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了我，还有谁记得那天晚上？二十多年后，坐在“温哥华大酒店”的包间里，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竟是这个古怪的问题。当年高一二班的“六人帮”，四个人都在这儿：我、徐丽、王凯和泽超。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城里，经常从别处听说各自的消息，偶尔还会在大街上遇见，我们四个却好多年没有聚在一起。另外两个男生则早已去了南方，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今晚，大家聚在这儿是为了欢迎从国外回来的小安。

　　我从未想过还能见到小安。他考上大学后不久，他们家也从县里搬去了市里。尽管市里离县里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但高中毕业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他今晚特地开车过来和我们相聚，初见时，我们都显得过于兴奋，甚至有点儿手足无措。餐桌上堆满了菜肴，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酒：葡萄酒、白酒、啤酒。我们点了最贵的生鱼片、酒店的特色烤乳鸽，但小安说他不吃鸽子，也不怎么去夹那些铺在冰面上的生鱼片。他只喝啤酒，让大家不要劝酒，说各自随意喝最舒服。我们都由着他。三个男人还以当年的绰号称呼彼此，但不再以绰号称呼我和徐丽了，可能出于尊重，也可能是因为生疏了。那时，在“六人帮”里，每个人都有绰号。我的绰号叫“马尾”，因为我姓马，喜欢梳高高的马尾辫。徐丽的绰号叫“鸭梨”，这和她长得水灵有关。王凯的绰号是“凯子”，泽超是我们里面年纪最大的，所以叫“大超”。后来我们认识了小安，他的名字原本叫少安，但因为比我们每个人都小一或两岁，所以我们随着大超叫他“小安”。

　　我不记得当初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大超他们几个逃课打架、抽烟打牌，入学不久就成了全年级有名的“混子”。而我和徐丽在初中时就是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县城西边的食品厂家属院。我忘了我们俩是谁先和那几个男生混熟的，然后另一个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我记得那些课前或课间休息的时间，我们六个人常常一起趴在三楼的栏杆上笑闹闲谈，俯视从楼下经过的人。大超他们有时恶作剧地往下扔粉笔头儿、吐唾沫，有好看的女生经过，他们就吹口哨、发出怪声、起哄。有时，我们在自习课偷偷溜出教室，去操场或什么地方溜达，被老师抓住后一起在教室外罚站或围着操场跑圈儿。我们的“道义”很简单，就是一人犯错、其他人都要陪同受罚……我和徐丽当然被其他品行端正的女生抛弃了。我对此无所谓，我本来也看不上那些小心眼儿、假正经的女生，觉得和男生混在一起比较酷也比较坦荡。徐丽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她初中时和一个男老师好过，在好女孩儿们的流言里，她早已不是处女，甚至还堕过胎……虽然帮里这些男生在别人眼里都是混混，但他们对自己人讲义气，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从未提起过有关徐丽的传言。

　　小安并没有加入过“六人帮”，也不是我们二班的学生，是大超介绍他和我们认识的，他俩有一点儿远亲关系。我记得在那个就像俗话所说的“命中注定”的一天，早晨下过一场小雨，天气清凉。在上午第三节和第四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里，当我们又一字排开趴在三楼栏杆上俯瞰行人时，从楼道另一边走过来一个男生，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的T恤衫。大超说：“来吧，都认识一下……”那男生和凯子他们打招呼，对我和徐丽只是礼貌地笑了下。而后他背倚着栏杆（而不是和我们一样像弯背虾似的上身悬挂在栏杆上）和其他人说话，姿势很潇洒。我记得他走了以后，我和徐丽立即开始说他的坏话。徐丽翻着白眼儿说：“傲什么傲？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但我知道，我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说他的坏话，是因为我们俩都把他记住了。后来，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小安的事以后，我们才知道，如果不是大超的关系，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和我们这种人有什么交集。他母亲是县领导，他是老师和教导主任的宠儿，他的照片一直张贴在全级前十名的好学生宣传栏里……他和我们属于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很少有记忆像关于那天上午的记忆那样清晰、历历在目。有时我任由自己沉浸在回忆里，我就能闻到那股雨后微腥的气息，感觉到站在高楼栏杆处时那股透过衣衫、沁着皮肤的凉意。而很多年来，小安在我印象里也始终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样子：穿牛仔裤和白色T恤衫的少年，头发像那个打网球的张德培——乌黑、蓬松、柔软，以那样的姿势背倚着栏杆，眼睛里含着笑意，那笑意让他显得温柔，又有点儿说不清楚的疏远。

