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送母亲回到乡下的老屋，坐在桌前，写这篇文字。桌是大方桌，四十多年历史了，比我小不了几岁。它原是张旧桌子，从镇上买回来后，经过土漆一染，一下子青春鲜亮了。家里摆放一张这样的大方桌，立刻就有了某种豪华。只是如今，四周的人家都刷了白墙，仅剩我家依然泥巴土色。母亲觉得掉面子，多次要我回去，买石灰，刷一刷。我抽不出空，却也想了个好理由：“别刷了，这是文物，我的故居嘛。”

　　高考前，我就是在这张大方桌上“青灯黄卷”的。母亲下地干活，中午回家，饭做好了，才把我叫起来。她在生产队里人缘好，我一个壮劳力，整天待在屋里不出工，队长也不怎么追究。当然也有人说母亲：“你把儿子惯得，太阳当顶了才起床！考大学？太悬乎了吧！”

　　昨天下午一点，由西安乘火车回镇安，县上派车再送到乡下。走了一个半小时，车子一直开到门口停下。看了看红红的斜阳，再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刚五点。

　　家门一开，俩猫，一白一黄，两个门墩上各卧一只。高门大户人家，卧狮子，农家院落，以猫护卫，算是各有风格。母亲说猫：“你们两个好啊，三个月没见了，还认得我呢。”白猫说：“妙哦。”黄猫说：“喵呜。”母亲给我说：“这俩猫，一个是你二叔的，一个是英昆的（二叔老幺）。可它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吃饭，就爱撵我的饭碗。”我说：“猫跟小娃一样，总是觉得别人家的饭香。”又开玩笑说：“你吃素饭，猫来要吃，实在是看得起你呀。”

　　二婶来了，说我们刚回来，冰锅冷灶的，要给我们做饭吃。母亲一生刚硬，又最不情愿叨扰人，所以坚持自己做饭。眼见她这么大年纪，又乘了一天车，所以只能由我上灶做饭。也好，帮母亲暖热锅灶吧。首先打扫卫生，擦拭所有的家具，好在自来水早就接到了门口。我说擀面吃吧。母亲嫌我劳累，不让擀。我还是坚持擀了。母亲吃斋，在西安时，总是在我们下班回家之前，她自己就做着吃了。幸好前年，她学会了操作煤气灶。这一次在西安过冬，三个月时间里，我仅仅给她包了一顿素饺子，走时又让她生了气。所以我要给她擀一回面，算是道歉，或者说追悔吧。

　　面是擀好了，但是拿什么做臊子呢？倒是有一小坛腌菜，气味却很难闻，但母亲坚持说：“没有坏。”那就炒了出来，添水成汤，吃起来还真的蛮有味道。儿子的胃口，终究是母亲培育出来的。

　　晚上，将茅台酒和饼干送给二叔二婶。小时候，很受他们的关爱。茅台酒，是在西安时，别人为祝贺母亲的生日送来的。母亲的生日，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过过。她平生散淡尚静，根本不喜欢过生日，也基本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日。“七十大寿，一定要过！”这是妻子的意见。于是提前，在大兴善寺订了几桌斋宴，到了时候，邀些知己的亲友来，为母亲热闹热闹。谁知前一天，没留神漏了消息，母亲当即发躁拒绝，再怎么做思想工作也不行。“为啥要扰害别人？！”这是她拒绝的理由。我说：“是最好的朋友知道后发起的，跟扰害无关。”“那你们又何必破费呢？”我笑了：“他们不会空手来的，我们还要赚些钱呢。”母亲更生气了，骂我竟然“拿老娘赚钱”！我解释说，给老人过寿是惯例，来的都是朋友，何况朋友们结婚生子、父母过寿，我也都去了，压根儿不是什么“扰害”“赚钱”的事。“那好，你过吧，我走！”母亲站起来，找外衣穿了，又戴了帽子。

　　一看这阵势，我立即制了一条手机短信发给朋友们：“家母寿宴取消。”但是到了腊月十九，还是来了几个朋友，送来了水果鲜花，还有茅台。可惜未能招待他们吃喝，对此，母亲一直过意不去。

