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瓦红有的青灰，有六角有四角更多的还是高些或矮些的圆筒，胡乱戳在远近高低的屋顶上。一天中固定的时辰，比如那些隐隐传来咳嗽，披衣坐起发出窸窣碎响的、在越来越清晰的鞋底擦踏声中醒来的早晨，屋顶上接续起松松垮垮的炊烟，人们懒散地从屋子走出来，洗漱，说话，呵欠……上些年纪的人忽而踉闪的脚步残留着夜间睡梦的恍惚。阳光越发亮了，有若泉水的新鲜和清冽，明晃晃的，在最高的树枝上明快地弹跳。炊烟在空气中薄雾般飘荡，青灰，浊黄，灰黑、辛辣、恬淡……仅靠眼睛和嗅觉的分辨，远未走入驳杂漫漶的深处。蜂窝煤、煤坯、煤球、面煤、块煤、烟煤、无烟煤，口碑极好的大同煤……不一样的质地，不一样的形态，煤的质地决定烟的气味和颜色。屋顶飘出什么味道的炊烟，颜色深浅和气味的浓淡，全由屋子里的人说了算。然而，人一点都不得意，做主的事情有限，做主的程度也有限。往往，人尚且做不了自己的主。

　　青灰的瓦筒是她熟悉的。日复一日的炙烤，瓦筒内壁附着岁月的痕迹。漫长的厮守中，油和烟互为表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屋檐苍黑，透着残旧，狗尾巴草在瓦檐上的晚风中招摇。胖麻雀自从抖落下几粒草籽，再没有回来过。从前那些住在院子里的人，屋子里的人，最后一次出去，也再没回来过。这里生活最久的人说，这些老房子，少说也有八、九十年了。--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奇怪的是，这话一直没有被风吹走，也像一粒种子，在心头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的形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树似乎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粗壮。有时候，茂盛的枝叶哗啦一下碰到心壁，整个人忽然一凛，肌肉也收紧了--八、九十年的时间建构起的空间，比任何材料都够坚实够持久，轻松安放下一个人从幼儿直至老去的一生。说话的人，是一个轻声慢语的老太太，她皱缩的皮肤和拢在脑后的短发是同一种灰白，那双包裹得粽子似的小脚，颤颤巍巍，走出人世也有十多年了。

　　柴米油盐的厨房是一个家庭的心脏，母亲则赋予其灵魂，让一间空洞的房子醒转，有了称其为家的体贴和温暖。我对于煤或多或少的认知，来自童年时期对于母亲日常劳作的体察。她的手中握着铁质火钳，有些忧虑地端详着不够红火的炉膛，若有所思地呢喃，像是跟另一个自己说话：“这煤差劲，不经烧。”或者，“黄土掺多了”……母亲得花一番力气才能把煤点燃。炊烟是柔和的，挣脱了地球的引力，在屋顶演绎出形而上的优美舞姿。只有厨房（灶间）才是生活的现场，炉膛、炉盖的缝隙源源挤出的煤烟有着现实主义的力道--它不为飞升和舞蹈，它有体积有重量，甚至具备与人较量的谋略。母亲的准备工作不能说不细致，湿毛巾、口罩、甚至眼药水都齐全，我此后没见过比这更有来头的阵仗--然而，煤烟无形可拘，流散得实在太快，如潮如涌，势单力薄的母亲哪里是对手，我目睹她像残喘的鱼将头部探出门去，抚着胸口大口呼吸，--厨房的门大开着，更多的浓烟从炉灶里窜出来，我领略到所谓“前赴后继”究竟是怎么一个继往开来的无敌阵势。风烟滚滚的蜂窝煤究竟在哪一天退出了狼藉的生活现场，印象中一片模糊。只记得母亲那时淌着眼泪掩住口鼻在炉灶前大战三百回合--面对洋葱般催泪的生活，她几乎没得选择。蜂窝煤灼人眼目蚀人肺腑的浓烈味道，在多年后的梦境中弥散不去。很久以后我才无意得知，蜂窝煤筛子般的孔眼是多变的，八孔，十孔，或者像我家炉灶里那种十二孔。孔的多少取决于模子的表情--这是走出童年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的事情。十二孔的顽固印象缘于一年四季烧不完的蜂窝煤，只有十二孔，永远十二孔，一如单调而乏味的、孜孜不倦的生活。