　　和那晚一样，我坐的位置和小安之间隔着大超。大家都在热闹地说话，说着各自的生活，而我实在想不出我的生活有什么可说，可沉默又让我感到更不安。我僵硬地坐着，处于一种有点儿恍惚、焦虑的状态。我听见他在说话，感觉他那变得低沉、浊重了的声音好像自很远的地方传来，然后它穿过漫长、空空荡荡的距离，变得单薄了、轻盈了，和另一个声音交织、重叠在一起。那晚停电后，我们几个在楼顶聚会的情景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那个漆黑、溽热的夏夜的回忆和眼前灯火通明、觥筹交错的餐厅里的景象交织起来，令我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起伏，就像我上一刻还是个尖锐、无畏的少女，突然一下就跌进了惶惑、颓败的中年。

　　他说他老婆带孩子回西安娘家了，所以今晚不能来和大家见面。“她不在更好，咱们可以好好叙旧。”他轻松地说。凯子劝他吃菜。“太隆重了，其实吃点儿老家的小吃最好。”他看着满桌的菜，有点儿无奈地说。大超说：“咱们老伙计多少年不见了？必须按最高规格招待。”我看见他拍了下大超的肩膀，有点儿动情地说：“大家能坐在这儿说说话我就特别高兴了，其他都不重要。”这时，他像是突然注意到我，越过大超对我说：“你怎么样？都很好吧？”我愣了下，装作不在意地说：“都很好，除了……离婚了。”我本想拿它当一句玩笑话，结果发现其他人表情都讪讪的。我想，还是那样，在他面前，就像不知该怎么说话……他起初看起来有点儿费解，好像不明白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也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有时候离婚未必不是好事儿。”“谢谢安慰。”我干巴巴地说。徐丽插话说：“就是，犯浑的人咱就把他炒掉，说不定还能再找个小鲜肉，姐弟恋一下呢。”他这时转过头对她说：“能不能别在我们中年男人面前提‘小鲜肉’啊、‘姐弟恋’啊，有点儿伤人。”徐丽听了用手捂着嘴笑。他又看着我说：“晓静还是那么爽朗、心直口快。”“哦，改不了了，直肠子。”我调侃地说，却担心自己的脸是不是红了。“明明是优点，为什么要改呢？”他说。

　　小安的确变了不少，那都是年龄必然会给人带来的变化：男孩儿面孔的柔和曲线变成了硬朗的男人线条，表情里有了一点儿中年人的狡黠和世故，肩膀变宽了，皮肤出现了沧桑、粗粝的纹理，甚至发质也变粗硬了……他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默寡言，还爱说几句笑话。但对比起我们几个的变化，他又像是没怎么变。他转向别人说话时的某个侧面或姿势，立即就会让我想到当年的他，而他眼睛深处仍有那种散淡、温柔的笑意。

　　坐在他旁边的徐丽一直在笑，她笑时掩住嘴巴的姿势和少女时一个样儿，像古装剧里羞答忸怩的小姐。她穿着一件玫红色的V领羊绒衫儿，露出的皮肤很白皙，浓妆的脸上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两片红唇。我猜想为了保护红唇，她都没怎么吃菜。我意识到徐丽虽然还是好看，却好看得有些吃力了。如果一个女人老了，又用力涂抹打扮，反倒容易显得俗气或可怜。不过，我又有什么资格评论她呢？无论在谁看来，我的想法都有酸葡萄心理的嫌疑。当年，在“六人帮”里，我的角色是假小子，她才是纯粹的女孩儿。何况到了这样的年龄，我早已安于暗淡。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暗淡，而是那些丑陋的伤疤、色斑……幸好是冬天，毛衣的高领可以完全遮住我的脖子，我把长袖拉得盖过手背，只露出半截手指。

　　今天晚上，我是有些惶惶不安，不管出于多么荒唐的原因，我尤其不想让他看见这些伤疤和色斑。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浑浑噩噩地过了大半生的女人，一个在糊糊涂涂的恋爱和婚姻里虚掷了青春的女人，一个生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去的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见到少女时代倾心的人更让人感慨的呢？当然，我对他的感情不过是虚幻而荒唐的，可这虚幻的东西却从未从我心里消失。它就像记忆里的一个熄了灯的房间，只需要擦亮一根火柴，里面所有的东西又会一下子在亮光中浮现。相比而言，我曾以为实实在在的那些东西都改变、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就像一场混乱、纷扰的梦。

