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认识柯岩，但她不认识我。那是在1964年或1965年，柯岩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专职编剧。她创作了一个儿童剧《水晶洞》，邀请大家观看和提意见。就这样，我认识了柯岩。

　　而真正留下印象，是读了柯岩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心中巨大的悲痛，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个人，不知为此流下了多少眼泪。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诗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情感。柯岩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读者心中，也深深地印在我心底。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的怀念》，收入了这首诗。

　　1978年，前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我找到柯岩，一见如故。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表示我们愿意出版她的诗集，名为《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立刻同意。同年该书出版，第一版发行一万册。很快加印第二版，发行十四万册，为上世纪80年代新诗繁荣之际个人诗集发行量之冠。第二版还对封面做了修改，并且加上了版画家徐匡的插图。柯岩对此十分满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来四川视察工作，专程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对出版社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称赞，甚至说他“崇拜”四川人民出版社——当然，这是他的谦逊；他希望四川人民出版社，能办得像上世纪40年代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贺敬之还与文艺编辑室的全体成员一道合影留念。

　　柯岩信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0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同年还出版了歌剧作品《记着呵，请记着》。1987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同年又出版了诗集《中国式的问题》。2009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柯岩文集》。在这四十多年中，柯岩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柯岩热情大方漂亮。她问了我的年龄，表示她比我大得多，是我的大姐姐。几十年来，我当她为大姐姐；直到这次写文章查资料，才发现她只比我大五个月，我“上当受骗”矣！如果在室外相遇，她常拉着我的双手，用四川话和我交谈。她也和我通信，书信多数与她出书有关，也有称赞我们出了好书，还有托我帮助别人出书。诗人竹叶青逝世后，有一本诗集尚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柯岩来信望我促其出版。她说：“我很敬佩那些能踏踏实实做人和作文的，这就是我虽然和竹叶青同志并不熟，也明知你工作很忙，仍然遵同志们所嘱，写这封短信的缘故。”这封信的抬头称“李致同志”，落款又是“李致”，成了李致给李致写信。贺敬之同志知道后，告诉我：柯岩这类“粗枝大叶”的事不少。将来编一本《柯岩笑话集》，可以将此信收入。

　　有一年，我和柯岩在深圳相遇，一起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会议主持人不介绍柯岩是诗人、作家，只介绍她是“贺敬之的夫人”。柯岩悄悄对我说：“没有文化。”1991年9月，柯岩来四川乐山市，受到作家周钢的热情接待。我和老伴丁秀涓与柯岩同行。柯岩和秀涓虽初次见面，彼此印象很好，也成为朋友，以后还有联系。我们玩得很高兴，拍了不少照片。乐山有个工厂的扎染工艺很好，柯岩和我老伴一起去买衣料，我陪同前往。当我们得知某领导给商店打了招呼，购物不收钱，作为礼物送我们时，柯岩说：一定要给钱，我们不是买不起，不要为这些小事“背名”。我们所买的扎染布料，全部付了钱。

　　1993年9月，贺敬之和柯岩来川，我和几位朋友去迎接他们。我因老伴生病，没有陪伴他们，只留下一张合影：我站在中间，贺敬之挽着我的手臂；三人均微笑，愉快而自然。

　　2009年5月，我老伴丁秀涓逝世。我们印了一个小册子《小屋的灯光》代替讣告，内容是亲人写的纪念文章。当时柯岩和贺敬之在北戴河休养，诗人胡笳和金桂娟同在。柯岩的视力不太好了，胡笳和金桂娟把小册子里的文章分几次念给他们听。柯岩和贺敬之对我们以纪念文章代讣告的做法以及文章的内容，都予以称赞。

　　不久，柯岩打电话给我，非常关心我今后的生活。她希望我再婚。她说：对象要三个条件：一是比我小十岁左右；二是我领导过的；三是对我有点“崇拜”的。她已委托金桂娟帮助我“落实”。尽管我没有再婚的打算，但对柯岩如此的关心充满感激。

　　柯岩除了创作外，还与胡笳一起编书。先后出版了“与史同在”的《当代中国新诗选》和《当代中国散文选》。既然是“与史同在”，也就是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能反映各个时期的新诗和散文。1972年，我去上海看望巴金老人，为此著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我儿子李斧为1978年参加高考，写了《一个海外学子的命运转折点》。两篇文章都被收入《当代中国散文选》。感谢柯岩和胡笳的鼓励。

　　2005年元旦与柯岩通话，她祝愿我们“再热爱二十年”，可惜柯岩的身体逐渐不好了。2011年7月14日是柯岩的生日，前一天我打电话祝贺，无人接听。问胡笳，原来柯岩在医院，病情严重。我不愿叙述柯岩生病的过程。12月11日，柯岩静静地走了。我给贺敬之写了信，内容如下：

　　敬之同志：

　　柯岩同志辞世，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仍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您。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认识柯岩。当时，我作为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去看柯岩的一个儿童剧并参加座谈，柯岩还不认识我。我和柯岩相识，是她的诗《周总理，您在哪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主动找她出书，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先后在北京、深圳、成都、自贡、乐山相聚，柯岩对同志坦诚、热情和友好，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老伴丁秀涓与柯岩的接触虽不多，但对她印象也极好。我老伴去世后，她对我今后的生活极为关心，在电话上不断宽慰我。我耳边至今还响着她用四川话与我说话的声音，我永远忘不了她的人品和对我的友谊。

　　我是流着泪写出上述这一段话的。不久前，您生日那天我们通话。您说，现在只能理智地来对待柯岩的疾病。我理解您对柯岩的深情。期望您保重，健康长寿，这是柯岩对您最大的愿望，也是您对柯岩最大的安慰！

　　李致

　　2011年12月15日

　　如今，柯岩离开我们九年了，但在我心中，她仍是那样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