　　二叔说：“明儿一天，你都在我们这里吃饭。”二婶说：“给你妈说一声，陪她吃了三个月，陪我们吃上两顿总可以吧！”原来我每次回家，叔父婶娘唤我吃饭，母亲的脸就拉得老长，弄得叔婶很是扫兴。回到家里，给母亲说了二叔二婶的原话。母亲这次理解了，也就答应了。

　　母亲的性格极好强，直，不服人，这大概是她年轻时，与父亲离婚的原因之一吧。父亲是个教员，长期在外，性子绵和温暾，有浓重的小资情调。母亲也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掌故方面，想蒙她，不那么容易。我们家在当地，被称为“书香门第”，祖辈、父辈，多为医生、教员。对此，母亲却常常露出不屑。她是个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的人，所以经常弄得人下不来台。比如，你要是说父母聪明了子女也就聪明，她马上说王某某的父母跟傻子差不多吧，可王某某读了北京的博士呢。又比如，你若说农民愚昧，她当即举出那个经典的例子来：“朱洪武是放牛娃出身吧，当了皇帝哩！”

　　在我们方家，母亲是唯一的农民，其身份与见识相融，性格就形成了——敏感、自尊，以及让人哭笑不得的顽固。每年来西安，妻总要给她从头换到脚，可还是不能讨她高兴。她一是嫌浪费，二是难称心意。我分明看她穿上去合身得体，可她说“花哨艳扎”，又说“把人绑得”——个子那么小，偏喜欢宽松长大（下地干活方便）。为此，妻子没少流眼泪。一个顽固，一个唠叨，我被夹在中间，甚伤元气。后来便以阿Q精神调理自己：咱算什么东西？名人有时也处理不好家事呢。

　　二叔喊我过他家看《新闻联播》，就过去了。我们原来将旧电视捎了回去，可是电压不稳，没看几天就坏了。让修理一下，母亲不同意，说她一个人看电视老打瞌睡，还费电钱。

　　电视里正报道着北京的“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免了农业税，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时候，外面有人大声问：“人哩？”二叔起身迎接，进来一看，是邻居老马。老马是回民，长我一辈，所以我自小就叫他“干大”。回民的孩子，也是这么着称呼汉族的长辈。老马见我很高兴，问我几时回来的，待几天，西安过年有意思不。他满脸通红，浑身酒气，跟老伴孙子看电视不过瘾，才过来找二叔的。对于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他激动难耐：“不交皇粮啦！”

　　晚上烧炕，挂了一个铜壶烧水，壶嘴儿被锈实了，只能从壶口进水出水。祖母1996年去世，大家庭中就分离出了母亲和我，这把铜壶即是家产之一。烧了几暖瓶开水，母亲来让我洗脸烫脚。“你儿媳妇天天逼我洗脚，我今儿要跟小时候一样，不洗脚，明早再睡个懒觉，起来也不刷牙，多好！”母亲嘴上说“不好”，当然还是放纵了我。剩下的开水灌了俩葡萄糖瓶子，暖床。

　　两只猫也坐在小凳子上，与我们同样烤火取暖。白猫胖，憨，毛色柔和，富富态态的；黄猫小，毛色紊乱，肚皮上又被火燎出了几片荒地，视觉上就有些脏了。它俩总是穿插着，冲着母亲“喵”那么一声，要吃呢。母亲找出几块饼干，瘦小的黄猫抢先扑过去，肥美的白猫一接近，黄猫就粗了尾巴竖起来，同时发出呼噜声，不让白猫吃。母亲叱责黄猫：“你太霸道了！”白猫一点也不在乎，就那么坐在远处，看着，一副不愠不火的神态。母亲说黄猫是女猫，白猫是男猫，白猫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黄猫吃饱了饼干，就从门缝溜出去，巡夜了。我要母亲再找几块饼干，补偿一下白猫。“谁要它不抢着吃呢？”我说一开始，如果不找饼干给猫吃，也就罢了，问题是找了饼干，结果一只吃了一只没吃，这就出现了不公平，当然要纠正。母亲觉得有道理，起身找饼干，喂了白猫。

