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火车

　　我的诗歌里曾多次出现火车这个词，它与我忧伤的少年有关，与我叛逆的性格有关。

　　火车，大红轮子的火车，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车，这飞行的钢铁，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洁白的云朵带走。

　　初夏，母亲领着十来岁的我和蹒跚学步的弟弟，第一次坐上轰鸣而有节奏的火车，由河北乡下到异地山西。

　　岁月，像火车一样飞快，它的确是弹指一挥间。很久以来，我都不能确定，我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它在哪里，是山西还是河北。

　　火车掠过华北平原冲淡的乡村，穿过黄土高原古旧的山村，它不是文本意义上的车窗外的乡村和山村，它的内涵是荒凉凄苦的。

　　多年后，当我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对乡土这个概念的认知，才有了历史纵深感的理性审视和具象打量。

　　费孝通是我景仰的大先生，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我曾写下这样的诗歌：黄土里长出母语的铁/隐匿花朵的暴力和刀锋的内伤/人力和礼仪的乡土/唐装与汉服的中国/宽阔的大地稳重的走出/在金子的长空下徐徐展开/汉字是先辈的田园/种植江山社稷和福祉/泥浪翻动着村庄/农耕的铃声野花般开遍天涯/乡土中国，我的父母之邦/元曲汉赋和唐诗宋词的故国/黑眼睛举出黄皮肤的旗/龙种布满河流山脉/乡土中国，我的光荣梦想/开明的雨水普降经验的祖训/覆盖典籍，民谣和好看的鸟鸣/我仰望，安宁又迷恋。

　　当我到了山西，我怀念河北，当我回到河北，我怀念山西。少年的迁徙，意味着离愁，它是诗人的重要元素。

　　陌生的父亲在山西修铁路，铁路，它蛇一样来路不清，去向不明，正如我不由自主的少年。而火车，它钢铁和烟煤的气味，隐喻了工业，小小少年，离开生长于斯的农人，农业，农庄，这些农禾气息的词，它像爷爷挂在土坯墙上经年的镰刀，锈迹斑斑，相比之下，我感到了工业的新鲜，尽管它浸染着烟煤的味道。

　　来到大山的第一晚，我们住进一间简易房，玩累的弟弟很快乖乖进入梦乡。父亲忘了买窗帘，熄灯后，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我隐约看到，父亲坚实的臀部，有力地起伏着，伴着急促的喘息。这个影像真实又迷茫，贯穿我整个少年时代。因此，我对父亲的感情是抗拒甚至仇恨的，每当他和母亲打架，我总是愤怒地举起小拳头，用羸弱的身躯护着母亲。父亲沉默寡言，他似乎无视我们的存在，父爱，温暖，这些词离我很遥远，这使我的性格越来越自卑，敏感，不合群，与同学们发生矛盾时，就用拳头解决。

　　有一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家，他好像因为以前的几句“反动言论”被批斗了，他本来是不多言语的人啊。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场景，心里五味杂陈，有说不出的悲凉。

　　母亲具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妇女的很多特质，勤劳，端庄，善良，只是她和父亲一样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知道怎样教育我们。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少年时光并不快乐，因为我总要带着弟弟，不能和其他伙伴一起坐着火车到处去玩。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一个叫两河口的山村，我正在读初中，要到八里之外的“三铁一处二段学校”去上学，还要带一顿饭中午在学校吃。

　　和我一起走读的是一个叫梅的白净秀气的东北女孩，她和我同岁。这个时候，我土气的乡音早已变成了好听的普通话。

　　梅扎着一双羊角辫，她和我越来越要好了，因为有男孩欺负她时，我立马会挥起我野性的小铁拳。

　　梅比我家庭条件好，她总是在饭盒里多带一些肉菜，为的是在上学路上分给我一些。

　　夏天，黄土高原很是炎热。

　　有一天早晨，我和梅一起去上学，我们在公路上走了一会儿，梅让我背过身去给她看着人，她要方便一下。我背过身去，听着她“唰唰”的撒尿声，鬼使神差，我不由地回头看了她一眼，顿感惊慌失措，血液加快了流速，脸涨得通红。这是我第一次性觉醒。

　　我们一路沉默着，走到了学校。

　　在我稚嫩的心里，我把梅幻想成我长大以后注定的妻子。

　　当天晚上，我有了第一次梦遗。

　　哦，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它像烙印在心，再也难以忘记。

　　没过多久，父母决定要我回河北照顾爷爷奶奶。

　　我把这事告诉了梅。梅一直没说话，我看到她干净的眼睛里噙满了亮晶晶的泪花。她红着脸，塞给我一块碎花手绢，就慌慌张张地跑了。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爬着，父亲送我去县城上火车。

