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父亲，他也忘记了曾经和他短期共事的那位姓“左”的老师。母亲说，她也记不得这个人了。不必说天下之大，熙熙攘攘，就是在我生活的那个村庄，许多人和事都被淡忘了。表姐应该记得她，但我想起左老师时，表姐已经辞世十几年了。

　　我在苏州生活几十年，和许多离开故乡的人一样，会经常回忆起过往。我的乡愁不是落寞，也不是在似乎舒适的现代生活中缅怀曾经的旧日子。一次文学活动中，需要每个人写一句关于乡村的话，我记得我写的是：乡村是锄头落地的声音，不是乡愁吟唱的诗。其实，这样表述未必妥当，锄头落地的声音也是诗。

　　左老师是扛着锄头入住知青屋的。她站在几个人中间，胸前挂了一朵大红花。从这几个知青由船上跨到码头时的步伐看，他们确实是城里人。很多人都挤在码头上，大队宣传队的叔叔阿姨们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左老师他们走过供销社门口，上了大桥，在水泵房附近右拐上了小桥，小桥西南侧有一幢房子，就是知青屋了。

　　这个时候左老师还不是老师，是来插队的知青。他们很快参加春耕春种了，小姨回来说，那个姓左的知青能吃苦，也特别干净。我没有进过知青屋，上学时会从屋前路过，一次看到左老师在门口掏出镜子照来照去。知青们好像都有些才华，晚上他们的屋里有吹口琴的声音，也有手风琴的旋律。我后来知道，手风琴是左老师的，她拉出的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好像是在插秧的时候，左老师到我们学校代课了，校长说：欢迎左老师！左老师教音乐和图画，她走进教室时成了左老师。我们都知道左老师会拉手风琴，她第一次上课时却没有带上手风琴。她讲了什么是五线谱，她唱五线谱时的声音像笛子一样亮。下课时，左老师问我们，这节课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举手了，左老师有点紧张：你说吧。我说，左老师，我们喜欢听你拉手风琴。左老师问，同学们的意见呢？同学们说，我们要听你拉手风琴。第二次课时，左老师拉手风琴了。她上身有节奏地晃动着，眼睛不看我们同学，好像她就在她拉的歌曲里。坐在前面的女生发现，左老师穿着丝袜的右脚在地上踩着拍子。

　　这已经是夏天了，快要放暑假了，我们光脚还嫌热。左老师怎么不怕热，不怕出汗？我问左老师，你怎么穿袜子？左老师可能没有想到一个男生问她这样的问题，她有点尴尬地说，穿袜子卫生，出汗了，脚不会黏在鞋底上。这有点道理，我们出汗了，也怕鞋底潮湿了有臭味。上课不紧张时，我们都会在课桌底下轮流摩擦脚底和脚面，这样就没有汗了。

　　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几周下来，我们发现左老师上图画课时不穿袜子，只有上音乐课时才穿。一次她上音乐课时，还穿上了裙子。第二天上图画课，换下了裙子，穿了一套像军装一样的衣服。不同的课，不同的服装，有时候讲究，有时候马虎。我们都不懂，觉得左老师是个不简单的人。我回去问我表姐，表姐读过高中，也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表姐说，你慢一点说，左老师是不是上音乐课拉手风琴时穿裙子穿袜子，上图画课时就不穿裙子不穿袜子了？我说，是的。

　　表姐开始也觉得奇怪。过了一会儿，表姐恍然大悟地说，是这样的，她可能有仪式感。拉手风琴是表演，表演就是仪式。你们这个左老师可能是个艺术家。我那时还不懂仪式感的确切涵义，但表姐的一番话让我对左老师肃然起敬。表姐说，你看，老师进教室之前，都会整理衣服，这就是仪式感。你再想想，过年时，你要给长辈拜年，这就是仪式。

　　我们放暑假了，县里的宣传队到我们大队来演出，节目单上有左老师的节目。在新落成的大队礼堂的台子上，一个像郭建光一样英俊的青年出来报幕了。父亲说，这是吕老师的弟弟，演话剧的。吕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身材娇小。吕老师的弟弟在给左老师报幕时，神采奕奕，激昂地说：有一位知青，她本来是我的同事，但她主动要求到农村插队。她在这广阔的天地里经受了锻炼，她纤细的手指更有力量了，她演奏的曲子也更能鼓舞人心。在掌声中，左老师穿着裙子，穿着袜子，穿着有点高跟的凉鞋登场了。左老师拉的第一首曲子是《北京的金山上》，在曲子快要结束时，全场的人发出喝彩。

