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

　　——[德]君特·格拉斯《剥洋葱》魏育青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

　　同文学一样，绘画这门艺术要告诉人们它希望表达的东西，具有使读者一下就能了解它要描述的序幕、环境、结局这样的优点。文学与音乐要让人了解其作品的整体，必须借助于记忆；而文学是最不完美、最缺乏力量的艺术。

　　——[法]高更《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

　　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我好像被一大片白云驮着，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到家乡的地面上。我决定不让人陪同，不经人诱导指引，即使这座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也想靠自己去寻找那些想去的地方。童年时的树苗不是长成大树，就是化成了土壤，小溪不是已经断流，就是已经汇入了大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只是时光的威力无法删除掉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寻到最想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一座果园，以高墙和篱笆围起来，位于沙漠中心地带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附近。在我童年的时候，里面曾经生长着为孩子们所垂涎的水果：李子、杏子、桃子、苹果梨、沙枣。我不记得是否有苹果，只记得和小伙伴们偷过李子。对，偷的是李子，有大有小，生熟和酸甜程度不一的李子。偷的时候如果跑得不快，会被守护园子的兵团知青围堵个正着，被责令交出赃物，被逼问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家长在哪儿上班。每次我们都嬉皮笑脸地撒谎，胡乱编着瞎话，他们也并不当真，知青比当地在园子里干活的老乡年轻得多，很好糊弄。果园给我们的很多美好记忆，永远与那些酸涩的李子联系在一起。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穿过果园形同虚设的大门，绕过刻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水泥照壁，进入到这个曾经魂牵梦绕的园子，小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果树勾起我的记忆，让我看不够。我遇到一队队参观和采摘的人们，向着果园的纵深处走去。远处人越来越少了，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一棵巨大的槐树跟前，大树绿阴之下围了不少人，他们像在倾听，像在议论，只见有个老人以富于磁性的声音正在慢条斯理地说着——

　　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缺少的，不是技术，不是钱，也不是环境，而是美，缺少发现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欣赏美的能力，传播美的能力。大自然本身的美，我们不单视而不见，还去糟践，我们盖的很多房子不讲美，修的很多桥太难看，城市里立了多少丑陋的雕塑啊。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回家穿的拖鞋，家里的装饰和摆设，根本不讲视觉效果，称得上顺眼的不多，更不用说美了，电视机柜、茶几、沙发，千篇一律，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我们的古人最讲究美，讲究平衡、和谐、对称，而现在则肆意蔑视和谐，毁坏美好。比方说，我们想在这棵大树下照个相，可是，旁边立着“不许触摸，文明旅游”“禁止吸烟”等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泥熊猫垃圾桶，人都没有办法站。我们过于重视口号，相信口号的魔力，完全不讲视觉上的美……

　　我起初漫不经心地听着，但这一口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很带感情和穿透力的语句，猛烈地冲撞着我已经沉睡的记忆。莫非是他？我挤进人群，看到演讲者高个头、身材匀称、花白的头发往后背着，仍然气宇轩昂，没错，是我们的马津老师！教过我们初中美术，他过去的口才我们在学校课堂上领教过。马老师等我走到他跟前时才停下来，狐疑地看着我。我用手势和表情向他示意，提醒着他，他由判断、辨识到认出我，足用了好几十秒的时间，这在微信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了。我们握手、寒暄、交谈，由拘谨而兴奋，拼命寻找着对方脸上与记忆相印证的标志。几十年飞逝而去，师生居然能在这里邂逅！显然，肤泛的寒暄远远无法满足相逢后倾诉的愿望，过于遥远的过去一旦被接通，该有多少话题啊。我俩来到果园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叙谈。

　　我：马老师，记得学校里的师生都觉得您很高傲，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平时不太爱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劲头，同学们很少背后议论您。只知道您是天津知青，您是怎么到兵团的？

　　马津：过去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人老了忘性大，但离现在越远的，我记得越清楚。我们这茬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注定要做时代的密友，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中，我们曾经理想激荡，热血沸腾，站在滔滔的大河岸边，我们不想做与世无争的旁观者，千方百计地想跳进去，战斗、搏击，不甘落后。而当时，我们能跳进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乡。