　　梅没来送我。

　　当汽车爬上一个陡坡时，我蓦然发现，梅飞快地跑向一座山头，手里拿着一块红纱巾。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想，她肯定和我一样难过。

　　我又坐着火车返回河北，一个白衣少年，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

　　后来，我没能再去山西。

　　我成了诗人，这是宿命吗？

　　然而，行走在真实的民间，我的内心充满感伤，它需要过多的抒情吗？

　　现在，我站在五楼的阳台，遥望沉重的夕阳。

　　梅，你还好吗？

　　想起了南北朝诗人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诗人这个词，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只有回到内心，回到真实，灵魂才能得到些许安宁。

　　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怀揣疼痛，把往事回想，这飞散的时光。

　　我回想青葱的少年时代，纯洁的梅，还有伤心火车，少年火车。

　　战争结局

　　美国的南北战争，双方伤亡巨大，是美国人民惨痛的记忆。

　　但是，战争的结局，则又特别的意味深长。

　　战争后期，南军败局已定。

　　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有两个选择：要么举手投降，要么抵抗到底。

　　南军军官们的意见是：妇女儿童齐参战，在山区展开游击战争，拖垮北军。

　　罗伯特·李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坚定地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如果妇女儿童齐参战，那是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任，更是军人的耻辱，而且，南北双方的伤亡则更是不可想象。

　　罗伯特·李将军平静地说：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和平与安宁，而不再流血，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决。

　　正是这句话，使罗伯特·李将军赢得了历史的高度赞誉以及人民的尊敬，这句话也成为永远的经典。

　　罗伯特·李将军毅然决定：投降。

　　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

　　这样的决定，与后来二战后期日本侵略者的“一亿玉碎”，正好反了过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阿波马托克斯，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与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见面了。

　　罗伯特·李将军不失军人风度与尊严，身着崭新的军装，腰挎镶嵌宝石的指挥刀。

　　格兰特将军十分敬仰罗伯特·李将军，深知他是贵族绅士，更是视死如归的军人，对他率部投降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因此，格兰特将军这次穿的是士兵服，也没带指挥刀。

　　哦，两位英雄惜英雄的伟大将军。

　　罗伯特·李将军为自己的南军士兵们提出了许多与北军士兵们一视同仁的要求。

　　格兰特将军都一一答应了。

　　格兰特将军下令北军：一律不准庆祝什么“胜利”，因为，大家本来就是平等的，仗打完了就完了，就不再是敌人，南军又是咱们的同胞兄弟了。

　　这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

　　战后，罗伯特·李将军又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担任了华盛顿大学校长。

　　罗伯特·李将军是败军之将，但他虽败犹荣。

　　如今，罗伯特·李将军的铜像矗立在美国的土地上，他与林肯·格兰特将军一样，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这样的结局，与中国自古“成王败寇”的观念，反差又是多么强烈。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样的元规则流传了千年，也为许多胜利者所用。

　　那么，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

　　事实上，这句话是纳粹党卫队军官约阿西姆·派普说的。

　　还有，“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历史是胜利者的谎言”吗？

　　究竟怎样还原历史真相？

　　这些，都需要认真细致的独立思考。

　　中国学界的一些学者，对美国南北战争的评价，思维方式仍旧是中国几千年的所谓传统价值观。

　　这未免有些越俎代庖或者以己度人。

　　这也是中国农耕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的根本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要发展，也要去其糟粕。

　　而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是不是足以令人深思呐。

　　大先生

　　一

　　熊十力先生是中国哲学大家，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等书，“熊学”在哲学界自成一体，影响深远。

　　毫无疑问，熊十力先生是国宝级大家。

　　但是，熊十力先生也是一位狂狷之士。

　　抗战之前，熊十力先生因张学良不抵抗日军入侵，丢掉东三省，故而对蒋介石十分痛恨。

　　而历史真相是，蒋介石并未下令张学良不抵抗。

　　熊十力先生在讲课时，经常破口大骂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东三省沦陷，并把写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进自己的裤裆。

　　蒋介石却并不计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知道熊十力先生一生最大愿望，是办个哲学研究所，就委托徐复观去看望他，并捎去一百万元支票，支持他筹建哲学研究所，但熊十力先生对徐复观大吼：你快给我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蒋介石仍不计较，又让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帮助他筹建哲学研究所，但熊十力先生仍不领情，并拒绝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还是不计较，只好作罢。

　　文革中，熊十力先生因反对文革，遭到无情批斗，遂绝食身亡。

　　这境况与结局，真是诡谲。

　　深思良久，仍觉悲哉。

　　二

　　季羡林先生早年日记有言：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读罢，不但拍案叫绝，而且肃然起敬。