　　第二天

　　是个好天气。太阳升起，山川灿烂。家门三个月未开，屋内难免积聚寒气，于是抱出所有的被褥晾晒。

　　我身上有些猪性，比如，特别喜欢晒太阳。我曾做过一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颗土豆，土豆因为长期缺乏光照，七窍和肚脐就生出了长长的白芽。梦后不久，我下决心买了一套高层住宅，让所有的窗户朝南。一有闲暇，便躲到“采南台”上，看书，写作，或者纯粹晒暖暖——预防着身上长出白芽。

　　坐在老家门口晒太阳，虽未“衣锦”，而“还乡”的恬静感觉，倒也不时地袭绕心头。

　　二叔喊叫说饺子好了，让我过去吃。

　　二叔是军人出身，粗犷；二婶教了一辈子书，细腻些。当年的他们，是公认的英雄美人配。文与武结合，龃龉了几十年。但是伟大的光阴没有什么不能磨砺的，所以六十岁后的他们，反倒有些缠绵了。

　　正吃饺子，门外一声大喊：“把我气死了！”话音落处，母亲已站在门口。“老鼠把口袋全咬了！”母亲的脸色极难看。年前她出西安时，将各种粮食口袋集中到那个板柜里，结果老鼠打了一个洞，钻进去饱食仨月，繁衍了一堆子孙。“快喊猫嘛！”二婶跑到院门外，扯起嗓子喊道：“猫——猫——”猫果真就来了，是黄猫。黄猫跟着母亲，去我家了。我也快速吃毕饺子，撵了回去，就见黄猫正在道场上，逗玩那只它刚抓住的老鼠。猫吃老鼠前总要将老鼠玩弄一阵的——猫东张西望，一次次地假装身边根本不存在它方才捉住的老鼠，从而给老鼠制造出某种逃生的希望，然后又一次次地将希望毁灭掉。老鼠终于绝望了，趴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猫呢，却还不过瘾，于是再次探出爪子挑逗老鼠，并且发出一种声音，那声音分明是在说：你再逃一次嘛，求求你，再试试嘛！老鼠真的以为猫要放生了，弓起身子就跑，但是猫，却决不会让老鼠跑出一米之外——冲过去一巴掌将老鼠打蔫！

　　猫吃老鼠，一是其天性使之然，也固然是助人除害，但是那种有意延长死亡过程，从而获取最大心理满足的毛病，却是不能恭维的，更是不应该效法的。人类的某些劣种，嗜好吃活鱼，甚至猴脑，可能正是从猫的恶习中获得的灵感。

　　母亲对黄猫说：“不要玩了，老鼠还多哩！”黄猫这才听话，两口吞了老鼠，三步蹿进门里，少顷，又叼出一只……

　　母亲一直守着柜子，猫来了就掀起柜盖，说：“快进去，猫！猫，快进去！”猫就翻进柜里，柜盖同时落下。猫逮住老鼠后，叫唤不成了，便跳起来拿脑袋顶撞柜盖。一顶撞，母亲就揭了柜盖——“嗖”的一道黄光，猫蹦出来。

　　黄猫一共抓了五只老鼠。我奇怪的是，老鼠如何进板柜的，为什么不再出来呢？噢，它进去时身体小，吃了三个月后，长大了，发福了，不能从原来的小洞撤出了。

　　黄猫抓了五只，吃了四只，剩下一只停尸劈柴旁。它前后跟着母亲，“喵”个不停。母亲说：“喊啥嘛，没有老鼠了吗？”我觉得母亲误解了黄猫的意思——它是在讨赏呢。母亲说不可能，因为它肚里已经填了四只老鼠呀。我说肯定是讨赏，要不干吗剩一只老鼠呢？母亲将信将疑地找出几块饼干，黄猫果真高兴地吃了，还边吃边唱呢。