　　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底层工人家庭，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但我们家的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父亲是酱油厂的，母亲专门为火柴厂装火柴。他们算什么工人啊？厂子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机器的轰鸣，更没有钢花与吊车。在人们心目中，不管做酱油还是装火柴，都是残疾人和孤儿寡母专属，这让我感到很丢人，在人面前直不起身板抬不起头。每天傍晚父亲身上带着一股粮食发酵的味道回家，妈妈下班则拿包装回许多火柴棍、纸盒和印有图案的贴纸。我最喜欢这种叫“火花”的贴纸，不少画着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桂林山水、南京长江大桥、南湖红船、遵义、韶山冲、井冈山、宝塔山等等图案。总之，不是具体的红色纪念地，就是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人物。这些朴实的图案激发了我的美术兴趣。在我们家憋屈得转不开身的两间小房间里，挤着爸爸妈妈加我和妹妹四个人。我从小就爱独自对着妈妈带回的那些“火花”临摹，从中寻找乐趣。后来又照着各种宣传画涂抹，到街上画房子，画大楼、汽车、大桥，也学着画身边的人。家里有一把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二胡，爸爸看得很牢，我瞅他心情好就央求他教我拉一会儿，后来在少年宫零零星星学会了不少曲子。家毕竟太狭小，我更喜欢离开家，无头无脑地在肮脏的胡同里徘徊。有时候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到汽车站，向往着离开这里，到远处去。有时带着二胡，在没有人的地方拉一通。

　　1969年夏天，内蒙古建设兵团到天津招人，街道和学校里贴着的招收条件说得很清楚，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我出身工人家庭，就是岁数不够，当时满打满算14岁半，在大人眼里，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幸亏还有绘画和拉二胡的特长。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在厂子里负些小责，忙得焦头烂额，都不同意我报名。可我像着了魔似的非要报名去。有天我自己找到招工报名处苦苦哀求，办公室有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大姐看我的个头就不同意，表都没让我填。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交了一幅我画的画，还有一份“请战书”。等了几天仍没得到通知，我就拿着二胡去找他们，硬磨他们听我演奏。奏《良宵》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等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我看到他们几个人表情生动，眼睛都亮了，有人还让继续拉。那个大姐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我看就到一师一团吧，先到宣传队帮忙，你填个表，让父母签字。我回家说服爸爸，爸爸说服妈妈，我的上进显然打动了他们，虽然不舍得，总算是答应支持我去。

　　出发到内蒙古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离家前一夜，妈妈往破旧的箱子里放了这个又放那个，一个工人家庭的家当真的没多少，恨不得都放到我的箱子里。妹妹比我小三岁，瞪着眼睛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在站台上，爸爸无语的目送，周围同学们的痛哭流涕，使我百感交集，突然之间涌上心头的，除了害怕、担心，还有一些感伤，包括对自己选择的怀疑。我心里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害怕吗？你不后悔吗？但看着身边的同伴，个个与我相仿，满脸稚气，激情澎湃，我也就释然了。大家和我一样，怀着对大草原的想象或说空想，怀着对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热情坐上西去的列车。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打上时代深深的烙印，未免没有被烙伤的遗憾，受时代召唤，被时代所促动，同样未必不会被时代推个大趔趄。

　　我们先到北京，然后是坐包兰线二十多个小时的慢车，第二天快天黑了才停在我们要到的巴彦高勒站。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车站别提多小了，人的眼前就跑着骆驼、驴、马和牛羊。大家这才知道，一个团原来很分散，近的列队步行，不太远的坐马车和驴车，最远的地方坐运货的敞篷汽车。我被分到离县城中心最远一个团、最远一个连，搭敞篷货运汽车两个小时才到。毕竟年轻，这些我们都能忍。

　　我：我小时候觉得巴彦淖尔车站很大，和天津北京肯定没法比，反差太大了。对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看来，这里是太偏远了落后了。但我相信，气候、水土环境等各种天然条件的落后你们能忍，觉得最不好忍的方面是哪些呢？

