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显得老派一些，教堂很多，街道不宽，大多数房子攒着不短的年头，看上去有点旧色。好在旧色之中，一条长河从城中穿过——不用说，它就是著名的涅瓦河。涅瓦河水面开阔，颇有气度，让整座城市亮堂了许多。

　　不坏的是，我们就下榻在离涅瓦河不远的一家三星宾馆。这里的地陪导游是一位夹带中国东北口音的胖男。胖男导游说：“你们呀得在这儿住上四宿，圣彼得堡的历史厚着呢，好玩的地方老多了。”他嘟噜着舌头送出一串景点，夏宫冬宫要塞教堂什么的，好像所报的是一份俄餐菜单。

　　按游程安排，我们第一天逛了夏宫。夏宫的殿厅和喷泉派头不小，挺让人提神的，用团里大爷大妈的话说：“别小瞧了老毛子，还真是有点家底儿。”玩到傍晚，集体吃了团餐回到宾馆，一天的奔波才收了尾。上岁数的把门一关，待在房间里准备洗洗睡了。年轻的男女还剩有体力，相互串门扯些闲话。我无伙无伴，又不知道干点什么，就下楼出了宾馆到街上走走。

　　宾馆门前是一条小街。此时夜色刚冒出来，小街上行人不多，显得有些清淡。我走了一段不觉得有趣，脚步正有些茫然，目光一拐看到了路边咖啡馆的标识。我在北京是泡吧老手，有时待在出租房里太寂寞，就拎着电脑到咖啡馆里写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现在既然在这里遇上了，我不反对自己进去坐一坐，也算是添一次俄罗斯的泡吧经历。

　　我走近咖啡馆推门进去，左右打量一下，在中间一张小桌前坐下。店厅不是很大，但两边靠墙矗着高大的檀木书柜，显出几分优雅。有点暗淡的灯光中，坐着三三两两的身影。很快一位侍应生走过来，我不会俄语，只能用蹩脚的英语要了一杯卡布奇诺。

　　等候的时间，我掏出手机巡视微信朋友圈。正潦草地看着，屏幕上跳出一个电话号码并响起铃声，我划开话筒，压低声音说话。对方是一家影视公司的文学策划，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向我打问剧本的事儿。我不高兴地敷衍几分钟，摁掉话筒。侍应生端着托盘过来，将咖啡杯子搁在桌上，又讲了几句俄语。我不明白地瞧着他，心想这哥们儿干吗这么严肃。这时旁边传来一句中国普通话：“他是让你别在这里大声说电话。”我扭头一看，竟是一位中国老男人——他坐在里侧的小桌前，似乎也是一个人一杯咖啡。我吐一下舌头，转过身冲侍应生耸耸肩，说了一声Sorry。

　　侍应生走开了。我端起咖啡杯子呷了几口，然后想到一个情况：两个中国人坐在俄罗斯的咖啡馆里，相互不搭腔，这无论如何有点奇怪吧。正这么溜着神儿，那位中国老男人走过来坐到了我的对面。他一头银发，还戴着金边眼镜，儒雅中又有点横劲儿，似乎是个爱教导别人的老头儿。我赶紧说：“刚才我以为自己小着声音的。”他盯住我说：“是来旅游的吧？”我点点头说：“出来散个心，先玩莫斯科，今天刚到这儿。”他说：“你是……写剧本的？”我又点点头说：“我小着声音还是被您听了去……中国的耳朵在哪儿都有呀。”他说：“你，知道瓦西里吗？”这句问话有些跳，我说：“是瓦西里大教堂的瓦西里吗？”他说：“不是，是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瓦西里。”我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搞影视的不知道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说：“听说过没看过，这种电影又不是必须要看的。”他说：“不同意！没看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就来圣彼得堡，你怎么读得懂这座城市？”我心里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掏出这种神逻辑。我说：“这两部电影您看过许多遍吧？”他说：“我数字不好，忘了看过多少遍啦，但我能把台词背下来，尤其是瓦西里的。”我哈了一声说：“这么说，瓦西里是电影中的牛×人物？”他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想跟你谈瓦西里……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不会让你及格毕业的！”说着他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桌子。

　　我有点丢兴，追了他一眼。我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有几张纸，上面搁着一支笔——我心里一动，看来这老头儿也有在咖啡馆里写字儿的习惯。

