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被文学批评耽误的“新锐”作家里，姗姗来迟的张柠教授却是势头最猛、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位。在《幻想故事集》中，他对自己过往的中短篇作品进行了深度整理，让更多的手稿“重见天日”，令人惊喜不已。

　　似乎是为了展现其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在这部小说集里，张柠非常郑重地将三部小说集的内容放到了一起。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小说非常清晰地划分出专注于“乡下故事”的“罗镇逸事”、体现“城市梦幻”的“幻想故事集”，以及讲述“女性故事”的“旷野集”这三个从题材到风格都完全不同的部分。这种类似小说拼盘的呈现方式，虽不免留下浅尝辄止的遗憾，却也让人领略到艺术多样的欣喜。

　　尽管《幻想故事集》里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不得不说，“幻想”是它们一以贯之的关键词，这也是张柠试图捕捉的核心命题，甚至构成了他最显著的文学方法。在他那里，“文学幻想”一直被置于写作的核心位置，认为这是一种能摆脱“时空经验”束缚的回忆和感官反应，同时又是能够创造性地将世界和事物想象成有机整体的高级心理活动。这便正如他在《故事的权威性及其中国形态》一文中所谈到的，“幻想家叙事”意味着用一种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之经验的“创造的权威”，来战胜“时间的权威”与“空间的权威”，而这恰恰是虚构的魅力所在。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幻想故事集》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种念兹在兹的幻想，以及它所能展开的诸种艺术功能。

　　幻想机制下的写作，自然不必亦步亦趋地追摹经验，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变形，以期获得更加典型的意义。“罗镇逸事”虽是作者穿越历史的风尘，对童年的一次深情回望，但作者执意将幻想与记忆杂糅一处，让自己的经历与故事之间形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小说看上去似乎是个人成长经历的再现，事实上，也确实包含作者的少年记忆：那些童年的玩伴、迷离的乡村世界，以及小镇上的百态人生，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比如首篇《农妇刘玉珍》中，刘玉珍的悲苦在于，她需要开的是一服“受气药”，以满足自己不断倾诉的欲望。这个乡间的劳碌命苦的女人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却还要忍受丈夫的家暴；《妇产科医生杨红》里的杨红是小镇不折不扣的另类人物，他携带的现代文明似乎与小镇的环境格格不入。而在小镇人物之外，小说更多透露的是自我的世界。比如作为小镇医生的父亲与“我”的复杂感情就凝结在记忆深处，构成了个人成长中刻骨铭心的部分。

　　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确实可以从中辨认出个人成长的印迹，但另一方面，亦如作者所言，“我”既在里面，又不在里面，这便是幻想的机制在起作用。因为记忆总是不可靠的，时间的绵延会不断冲刷岁月的刻痕，当年的人与事，总会暗淡不知所踪，需要通过幻想来重新捕捉、激活。往昔不可追，我们唯有企盼在幻想的世界里再活一次。而正是这些经由幻想而来的经验之变形，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基于此，我们不会计较《流动马戏团》里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马戏团是否真的出现了，让人感念的恰恰是小镇少年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初梦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伪自传体”，其实不是对“自传”的诋毁，而是让自传以“叙事”的形式获得更加闪亮的形象。唯有如此，“罗镇轶事”里隐藏的“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才会呈现得如此鲜明，如此动人。

　　更多的幻想其实发生在第二部分“城市梦幻”之中。这便不得不提到幻想机制发生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梦境。梦境作为“幻想家叙事”的重要策略，显然能够更加便利地超越具体时间与经验的局限。通过梦境，作者可以将故事从过于切近的现实中抽离出来，获得一种更加超然的气韵。

　　《幻想故事集》里的梦境描写极为丰富，比如安达的故事就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梦境，这些梦境里虚无缥缈的魅惑性，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小说也正是借助这些梦境，以一种类似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变形方式，不断诉说着城市欲望的寓言。作者对于描绘梦境如此着迷，以至于他最近的一部中篇小说干脆就叫《梦之书》。通过这些幻想所编织的梦境，表达的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在张柠这里，城市背景下的幻想与疗愈、写作与救赎，构成了最显著的文本关系。

　　《梦之书》里的城市被作者描述为一个价值观完全颠覆的地方。这里所谓的“灵魂相交法”与“肉体接触法”都少不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伸手掏钱法”。金钱世界的冷酷逻辑不断撕扯着共同体社会的温情面纱，而城市的快节奏则总是令人呼吸沉重。小说里，梦中的赵钱孙想要努力跟上城市的节奏和生活方式，但无法克服的摇摆感与晕眩感始终如影随形。“我多年没有发作的哮喘又发作了。有时候，我不得不放慢脚步来调整气息。只有想着老家的稻田、麦地和山水，我的呼吸才会自然而然地缓慢下来。”在此，哮喘的隐喻意义不言而喻。在另一篇小说《遗产》中，大城市人的呼吸问题再一次被郑重地提起。小说中的“我”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行事，既不愿意到乡下去，也不愿意去适应大都市急促的呼吸节奏。可事实上，“我”一直在大城市急促呼吸，在与“我”缓慢呼吸的强烈反差中哮喘。

　　在张柠这里，经由梦境之幻想所编织的极具现代主义技巧的隐喻和修辞方式，固然能够轻易制造出一种文本的深度模式，然而我们也需警惕这种梦境叙事的庸俗化所带来的问题。《梦之书》里梦境的强行拼贴多少显得有些简单。当然，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表明一种对于城市的情感态度。在作者笔下，城市固然是文明之病症的载体，但重要的也许不是发现这些病症，而是如何疗愈它。这便涉及到幻想的另外一层艺术功能：假如城市是一个需要逃离的所在，那么如何以幻想的方式为这种逃离找到一个出口？于是便有了《普仁农庄里的女人》里神秘的李雨阳。在世俗社会里“死”了一次的李雨阳，终于在纳西族妈妈的怀抱里重新“复活”，在远离城市的自然怀抱里“复活”。

　　或许在张柠的幻想之中，逃离城市的物质喧嚣与人事纷扰，便可在山水田园的自然之境中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好，让身躯重焕生机。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斩断一切世俗尘缘，将小说装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小说里的“我”，那个落魄的作家孔一梵，在自然之境的休养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李雨阳的故事里积蓄了力量之后，他终要重返北京，回到那个世俗世界去继续搏杀。这里的伦理意味在于，现代文明固然携带着种种烦忧，却也不能因为这些烦忧而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因此，小说里的普仁农庄颇有些现代文明的“飞地”的意味。这个幻想中的小天地不啻是现代人疗愈身心的场所，让物质文明的“病人”获得短暂的安顿。

　　假如幻想即疗愈，那么我们也许会追问，如何借助幻想的方式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对此，张柠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就像他在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所写到的，飞奔和跳跃的神脚镇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脚病，这或许就是“文明的病症”。人们总是会夸大这些症状，以至于就“真的成了病”。如此看来，神脚镇的病症似乎蕴含着别样的深意。小说中的“缓步舒心丹”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在快与慢、飞奔与缓步之间，究竟是堵塞还是疏导？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所谓的顺其自然，不要逆道而行，恐怕并非让人在“快”与“慢”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抉择。而是致力于某种辩证的结合，用作者的话说，将一种“快的思维”服务于“慢的理想”。这样的人生理想，虽不能至，终究令人心向往之。

　　如此看来，《幻想故事集》里幻想作为方法的不同层面便清晰可见了。作为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完美中介，幻想既是一种超越经验写作的文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制造深度模式的修辞手法，当然最重要的是，幻想也是疗愈的方式，它柔弱却坚定地指向一种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