　　二

　　大超把小安介绍给我们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徐丽都没怎么见过他。他从不加入我们的栏杆聚会，只是和男生一起出去打架。如果他们在闲谈里说起他，我们俩就会假装不在意却十分用心且满足地听着。当我们一如既往地伏在栏杆上眺望，如果看到小安在楼下或从楼道另一头走过，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让人激动的意外收获。但有收获的时候毕竟很少，高一结束前的夏天的光阴似乎就在时常落空的期盼和偶尔收获的惊喜中消磨过去了。

　　暑假里的某个下午，我们又聚在百货商场三楼的台球室里。台球室里烟雾缭绕、空气污浊，男的边抽烟边打球，骂骂咧咧地围着台球案走来走去。也有三四个女生，跟我和徐丽一样，坐在靠墙摆着的一溜椅子上边观战、边叽叽喳喳地聊天。临走时，我们约定晚饭后都去凯子家。凯子的爸妈喜欢晚饭后出门打麻将，他家位于一栋家属楼里的三室一厅小单元就变成了我们的聚会地点。就在这时，大超对凯子说小安晚上也过来。“真的假的？那个很傲的人也来啊？”徐丽问。“很傲？小安一点儿也不傲啊。”大超说。我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所以什么都没说。

　　那天下午，我把衣柜里有限的几件裙子和上衣变换着各种方式搭配，反复穿上又脱下，折腾得身上汗水淋淋。最后，我出门时穿的却是一件最不起眼的圆领衫和牛仔短裤。我想，如果我平时聚会穿得很普通，今天却盛装打扮，那么其他人会立即看出来我想要取悦某个人。当我和徐丽在食品厂家属院的大门口汇合时，我发现她不仅穿了那条最好看的碎花连衣裙，脸上还扑了粉。她倒是从不掩饰自己的用意。

　　我们到凯子家的时候，除了小安，几个男生都在。徐丽有点儿狐疑，但也没问什么。我们很快加入牌局，按照老规矩，牌局不赌钱，输的人要往脸上贴纸条。徐丽坚决不干，他们嚷嚷起来：“女生就要搞特殊啊？凭什么？”我说：“鸭梨今天化妆了，你们没看到吗？贴纸条不是把人家妆弄坏了吗？真没风度。”

　　“行啦，让她臭美去吧。”凯子笑嘻嘻地说。

　　“我不贴，你也不用贴，这样公平。”徐丽对我挤挤眼。

　　“行，女的不贴，但你们总得受罚啊！不然就让赢家刮鼻子，刮三下。”大超说。

　　“这规矩不错。”其他人附和。

　　“就这么定了！谁怕谁啊？”徐丽说。

　　“我不要刮鼻子，我愿意贴纸条。”我说。

　　“真是个怪人。”徐丽不满地嘟哝。

　　没过多久小安来了，男生们招呼他的样子显得很客气。像以前一样，他和他们打招呼，只对我和徐丽笑了笑。牌局多出来一个人，小安说他先观战，就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大超旁边。打第二局的时候，房间蓦地陷入黑暗，大家在黑暗中呆若木鸡。

　　怎么回事儿？大家问着，骚动起来。

　　“妈的，又掐电了。这几天线路有问题，可能在修，前天晚上也掐断了一会儿。不过，等会儿就来了。”凯子唉声叹气地说。

　　“那怎么办？有蜡吗？”有人问。

　　“有蜡，不过屋里没吊扇热得待不下的。算了，先不打了。咱们去楼顶吧，透透风、聊聊天。”凯子说。

　　于是，我们一群人借着客厅窗户那儿透进来的一点儿光往门口摸去。按照凯子的指示，我们要从三楼上到五楼，然后再爬一段铁梯，上去五楼的平台。大家上楼时，我还在门口站着、犹豫着。因为我的眼睛近视（联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爱读书，这近视显得莫名其妙），在黑暗中几乎成了瞎子，必须用更长的时间适应铺展在我面前的各种形状，确定哪里是扶手，哪里是台阶，哪里是楼梯转角……楼道里一片漆黑，前面的人变成了一团团浓黑的影子。我想喊徐丽一声，又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我开始上楼，上得很慢，小心翼翼。快到第一个楼梯转角处，我踏空了一个台阶摔倒了。我赶紧站起来，确定没人听见我刚才发出的叫声。黑影都消失了，楼梯上是空荡荡的沉寂和漆黑，我只听到从楼的最顶端传来含糊不清的说话声。我活动了一下脚踝，确定没有扭伤，只是膝盖蹭到楼梯上，有点儿火辣辣地疼。我在四楼的第二段楼梯上摸索着往前走时，突然听到有脚步声从楼上下来，然后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我的斜上方。我吓得站住了，感觉到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

