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籍作家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出生于温州市瓯海区泽雅庙后，卒于中国台湾台北市。享寿九十。

　　琦君周岁时，父亲潘国康病逝，四岁时母亲卓氏病逝，为伯父潘国纲（潘鉴宗）、伯母叶梦兰夫妇收养，幼居瞿溪镇潘宅大院。伯父母视同己出，聘乡贤叶巨雄，启蒙古典四书五经。琦君幼受庭训，悟识国学，犹喜文学。1929年，随伯父迁居杭州，入杭州弘道女中读书。1936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宗师夏承焘。抗战爆发后，1942年返乡受邀于永嘉中学任教。1949年5月，离大陆居台湾，任台湾高检处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诸职。同年发表散文《金盒子》，刊于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77年，因丈夫李唐基于赴美国任职，全家旅居美国新泽西州。2004年，因年迈回台北淡水乡，安度晚年，直至谢世。

　　纵观琦君一生的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童话均有成就，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并被译成美国、日本、韩国诸多文字，深受海内外读者推崇。她的文学作品，在台湾一版再版，被称为台湾“文坛恒星”。改革开放后，琦君的文学作品在大陆也成为畅销书。

　　琦君的小说以生活体悟与渊博学识、丰富的想象力，构成多维度多层次的内心世界，从而创造了具有东方人性格特质的世界。她的诗词创作借助物化审美意态，以温柔敦厚、婉约细腻的情感，表述了思人怀乡的惆怅情绪。她的文学作品犹以散文取胜，其散文以中国词学境界，表达东方人性人道之情感，蕴意瓯越文化之内涵，体现中国清雅疏淡、意味厚醇之人文精神，受海内外名流评价甚高。

　　国际文化学者夏志清赞之：

　　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

　　我真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骄傲。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夏志清谈琦君》隐地编《琦君的世界》尔雅丛书）

　　琦君一生信仰佛教，慈爱仁善，通识儒学，敦厚崇礼。然其人生苦难，幼时父母早亡、兄长病逝，青年伯父母离世，无所依托。世事幻化，漂泊他乡，流离颠沛，然心系故乡。乡愁为之心结，是以其写作天赋、文学创作皆以悲悯仁慈为怀，恋乡思亲为旨。她并以此为散文创作的主题方向。从此出发，概括琦君的散文，具有瓯越文化地域性、中国文化乡愁性、人类文化情感性的特点。

　　瓯越文化地域性

　　琦君怀乡文学作品的取材，主要来源于她少年时代生活的故乡浙江温州。琦君在家乡温州瞿溪生活过十二年，后来跟随父亲到杭州读书，中间曾回温州永嘉中学执教过一段时间。尽管琦君在家乡生活的时间只是少年时代，但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取材大都来自这段时光。

　　温州历史悠久，人文鼎盛，隶属古瓯越之地。瓯越礼制文化，充满人文意味的祭祀、礼仪、民俗，与民众起居习俗、审美思维诸方面价值观念，使琦君文学创作，感悟与思辨中，表述出温州人文化情感、生活习俗、人生价值观念诸多人文精神架构。特别是她的散文体现温州节日文化所表现人文情感符号的春节、祭祖、端午、祭社、除夕等习俗，都蕴含着温州人深层次的生息文化心理与遵循自然秩序的人文理念。

　　现代植物学家为研究植物的遗传基因，必须探寻它的基因故乡。读琦君的文学作品，使人自然会想到从她的文学作品里，寻找瓯越文化基因的奥秘。

　　一个对瓯越文化有所了解的人，读琦君的散文作品，会感到非常浓厚的文化穿透力与亲和力。琦君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填补老人至小孩子的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年龄审美的心灵空间，就在于她的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亲和力。她写童年生活的祭灶神、看社戏、拜佛，以及吃灰汤粽、杨梅、八宝酒、桂花囟等等，都是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

　　中国文化乡愁性

　　乡愁文学不是一种地域的圈定，而是一种文化的圈定，是一种在全球文化情感的同构之中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的情感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能读到历代诗人令人感怀的乡愁文化诗篇。琦君的乡愁文化情感，有着中国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意识的深刻烙印，散发着中国诗情惆怅的淡淡哀伤。琦君的文学作品不仅仅表述了她本人的一种深沉的乡愁情感，而且也表达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她那一辈人的文化乡愁。