　　这时，二婶来了，身后还跟着白猫。可是没有了老鼠，二婶就数落白猫：“你看看你，整天就爱个游山玩水，该你出力的时候你却不见了！”领白猫走到那只死老鼠跟前，它只闻了一下，就毫无兴趣地走开了。看样子，它有点洁癖。

　　白猫总是让着黄猫，大概是个“窝囊人”。母亲说不对，白猫逮老鼠，那才叫厉害呢，要抵好几只黄猫呢。二婶说：“白猫有四个特点，一是吃饭，二是抓老鼠，三是让人（黄猫），四是爱到草坡上、树林里胡逛达。黄猫自私，又爱管闲事，青蛙也抓，黄鳝也逮，去年还咬死一只啄木鸟。白猫从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两只猫坐在我的左右，陪着我晒太阳。我笑了。

　　白猫还有不少长处：食谱规范，不吃杂肉；先人后己，君子风范；爱怜异性，风流温存；寄情山水，显而能隐。善哉白猫！

　　收拾了耗子，我也晒饱了太阳，便回到房间，开始写作。写了几百字，发觉屋里很安静，母亲干吗去了？起身出门，见她正在地畔挖洋芋，准确地说，是将窖在地里的土豆种子刨出来，一筐一筐地往家里提——准备种土豆。“窖”字，此处作动词用，就是“埋”的意思。在我的老家，“埋”字不能乱用，它是特指对人或其他动物尸体的安葬。除此不能用，用了就是骂人、咒人，恶意的，不吉祥的。

　　深秋霜降来临了，就要给地里挖个矩形坑，将土豆、红薯、萝卜等窖进去，面上盖一层玉米秸、麦草之类的东西，然后掩了土，于是就过冬了。我帮母亲往外刨洋芋，同时将洋芋生长出的一寸来长的白芽子掰掉。母亲不让我干，因为我曾告诉过她，说我的一篇文章，能换多少多少粮食。但是今天，即便我的文章能够改变世界局势，那我也不去写了，因为我觉得土地的意义至高无上。

　　母亲的这一小块土地，不足二分。但是在她眼里，那是比她的幺儿——如果她有幺儿的话——还亲爱的。在西安，她天天念叨着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的产值，不及我送她一趟的路费。可是一生节俭的母亲，压根儿不算这个账。

　　在这片小小的平地之外，是别人的地。我记忆里的那些地，全是稻田。插秧时节，水牛在前面耙着，男女老少跟在后面插着。到了中秋节前后，十里稻香总是勾引出所有人的口水。土地分散到各家各户后，为了提高产量，全变成了旱地。粮食不值钱了，再挖成鱼塘养鱼。鱼一多，又不值钱了，于是回填鱼塘，继续种地。

　　环目四望，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人正在那里整治着属于他们的那片土地。他们全是过了五十岁的男人（年轻人都进城卖苦力去了）。我向他们问好，招呼他们来吃烟、喝茶。他们笑着回应，但是并没有来。春种一刻值千金呐。

　　生于斯土斯地，当年是多么怨恨它呀！正因为与它不可分割，所以才导致了人的悲苦贫困。离开土地，是所有年轻人的梦。可是三十年后，这才发觉：土地是好的，世上最好的！手划伤了，捏撮土敷了，立即止血祛痛。我们享用的一切，全是土地生长出来的。掠食水产，以及海洋生物，是犯罪，是越界。

　　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下嗅嗅，一种罕见的芬芳浸入脏腑，像饮了一杯大户人家的千年陈酿。

　　在土地上挖一个小小的坑，放一粒小小的种子进去，为什么就能长出庄稼瓜果？我当然是知道的，因为科学家早就在他们的著作里详细解释了原因；但是，我后悔我有了这样的“科学知识”。这种所谓的知识，破坏了诗意，毁灭了我对于土地的宗教情怀。

