，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北平时代秋冬之交，德胜门的曙色中回荡着来自口外的羊群“嘚嘚”进城“赴死”的“动静儿”。还描述老东来顺的门外，切肉的师傅们如何一字排开，一人一案，刀起刀落，“炫”他们切片的技艺。最令我难忘的故事是，涮着涮着，他忽然提醒我，一直置之手边小碟子里的糖蒜，原来是为解腻所用。经他提醒一试，果不其然。不过，看他随后也吃了一瓣，却摇起头来，说固然还可以解腻，却已不是本店腌制。忙请教原委，他说，老东来顺的糖蒜，都是自家腌制的呀。惟以夏至前三天的蒜头为料，把一年所耗的糖蒜腌上，早一日尚嫩，晚一日则老矣。这才叫经典传承的经典滋味儿。随即他不无遗憾地悄声宣布，我们这次用餐的东来顺，不过是一家加盟店。

　　我不能不发自内心地赞叹：“吃得太精细啦！”

　　他笑道，“革命”总不应让咱越活越糙的嘛。我这才顿悟，建功此公绝不仅仅如他所自道，是一个“大碗筛酒大筷吃肉”之辈。

　　不过，“顿悟”不久，却又领教他“大碗大筷”的风采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陈建功开始松开领带，脱掉西装，然后，毛衣也不要了。一件衬衣与窗外瑟瑟的枯枝相映成趣。有朋友打趣：如果是夏天，您该咋办？陈建功答道，《涮庐闲话》里写过的，一人身后置一电扇，一边吹着风，一边涮呀！如果都是熟人，还得短裤T恤呢！又有人逗趣：会不会像路边摊的喝酒人，光着膀子？陈建功大笑：“说不定！现在穿上了‘官衣儿’，规矩多了！”你永远想象不出，斯文儒雅、和煦如春如陈建功者，笑得何等爽朗。

　　这才是真正的陈建功，脱离了诗书礼仪重重包裹，坦诚若赤子、率真如孩童的陈建功。没有了任何世俗的羁绊，他谈天说地、谈古说今，妙语连珠，悬河倾泄。难怪著名的李贽研究学者张建业教授评论陈建功的散文，题目即借杜甫诗句说“爱君直取性情真”。文如其人，或许就是他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由？

　　陈建功出生于广西北海，发蒙即移居京城，耳顺之年频频往返于故乡与京城之间，今年逾古稀却仍童心灿然。从他散文里不难看出，他自少年起便敏感而自尊，因时代潮流的跌宕而有多于常人的悲欣。

　　陈建功的故事，简单又不简单。高中毕业，陈建功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舞象之年突然被抛入生命的荒野，落差可想而知。那时的陈建功体重不及百斤，身单力薄，手无缚鸡之力。他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360级高高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去。此后十年，他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风尘仆仆，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无数个昏暗的夜晚，陈建功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尝试写一点什么。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陈建功，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很多年后，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陈建功写道：“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

　　十年后，二十八岁的陈建功，踏着吹拂中国大地的春风又走出大山的时候，他的怀里揣着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蛰伏了十年的文学梦。“历史的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使我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也思考什么是文学。”陈建功说。

　　1982年，陈建功大学毕业。离开北京大学前，他给大学党委写了一封思想汇报。这个汇报刊登在北京大学校报上，一时广为传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全文转载。他在汇报中写道，北大四年所得的最大收获，是通过质疑以认识真理的精神。要鼓励青年这种质疑精神，让我们从质疑中坚定真理信念，从质疑中走出自身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得置疑的“迷信”、不容质疑的“灌输”，只能豢养家奴和“两面人”。这种质疑态度，始终伴随着陈建功的创作和生活。他的敏锐和宽厚，来自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来自百年传承的北大精神的熏陶，也来自“平民北京”的文化启迪。他认为，质疑是一种健康人格的基础。转益多师、兼容并包，是一种健全人格的体现。

　　“那刻画人物的艺术雕刀，常能有力地突入性格的深处，开掘出性格的、社会的、人生的底蕴。它的叙事手腕，融合了古典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的优秀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格式的短篇小说的意识经验，显示了高强的艺术控驭力。他的文学语言，在老舍京味语言的基础上，博采新时代、新时期北京民众的口语，熔铸成既有旧京韵味又有城市新风的现代京白，很富有艺术表现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论及陈建功，如此评价。这概括了那一时代的读者对陈建功的褒奖，而在陈建功眼里，文学应该就是作家留给读者的心灵痕迹。

　　应是缘于他底层生活的经历，也缘于新时期以来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陈建功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尤为注意对俚俗文化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的撷取。陈建功的文字，幽默风趣，自嘲而不自弃，反倒显现为一种生命的尊严和神采。他描述人、事、物，寥寥数笔，略有夸饰却传神悦人。他的文字，平实中寓深沉，嬉笑中含酸楚。他娓娓道来，如风展雾。他似乎早已洞悉人生的真谛，亦早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时光荏苒，他甚至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真谛与和解予以哲理化，更愿意把这些讲成逸闻趣事，聊博一笑或亦可深长思之。陈建功同他的文学一道，曾经置身历史进程的迷狂，搏击历史洪流的漩涡，却似乎永远表现为隔岸观火、嬉笑歌哭。他的文学就是他“这一个”的人生。他深深地懂得，一个作家，何须关注怎样的须臾怎样的永恒，何须抉择讴歌和忧愤的队列。

　　“弹冠解甲何足庆，率性蓬蒿任尔风”——这或应是陈建功的“夫子自道”？问过他，他说岂敢岂敢，追求的境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