　　“你没事儿吗？”那个黑影也站住了。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儿近视，看不太清。”

　　“我以为你们都上去了。”我又说。

　　“他们都去平台上了，我发现少了一个人，所以我下来看看。你刚才是不是摔倒了？”他问。

　　“没有，就是不小心绊了一下。”我说，心想他大概听见了我的惊叫声。为了证明我没事儿，我故作轻快地往上走，险些又绊了一下，我及时扶住了墙。

　　“来吧，我帮你。”他说着走下来几步，朝我伸出手。

　　我迟疑了一下，拉住他的手。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他说。

　　我们沉默地往上爬，严严实实的黑暗里仿佛听得见各自的屏声静气。

　　似乎为了打破这种让人尴尬的寂静，他问我：“你近视多少度？”

　　“三百度吧。”

　　“那还不戴眼镜？不过比我好点儿，我三百五十度。”他轻松地说。

　　“可你也没有戴眼镜啊。”我说。

　　“我戴的眼镜你看不到。我戴隐形眼镜。”他笑了。

　　他拉着我爬到五楼，推开一扇门，进去那个有铁梯的楼梯间。从楼梯间天窗透过一点儿天空的亮光。很自然地，他松开了我的手。

　　“谢谢你。”我说。

　　“客气什么。”他说。

　　然后他问我：“你就是‘鸭梨’吗？”

　　“不是。”我说，很惊讶他甚至还没有分清我和徐丽。我告诉他说我叫马晓静，他们说的“马尾”。

　　“这外号怎么来的？”他问。

　　“因为我总是扎马尾辫儿。”我说。

　　“这些家伙真损。”他笑着说。

　　“没什么，他们都把我当男孩子，习惯了。”

　　“是吗？你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男孩子。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很好听？”

　　我怔住了，正琢磨着如何应对这个我从没遇到过的问题，他却不在意地说：“走吧，我们该上去了。”

　　我有点儿犹豫地看了看那段铁梯子。

　　“你先上，我在后面，这样你万一掉下来也不至于摔到地上。”他开玩笑说。

　　相比楼里的黑暗，平台沐浴在各种来源不明的光里，朦胧，却足以看清另一个人。空中偶尔掠过一丝风，但被白日阳光晒透的水泥地的热气往上蒸腾。他们在不远处坐成一圈。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有人嚷：“你们俩躲哪儿去了？”

　　“弄丢了一个人你们都不知道？”小安说。

　　“‘马尾’会丢？你太不了解她了，她可不需要人照顾。”大超说。

　　“嗯，我们还需要马尾罩着我们呢。”凯子打趣说。

　　我说：“我有点儿看不清楼梯，要不是小安回去接我……”

　　“静静也会迷路啊？”徐丽哈哈笑，拍着她旁边的一块地方：“快来快来！”我不知道她喊的是我还是小安。

　　“小安，快来，坐这边。”徐丽又喊起来。

　　“叫你呢。”我说。

　　“哦。”小安应了一声，过去坐在徐丽旁边。我跟过去，坐在凯子和大超中间。大家紧挨着挤坐在一张破破烂烂的蒲草席上，草席也透着温热。王凯递给小安一支烟，他很娴熟地点上抽起来。徐丽也向王凯要烟。“有没有搞错？”王凯学着广东腔说，但还是抛给她一支烟。她让小安帮她引火。她抽起来，咳嗽着、笑着。

　　“晓静也来一支吧，既然大家都抽？”小安问。

　　“行啊。”我爽快地说。

　　“女同学今天也都放开了。”王凯咧嘴笑着，给我点上了一根。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光中，裹在辛辣、呛人的烟雾中。我不得要领地抽着烟，学他们转身把烟灰弹落在身后的水泥地上，猜着这光是从哪里来的：是天空里残余的白日的光亮、星月的光还是从别处折射的灯光？徐丽兴奋得哼起歌来，肩膀和头部配合着节奏微微地左右摇摆。她和小安挨得很近，头几乎歪到他的肩膀上。当然，为了坐在这张防止我们屁股被烫伤的草席上，我们每个人都挨得很近。空气里除了烟味儿，还有汗味儿、头发里散发出的味道……这股热烘烘的混杂气味让人胃里不大舒服，同时却让人的精神有种熏醉般的松弛感。有那么一种燥热、亲昵、骚动不安的气氛，让人想张狂地飘起来，又想无力地坠下去。那是夏天夜晚才会有的气氛，温柔而又暴烈。