　　黑的羊，白的羊，灰不溜秋的羊拥挤着国忠爹，敏捷的羊蹄上，流动着一个亲睦的家族。放眼我有限的见识，国忠爹带领的，无疑是显赫而有声势的一支羊队。国忠爹披着黑棉袄，骨节凸显的大手上，烟袋锅的红火忽明忽灭，仿佛寒弱的小星瑟瑟抖颤。厚重的木门扇老而不朽。黑木门吱呀呀敞开，像一个被迫早起的人，总有几分不情愿。一只两只，五只六只，一片一片，像游荡的积雨云，自木门槛上纷纷涌出，向着东方渐亮的鱼肚白，张开声势却又声息不闻地淌远，所过之处，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即使厚重的羊毛也掩盖不住的腥膻味道。我提着书包，一手掩住鼻孔，在无法挥散的气味中穿街而过，根本没顾得上思考一只羊的命运，一群羊的命运，更不能发现大多数人类的身上，秘密流淌的羊的血统。山羊角尖削而挺拔，天生是打架的利器；绵羊犄角朝内盘曲，像顶着两个好看的花卷儿。绵羊瞅上去性子绵柔许多，乖顺的眼仁里泊着一汪映得见天空的蓝水湖。

　　我从此刻的笔头向下望，“国忠爹”像一汪幽寂混沌的水潭，映现出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一个晃来晃去的、看不大真切的人的轮廓，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旧甸街，有儿女的人，都是谁谁爹，谁谁妈这么叫。可“国忠爹”不一样，烫手，煎熬。接受这个称呼，就是把一生的命运架在火上烤。国忠在旧甸街比他爹有名气，大小孩子猴子似的尾随着长长的一串。刚学会捏泥巴的小手也敢卷成喇叭筒：“傻子、”傻子“……一递一声地叫，活蹦乱跳地叫，抑扬顿挫地叫。被叫的人两手拢在袖头，笑嘻嘻瞧这见怪不怪的热闹，无动于衷的笑看得人心底生寒。

　　国忠生下来就是跑龙套的。他的人生缺失了很多戏码。有一年，国忠当着一个小女孩的面，慢慢褪下裤子，流着涎水在原地痴笑。女孩的母亲找上门来，好一顿吓唬。国忠缩在墙角，垂着头，无处安放的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多年街坊知晓底里，人家也没有故意刁难。只是叮嘱国忠娘，孩子大了，该找个媳妇。国忠娘讪讪点头。莫说旧甸街，就算把县城翻个底朝天，谁嫁与傻子呢？有人说找个智力缺陷的女子嘛。可到哪去找智力缺陷的女人，谁又保证，她没有被别人抢先一步？渺茫的婚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春风吹高吹茂了坡上的青草，国忠爸的羊群”忽隆忽隆“地出发了。国忠趿拉着绿胶鞋，在门口漫无目的地瞎转悠。

　　如火如荼的年代，春风刮得正猛--《甜蜜的事业》在影院里火热上映。热火朝天的劳动因为蕴藏信心百倍的憧憬，成为八零年代的青年们最为甜蜜而又激动人心的事业。事业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各行业的事情，不仅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工人的事情，就连小学生的课本也在鼓励小朋友们为了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被精心描绘的”四化“是一种美好生活的代名词，意味着生产力的先进、社会生活的现代与便捷。在一个小学生天真而务实的脑壳里，实现了”四化“，至少菜盘里的猪肉片随便吃吧，想吃多少吃多少，母亲也不必在猪肉案前再三掂量口袋里的钞票。

　　“四化”更多代表一种奋斗的动力，一种美好而模糊的前景。至于抵达，恐怕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不过，目标越是志存高远，越有旗帜般激荡人心的效果。看着吧，“四化”总会实现，伴着雄壮的乐曲，恢宏的气势，来到我们朴素而火热的生活里。小城人无论如何都没料到，“四化”的春雨，也是无声无息，瞬息间随风潜入夜的。一觉醒来，“四化”的痕迹渗入到脚下的泥土--无论县城的柏油路还是郊区的土埂，都不难发现洒落的机油，亮汪汪、油浸浸，很快，飞扬的尘土将之埋没成醒目的黑斑，像襟袖上揩抹不净的油渍。是的，--拖拉机昂扬地奔驶在春风盎然的田野里，街道上。