　　马津：兵团让人感到最巨大的差距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前我们一直是凭着书本、电影和音乐来认识内蒙古、认识草原，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寸草难生，终日黄沙滚滚，缺住的、缺吃的、缺用的，没有书看，什么都异常匮乏。我们得从盖房子开始自己的兵团生活。挖土、和泥、脱土坯，与老乡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每日定额脱500块土坯，一般都能超额完成，三天之后我就超了700块。说我是文艺兵，起初根本没有机会排演节目，排演过的也不多。但时间一久就不行了，生活太艰苦太枯燥，我的烦躁、痛苦开始滋长，我特别思乡，想家想得经常到大沙包后面哭，很想抽烟解烦。有天我去团部买烟，小卖部柜台后面坐着个姑娘，年龄较我大一些，一开口我能听出来，说的是我们天津的普通话，她说我还是个小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怎么都不肯卖给我。过了几天我又去磨，她才勉强给我拿了一盒牡丹。一来二往，我们熟络了。她叫王世琪，天津南开区人，比我早来半年时间，脱土坯日最高纪录四千块，结果伤了腰，领导让她在小卖部帮忙。从此就有了另外一段故事，这我一会儿再讲。

　　开春之后我们的新任务是挖排干渠，人人参与大会战，手里只有镐头、铁锹和箩筐，一挖就是小半年。还有，我们平时穿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经常半夜被叫醒，背起背包就拉练，一走五六十公里。红旗、手持喇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墙上的标语，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人人争当军旗下的战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边生产边练武，边工作边学习。渐渐的，生活变为反反复复的轮回，个人思想的闲暇，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位于集体活动和普遍的号召，对家乡的思念慢慢模糊起来，“老家”，变得越来越遥远。只有一点很难变化，找配偶时，在自己的家乡同学圈子里选择居多。从根子上讲，我们是要离开这里的。

　　说到最不能忍受的，我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是那种精神亢奋与心灵贫困奇怪并列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怀着报效祖国的高昂激情，奔赴自己全然不知的荒蛮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生产、书写自己的青春，自以为精神很充实，其实蛮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心灵世界又很空虚和单调，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口号，只有“两报一刊”教给我们的那些语句和逻辑。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消灭帝修反，甘洒热血永向前”，甚至于“狠批读书做官论，树立无产阶级前途观”，等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道德、伦理、哲学、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和单一，大家判断大千世界和林林总总人性的依据、标准、尺度是单一的，我们在更为复杂多样的事物面前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更可怕，没有什么可阅读的书，连部图书室里除了领袖著作，一两本《战地新歌》，再就是《美国史》《日本史》《以色列史》《乍得史》《田中角荣传》等。电影只有几个样板戏，有次团部放映《卖花姑娘》，几个连队顶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往返跋涉五六十公里去看，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

　　我觉得，人的精神亢奋肯定会有自己的极限，很难始终维持高调状态。到第三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刚来兵团时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越来越微弱。漫天的黄沙，光秃秃的土丘，严寒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缺水少林，枯燥的劳作、训练日复一日地消解着我们的热情，理想之火越来越微弱。一种深重的幻灭，以及对自己精神单调化发育的恐惧、忧虑，不停地困扰着我。我给妈妈写信，告诉她这里一切都好，很受锻炼之类的假话，告诉她我每个月有四到五块钱的零用钱，不用担心。我给妹妹写信，则会诉说自己在吃饭、劳动、睡眠等方面遇到的烦心事，求她给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讲邻居小朋友们怎么样了。我不愿意谈这里遇到的那些糟心的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你能跳过自己，摆脱自己，逃到所谓世外桃源去。如果没有绘画和那把二胡，我怀疑自己怎么能够挨过那漫漫的长夜，使自己正正常常地活下去。我在广阔天地接受被改造，但我也拼命阻止自己正常意识和理性思考力的退化。