　　后来，大家聊起正在放映的《纵横四海》。徐丽赞叹说张国荣跳舞太帅了，如果她能和张国荣跳舞，死了也值。小安转过头问她：“你也喜欢张国荣？”“当然喜欢了，谁不喜欢他？”徐丽激动地说。接着，她说了一句让大家都有点儿惊讶的相当直接的赞美：“别说，我发现你还真有一点儿像张国荣。”

　　“胡说。”小安轻声反对，仿佛不好意思的是他。“我哪一点儿像他？”

　　“我喜欢发哥，那才叫帅，真硬汉，英雄本色！”大超喷出一口烟，傻气地宣称。

　　但徐丽不理会大超的观点，问我：“静静，你说，小安是不是有一点儿像张国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不好意思说，因为一点儿也不像。”小安笑着对徐丽说。

　　“‘不好意思’？我就从来没见过静静不好意思。”徐丽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我生气、觉得受了伤害。我想回敬她，甚至也想出了怎么回敬她，但我最终只是笑笑，什么都没有说。

　　徐丽此时看起来比平常更好看，她披散着长发的脑袋痴痴地歪着，连衣裙的宽大裙摆软塌塌垂落在席子上，纤秀的小腿和足踝从裙摆下钻出来。她整个人像是灵动起来，因为某种外力的影响，散发出异常的光彩。虽然她的扭捏作态有时令我反感，但我也时常羡慕她，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的勇敢：她勇敢地展示她女性的魅力，勇敢地表达她的喜欢……很多人会觉得我比她勇敢，只是因为我的作风像个假小子，但这并非勇敢，我连穿一条裙子、涂上口红去诱惑我喜欢的男人的勇气都没有。

　　那个夏夜聚会对我来说就像一出被分成了上下两场的戏。上半场，我有一个黑暗中的“奇遇”，而下半场里，我的奇遇化为泡沫、不留影迹。我无法不去注意徐丽和小安的举动、窃窃私语。他帮她重新燃着熄灭了的烟，在她的要求下做吐烟圈的示范动作……他看起来很快乐，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游戏中。我想，现在他能清楚地看见我是什么样子、她是什么样子，黑暗和声音的魔法消失了。

　　三

　　已经过了十点半，到了不得不散场的时间。大家走出酒店，站在外面的停车场里又一次告别。晴冷的冬夜，天空中竟然有几颗稀疏的星星。我穿着大衣、裹着围巾，仍然冻得双腿打颤。男人们都开了车过来，但凯子喝多了，车只能扔在酒店停车场，大超说由他负责送我们三个回去。在我们讨论路线时，小安说：“晓静家是住城南？我刚好经过那儿，我把她捎回去吧。”

　　事实的确是这样，他回市里一定要走南环路，那就会经过我家所在的“迎宾大道”，而大超和徐丽家都在县城的西北边，凯子家在北边，他们如果先送我回家，回去还要绕大半个城。但这顺理成章的提议却仿佛一股强劲的波浪，蕴含着幸福的所有神秘气息，一下涌上来把我淹没了。当他们仍然站在那里对小安嘱咐着什么、又是拉手臂又是拍肩膀时，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只是沉默不语地站在一边。冷冽的空气好像渗进体内更深的地方，使我的整个身体都止不住地发抖，但同时我心里的炽热让我想在寒冷里独自走上一个小时。

　　他拉开车门时，我犹豫了一下，坐进副驾驶的座位。直到我们驶出酒店的大门，他才转过头开玩笑地问：“你坐车从来不绑安全带吗？”

　　“哦，忘了。”我低头慌乱地找到安全带，把它扣上。

　　“老家的人好像都不爱绑安全带。我发现每次我爸开车，我妈坐副驾驶座，她都不系安全带。”

　　“小地方的人，没有这种意识。”我说。

　　他“嗯”了声。

　　过一会儿，他突然问：“真的，你都好吧？”

　　“你是指……挺好的。其实离了婚以后一个人过还更好些。”

　　“我不是指这个。吃饭时你好像不怎么说话。我印象中你挺爽朗、挺爱说话的。”

　　“会吗？我们一起玩儿的时间那么少。我印象中你只喜欢和大超他们去打架。”我说。

　　他笑起来：“那时候很幼稚，老怕人家觉得我是个书呆子，就跑去打架，干一些傻事。”