　　红脸膛的吕八和白脸膛的狗三摇身成为一台拖拉机的主人。自打有了拖拉机，他俩取代了国忠爹，成为旧甸街上最先睁开眼睛的人。国忠爹的羊群在拖拉机喷吐的黑烟中，头也不回地撒开四蹄熙熙而去，转眼消失在街道的尽头。记忆中的红色手扶拖拉机陈旧而黯淡。至少，在我看来，新拖拉机怎会那么不堪用呢？从买来的那一天起，它就没好过，像严重的哮喘病人，喉咙糊着一口咳不出的浓痰。吕八心急火燎，围着拖拉机团团转。白脸狗三一声不吭，抡圆了粗壮的臂膊，转动拖拉机的摇把，试图唤醒这个铁了心的家伙。谁知道这玩意儿竟是个慢性子，好半天，狗三吐出一口长气，拖拉机随后也慢吞吞吐出几声“突突突、突突突”的叹息，又绝望地跌回沉寂的井底。狗三的眼睛渐渐洇出血丝，拖拉机兀自岿然不动。冬天的清早，两个人天不亮就鼓捣存心作对的拖拉机。曙光乍现，大地现出龟甲似的裂纹。铁石心肠的拖拉机终于长长地叹出一口闷气，马达发动，在“哒哒哒突突突”的尖锐噪声中点燃雄心，朝着东方的霞光一路狂奔。吕八和狗三吹着口哨，头发一簇一簇抖擞在风中，意气风发地上路了。

　　大院是吕八地主爷爷的财产。好些年的时间，厢房作为私人财产被充公，尽管房子还在原地没有挪动半分，却从吕八爷爷的财产中脱离出来，归公家支配。直到地主去世，政策落实，东西厢房迟迟未能归还，原因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吕八先时还常去有关部门追问，却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吕八终于失去了耐心，对每天过来过去的厢房视若无睹，也不再找房产询问消息。我家能在大院安顿下来，和吕八结为芳邻，即因厢房的这重公家身份，让我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典房”生涯。

　　吕八有一个地主爷爷的事实，一度给他的生活蒙上阴翳。比如拣选媳妇这件事，青春大好的吕八毫无发挥的余地。老天怜恤，派人来家中介绍姑娘给他。对于困厄的吕八，凭空飞来的艳福是天大的美事。奈何美中犹有不足--姑娘脸上有一块娘胎里带来的胎记。鸡蛋大小的胎记在人生里算个多大的事儿呢，可偏偏生在一个姑娘的脸上，一个浑身喜气的未来新嫁娘的脸上，这便成为一件事，一件有点忧心有点恼火的麻烦事。

　　媳妇迈着不急不缓的步子，提一桶热哄哄的猪食，慢悠悠打开栅门--两头悠然踱步的猪急躁起来，拼命把长嘴挣到前面，“噶儿噶儿”哼叫的当儿，拱着喜唰唰的长嘴巴拼命取食。吕八媳妇微笑着，脸上那块胎记完好地保留下来，多年来，她和它各不相扰，彼此无事。随着年纪的增长，曾经的沟坎不再是沟坎，大事早已化小，总有一天，小到消失不见。

　　吕八的手抄在身后，缩着头，在房间来回踱步，他觉得自己就是戏词里那运筹帐中的将军。媳妇是十多年的老媳妇，小儿子也上三年级了。田地承包到户，吕八转手交给媳妇，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一路欢快奔小康。吕八自恃云开雾霁，福光普照，言谈之间越发轻慢。媳妇虚虚地觑他一眼，门帘一晃，出去了。

　　吕八有两个儿子，哥哥头顶削尖，脑瓜上多出一个旋儿。大人说，尖脑袋的孩子长高个儿，多出的旋儿是凤凰顶，将来做大官。又指划一旁的弟弟说，这个平脑瓜，个子高不了。这是什么道理？我很纳闷也不服气，我也是平脑瓜儿。

　　院子是沙土地，多沙尘多矿物质，富含微量元素，不消说废铜烂铁。我在猪圈墙下的黑土里挖过痴肥白虫，呆头呆脑，乍见光明，不明所以。雨后的傍晚，捡半个环形玉件似的玩意儿，洒着斑斑驳驳的红点子，透着几分古老的神秘。猛然捡回的石像半夜吃小孩的故事，慌忙又扔回原处。大院后的胡同少有人走，一到夏天，墙上爬满铜钱厚的青苔，好像石头不耐寂寞闷出的绿锈。实在没事儿干，我抓一把铁铲卖力挖洞，相信总有一天，把自己挖到巴黎去，只要不是怪兽出没的原始森林。