　　我曾在总政梅门造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梅门造带领宣传队体验生活时经过蒙古包想喝喝水歇歇脚，看见有位年轻姑娘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却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茫然。为感谢她的招待，宣传队首席姚盛昌演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和《奶茶歌》。姑娘专心倾听，被演奏深深打动，不断撩起蒙古袍擦拭热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爆发了，她走到小姚跟前，要过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熟练地拉起《梁祝》的优美旋律，一曲结束，姑娘才张口说话，向素不相识的战友们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原来，姑娘叫李小纯，家住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得过西城少年宫音乐比赛大奖，她刚到15岁就不顾父母阻拦参加了兵团，给分配到一个旧蒙古包和40只小羊羔，与另外一位女伴轮流放牧，有时一人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赶着羊群放牧，有时一人在家看门做饭。孤独面对着蒙古包、对着羊群、对着大草原，没有人说话，三四年下来，耳朵失聪，语言忘记，情感也冷漠了，这才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反应迟钝的情形。天色渐晚，宣传队一行怀着满腔的怜悯、不解、迷茫，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姑娘，重新踏上征途。待完成既定任务返回，车又一次开到李小纯姑娘的那个蒙古包跟前时，大家发现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痕迹，姑娘已不知去了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像梦境般地骤然逝去。像李小纯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兵团人里不知有多少。

　　我：是啊，您曾经所处的群体很特殊，曾经很光荣，后来又很让人同情，在兵团所承受与经受过的，肯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小时候我常见到打击罪犯游街示众，你们的同伴也经常身在其中。我看到兵团知青胸前挂着牌子被游街，心里很不好受。大人们说，这些发型、衣着独特，气质不凡的孩子们，大老远来这里难道就为了这个？有次我在县医院门口还看到游街示众队列里有一位被判刑的女知青，昂着头，面容很清秀，她像是并不胆怯，类似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很多隐情甚至冤情，又有多少苦难挫折啊，对不对？

　　马津：类似的事情一言难尽。比方，两三年工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青春的猛烈躁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苦闷又无处发泄，你说能不出事吗？到内蒙古第二年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浙江知青黄达华同时爱上了邻近村长的两个女儿，他周旋在两个姑娘之间，直到那位妹妹肚子大了，村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兵团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小黄。公安局带走小黄的那天早上，怀了孕的二姑娘挺着个大肚子来了，她拉着小黄要陪他一起走。那个撕心裂肺的场面，让我终身难忘。黄达华被游了街，判了五年刑，一辈子就算是毁了。兵团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我们有的是精力，有时候发泄与打抱不平，找茬与伸张正义是纠缠在一起的，触犯法律是经常的。不过，兵团是个大熔炉，我们队伍里不乏很有成就的人，前面说的姚盛昌后来就当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陈佩斯，也在一师生活过四年左右。其他领域有成就的还有很多。这里我们很怀念，此次是专为参加战友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的。

　　我：马老师，您和战友们将青春年华献给了兵团，即使再压抑，男女之情也是扑不灭的，您潇洒英俊，必会吸引异性，您是在兵团谈恋爱的吗？

　　马津：最初没有，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被别人当成了小毛孩子。但仅仅过了两年，我身上就萌发了一种特有的烦躁不安，每逢春夏之交浑身上下不舒服，双脚一次次移到王世琪那里，我会找理由到她那个小卖部，去看她打毛衣，与她聊天，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世琪的手很灵巧，皮肤上一点杂质都没有，白得很难形容，细腻得太美妙了。在她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借着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仔细欣赏她脖子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细细的绒毛，看到她的耳廓被照得透明、发红，像是婴儿的耳朵一样，红得那么纯粹，惹人疼爱。到了夏天，我们连队会恢复文艺节目排练，在宣传队里，我遇到了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北京姑娘，她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卢恩美，和恩美接触多了，世琪不高兴。认识之后我们三个倒是经常一起玩，世琪甚至还在给我缝被褥，帮助恩美做衣服，借给她擦手油，给她买零食什么的，但她明显不希望我与恩美交往，她的嫉妒心发作起来几天不理我。我像当年那个小黄一样，游走在这两个美好的女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怎么维持，以及怎么理清。

　　王世琪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卢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时候，我贪婪捕捉着她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她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她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她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她，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她多腻一会儿，帮她拿东西，延长她施予我的感官享受。晚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她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她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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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硕士。曾在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2014年任《文艺报》总编辑。出版有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作家出版社，2009年）、《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向道与叩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写作的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有散文、小说及译作若干。