　　“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想那时候的事，不知道你们谁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凯子家，就是停电那次……”

　　“当然记得，我们还爬到楼顶上。”他说。

　　“简直像做梦一样。那时候才十四五岁，转眼就老了。”

　　“什么老了，”他轻描淡写地反对，然后问我：“你觉得冷吗？我把暖风开大点儿吧？”他说完去调一个按钮。

　　“我不冷，就是刚才在停车场里感觉挺冷。”

　　“是吗？我觉得你在发抖。吃饭的时候包间里很闷热，你也裹得很严实，像只松鼠。”

　　“松鼠？”我问他。

　　“嗯，松鼠。美国有很多松鼠，颜色和你的毛衣一样。”他说着，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我知道他在拿我开玩笑，我也笑了。他的话让我轻松了一些。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我们今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我对他说：“我生了场大病，差点儿死。不过现在都好了。我脖子上有伤疤，手上也长了好多斑。好多年不见了，我可不想吓着你。”

　　他听了以后没说话，脸变得很严肃。

　　“前面路口左转，就快到了。”我对他说。

　　“没想到。我只是觉得……这种事像是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他说。

　　我有点儿费解地看看他，他没有看我，盯着前面空荡荡的路。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路灯稀落，夜色里渗着寒意。

　　他似乎察觉到我的费解，又说：“以前觉得你特别直爽、开朗，我总感觉这种性格的人会过得很好。”

　　“也不算差。这不还好好地活着？”我故作轻松地说。

　　他转过头，又对我笑了一下，表情说不出是怜悯、安慰还是悲伤。

　　过后我们都不再说话，直到我看见那块熟悉的暗红色招牌。它的出现竟让我的心揪了一下，像在一片柔和的、让人伤感的寂静里，闹钟突然刺耳地响起来，提醒我们时间到！

　　“前面那个挂着‘雨润’牌子的地方停一下就行了。”我说。

　　他按照我的指点在店铺前面的路边停下车。商店当然早已经关了，广告牌上的荧光灯还亮着，一块斜斜的红光落进车里，落在我们腿上。

　　我打算下车时，他突然说：“你要是不急着睡，我请你吃夜宵吧。我刚才没吃多少东西，我感觉你也没吃什么。”

　　我惊愕地坐在座位上，但我很快猜到他为什么会临时有这么个提议。恐怕是因为在他心里，忽而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他于心不忍的可怜形象：一个受了生活打击、病了老了的女人，在他面前想要拼命遮住自己的伤疤和色斑……

　　“我不急着睡，不过，你回家会不会太晚了？”我说。

　　“你不用担心我。我习惯晚睡。而且这些天闹时差，我两点之前也睡不着。要是吃点儿东西，再和你聊聊，还可以醒醒酒，对我来说更安全。”他说出一大堆理由，尽力把这提议说成是为自己考虑，说成是他需要我陪他，而不是他愿意陪陪我。

　　“好啊，你想吃什么？”我说。

　　“什么都行，只要是热的、好吃的东西。你知道有什么吃夜宵的地方吗？”他问。

　　“这个时间餐馆肯定都关了。人民广场有宵夜，砂锅面、羊肉汤什么的，但要坐在外面……”

　　“都是我爱吃的，我也喜欢路边摊。”他似乎兴致很高地说，“不过，天这么冷，不能让你坐在外面受冻。再想想，有没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

　　于是，我们坐在车里想。

　　最后，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说：“不然到我家去吧？我昨天包的素饺子，鸡蛋、韭菜、粉条馅儿的……冻在冰箱里。我们煮点儿饺子吃？”

　　他好像想了一下，然后说：“要是方便的话……”

　　“没什么不方便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别嫌乱就行。”

　　“那怎么会？”他笑着说。

　　他停好车，我们顺着商店旁边那条黑漆漆的小胡同走去我住的那栋楼。我心里激动不已，觉得这是我今天夜里做得最惊人也最正确的事。

　　“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先适应一下黑暗。”走进门洞时，我停下来对他说。

　　“还好，不是太黑，外面的路灯光照进来一点儿。你住几楼？”

　　“三楼。”我说。

　　我们一起上楼，我在前面带路。

　　“你现在眼睛好了？”他在后面问。

　　他这个不经意的问题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很多年前那个夜晚、那个漆黑的楼道里。一切像是扑面而来，我不得不停一下，像是要听清楚某些回声，或是留住那些涌上心头的东西。

