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也无非是这样，说起师生关系，不外乎两种。首先是“打成一片”，其中又有“师道尊严”跟“忘形尔汝”之别。这属于主流。其次则比较平淡，不讲究师道尊严，也不至于忘形尔汝，主要是彼此合作，循例完成教学两面分内的任务，外在行迹因此就是不远不近，不冷不热。我与学生的关系基本属于这不占主流的第二类。

　　然而想起自己本科、研究生阶段跟“老先生”们之间，那可是颇有点恢复了师道尊严的古风与旧制的。在一些“青年教师”面前，也有些忘形尔汝的意思。等到自己留校任教，从“青年教师”到“青年老教师”再到“老教师”，不知为何却始终不能跟自己的研究生结成上述两种关系。现在的学生都不愿亲近老师了吗？显然不是。问题还在我自己这边。我与前辈、同辈交流较多，一直不大习惯跟学生们推心置腹。

　　刘新林就是我这样的学生中的一个。

　　他生于一九八八年，2006年考入江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年取得华东师大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学位。这七年其兴趣并不在学术研究，而是迷上了写作，在《山花》《小说界》《少年文艺》上有不少作品发表。大部分是回忆童年生活，形式上则模仿废名、汪曾祺、刘庆邦、王小波、卡尔维诺等。所读之书也不出这些被模仿的作家范围。专业虽是文艺学，但读起大部头理论书籍常感力不从心。毕业论文受柄谷行人、苏珊·桑塔格和黄子平等影响，竟鬼使神差地写了“现当代文学”题目《疾病的隐喻与童话的疗救——晚清至“五四”儿童文学研究》。毕业后教了三年中学，最后才考上复旦的博士，跟我读起“现当代”来了。去年博士毕业。现已克服“新冠”疫情阻隔，成为扬州大学文学院的青年教师。

　　刘新林过去的“履历”，我最近才知道。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深沉”，而仍可归于我与学生相处的不冷不热。现在看来，他虽是文艺学出身，对“现当代”并不隔膜。我自己硕、博阶段专业也是文艺学美学，期间写了点评论，但真正弄起“现当代”，才发现不是科班出身还真的不行。太多东西需要补课，而且即使有补课之志，也未必能轻易奏效。但新林进入状态很快。这可能跟他曾经热衷写作有关。

　　在复旦三年半学习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汪曾祺开创当代江苏文坛风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9日版）、《废名的晚年心态与<废名小说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周克芹和他的“围城”》（《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巧干”的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场的陆文夫》（《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3期）、《陆文夫的十七年文学经验反思》（《东吴学术》2018年第5期）等论文。

　　最初一篇《雨花台下塑群英——复名后的<雨花>与江苏文坛的复兴》还是《芒种》约稿，属命题作文。新林由此练笔之作起步，厥后文章大都也与我给研究生开设的“小课”作业有关，但他自己摸索出来的集中于“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系的学术路径还是比较清楚的。毕业论文讨论“共和国第一代作家”在“新时期”及“后新时期”如何对待各自“十七年文学创作经验”，就是他这三年半辛苦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关于新林的博士论文和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是博论绪言的改写），我就不正面分析了。还是谈点题外话。说得郑重一点，就是新林个人求学道路上的两点“突破”。

　　首先他很不容易，能迅速挣脱“文艺学”和“文学创作”惯性，很快熟悉并越来越尊重（甚至喜爱）通常不太被本专业研究生所熟悉、所尊重、所喜爱的“现当代文学学科”正日益完善起来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无论针对他自己一个接一个的论题，还是“小课”布置的作业，他总是在第一手材料、文献综述以及个人思路这三方面积极准备，不轻易发言，但言必有中，同时虚心倾听我和同学们的意见，从善如流。他最大的长处是比较能听进我的话。比如我说你这个话题某某老师先行研究值得参考，他马上就去查考，并用心吃透我推荐的那些同行们的论著。遇到疑难，或者他自己深思而后有所得着，或者拿来与我和同学们交流。这时候我们的身份都发生了转换，由师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同学”了。他因此很快突破了我作为导师的狭隘格局，转益多师，在本学科诸多前沿性材料、问题和方法上真正有所“预流”。

　　这是我最感欣慰之处。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以我为桥梁，很快跨过去，去汲取其他专家学者更多更好的学术滋养（这从此处发表的两篇论文之论述过程和注释就能看出）。倘若止步在我这里，那我就难逃灾梨祸枣之罪，在他们自己则是出息不大了。

　　其次，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新林能突破自身经验，大胆触摸祖父辈一代作家的社会背景、创作生涯和心路历程及其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有些学者主张，文学批评和研究首先要认识和研究“同时代人的创作”。这有一定道理。新林也注意到与“共和国第一代作家”同辈的学者批评家们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他更敏锐地发现，这些“同时代批评与研究”也有其历史局限，所以他才不断扩展其学术视野，努力为“共和国第一代作家”架构一个更能切合文学史整体流向的论述空间。

　　我想，文学创作和研究之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在于人类心灵能冲破包括“代际”在内的种种“隔膜”，进入相互理解彼此对话的更深更广的精神天地。如果总是为一己或一代人的经验以及扯不清楚的荣辱恩怨、建筑其上的价值立场所拘囿，就不仅不能增进社会和谐与发展，反而会助推社会心理的撕裂、断裂与破裂。“新冠”期间我们感受最深的不就是带着口罩还“相吞相咬”的文明的最大悲剧吗？

　　我理解刘新林以上两点“突破”，小而言之是我们师生之谊值得记念的内容，大而言之也关乎中国学术精神之一部分的传承与发展吧。

　　我以往并没有写过专门谈学生的文章。经常在报刊杂志上读到同行们撰写的关于学生印象记或学术评价之类的文字，其中显示的师生间融融泄泄的亲密关系，坐而论道的悠闲而敬业的境界，着实令我歆羡。我也曾给学生的论著做过序言，但那属于就事论事，不在此列。

　　这篇且说说刘新林的小文，就算是破例第一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