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形的叙事结构

　　长篇小说的结构形状大致有几种：“树”形的小说，在时间流逝中细写主要人物与情节的不断生长，次要人物和事件作为枝杈为主干服务；“雾”形的小说，情节和时间线都是无序的，人物的主次、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都较为模糊；“河流”形的小说，前期多线并行，最后百川归海，不同线索之间激烈碰撞、互不相让。王松的《烟火》近似于“树”形，但又多有一种“雪”的特性。《烟火》有明确的故事主线，但在此之外的次要人物、情节却不像树的枝杈，而像是“雪花”。自然界中的每一粒雪花虽然细小，但全是完整、精巧的六角结构。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一场大雪中，这种造物的精巧数不胜数。

　　《烟火》开篇的人物介绍就有50多人，整部小说涉及到的人和事又远不止这个数字。每个人物都像雪花，在茫茫人海中显得渺小，放大看却都有自己的性格、经历、家人、朋友。这当然不是简单堆叠，种种看似细小、游离于主线之外的铺垫，都和主要人物、关键情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烟火》中，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套着无数的人，无数的“雪花”纷纷落下，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人间烟火。《烟火》是热闹、纷繁的，但更酝酿着大雪落后、苍茫大地的唏嘘感。

　　两种历史，两种时间

　　小说讲述的是蜡头儿胡同数十年的兴衰中，老天津人的喜怒哀乐与孤独落寞。以“蜡头儿胡同”为中心，向整个侯家后以及天津辐射，以主人公来子的一生串联起了形形色色近百个人物。现实中的侯家后靠近运河，是天津最古老的客运码头，侯家后在清代的繁华热闹，体现的是一种“运河经济”。而随着中国被列强入侵，海运的风头盖过漕运，侯家后渐渐由热转冷，《烟火》的主要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烟火》拥有一种很奇妙的时间感。小说的主干情节发生在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之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表面上看，以来子的成长、恋爱、立业、离世，以及街坊邻里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为刻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但几十年过去，蜡头儿胡同人们的衣食住行、思维观念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这里看似被人情冷暖、家长里短笼罩在了一个相对凝固的时空里，但仔细读来，从义和团、火烧望海楼、天津教案、天津起义到推翻清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系列“大事件”，又一一被作者安插到故事里。那种看似凝滞的“生活时间”以及人物的命运、叙述的节奏，被由各种大事形成的“历史时间”统御。

　　举例而言，1912年袁世凯发动“壬子兵变”，天津镇守使张怀芝发动手下军队洗劫侯家后，至此侯家后明显地由盛转衰。“壬子兵变”进入《烟火》，变成了尚先生等人在“狗不理”包子铺的街谈巷议，以及来子如何帮包子铺躲过乱兵洗劫，从表面上看，它的意义只是塑造了来子沉稳果断的性格特征，但是细细分析，从壬子兵变开始，看似热闹的人间烟火逐渐冷清，来子个人的恋爱悲剧、蜡头儿胡同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也都自此出现。这样的例子在《烟火》中其实还有不少，作者用一种巧妙的“降维”方式，让国家层面的“历史时间”改头换面，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生活时间”。

　　胡同里的“江湖”，平民的“史诗”

　　黑格尔认为小说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烟火》就是这种作品。《烟火》真正将时代的兴衰，还原到了市民生活的层面，用国家的战争、族群的迁徙、人神之间的纠葛来呈现时代的风貌和精神。将这些看似与普通人绝缘、实则影响深刻的事情“转译”成俚俗的语言、真实可亲的形象、家长里短的情节。

　　谈到“史诗”，则又涉及到《烟火》如何将小人物写“大”的奥秘。一般来说“史诗”总以英雄形象为主角，而《烟火》中却是做拔火罐的、刨鸡毛掸子的、打门帘的、绱鞋的、拉胶皮的……这些形象似乎和英雄相差千里。即便小说中有精通“硬气功”和“点穴”的前义和团成员刘大头、未卜先知的算命者尚先生，作者也让他们充当“绿叶”，衬托来子这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然而与此同时，高掌柜、来子、王麻秆儿、保三儿、马六儿等小业主、小手艺人、底层劳动者在侯家后的人情社会中又显得举足轻重，作者刻画出一幅在今日读者看来非常新鲜、另类的图景。

　　这当然和天津人说一不二、敢作敢当的方言风格、典型性格有关，也和故事中特殊的公共空间感有关。商业欺诈、财产纠纷、打架斗殴等行为逾越的不是法律，而是贯穿着传统“仁义”的人情关系。刨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打门帘子的马六儿们走街串巷，他们是公平的见证人、不公的干预者，最后一切事件又回到“狗不理”包子铺或福临成祥鞋帽店，被高掌柜、来子等以身作则、德高望重者裁定、解决。小人物由此获得了近似于英雄的史诗感，《烟火》中也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江湖”味道。

　　黍离之悲，笑中垂泪

　　《烟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读”，读者很容易跟着作者的叙述时而会心捧腹，时而扼腕垂泪。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思考了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

　　主人公来子是个既聪明又厚道的人，但他在少年时就被父亲抛弃，母亲病死。青年时爱人小闺女儿不辞而别，后来终于重逢，爱人却即将病亡。人到中年才与女儿相聚，几年后自己却死于日本人之手。来子懂得趋利避害，但他的一生却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以来子为中心向外辐射，老朱、老瘪、王麻秆儿、尚先生、小闺女儿以及作为“反派”的杨灯罩儿等人也都无一幸免，全部晚景凄凉。无论好人坏人，作者一视同仁，这反映的就不再是个别人物时乖运蹇、缘浅命薄，而是时间流逝让每一个人孤独、赤裸地面对死亡。

　　我相信《烟火》的章节名是有深意的。“垫话儿”“入头”“肉里噱”“瓤子”“外插花”“正底”，这是传统相声的结构方式，其中的一些环节来自评弹等曲艺形式，总之是喜剧性的。读完全书再回看目录，我感到既恍然又迷茫。原来作者是用喜剧艺术的结构讲了一个悲剧，可又为什么这么做呢？

　　举例来说，“外插花”指的是相声或评弹中胡搅蛮缠、谐音打岔一类力度较强，甚至可以脱离主线情节、人物的搞笑手段。但在《烟火》中“外插花”一章对应的内容却是杨灯罩儿、来子、尚先生的死。杨灯罩儿的死或许罪有应得，来子和尚先生的死却让人笑不出来。也许正如《烟火》中热闹的人间最孤独，喜与悲也是互现的，在自己是悲痛的事，在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茶余饭后的“故事”，两相映衬，更显出当事人的悲戚，可这就是人生的本质。

　　王松的《烟火》既有大时代的考量，也有接地气的情怀，既讲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又提供了能嵌入读者精神世界的形象，让人掩卷沉思。黍离之念不只针对集体或社会，说的更是每个人生命中的悲戚与执著，正是这无数的念头，汇聚成了人间的烟火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