　　“我做了近视眼矫正手术。而且这是我天天走的楼梯，瞎摸着也能摸上去。”我说，说完又继续往前走去。

　　我们俩走进我的两室一厅小居室。他夸奖说它是个“干净、舒适的小窝”。我让他坐在客厅里喝茶，我去厨房煮饺子。但他很快跟进厨房里，说他待在这儿至少可以陪我聊聊天、发挥一点儿作用。和他一起待在这个狭小拥挤、不足十平米的厨房里，我突然有点儿紧张。我担心会发生什么，并不是说我觉得小安对我有任何企图，而是过去经历的一些事让我明白很多事并非在有“企图”或“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就是会发生，出于男人的本性，由于碰巧在那样暧昧的时间点、那样的空间……一个念头闪过：如果它发生，如果我喜欢、崇拜的男人想和我亲热，那难道不正是我想要的？但我立即确定并不是这样，因为它既不是我现在想要的，也肯定不会是他在任何清醒理智的时候想要的，最后反倒有把过去我们（至少是我）珍视的东西毁坏的危险。

　　不过，那只“忧虑”之手很快放开了我，就像一场预料中的雨并没有来临，黑云飘走了，雷声隐退了，天空又明朗起来。他站在一个相宜的距离之外和我说话，看起来没有任何企图，亲切而又无忧无虑。这距离既不会让我觉得他试图避开我，也不让人感觉太亲热。

　　就在我打开冰箱取出冻在里面的水饺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无意识地把毛衣袖子高高卷起来，我那双因为长期服药而长满斑点的、肿胀的手暴露无遗。我确定他已经看到了，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的手上停留了一下，但当我朝他看过去时，他已经把目光移开了，看着锅里将要沸腾的水。我想，再试图掩盖就太蠢了。我镇定地往锅里拨拉着饺子，而这时他又把目光转去别处了。

　　“你吃几个？”我问他。

　　“二十五个。”他准确地说。

　　“看来你真没吃饱。”

　　“小地方的所谓高档酒店里的东西一般都是最难吃的。”

　　我听了没说话，它多多少少也伤害到了我这个小地方人的自尊心。

　　“看见了吧？因为吃药，手上长了很多斑，像老年斑一样难看。”我说着，故意晃了晃我的手。

　　“没什么啊……就像小雀斑一样。雀斑也挺可爱的，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影响。”他扫了一眼我的手，淡淡地说。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目光独到就好了。”我笑着说。

　　饺子煮好了，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沙发前面有个茶几，就是我吃饭的地方。

　　“委屈你了。我没有餐桌，一个人吃饭不需要餐桌。”我对他说。

　　“一点儿也不委屈，这是我这几天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他冲我笑了下。

　　“我不信。你好不容易回来，肯定天天吃大餐。”

　　“没错，我想在家吃顿家常便饭都不行，每天吃的都是我们今晚吃的那种食物，其实我一点儿也没胃口了。”

　　“大家也是为了表达心意。”我说。

　　“我明白。所以，大家都不问我想吃什么，只管点最贵的。”

　　“不过，今天大家真的特别高兴。”我说。

　　“我也特别高兴，有点儿激动。”他说。接着又兴冲冲地补充道：“尤其最后还能吃上这么好吃的饺子。我很少吃素饺子，没想到素饺子也这么好吃。”

　　他看起来吃得很香。突然，他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对我说：“你真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是个特别好的人，要有自信。”

　　他语气里的某种东西让我觉得他很天真，天真得有点儿置身事外或者说不接地气。

　　我叹口气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说起来容易，你不知道在这个小地方，一个离婚的女人要经受什么，大家看你的目光都不一样。有的男人半夜喝醉了会来敲你的门、在楼下喊叫……你就算什么都不做，名声也坏了。”

　　他专注地听着，听完温和地说：“多少能想象……所以，你想再婚吗？”

　　“再婚？啊，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离婚女人的真实处境。谁会要我这个病篓子、药筐子啊？”我说着笑出声来。

　　他没有立即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难道你认为所有男人都一样吗？也许总有个人能看到……”

　　“没有人像你想得那么简单，”我轻声打断他说，“你已经不了解这里的人了，我了解。”

　　“或许吧。”他低下头说。

　　这时，他的手机在我们面前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告诉我说他们在微信群里发信问他到家了没有。

　　“你怎么说的？”他回信的时候我问他，心想他一定会撒谎。

　　他有点儿顽皮地看了我一眼，说：“什么怎么说，当然直说。我说我正在你家吃饺子呢，让他们羡慕去吧。”他说完，对着盘里剩下的几个饺子拍了张照片。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但心里很感激。而且我想到，至少这一次，徐丽会羡慕我。