　　盖因季先生不惧“丑化”自己，说的是真话。

　　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这也是季先生最为宝贵之处呢。

　　相比当代一些诗人作家而言，真乃天壤之别。

　　当代一些诗人作家，他们不说真话。

　　不管内心多么龌龊，他们只说堂而皇之的话。

　　可是，谁又会相信呐？

　　想起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三

　　叶企孙先生（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是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他一生献身科学事业，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为国家培养了79名院士，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邓稼先、朱光亚等等世界级著名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一场文化大革命，叶企孙先生却沦为“国家罪人”。

　　叶企孙先生1918年赴美留学，1924年学成归国，任教于清华。

　　1937年，叶企孙先生放弃出国访问的机会，投身抗日洪流。

　　1967年，叶企孙先生被红卫兵以“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抄家、劳改、停发工资，1968年至1969年，叶企孙先生又被逮捕、关押、毒打，释放后一直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

　　最后，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竟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先生去世，终年79岁。

　　临终前，有学生去看他，大先生拿出《宋书》，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呜呼！催人泪下也！

　　弥留之际，叶企孙先生说：世界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悲哉！壮哉！伟哉！大先生！

　　1987年，叶企孙先生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

　　大先生已经平反昭雪。

　　大先生的铜像，也已矗立在了清华园。

　　但是，大先生的铜像，为什么比高山还要沉重？

　　更为令人深思的是，大先生培养的那79名院士，有不少人应该正是春风得意吧，为什么竟对恩师的遭遇视而不见；集体沉默；见死不救呐?!

　　四

　　汪曾祺先生是有阅历的人，“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后被江青“慧眼识珠”调回北京搞“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那妇孺皆知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就出自汪老之手，先不说“样板戏”的创作背景与得失成败，但如果你小看了这唱词，你就外行了，这需要极深的文学功底。

　　汪老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西南联大短短八年校史，但出的人才比清华、北大三十年出的人才还多。

　　汪老属大器晚成者，六十岁以后的文字成了珍品，于无字处皆有字。先生是饱读之士，还有大儒风范，他出于自然归于平淡的文笔，是大音希声的大气象，是博学的再创造，这是不好学来的。而有的作家，虽旁征博引，“妙笔生花”，古今中外的写作技巧亦很娴熟，但此种文字确属“两张皮”的二手货色。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学会普通不易，驾驭平淡更难。

　　我喜欢“大智若愚”这个关键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这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一种人生姿态。

　　汪老写过不少饮食美文，其中就有川菜，川菜中有一道“白水煮白菜”，汪老说，那“白水”其实是绝好的鸡汤！

　　我恍然大悟！

　　汪老还提到作家要和读者共同完成一篇作品，才是上品，这其中就更有了深意。

　　我想，《红楼梦》里的各色美食，你能像报花名般报出它的菜单食谱，并跃然纸上，你只算个小作家，而你对这些各色美食融进了文化的“秀色可餐”，你才是个大读者。

　　汪老的文字是珍品，是他自己的珍品，因为他的文字是自己的，是独特的，更是中国的和世界的，这样的大才华大手笔大气象，任何人也夺不走。

　　汪老的诗书画更堪称一绝，不仅如此，汪老还能跨文体写作，对京剧（京剧团编剧是他的老本行）以及地方剧种也多有研究，这在中国文坛是不多见的。

　　汪老在谈到写作的想象时说，“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个“香”画家怎么画呢？有一个画家就画出来了，他画了一个人骑着马，两只蝴蝶追着马蹄飞。

　　汪曾祺先生，妙不可言。

　　五

　　说起胡适先生，窃以为不必那么复杂，完全可以简而言之。

　　胡适先生是大读书种子。

　　胡适先生是有情有义的美男子。

　　胡适先生也是有生活缺点的人。

　　对于蒋介石，胡适先生是从内心十分敬重的。

　　但是，在蒋先生面前，胡适先生却有孟子所言“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度，翘起二郎腿，谈笑自若，如拉家常。

　　这叫促膝谈心、夜雨对床。

　　不像一些奴才文人，一脸的谄媚相。

　　蒋先生对胡适先生，亦是由于敬重，反而正襟危坐了。

　　仰望胡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小放，河北人。作品散见于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主要为诗歌、散文、随笔。诗歌曾收入《海内外新诗选萃》等全国多种选本和读本，散文随笔曾多次被《读者》等文摘报刊转载，并收入《中华散文百年精华》等全国多种当代文学经典系列丛书，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小学课外阅读丛书，以及中国年度排行榜，中国年度选本和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