　　从咖啡馆回到住处，时间不算太晚。虽然有些累，我还是起了心念，从手机优酷里调出《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是莫斯科，那时苏联刚刚迁都。电影一开始，身材高大的瓦西里从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家中，见到了妻子和摇椅里的孩子。妻子抱怨说没有吃的：“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瓦西里说：“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几句话挺熟耳，算是口头语录了，原来出自这里。故事往下走，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打入敌人内部，当听到对方马上刺杀列宁时，他奋勇地从楼上窗户跳下，口中大喊一声：“瓦西里！”守在那里的瓦西里冲过去护住中弹的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让瓦西里赶紧去救列宁。情节到这儿有点意思了，属于剧情叙事中的拐点。我恍惚一下，记起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玩过一个镜头，几个青春少年高喊着“瓦西里”从高墙上跳下。嘿嘿，其源头原来也在这里。

　　看完电影已是深夜，我还想做思考状，脑子一暗很快睡去。第二天醒来有些迟，匆匆吃过早餐上了车，才知道是去参观冬宫。胖男导游先提示大家今天要备足体力，因为进门前要排很长的队，再用三四个小时走马观花。一位大叔说：“走马观花也得用三四个小时，冬宫很大吗？”胖男导游说：“冬宫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有1050个房间。”一位大妈立即表示不服：“1050个房间算什么，冬宫房间再多，有故宫那么多吗？”胖男导游呵呵笑了。我掏出手机塞上耳机，开始看《列宁在十月》。影片中列宁很忙碌，瓦西里也很忙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危险中展开。片子进行到一半时，旅游车到达冬宫广场，我们下车排队。队伍的长度的确可观，估计得排上好一阵子。我拿着手机继续看。瓦西里到工厂车间发动工人，与敌方官员周旋；列宁让瓦西里必须睡上两小时，瓦西里悄悄溜掉了；瓦西里在街上用高大身子挡住列宁，骗过敌方士兵的眼睛。影片的尾部形成高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了，之后起义人群潮水似的涌向冬宫，打开铁门冲进去。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议事厅开会，面对一拥而入的工人与士兵，他们目瞪口呆。

　　电影结束得恰是时候，因为此刻排队也接近了入口。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一直裹在人流里往前走。这儿的艺术品确实霸气，我看到了达·芬奇《戴花的圣母》、拉斐尔《没有胡须的神圣家族》、伦勃朗《达娜厄》，我还跟石像《伏尔泰》合了影。不过在眼睛忙碌的同时，我脑子里仍留存着影片的余味。我很想找到那个有着政权交替象征的议事厅，但冬宫真的太大了，晕头转向中一时不可能找到。

　　这天晚上，我又来到那家咖啡馆。我的运气不坏，中国老头儿果然坐在那儿，而且是昨晚的同一张小桌。

　　我走过去直接坐到他的对面。他没有惊讶，先瞧我一眼，又低头写完纸上的一行字，说：“什么情况？觉得这儿的咖啡不错？”我说：“我猜您今晚还在这儿，我想跟您聊聊。”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聊？”我说：“您是个怕寂寞的人，不然不会在咖啡馆里写字儿。”他说：“我怕的不是寂寞，这个理由不成立。”我说：“昨晚听了您的话，我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看完了。”他微微一愣，把笔撂在桌子上，说：“那你想跟我聊什么？瓦西里吗？”我说：“我知道我没资格谈瓦西里，所以只想听您的。”他说：“听也是一种能力，你觉得你有吗？”我说：“我至少有好奇……跟着旅游团挺无趣的，白天跑景点晚上睡大觉，我不想只是这样。”他说：“这句话及格了，和旅游团混在一起是有点傻，我就乐意一个人跑来跑去。”我说：“您看上去不像是来旅游的，您像是在旅行。”他说：“旅游和旅行有什么区别？”我说：“旅游没故事，游行有故事。”他说：“在圣彼得堡待七天了，我没有故事只有回忆。”我说：“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故事。”他说：“毕竟是写剧本的，想着的就是故事。”我说：“一个写剧本的，连瓦西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好剧本？”他松一松脸笑了：“嗯，这句话又及格了。”

　　顺着气氛，我唤来侍应生又点了两杯咖啡和一些糕点。他说：“咱们俩这么说着话，像老熟人似的，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说：“我姓吴，你叫我小吴好了。我是南方人，现在在北京漂着，是个半拉子编剧，还属于替别人打工的阶段。”他说：“好吧，你‘无’我‘有’。我姓尤，你叫我老尤好了。”我赶紧说：“我不能叫您老尤，瞧您这气度，得叫您尤老。”他说：“这话不及格，我七十还不到，叫尤老起码得八十以上。”我说：“我猜您是大学老师，还是一位不轻易让学生及格的老师。”他点点头说：“以前是大学教授，现在是退休老头儿，一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儿。”

　　新的咖啡杯子上来了。这位自称是退休老头儿的前大学教授端起杯子吹一吹气又放下来，开始了关于瓦西里的讲述。

　　……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