　　他吃完了他的二十五个饺子。我问他：“吃饱了吗？我再去煮一些？”

　　“不用，吃得真舒服。”他说着，看了一眼手表，站起身把盘子送去厨房。

　　“我来。”我说着，跟进厨房，接过他手里的盘子，放进水槽里。

　　“我看我得走了，你也该休息了。”他说。

　　“你确定你酒醒了吗？能开车？”我问他。

　　“好多了。谢谢你。”他说。

　　他坚持不让我下楼送他，我们就在门口告别。从虚掩的门缝里透过的一条灯光朦胧地照亮了门前一小块地方和往下去的半截楼梯。整栋楼里静寂无声，我们压低声音说着告别的话。说完了，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朝我伸出一只手。我惊异地看见他眼睛里的笑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伸出我的右手，他握住了它。他的手干燥、温热。我的手冰冷、潮湿。然后他松开我的手，说“你赶快进屋去吧”就转身走了。很快，他消失在黑暗的楼梯拐角处。又过了不久，连他的脚步声也消失了。

　　我恍恍惚惚地走进屋，关上门。屋里比楼道里温暖多了。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还是有点儿无法相信这件事：小安来过这里，他刚刚和我坐在一起，就坐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拿起手机，打开那个微信群，把他发在群里的照片存下来。自他发了那张照片以后，再也没有人说什么。然后，我久久地盯着那只手——一只病人的手，我常常想要藏起来的手，手掌肿胀，手指微微变形，皮肤暗沉、长着褐色的斑块。现在它完全地伸展开，看起来似乎也没那么难看。我把脸埋在手掌中，体会那一点儿残留的感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一个温暖的东西里将要融化的感觉。他握了我的手，我知道那并不是随便的告别仪式。我又走进厨房，什么打算也没有，什么也不干，只是站在灶台的前面，看着水槽里的他用过的盘子、漆黑的窗外、对面早已熄灭了灯的黑沉沉的窗户……

　　我以为我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但还是在各种不着边际的回忆、浮想中沉沉地睡着了。后半夜，或许已经是黎明四五点钟的时候，我醒了，因为做了一个很阴沉的梦。在梦里，我梦见小安死了，我并没看见他，而是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开始赶路，路上下着大雪……这只是梦，但我想到它其实包含着某个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我再也不会见到他。我在黑暗中坐起来，刚醒时的惊惧消失了，除了那带有一丝绝望意味的凄凉感觉：我再也不会见到他。后来，我回想着正在过去的这个夜晚所发生的事，它们像颠三倒四的电影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回放。在这个冬夜和那个夏夜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联和重叠。我想到小安身上那种温柔，它大约是与生俱来的。过去，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随意地使用它。现在，他的温柔更带有一种细致、谨慎的善意。在我住的这个闭塞、粗糙的小地方，最稀有的就是温柔，生活的面貌、人的遭遇，往往是温柔的反面。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来说，男人们总显得目标明确、粗音大嗓。他们给你发那些意味猥琐的挑逗短信、低级趣味的视频……他们也会对你殷勤，但那种殷勤显得不干不净、精打细算，只要你敢把无助的手伸给他们，他们接下来就会变得放肆、要求更多，但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们一样也不会给你。小安问我是否想再婚时，我的回答大概会让他觉得粗暴、觉得我对男人充满偏见。其实，我当然想过再婚，但在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再也不想让自己的感情被可笑地滥用。那些事都不值得回忆，而且也确实没在我的回忆里留下什么，除了像橡皮擦擦去错字时抹不掉的一块淡淡的污迹。倒是他在这两个夜晚无意中给我的温柔善意，那在别人看来虚无缥缈的东西，也许最后会成了记忆里最好、最持久而稳固的东西。

　　设定三小时的空调早已停了，房间又变得阴冷。一个人睡，冬夜里总是双脚冰凉。这让我想起他问的那句话：有没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我从枕头下面摸到遥控器，重新打开空调，又躺了一会儿，确定自己不可能再睡着了。我跳下床，打着冷战跑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隙。后来，我从窗帘的缝隙里看着外面的天色逐渐透出灰白，毫无来由地感到一点儿快乐。

　　张惠雯，1978年生，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小说家，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

　　作品广泛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等国内文学期刊。曾连续两次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数次上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十大短篇小说排行榜”，并被收录于历年中国短篇、中篇小说年选选本。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