　　二婶过来了，说饭好了，让母亲也一块去吃。母亲不去：“一家子都去吃，像啥话嘛。”二婶说：“你又何必再烧一回锅呢了！”我也帮着二婶邀请，母亲才勉强答应。母亲就这性格，也不管个时间与地点，始终坚持“不揩别人的油水”。

　　为了母亲，二叔二婶做了一桌素菜。二叔取出茅台，我没让开，只让温了一壶自产的苞谷酒。正喝着，忽然响起雷声。出门一看，乌云遮蔽了大半个天空，四个人慌忙起身，去收被褥。雷声，早春的雷声，舒缓，悠远，像坐在大剧院的最后一排，听那交响乐中插进的几槌鼓声。风来了，雨点随之而来。这风，这雨，似乎是由竖琴拨弄出来的。

　　雨点落在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石板上，二婶弯腰看了，说：“公雨，下不了。”“公雨”是一个圆点形，轮廓光滑，如铅笔刀旋出来的；“母雨”虽也是圆点形，但它的周边是波纹状、放射状，恰如正在开放的无名野花。

　　“公雨”嘛，果然只下了几滴，再没有了。

　　第三天

　　手机的闹铃响了，时间七点。母亲知道我今天要走，所以早就起来为我烧了开水，泡了茶。洗漱毕了，喝茶，吃馒头。馒头还是母亲从西安带回来的，切成片状，在锅里煎得黄黄的。油多，很香脆。若是母亲一人吃，断不会这么费油。

　　母亲的手关节增生，一个人在老家，和面呀，蒸馍呀都干不了，更别说饺子呀，那是吃不到嘴的。面粉主要做了拌汤吃。

　　估计司机快来了，借此时间去“祭祖”。其实就是空着手，到祖坟上看看。每次回家都如此。祖父和太奶（太祖母），母子俩长眠在二叔的房后。太奶是个瞎子，去世的那年，我也许四岁，也许五岁。那是个相当厉害的老太太，特别讲究规矩。我母亲妯娌们孝敬她，比如端饭接屎，她是不接受的，因为她不愿“越界”，不愿享受来自孙媳妇们的侍奉。一切，由我祖母承担，全然不顾及我祖母已经患了“哽食病”（食道癌）。太奶还经常训斥我的祖父，甚至把我祖父哄到跟前，拿拐杖打他。我祖父在外面深受尊重，却在家里挨打，真是个笑话。奇怪的是，祖父竟将挨打的事，当作美谈，经常说给人听，脸上也总是洋溢着微笑。

　　太奶和祖父的坟，卧在郁郁葱葱的花草间，那当然是春天的景象。花草的外围，是高大的树木。只可惜，视野被房子拦截了。太奶的坟头前，砌了水泥基座，马上要立碑。接着给祖父立。站在太奶的坟前，静默了几秒钟，跪下来，叩了三个头。再站到祖父前，又静默几秒钟，点了一支软“中华”，插进坟头的石缝，双膝下跪，深深地叩了三个响头。如果没有祖父的供给，我的大学很难念出来。无论才华，还是品德，祖父都永远是我的偶像。

　　有一次回去，二叔见我到屋后“祭祖”去了，随后就去检查现场。我到了西安，他打来电话，说我粗心大意，将点燃的香烟放在了太奶坟上。我说：“那有啥嘛，太奶会说：‘晶澈（祖父方继明，字晶澈，号朗然），你孙子把烟给了我，我又不会抽，还是你拿去抽吧！’……”二叔在电话里笑了，说我太没个大小，跟老先人都开玩笑呢。

　　我是爱开玩笑的。我越是敢在谁面前放肆，说明我越是喜爱谁。

　　车来了。二叔二婶也随车上县城。他们的长子在县上工作，买了一块地皮，二叔就挖了一些韭菜根，要带上县城，去种那块空地。

　　母亲絮叨着，嫌我空着挎包走人，嫌没有东西捎给她的媳妇和孙子，说难场啊，城里啥都有，还比乡下便宜。我说那就带几个洋芋吧，十个洋芋就够了。母亲就拣了几个洋芋，先用塑料袋装了，然后塞进我的挎包（回西安一数，母亲多装了五个土豆）。