　　吕家哥俩有一袋子玻璃球，白的白，绿的绿，偶尔夹杂罕见的花球。两人轮流撅起屁股，上半身伏在土里，气咻咻的，瞄准好久，食指猛然发力，弹出至关重新的一颗。击中对方的球为胜。胜利方不含糊，战利品麻利地收入囊中。有时候，玻璃球不知哪去了，哥俩比赛似的，悄悄寻摸挺括的硬纸，叠得厚实而方正。怎么玩？扇哪！对方纸片摆放得沉稳，猛力甩掷过去，将对方的撂翻为胜。规矩同玻璃球的玩法，代价是摘心肝似的厚纸片，俗称pia几。

　　也有的游戏，或囿于场地或受限于人数，须得混迹众多男生之中才得玩：

　　滚铁环。铁环大大小小、叮叮当当在操场上此起彼伏。男孩子身手敏捷，风一般骨碌碌滚动。那时候的孩子太野了，天生一副好筋骨，家家豢养着一头小兽，无论多么粗粝的生活，消化得虎虎生风。

　　冬天无甚游戏，天寒出不得手。男孩子们挤在温暖的墙根下，互相“挤兑”，挤来挤去，一头汗，一身汗。敢情他们把自己当做花生芝麻，挤得一身臭汗，美其名曰“挤香油”。

　　顶讨厌他们架起一条腿，撞来撞去。也算游戏？不雅观不文明，关键是，一不小心，伤了自己，碰疼别人。不雅之戏。

　　常有半大小子随哥俩进院，都是班上的同学。有一个叫杨云生的，干净秀气，褪色的绿书包里装一摞小人书。我在一边看他们弹玻璃球。他们抬起头，看到我，笑一下。我讪讪走远些，终究不好意思借书来读。

　　隔年春天，吕八停在大院门外的拖拉机不见了。过了一阵儿，一辆绿色的大货车停在拖拉机消失的地方。吕八和狗三笑呵呵看着货车，摸摸车门，踢两脚轮胎，眼睛亮亮的，眉梢抖抖的，仿佛那里停着一只喜鹊。

　　货车体积庞大，绝非怡情的手扶拖拉机可比。货车轮子快比我高，庞大的橡胶轮胎在公路上呼呼地跑起来，一跑就跑到北京，广州，新疆……神州大地无远弗届。路程远了，时间也起伏跌宕。长途颠簸，司机开着开着竟盹着。荒诞的一幕不敢想象：缴械于睡眠的司机，方向盘从手掌中解脱（解放）出来。摆脱了人类控制的钢铁机器，威猛如坦克，凭借惯性，当呼啸往来的公路是沙场，横冲直撞任意发挥……一个睡意朦胧的早晨，隐约听到窗外传来吕八的声音：“……要真撞上人，就往死里撞。供养个残废，还不如一次（赔偿）干净。”我的童年在这句话里受到惊吓。人性的凶残，有史前深渊的黑暗。因为钱，因为经济的核算，和担心被缠上的麻烦，一个有着心跳和呼吸、抚育两个儿子的农民竟掏出这般残忍的肺腑。母亲手上织着毛衣，淡淡说：“等着吧，迟早遭报应。”

　　运输货物的长途车多起来。钞票河水一样迅速涨满了腰包。一个叫小崽的男生坐在一年级教室的破木凳上，稚气的嗓音振聋发聩：“谁家没有一万块钱呐？”这并非询问，是质疑，是对假设存在的一万元的肯定。很多农业户都买了卡车跑运输，他们叫“养大车”。大车是用来养的，养孩子一样养起来，可见其珍贵和珍视。如小崽所说，很多人家都有了一万块，甚至，比一万多得多的钱。我在父母的闲聊中听明白很多事情。这对青年职工，掐头去尾，把他们最具活力、春天般新鲜丰美的八小时奉献给了工厂，没有时间更没能力去养一辆赚钱如流水的大车。俩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够买一只轮胎。那几乎穿透整个八零年代的稚嫩童声没有说谎。万元户，这一新生事物连同刮刮响的钱币，如同货真价实的砖头，话音落地之际，朝着晕头转向的人群猛砸过来。这拨抢先富裕起来的人，属于怀揣红色户口簿的农业人口。

　　家里省下菜金，给我订了《小学生作文》，那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学生写得最多的一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我也这样写，时髦而聪明。

　　作者简介

　　刘萌萌，河北昌黎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文字散见于《文艺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新华文摘》《北京文学》《芙蓉》《百花洲》等刊。获《黄河文学》首届双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

　　（刊于《散文百家》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