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都有他自己专属的艺术故乡，比如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柏林、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高迪的巴塞罗那、米勒和卢梭的巴比松，等等。对于画家高更来说，遥远荒僻的塔希提小岛，是他艺术再生的福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塔希提岛，成了旅游胜地。是高更把他对于塔希提岛的想象、夸张、创造和重构，通过他的画作和传说，辐射到现在。一个本来并不知名的小岛，有着如此脱胎换骨乃至出神入化的变异，可以让人看到艺术叹为观止的造化与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塔希提岛，是凭高更的艺术一己之功而再造之岛，甚至可以把塔希提岛叫做高更岛。

　　在塔希提岛，高更有好几个情人，这是如今人们热衷津津乐道的。特哈玛娜是其中的一个。塔希提岛上的毛利族女人，和巴黎的贵妇、艳妇决然不同，让高更着迷而沉浸其中。他这样形容在河边洗浴的那些女人:“挺着胸脯，奶头上的两片贝壳在纱裙下竖起，像只健康的小野兽那么的灵活婀娜，身上发出动物和檀香混合的气息。‘现在好香啊!’她们说。”高更说她们是小野兽，多么好的比喻呀，野性中的性感和美感，和文明磨砺后矫饰出来的性感和美感，是多么不同。在对于艺术美学的感悟和见解方面，高更似乎更相信这些毛利女人，而不大相信巴黎沙龙里的贵妇人。

　　高更曾经为特哈玛娜画过一幅画。那是因为有一天他半夜回到家——说是家，其实只是用芦苇做成的简陋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即使和巴黎贫民窟的房子都无法相比，但是，在高更的眼里，那芦苇形同一件乐器，在柔媚的月色风声中，夜夜飒飒响动着美妙的乐曲，伴他和特哈玛娜度过一个个良宵。

　　这一天夜里，当高更推开芦苇编成的草门，一眼看见特哈玛娜赤身裸体趴在床上，歪过头来，一双眼睛如同沉沉浓郁无底的夜色，充满哀怨和恐惧望着他。他心里一惊，顿时明白了她的心思，她一定是这个样子趴在床上等他很久了，她是害怕他再不会回来了。这种担忧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她；又像风浪中颠簸的船，让她一直在动荡之中，不知哪里和何时可以拢岸。因为在塔希提岛，他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他毕竟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根并没有扎在这里。即使特哈玛娜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他自己也回避这个问题，他是否有一天会离开这里?但是，这样的担忧，一直像是夜色笼罩，天亮时夜色暂时散开，晚上到来的时候，夜色又开始铺天盖地地沉沉降落。高更明白，特哈玛娜对自己这样的凝视，在忧心忡忡中，也有一种对自己的深情和真情，在那一刻，超乎了情欲与性欲，像一条鱼跃出海面，渴望能像鸟一样飞翔至天空。高更为夜色中的特哈玛娜画的这幅油画，即如今有名的《游魂》，又叫《精灵在注视》，被称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作。

　　在这幅《游魂》中，炫目的紫色夜的背景，鲜亮的黄色的床单，古铜色浓重的特哈玛娜的裸体，脸上一双明澈的黑眼睛，股沟上一抹惊心的红，色彩对比是那样富有张力，富有感官刺激，又引人联想。那不是现实中所呈现的真正的色彩，而是高更自己的主观色彩在画布上肆意挥洒和涂抹。浓重的大色块，是特哈玛娜也是高更自己性格与心情的显示和宣泄。他愿意像这样暴风雨摇撼的粗枝斜干满地落花一样豪放张扬，而不愿意像西尔斯琐碎的点彩成型，或莫奈短暂的印象为色。这样厚厚的云层堆积而成的大色块，成了高更的标志，成为塔希提岛生命的底色，为后来者认识高更并由此开创自己，打开了沉重却新颖别致的艺术大门的一道门缝儿。

　　有一次，高更和岛上的土著一起出海捕鱼，他捕到两条金枪鱼，鱼钩插进了鱼唇。按照塔希提岛的风俗，这是自己在家里的女人出轨的征兆。果然，特哈玛娜出轨了。那天晚上，特哈玛娜向上帝祷告后，赤身裸体来到高更的面前，含着眼泪对高更说:你揍我吧，狠狠地揍我吧!

　　高更没有揍她。高更说:面对这样温存的面孔、这样美妙的身段，我想到的是一尊完美的雕像。她这样赤裸全身，好像穿着一件橘黄色的纯洁之衣，比丘的黄袈裟。

　　看完高更说的这番话，我有些卑劣地暗想，如果特哈玛娜不是裸体而是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高更的面前，会怎么样呢?高更还会如此心动，并在心里涌出这种圣洁的想法吗?在表达情感方面，塔希提岛的土著女人愿意裸体而示。高更认为，这是区别于被所谓文明驯化而更接近原始，却也是更接近古典、接近艺术真谛的一种由衷的表达。因此，在高更的眼里和画里，裸体的女人更美，更具有和这个丑陋世界对比和抗衡的想象空间和力量。

　　两年之后，高更离开了塔希提岛。这是毫无悬念的命定的别离。无论再怎么美化塔希提岛是高更的心灵与精神的故乡，是他艺术再造的天堂，那里毕竟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归宿。这一点，塔希提岛很像我们这些知青的北大荒，再如何一首首诗地抒情、一支支歌地吟唱、一部部小说地书写、一集集电视剧地演绎，再如何泪流满面地怀恋，再一列列火车地还乡，再尽心忘情地描摹，知青还是一个个如候鸟一样离开了那里。

　　高更离开塔希提岛的时候，特哈玛娜一连哭泣了好几个晚上。她知道，水阔天长，南北东西万里程，就此天各一方，一别永远。

　　两年之后，高更除了画塔希提岛，还特意写了《诺阿诺阿》这样一本传记之书。对于传记，尤其是艺术家的传记，我相信布罗茨基的论断:“传记，是现实主义的最后棱堡……也是市侩的唯一题材。”在高更的这本《诺阿诺阿》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船离开码头的时候，高更看到插在特哈玛娜耳边的那朵花落在膝盖上，枯了。这样的描写，我是越发不信的，以为只是文学惯常的修辞而已，是作家和艺术家情不自禁的惯性矫饰。哪儿会有这样巧，船刚好开的时候，情人耳边的花就恰到好处地落在她的膝盖上?如果是枯萎，早就该落了，不会专候此时。高更，还是城里人、巴黎人、欧洲人，还是脱不掉做作的文明派头——他自己所说的表情上的羞羞答答。

　　倒是高更说他拿起船上的望远镜，看到了岸上的特哈玛娜和塔希提岛的土著唱着离别忧伤的歌谣，从唇形上看，他知道他们在唱着塔希提岛古老的歌谣。那歌谣中有这样几句:

　　快快赶到那个小岛，

　　会看到我的薄情郎，

　　坐在他喜欢的那棵树下，

　　风啊，请告诉他我的忧伤……

　　我相信，这会是真的。只不过，坐在他喜欢的那棵树下的，不会是高更，而只会是特哈玛娜。无论怎么说，塔希提岛，是特哈玛娜的，不是高更的。塔希提岛，只是高更创作的一幅油画、一个童话、一个旅游地、一片他抛掷的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