　　车走时，下起了小雪。母亲很担忧，一再叮咛到了西安后马上报个平安。

　　车离家门数十米，绕一个小弯，让司机暂停。下来，稍稍后退，面对祖母的坟，三跪拜。祖母去世时，我八岁。十五年后，祖父去世。那年，风水先生说，祖母的坟不宜“动土”，所以，祖父没有和祖母“睡”一起。

　　祖母节俭出奇，虽然家里的陈粮应有尽有，但她总是挑选霉粮、生虫的粮先吃，还要搭上野菜。即便大年夜，揭开锅盖，虽也是大米饭，但米饭底下，却是焖的土豆、红薯。祖父祖母祖籍湖北，是沿着汉江、旬河、乾佑河上来的“下河人”，所以年夜饭不吃饺子，吃饺子是在大年初一早上。也不叫饺子，叫“扁食”。通常是先熬一锅大米稀饭，稀饭快好时，再将扁食下锅。这样吃，节省。祖母去世后，这种吃法就终结了。

　　祖母治家管人，那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对我，却心疼得很。父母离异后，她对我越发地宠爱娇纵了。她经常当我面骂我的父亲“不是个东西”。那年月，“公社是朵向阳花”的日子，困苦不堪，一日三餐，几乎全是可鉴人影的玉米糊汤。大人们吃完后，祖母将锅底的一点剩饭，用铲子泥成一块煎饼状，再将灶膛里的火炭拨拉开，烘炕那么一会儿，“锅巴”就诞生了。当然比不上如今卖的那种锅巴。烘炕好了，由于锅底从来没油水，锅巴就难以揭成整块，只能用刀尖一下一下地铲，最后捏成一个疙瘩。当我饿了，或者“耍牛”（胡搅蛮缠）时，祖母便找出锅巴哄我。

　　祖母病逝前非常痛苦，因为食道癌不能进食，可以说是饿死的。她病得再重，都乐意我在她的床上玩耍。我是她的掌上明珠，她是我亲爱的祖母。我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我的作品里并没有多少“苦难”，这原因正在于：由于祖母的存在，我生命的最初部分，可以说充满了温暖与柔情。我的整个幼年里，从未遭受过叱责，更别说受谁欺凌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回去“祭祖”过，比如在清明节，在先人们的忌日。我的“祭祖”，一向是在回家看望母亲时的，一个顺便的行为。这多少有些对不起祖先。他们去世得早了，没有给我提供机会，以使我来报答他们。不过我断定，他们根本未想过索要我的报答。他们不是投资商。他们对子孙的爱，完全是一种天然的情操。

　　爱别人，包括爱自己的子孙，这本身，就是一种品格。

　　汽车在故乡的道路上颠簸着，背后的家园，在雨雪交替中渐渐朦胧。二叔二婶，在车里向我汇报着他们几个孙子回来过春节时的种种逸事，但我没有听进去。我有些恍惚，有些伤感。

　　车子上了主干道，兜里的手机一声鸟鸣，来信息了。一看：

　　我始终爱我的夫人！

　　我始终爱我的儿子！

　　我始终爱我的孙子！

　　我始终爱我的祖国！

　　（艾森豪威尔遗言）

　　当然，我此生当不了总统，也没有机会成为“一代名将”，但是，这几句话，却很吻合我眼下的心境，尽管有些八竿子打不着。

　　节选自方英文《偶为霞客》

　　作家简介

　　方英文，陕西镇安人。1958年出生，1983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笔写作，书文双美；风格峻拔，讥诮抒情。有各类作品五百万字，以三部长篇小说《落红》《后花园》《群山绝响》最具影响，不断再版与加印，奠定其文坛地位。散文亦广受读者喜爱，代表作有《种瓜得豆》《短眠》《偶为霞客》，及书法小品文《风月年少》等。有英文版小说集《太阳语》，阿拉伯文版小说集《梅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