　　由于战争和政治诸多因素影响，1949年，大批生于大陆长于大陆的人从大陆漂泊到台湾。他们离开了家乡和朝思暮想的亲人，为此，失落了精神的寄托，成为无根的浮萍，在痛苦中徘徊、彷徨。这一种乡愁，是整整半个世纪的乡愁，是几代人的乡愁。琦君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刻骨铭心的乡愁者！正是命运不幸，却幸运地使琦君的散文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乡愁性，整整影响了几代台湾的读者。

　　人类文化情感性

　　作为使用语言和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类，情感审美构成了人类的共性。人类情感有着丰富的人文性，使文艺作品产生人类审美的“共感效应”。琦君经过战争、灾难、亲人离别的种种痛苦遭遇，她的文学作品所表述的乡愁、母爱、人性、人情、人伦、人道等等，正是具有人类情感永恒主题的共性。她的文学作品也因此而引起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琦君饱经战乱之苦，漂泊之难，亲人离别之痛，她将负载着一代人的苦难和忧患，深深地隐涵心灵之中，以纯情、淳朴、善良的感情，传达真、善、美的思想，表述积极向上的人文主义精神。

　　琦君散文作品，主要题材表现为故乡、亲人师友、童年。正如她所说：

　　像树木花草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若能忘掉故乡，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

　　琦君文学创作之“根”，是指故乡、亲人师友、童年。这根既是琦君文化生命之根，也是文化情感之根。她最好的散文作品，都是维系在这条根上。离开了这条根，琦君的文学情感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这条根的文化源泉，也就来自于她生存的阳光（思想）、雨露（情感）、土壤（乡土文化）。读琦君的散文《灯景旧情怀》《粽子里的乡愁》《故乡的婚礼》《压岁钱》《小仙童》《尝新》等，有一种亲近感，使读者心灵产生协同审美感应——民俗风情在人的心灵上起到了情感共鸣的体验，达到审美体验的同感。

　　琦君深受传统美学影响，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物化”审美的意识。这种“物化”审美，来自于恩师夏承焘从小就教育她“一花一木耐温存”的潜移默化。琦君的“物化”审美，也有着地域文化特征。在她笔下的瓯柑、杨梅、白玉兰、桂花，有着温州自然季候与地域人文的特色。特别是她写雨，既写出了雨的文化情感，又写出了温州的雨的神韵。她通过这些“物化”的审美，传递着乡恋的情怀，寄寓着乡愁的情感。除此而外，琦君的“物化”审美，还体现在“乡愁在味蕾上”。她笔下的“八宝粥”“灰汤粽”“龟脚”“桂花酒”等等都有着温州味道的文化特点，带着温州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仿佛与生俱来的胎记。

　　作家按图索骥，寻找到自己情感的慰藉和满足。梦中的故乡是琦君心灵中寄托着无限思恋的精神家园。她曾在散文《乡思》写道：

　　故乡是离永嘉县城三十里的小村庄，不是名胜，没有古迹，只有合抱的青山，潺潺的溪水，与那一望无际的绿野平畴。我爱那一份平凡与寂静，更怀念在那儿度过的十四年儿时生活。

　　琦君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白话文写作最成功的女作家之一。她处于强烈的西风浸润的文化环境中，却依然坚持以中国文化精神写作。特别是她无论写散文或者小说，总是将中国古典词学的境界融入作品形式与内容。她的散文有着强烈的中国古典词学的惆怅与无奈，表达乡愁的文化情感；她的小说创作也是以词境的自然宇宙物象与心境来表达主人公的情感和故事情节。以小说《梅花的踪迹》为例，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受到外国电影《珍妮的画像》的影响。其实，小说所描述的姑娘对梅花的痴爱，深蕴着中国古典词学境界和梅花品格的文化意味。小姑娘的消失在主人公的心灵中仍然有着一种深刻追忆热恋的情怀，自然使人想起古人“花非花，雾非雾”的诗境。

　　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琦君文学创作的小说、散文、诗词所表现的丰富情感与心灵世界和自然生态的喻意，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一种词的韵味。阅读、理解、感悟琦君每一篇作品，都有着仿如读一阙词的奇妙审美感应。这正如琦君自己所说的，现代人陶醉于西方的意识流创作，其实，这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里面早已有过表现。琦君以词境来表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之外，还把词境融入白话文之中，使其语言既具有清醇淡雅、流畅自然的特色，又具有浓厚的词文语言的韵味，达到水乳交融、清淡自在的境界。这是琦君文学语言艺术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