　　吕老师的弟弟在左老师快要合上手风琴时再次走上了舞台。他先是唱了“哎巴扎嘿”，然后问大家：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要不要再来一首？要！全场响起了掌声。台下有人喊：快快快。吕老师弟弟说：来来来。台下的人说：在哪里？吕老师弟弟指着左老师说：在这里。台下又是掌声。左老师拉的第二首曲子，我没有听过。可能因为大家不熟悉，左老师谢幕时的掌声比刚才小了一点。

　　散场时，我跟吕老师上了舞台，她弟弟正在用凡士林卸妆，我发现卸妆以后的这位叔叔似乎更好看。我问左老师，你拉的第二首曲子是什么？左老师说，那是《伏尔加小调》。我不懂，看到吕老师的弟弟走过来和左老师说话，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我在礼堂门口遇见表姐，我问表姐，刚才左老师说她拉的是《伏尔加小调》，这是哪个国家的？表姐说，这是俄罗斯手风琴曲，“伏尔加”是一条河流的名字。

　　我再次见到吕老师弟弟时，已经听说左老师和他是中学同学。他们高中毕业后一年，进了县宣传队，两人开始谈恋爱。我们都没有在意，左老师在田里抛秧时，这位男同学来看过她。那时，我还不懂，但觉得他们真是般配。左老师和表姐成了好朋友，一个懂俄罗斯音乐，一个懂俄罗斯文学。我在表姐家的箱子里翻课本和杂志时，听到她们俩在悄悄讨论一个叫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人。我一直不知道吕老师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听到表姐说，某某下次来时，你们一起到我们家吃饭。我这才知道左老师的男朋友叫某某。

　　表姐家紧靠码头，在供销社的东侧，人来人往都从表姐家门口过。左老师和吕老师弟弟一起到表姐家，表姐请他们进屋。左老师看到我也跟其他人一样站在门口张望她的朋友，就说：你也留在这儿，进去吧。我说我要回去吃饭了，她的朋友也朝我点点头。午餐时，我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母亲说，好像南面有人在吵架。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有哭声。这哭声很像左老师的声音，我就跟着母亲出门了。在巷子口，看到表姐家门口有一大堆人。我们都走过去，这才看清左老师哭着和一个年纪大的男人吵架，表姐想拉开他们，但怎么也拉不开。左老师说，我就是要嫁给他。年纪大的人将表姐推到一旁，顺手给了左老师一个耳光。被打的左老师继续说，我就是要嫁给他。这个时候，很多人上来，拉住了这个年纪大的男人。左老师的男朋友跟表姐说了几句，然后两人往知青屋去了。这个年纪大的男人是左老师的父亲，他朝左老师的背影吼道：你有本事，就不要回家。

　　我不知道左老师后来有没有回到他父亲老左的家。这个暑假过后，左老师消失了，她应该回到了县城。我从表姐那里知道，老左反对小左这门婚事，是因为小吕的爸爸被打倒了，老左担心女儿受牵连。后来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是老左生病了，还有就是老左和小左断绝了关系。开学前，吕老师夫妇也调离了我们学校。我再也没有见过左老师。

　　左老师去哪里了？表姐也不知道。在这个村上，左老师的离去，可能最伤心的就是表姐。在她和左老师关于俄罗斯的词典里，可能没有打耳光这个仪式。这个耳光，把左老师留给我们的仪式感打碎了。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甚至忘记了左老师的琴声，也忘记了她说的《伏尔加小调》。我并不知道在另一个地方有条河叫伏尔加河，是表姐说了我才知道的。我记得的是老左打小左的耳光。

　　巴掌打在左老师的脸上，但在我心里留下了创伤记忆。知青屋没有了手风琴的声音，我感觉到了单调。我一样从知青屋门前走过，有时候觉得左老师在门口照镜子，她的左脸颊有一个巴掌印。再后来，知青屋里没有知青了，我逐渐忘记了左老师。前年去俄罗斯访问，我在莫斯科一个社区散步时，听到了手风琴声，我听出了，这是《弥漫云雾的山谷》。我靠在篮球场的栏杆上，听到琴声从前面的高楼上飘出来。这个时候，左老师和她的琴声出现了。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尧先生2020年在《雨花》开设“时代与肖像”专栏，此为专栏第五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